关于西方哲学思想的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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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哲学思想的论文1
浅谈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
摘要：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西方哲学 人文思想 联系论述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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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论文2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日益密切，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间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不断涌入国内，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和思想也纷纷影响到了不同阶段的人们。随着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文化观念也开始逐渐融合，然而，在全球范围之内，大量道德滑坡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本文将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进行剖析，来对其思想道德观念中積极的部分进行学习，丰富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一、研究的意义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在学术领域，目前缺乏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因此借助于这次的研究能够来弥补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足。道德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群众受到了众多道德观念的冲击，造成其思想道德上的混乱，本文将对道德观念和非道德观念进行分析举例，探索不同道德观念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来寻求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借助于道德研究，能够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能够追究道德问题出现的根源所在，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公众逐渐加强对于道德的重视程度，在社会宣传上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道德宣传教育，在社会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二、道德观的分类
（一）理性主义道德观
顾名思义，理性主义道德观就是以人的思维理性为基础来对道德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加以规范。然而，在理性主义道德观的形成上，不同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达成相应的共识，其既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类思维所致，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默认形成的社会群体自觉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理性思维的影响，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偏向。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和总结，人类通过思考和探索来得出对于世间真理的探索，但是理性思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容易由于极度自信从而导致思想的偏差。
（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
非理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西方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观点和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在摆脱过去依靠理性思维进行主导的情况，使得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定义和规范更为的广阔，在非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体系，使其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科学。在道德领域上，非理性思想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人们开始渐渐习惯将非理性思想运用到道德观念当中。
三、道德观念的规范
对于理性道德观来说，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体现，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私心，因此道德变成为了用以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即便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不是出于一定的私心，也会出于一定的目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集体观念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不可能在社会中孤立存在的，因此，在行为活动中必须考虑到集体利益，为了满足和实现集体利益，必须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也不能够忘记集体的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抱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够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最终损害了个人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甚至会使得社会环境陷入困境，引发信任危机，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来说，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周边的利益状况，为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和谐氛围，有助于良好道德规范社会的形成。
非理性道德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人人都站在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行为活动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久而久之必将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严重损坏社会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为了社会道德的有序进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必须遵循一定的非理性道德。对于道德而言，其考验的是对于人类活动同人类自由之间的问题，对非理性道德而言其是一种能够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同自然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道德是对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具体规范，规定了在日常行为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非理性道德的发展所必须遵从的就是需要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并且要体现出事物的客观合理性。
四、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多元化的当代启示
对于道德来说，其是一种人们对于社会活动和发展的要求，是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通过彼此之间进行行为约束来构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状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环境将会混乱不堪，没有道德的约束，行为活动之间缺乏相应的准则，难以对正确与否进行定义。对道德来说，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群体能够在行为活动中获取更大的自由，不受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干扰。为了能够在和谐理想的条件下，去不断的充实满足自我，实现更深层次的理性需要，必须自觉对道德进行遵守。对于一些不良社会行为的出现，不能够让其影响到个人的思想道德观，切记对自身的道德观念造成影响，为追求自身利益来破坏社会的道德约束。
参考文献：
[1]杨升。近现代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的多维透视[D].延安大学，2016.
[2]韦鸿鹏。哲学观视野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多维透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56-57.
[3]任玉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学习意义的哲学解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5）：122-123.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3
最初接触尼采，只知道他自诩为太阳，感觉他是世界上最狂的一个人，后来通过上课和网上查找资料，感觉尼采并非是自诩为太阳，而是他病痛的身体实在一天也离不开阳光，而他的情绪，简直就依赖着阳光在支撑每一天，他的生活行程追逐着太阳在欧洲的步伐。所以他爱太阳，温暖的阳光就是他的生命。
尼采全名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德国撒克森州境内，是西方文化史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通过宣告上帝之死而摧毁了传统的精神哲学，建立起一种现世的和个体本位的生存实践哲学，并因此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大都可以在尼采那里找到渊源。他的超人学说作为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尼采心中的理想世界就是“超人”的世界。超人是上帝的征服者和虚无的战胜者。“超人”这个普遍的但不彻底的概念，意味着在虚无主义的历史中以现代方式思考人类本质，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人的超越，超人不是人，更不是一种超级人。超人也不是个体，而是个体一项活动的总称。“超人学说”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
一、尼采的超人学说的超越首先在于使人类的超越理想从天上回到大地，因而恢复了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尼采提出超人理想的直接目的是否定上帝。他是在宣布上帝之死的同时提出超人理想的。上帝和彼岸世界都是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错误。人作为肉体由于对自己和大地失望而虚构一个彼岸世界并幻想筑居于其中，但它不过是属于肉体和大地的幻想。对于尼采来说，爱超人与有人类是一回事，因为超人是人类进化的超越目标。爱人类就意味爱超人，亦即热爱人类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是对生命神圣的肯定。而且，人类因为作为一个类有了自己的超越理想而更现实地成为一个类。尼采认为诸神和上帝是民族的目的，因此，尼采提出超人这个属于人类的超越理想是为了使人更加现实地成为一个类，并作为一个类自我超越，实现大地的意义。
二、尼采的超人学说之超越性其次在于超越了统治与服从的二分法，指出了与超人理想一致的新型社会关系——创造者与创造者的联合
上帝本质上是圣化了的精神。尼采创立超人学说的目的就在于用超人这一属于现实世界的超越理想代替上帝，摧毁关于上帝的说教所支撑的统治与服从的二分法，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具有独立设计自己生存道路能力的个体诞生。
面对超人立场这一原初立场方式使个体将自己作为超越者确定下来。以超人为目标的实践必然使个体相互超越，所以，个体作为创造者的共同创造关系创造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尼采因此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我不愿意被杂在平等之说教者一起而被视为他们之一。尼采嘱告人们：“别怨恨那登在你们之上而达到了自己的高度人。”创造者这种联合中的冲突使人类个体在相互超越中走向超人，达到新的高度，在使万物更加完满的同时使自己更加完满，最终形成更美好和强壮的族类。
三、尼采超人学说之超越性还在于赋予婚姻、死亡和个体的自我超越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指出个体实现超越理想的具体道路
尼采通过赋予婚姻、死亡和个体的自我超越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而指出了走向超人的具体道路。人类的超越理想不再是人只能崇拜的对象，而是人通过生存实践向之进化的具体目标。所以，尼采在指出走向超人的道路时进一步恢复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四、尼采超人学说的主要欠缺于未能领受到超人是永恒的理想和没有正面肯定人梯的价值
尼采的超人学说在超越了先前的超越理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欠缺。这欠缺首先在于没有领受到超人是永恒的理想，而将超人当作有朝一日会诞生的实在，此实在因超越人类而成为更高级有存在者。我们曾将人定义为设计存在的存在者，并且，人作为设计存在的存在者所设计的归要结底是他的生存，因此，人总会设计出超越他的当下实在的理想存在；当此理想超越人作为类的实存时，它便会被认作超人类的。诸神、上帝、超人都是这样的理想存在。超人学说高于神话和宗教之处在于领受到了超人是大地的意义即人生存实践的目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尼采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的浪漫主义气质既使他具有理性主义者给以企及的激情和创造性，也使他的作品具有语义上的不确定性这一欠缺，并最终使他走向了相对主义。尼采是自相矛盾的，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事实。超人学说的主要欠缺都与此有因果关联。明确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评价尼采哲学有重要价值。
我深深敬佩着这个被称作狂人的哲学家，他身体瘦弱，有着一双大大的、敏感的眼睛。他选择的生活道路，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敢于尝试。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4
摘要：现代的西方哲学在前期哲学家不断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同现代科技充分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哲学风格。本文正是对于新时期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内容及特点上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从而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哲学上的借鉴。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特征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诞生了现代的西方哲学，从那开始到如今历经整整两个世纪的发展，中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哲学流派，影响较为显著的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及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以及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它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予以发展并补充，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得到了飞速地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又实现了同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同当今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哲学风格，这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崭新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的特征就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否定不实际的偶像并且能够并敢于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问题予以解答，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服务。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当前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同社会及科技的发展相适应，进而进行哲学领域的改革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对于方法论的重视
尽管当先部分哲学对于本体论也是比较注重，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对于该理论的重视程度，将本体论视作进行哲学研究时的出发点，典型代表有德国现代的哲学家海格将自己研究的哲学称作是“基本本体论”或是“本体论存在哲学”等，但是相当一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直接将自己研究的哲学独立于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之外，将哲学上探讨的物质及意识哪个为第一性的根本性问题，或是直接归咎在经验之外或是直接用其发现的诸如事实、经验等中立性要素直接将其取代；再就是他们认为回答这样的哲学问题是丝毫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他们将这样的哲学问题统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拒绝并严斥形而上学的宣传口号，并且他们普遍认为当今哲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其他不同的社会学科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也就是说哲学在其他社会学科的学习上起到了科学警察的引导作用，毕竟逻辑分析正是哲学的基本任务，因而就能够看出哲学的目的正是人们的思维更具有逻辑性，所以说哲学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成为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方法。就此而言，哲学家们对于方法论的注重和研究，并且对于哲学方法论的意蕴予以突出强调是十分可取的。毕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也随之进步，此时哲学的研究就应当同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相适应，在关注本体论研究的同时注重方法论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哲学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带给人们科学的世界观同时还能够提供正确全面的方法论。这样的现代哲学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生活予以科学的指导。
二、现代西方哲学更为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
现实性是社会最明显的特征，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的。因此，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只有现实性的问题才更有意义和价值，才更有紧迫感与吸引力。而作为一项指导性的学科，哲学要想在科学的殿堂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能同社会的现实性相结合，也就是哲学问题的探讨只有植根于社会现实并且面对、关心现实，能够解答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才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哲学通过理论的形态来反映出社会的时代特征、发展趋势及其规律。而现代西方哲学诸多的流派已经做过尝试，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来源于社会现实并且最终又能够回归现实，典型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的哲学研究，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论以及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还有哲学科学流派对于科学发展在社会影响的相关探索等，这些同社会现实生活都息息相关。尽管这些哲学理论的基础是唯心主义，并且在相关问题的探讨阐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这种对于哲学的探索精神极其可贵。哲学正是一门揭示事物本质规律，探视未知世界的一门理论性为主的学科，这种探索正是对于生活本质的执着追求，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哲学的发展同社会自然学科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现代西方哲学同自然学科在今天的结合更为紧密，更为深入，更为细致。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对于哲学探究的相关刊物上，当今自然科学家在刊物上发表的相关哲学论文竟高达百分之六十之多，并且很多的哲学家本身就是社会自然的科学家，典型代表人物如弗洛伊德，阿芬那留斯以及马赫等；像是结构主义以及科学哲学的很多哲学家他们研究的领域不仅仅包括社会科学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造诣颇深。而且他们对于哲学结果的探讨一向是哲学研究领域所注重的，能够直接从社会自然科学中汲取所需营养，因此在哲学研究上便表现为角度新颖且手段先进，在研究成果上也更为突出。尽管当前我们研究的哲学也是对于自然社科及思维知识的归纳与总结，却暴露了一大弊端就是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忽视。尽管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对于自然科学同哲学的结合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上依旧不够深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哲学家中对于自然科学所知甚少，同样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对于哲学又很少涉及；另一方面就是相关学者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结合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将其片面地理解为用自然科学知识去论证哲学，实现科学成果同哲学原理上的搭配。而哲学上的信息论则进一步证明了所谓的意识不过是人脑对于事物的反映，信息论则对于联系的普遍性予以充分论述，这些都直接证明了唯物辩证法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哲学正是依托其探索性的精神对于自然科学进行系统地概括及总结。
四、现代西方哲学其独立性较强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亦是作为一种理论及一门学科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因此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现代西方哲学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和权势。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所以同政治的关系也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作为意识形态及思想上的上层建筑，哲学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哲学就等同于政治。首先哲学也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屹立于当今科学的殿堂之中的，遵从事实，服从真理，但是并不服从于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势，否则，只能说那样的哲学仅仅是一门权术，是伪科学的。因此说哲学仅仅限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为做学术而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并不反对哲学为政治进行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一种为广大无产阶级政治进行服务的哲学，其哲学的阶级性就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需求，我们正应当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争取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服务，在此哲学正是充分发挥了其认识、改造及预测的功能。
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有必要进行科学全面地甄别及分析，而非盲目推崇，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不少的学术流派存在着辩证法及唯物主义的因素，并且在看待问题时较为深入，也提出了具有价值意义的观点，但是必须认识到现代西方哲学其核心和主导是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也不乏诸如新托马斯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反动流派，那些都是应强烈抵制的。总之，基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以上特征，相信对于我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再林。《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人文杂志》2000/04.
[2]张汝伦。《现代性与现代西方哲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
[3]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08/03.
关于西方哲学论文5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