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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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第一篇】

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对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由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工程本身情况复杂多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合同双方从维护各自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难免产生纠纷。及时分析研究这些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制定出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措施，对于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工程施工常见的合同纠纷

建筑工程质量纠纷

建筑工程建成后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要求，或达不到设计功能使用要求，是一种常见的纠纷。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必须分清责任，特别是在实行质量终身负责制之后，更要明确责任。

工期纠纷

建筑工程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限内完工并交付使用，给甲、乙双方造成经济损失，也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履行中的一种常见纠纷。

工程价款及结算纠纷

这种纠纷往往是合同造价低于工程实际造价，或由于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引起变更，承包人无法在原合同约定的价款内完成工程建设，而向发包人要求补偿，或发包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拒绝补偿而引起的纠纷；也有发包人由于资金筹措不到位，拖欠或拒付工程款而引起纠纷。工程结算纠纷包括计价方法、工程量和材料价款大幅上涨引起纠纷等。

分包引起的纠纷

某些合同签订时对于是否允许分包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承包商则利用合同漏洞，在没有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工程分包，导致甲、乙双方产生纠纷。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纠纷也是近年来施工企业遇到较多的法律纠纷，承包人将部分工序分包给第三人承担，由于分包人管理不力或技术、施工能力不足等，质量、工期等达不到分包合同的约定要求，就可能导致纠纷。特别是工程价款纠纷，是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最容易发生的纠纷。

延期付款利息纠纷

尽管有明文规定业主拖欠工程款应付延期利息，但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延期利息数额巨大之时，双方纠纷就更容易产生。比如合同约定工程决算完毕付清尾款，但因施工方迟迟不报送决算文件，或报送决算文件不齐全，或所报决算文件双方争议过大，导致决算工作无法进行，进而剩余工程款无法支付。特别是争议过大时，究竟是谁过错导致工程款支付拖延，也是是否支付延期付款利息的争议所在。

违约发生的纠纷

承包方的违约主要表现有工期违约、质量违约等。发包方主要表现在不能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未能提供施工进场的条件、中期擅改设计等导致的工程造价增加或者其他损失的，承包人最终都以工程索赔的形式加入工程结算书中，而发包人往往对有关款项不予认定，从而产

生纠纷，这种纠纷在建设工程结算纠纷中比较常见。

3引起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原因

(1)订立合同时草率，不规范，内容不完备。

合同约定的条款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这往往是引发合同纠纷的主要根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定性文件，各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起草合同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管理人员共同斟酌确定合同的内容、条款、细则，但有些建设单位重视不够，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起草，而是由某些领导直接操办，这就使合同在签订过程中就存在诸多缺陷、漏洞。

(2)甲、乙双方不严格履行合同条款。

发包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按时拨付工程款，擅自将工程肢解发包给第三方，甚至无资金建设项目，势必会引起纠纷。承包人对发包人不合法、不合理的苛刻条件和霸王条款一般不抵制或抵制无效，因怕失去承揽工程机会，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当合同价格不能保本、工期不堪重负、承包方利益不能保证时自然就形成了纠纷。

(3)施工过程管理不善。

一是开工准备不充分，“三通一平”习惯上都是由建设单位负责完成，而双方又未正式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往往是建设单位某个领导或某个施工管理人员，现场划个圈，口头表述一下要完成哪些工作内容，发生的经费也口头承诺竣工时结算，这就给竣工结算埋下了纠纷的隐患。二是设计变更普遍，随便增加面积、改变结构、改变用途，签证混乱。工程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设计变更、工程签证，若程序不合法、手续不齐全、签字不及时，引起变化的工程量就缺乏结算依据，待工程竣工结算是再补充，容易引起意见分歧。(4)引起工程质量纠纷的原因。

一是发包方的原因，如设计本身有缺陷、勘察资料与实际地质情况不符、提供的原料、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等等；二是承包方原因，如承包方管理、技术力量不足，技术方案不合理，组织措施不力等。三是因为招标过程中大多数甲方为了保证施工质量，都会提出很高的质量等级。四是发包人擅自使用未交工工程，而出现的质量纠纷。五是承包人或发包人分包工程项目，因分包项目质量达不到要求而引起整个工程质量达不到要求，也是造成质量纠纷很重要的原因。

(5)引起工期纠纷的原因。

一是发包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要求提供场地、资金、设计技术资料等，包括未能与地方政府就征地、拆迁等问题达成协议，导致不能按期开工或开工后被迫停建、缓建，不仅工期推迟，还将给承包方造成停工、窝工的经济损失。二是承包方因施工组织不力，劳力、设备不能满足工期要求而导致工期滞后。三是因招标时甲方不合理地压缩工期，施工单位为了迎合招标，被迫响应工期要求，在远低于定额工期的合同工期下施工，造成工期拖延也就不足为奇。

4施工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针对上述这些合同纠纷的表现及产生的原因，妥善处理纠纷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合同条款原则，双方均应遵守合同条款，这既能体现合同的严肃性，也支持了合同订立当初双方的共同意愿。二是重事实、重证据原则，对有些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详细，这就要求重事实、重证据，按实际发生处理。事实和证据包括：补充协议、现场签证、实物量。有文字证据的，依照文字证据处理，缺少文字证据的，以现场实测实量为准。三是坚持公开公正原则，要做到调查取证公开，双方到场，政策规定公开，处理程序、内容、结果公开，让各方心服口服。四是维护公平竞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处置合同纠纷，有利于建筑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建筑业发展。

5预防施工合同纠纷的对策

(1)加强对招投标工作的管理是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前提。

工程招标阶段，制定科学合理、详细慎密的招标文件是关键所在，首先工程造价要把握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既要保证承包人的合理利润，又不至于给发包人造成额外损失；其次是确定合理的质量目标和工期目标；再次是在议标、定标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搞权钱效易，对资格审查不合格、管理水平低下、施工质量低劣的队伍坚决排除，选择一个好的施工队伍等于事半功倍。

(2)重视施工合同签订是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基础。

施工合同是承发包双方为完成建筑安装工程，明确双方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文件，是工程竣工结算审核的核心依据。重视施工合同的签订，规范合同条款约定为整个合同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订立合同应注意：①语言表达要准确、严密、详实，才能让合同执行人充分理解合同本意，不能含糊不清，稍有偏差都会导致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任何模棱两可的文字，都有可能成为日后双方争论的焦点。②合同主要条款：承包范围、承包方式、质量要求、工期要求、计价方式、结算方式、进度款与结算审核期限、付款方式、双方权力义务、双方违约责任、设计变更与现场签证的程序和资料移交等要约定完整。③合同签订时双方应处于平等地位，合同本身应具有公平性，合同条款应遵循对等原则，严重有失公平的合同本身就是违法合同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最容易引起纠纷。

(3)认真履行合同，做好现场管理是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重中之重。

施工合同签订后，关键在于双方共同履行，出现一些与签定合同时的估计相差较大的情况，应及时签定补充合同协议，以弥补合同在本身的缺陷，同时可以补充合同的形式调整合同价款，并以补充合同价款形式作为中期进度付款结算的依据，以免追加合同价款太大难以执行。除此之外，①关于变更及签证，要明确工程变更、签证的管理程序，各个环节各负其责分别把关，相互制约。及时督促完善项目施工中的所有原始记录，要严格签证权限制和签证手续程序，及时办理现场签证。②业主对工程项目各阶段的实施应安排合理的时间，准备工作要充分，按合同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施工场地，技术资料和图纸，及时支付工程预付款和进度款。③及时掌握市场材料、设备的价格波动，材料价格市场异常波动对承发包双方都存在巨大的风险。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第二篇】

关键词：工程挂靠；法律问题；工程担保

随着建筑工程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建筑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愈来愈烈，并且建筑工程各个环节的风险以及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挂靠”、“转包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因此，积极对建设工程挂靠法律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势在必行。

一、建设工程挂靠合同效力认定

(一)双方签订挂靠协议无效

在我国《建筑法》中，明令禁止挂靠行为，并且还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但是，依旧存在一些挂靠行为，对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危害。建筑行业中挂靠行为的本质是利用建筑资质，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扰乱建筑市场，从而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影响。所以，我国《合同法》规定：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即视为无效合同。挂靠行为已经违反了建筑行业行政允许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挂靠协议属于无效协议。

(二)以被挂靠企业名义签订的合同无效

就现阶段来说，关于挂靠人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和施工企业所签订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存在较大异议，各种观点不同。挂靠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合同法》中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即视为无效的规定。另外，依据《解释》中的规定“工程承包商进行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工程项目或者资质尚浅的施工人假借资质合格的施工单位之名和他人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挂靠人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已经超越了法律对资质不能假借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二、挂靠纠纷案件处理原则和责任承担

(一)一般原则

在挂靠纠纷案件处理工作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包括：合同相对性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例外原则。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主要指的是：合同签订一方能够以合同为基础向合同签订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提讼，主要涵盖合同主体、内容、责任相对性。挂靠纠纷处理中，第三方在行使权力时也要遵守该原则，同时，该主张何挂靠人以及被挂靠企业之间纠纷处理的结果不会相互影响。所谓的利益衡量原则主要指的是：挂靠纠纷处理中，挂靠人、被挂靠单位以及第三方三者之间发生了真实的利益冲突，在利益位阶定位工作中应该将社会利益、主流价值情况、利益衡量标准等内容进行结合，将利益协调牺牲最小化作为主要目标，然后开展价值衡量；所谓的例外原则主要指的是：挂靠纠纷处理中，存在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是挂靠人自身有良好的建筑资质，并且实际承包工程和挂靠人自身资质等级吻合，此时不能认定该工程承接存在的挂靠协议无效。原因是：建筑资质是建筑安全的根本保证，挂靠人自身的建设能力、安全措施等能够承包该工程，所以，即使出现资质假借问题，也应该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另一种挂靠形式，该挂靠形式由被挂靠企业提供施工图纸以及施工管理，并且由施工单位和挂靠人直接进行工程结算，此时，挂靠人已经融入被挂靠企业的工程管理中，即使双方在交管理费方面存在挂靠协议，也应该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

(二)挂靠合同民事责任承担

挂靠人以及被挂靠单位两者间产生的挂靠合同纠纷处理中，如果已经认定挂靠协议无效；则被挂靠单位应该及时将管理费(税款除外)返回给挂靠人；挂靠人对挂靠协议所包含工程的债权债务，具有承担义务。对于已经上缴的税款，视为该挂靠工程应该缴纳的税款，并且已经证实缴纳交纳，不返还。工程项目挂靠合同纠纷处理过程中，先应该对第三方合同的相对人进行确定，如果相对人是挂靠人，则责任就应该由挂靠人承担。如果合同相对人是被挂靠单位时，被挂靠单位与挂靠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买卖、借贷合同责任承担

一般来说，买卖合同只是买卖双方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和合同以外第三人无关。如果挂靠人使用自己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合同，应该及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不能涉及到挂靠关系。如果挂靠人使用被挂靠单位或被挂靠单位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借贷合同，那么时合同双方主体是被挂靠单位业与第三人，被挂靠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

三、总结

综上所述，积极对建设工程挂靠法律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及时明确合同的责任以及义务，减少纠纷的出现，保证建筑施工工作顺利开展。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对挂靠合同进行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应的原则对挂靠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才能保证纠纷处理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应海东．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的挂靠问题［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4(25):686－687．

［2］蒋双林．建筑企业挂靠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3):223－224．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第三篇】

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业无疑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在建筑业中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作为一项专业的领域，其法律纠纷显得更加复杂和难解，尤其是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及认定。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法律规范，但面对纷繁多样的建设合同，由于立法的过急和粗糙，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认定其效力的情况。

关键词 建设工程；肢解合同；效力认定

一、建设工程纠纷中肢解发包合同的现状

（一）建设工程纠纷的调查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步伐加快、建筑业迅

猛发展，导致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

本小组成员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关注到了这个离我们似乎比较遥远的现象，并通过暑期实习询问相关法律工作人员和上网查阅相关资料等途径了解了浙江、重庆、湖北等一些地区有关建设工程纠纷的部分信息，以此希望找出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分歧较大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清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为统一司法尺度，规范我国建筑市场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长期以来，我国就存在建筑市场行为不规范问题、建筑质量问题、投资不足问题，特别是投资不足和建筑市场行为不规范问题造成大量拖欠工程款、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现象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集中反映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又以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等特点已然成为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难点。

其中，建设工程纠纷中肢解合同的效力及认定更是以其复杂的法律关系而成为难点中的重点。比如现行法律禁止转包、违法分包，但转包和违法分包仍然是我国建筑市场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经营现象。转承包人、违法分包人在经营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实施一系列的民事行为，如购买建筑材料、租赁建筑设备、委托加工等，并因此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在其债权得不到清偿时，应当以谁为被告，发包人、承包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未明确规定，因此立法的不完善使得该类案件显得更加棘手。

（二）建设工程纠纷的特点

1.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争议标的额越来越大

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争议标的额越来越大这一特点从侧面反映了建筑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突出了建设工程在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荆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的建设工程案件来说，2005年至2009年，共审理437件，其中，2006年受案107件；2007年受案125件；2008年受案159件；2009年第一季度受案46件，较2008年同期增长%。该类案件争议标的总额从2006年的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亿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投资的加大投入，加之建筑市场先天不足，后天管理不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建设工程纠纷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诉讼主体难以确定

建设工程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主要是由合同签订的主体和合同的性质决定的。建设工程合同往往涉及劳动、劳务、租赁、合伙、挂靠等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分包、转包等不同的承包方式，所以其法律关系既有民事关系，又有行政管理关系，同时反诉与本诉交叉，导致该类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此外，由于合同签订的主体众多，造成诉讼主体有时候难以确定。

3.案件专业性较强，审理周期长

专业性较强，审理周期长是建设工程案件最典型的特点。该类案件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工程质量和工程造价方面，而此类问题涉及大量财会专业术语、建筑专业术语等审判人员不甚了解的专业知识，这就决定了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的复杂。此外，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委托专门机构进行专业鉴定，这就直接决定了建设工程案件的审理周期相对于其他民事案件长。

4.调解撤诉率低，上诉、发改判率高

调解撤诉率低，上诉、发改判率高是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审理过程的显著的特点。由于纠纷原因复杂，当事人对抗性大，审理的专业性强，而周期长等特点，当事人之间很难达到调解协议，多以判决结案。据统计，荆门市两级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调解撤诉率达38%，而建设工程纠纷案件的调解撤诉率却低至15%以下 。由于目前调整建设工程领域的法律规范不完善，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加之法官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上诉上诉、发改判率。

5.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社会稳定

建设工程纠纷的发生，往往导致工程项目的无限期搁置，由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致使由该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这就直接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民生安全，工程款的拖欠最终侵害的是大量农民工的利益，劳动者追讨工资、集体诉讼、等问题的出现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案件一旦诉至法院会引起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处理的结果也决定了司法权威对公众的影响。

二、建设工程合同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形式

（一）建设工程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根据《合同法》，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主要有如下特征：第一，合同的标的物仅限于基本建设工程，即主要作为基本建设工程的各类建筑物、地下设施附属设施的建筑，以及对线路、管道、设备进行的安装建设。第二，合同的主体存在有限制。承包人只能是具有从事勘察、设计、建筑、安装资格的人。第三，建设工程合同具有较强的国家管理性。这是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的标的为不动产，工程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较大决定的。第四，建设工程合同的要式性，即法律要求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合同法》对建设工程合同的类型作了具体规定，即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二）分包

分包是指工程的承包方经发包人同意后，依法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给第三人完成的行为。

实践中，分包一般指“施工分包”，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施工分包是指建筑业企业将其所承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民包给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

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其所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

劳务作业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范，分包的适用条件如下：第一，工程分包须经过发包人的同意。发包人的同意既可以是事先在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也可以是事后取得发包人的认可。第二，被分包的工程只能是承包人、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承包的部分工作。因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第三，分包人须具备相应资质，且只能分包一次。

依据现行法律来看，分包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是合法的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第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第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第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第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三）转包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根据《合同法》，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 转包给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承包人非法转包建设工程的行为无效。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转包行为无效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是说，在我国建设工程领域，所有的转包行为都是无效的法律行为。

（四）肢解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该法同时规定，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在建设工程领域，涉及肢解的合同主要有两类，其一为肢解发包，即将本应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工程分解为若干部分；其二为转包中的肢解合同，即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 转包出去。关于这两类合同的效力后面将会进行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在建设工程领域，所涉及的专业术语主要是以上几个方面，通过对各个术语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合同需要很多的条件，比之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特殊之处也显而易见。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只要满足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法律行为符合法定形式， 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即可。而建设工程合同与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相比，其特殊之处更多地体现在法律对于其有效性的约束方面。正是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重要性及长期性等特点以及建设工程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国计民生问题，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尤其是对于无效合同行为的规定。

三、肢解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了解了建设工程合同的几种类型之后，能够明确的是：第一、分包法律行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除了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所列举的四种违法分包行为，其余的分包只要满足其适用条件，即为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第二，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于转包的规定来看，转包这种法律行为应当是无效的法律行为。第三，在肢解合同中，肢解发包行为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而转包中的肢解合同同样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法律行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违法分包、转包、肢解合同的行为随处可见。作为我国建筑市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一味地以法律明确规定为违法或者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来认定这些行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我们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当问题出现以后，如何去正确认定其行为以及如何去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违法分包和转包的第一种形式只涉及一个对象，即往往只存在一个合同，所以将其直接以无效的法律行为进行认定未尝不可，但肢解这种行为所涉及的合同往往不只一个，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所有的合同都视为无效未免过于武断。甚至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发包、转包、肢解等行为是交杂在一起的，在这种处于有效或无效的边缘地带的情况下，更不可能一概而论地认定合同无效。因此，在建设工程合同中，不能简单地以分包、转包、肢解来直接认定合同就是无效的，具体区分不同的合同行为对于正确解决建设工程纠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认识到的观念。

举个例子来说，发包方A将一项工程承包给了B，而B将主体工程转包给了C，将非主体工程转包给了D、E以及F，在这样一个涉及到了五个合同的建设工程中，如何理清法律关系，正确认定合同的效力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以此为例来分析具体的法律行为。

首先，A与B之间存在一个发包合同，只要A、B两个公司具备相应的资质，这样一个发包合同应该是合法有效的。

其次，B与C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分包合同，根据《建筑法》的规定，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根据《合同法》，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因此，B与C之间的分包应该属于违法分包中的第三种情况，即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所以，这样一个涉及工程主体的分包合同应该是无效的。

再次，B与D、E、F之间均存在不同的非主体结构的分包合同，我们细分一下，如果B与D之间的分包合同是经过了发包方A的认可的，B与E之间的合同没有经过发包方A的同意，而B与F之间的合同虽然经过了A的同意，但是F不具备相应的资质。第一，B与D之间的分包合同只要满足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在不涉及其他违法情况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是法律所允许的，B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可以在经过A同意的情况下将非主体结构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D，这是法律认可的分包合同。第二，B与E之间的分包合同未经发包方A的认可，应该属于违法分包中所列举的第二种情况，即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因此，B与E之间的分包合同应该是无效的。第三，B与F之间的分包合同虽然经过了发包方A的同意，但是由于A是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因此，应该属于违法分包中的第一种情况，即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因此，B与F之间的合同应该是无效的。第四，如果我们而复杂一样这个建设工程关系，假设在B与D合法有效的分包合同存在的前提下，D将施工中劳务作业分包给了G，那D与G之间的劳务作业分包合同是否属于再分包行为呢？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劳务作业分包合同可以是非总承包方签订的，也就是说作为承包方的D也是允许进行劳务作业分包的，因此，D与G之间的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不应该属于再分包的情况，即违法分包中的第四种：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所以只要满足G具备相应资质，且D与G之间的合同取得了A的同意，那这样一个劳务作业分包合同应该是合法有效的。

最后，从整体来看，B将建设工程发包给C、D、E、F的行为是否属于转包呢？是否属于肢解合同呢？如果该行为属于转包中的肢解行为，那么，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B所实施的肢解行为无效，那是否必然导致B与C、D、E、F之间所签订所有合同均是无效的法律行为。这样一概而论地判定合同的效力，很明显具有不合理性。因为，如果作为当事人的D如果并不知道B所为的其他法律行为，或者说假设其他的法律行为是不存在的，即B只与D签订了分包合同，而不存在C、E、F这三方当事人，B自行完成了本该由B自己进行的主体结构工程，那么B与D之间的分包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在因为存在着C、E、F这三方当事人，导致由B承包的该工程直接构成了转包中的肢解，从而导致B所为的所有法律行为无效，那作为D岂不是无效判定的很冤枉吗。因此，如果因为B所为的行为构成了肢解而直接认定其所有法律行为无效确实是不合理的，同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利益保护。

四、无效肢解合同的合理化转换

（一）法理依据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是合同法固有的理念。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合同区别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要标志，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合同法主要通过任意性规范来调整财产流转关系，大多数的合同条款都是任意性的条款，这也是合同法独有的特色。只有少量的强制性条款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而设置的。由此可见，合同是以意思自治为主，以强制规定为辅的法律行为，所以在合同法领域，尽可能地使合同有效，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同时也是提高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积累的手段。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所缔结的合同才会受到法律的强制性干预。

建设工程合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该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存在，鲜明地反映了法律对于该类合同的强制干预。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房地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我国的民生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建筑市场的行为不规范、投资不足等情况的发生，造成了豆腐渣工程的屡见不鲜、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已经严重侵害了建筑企业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在合同法这个任意性规范为主的领域内，出现了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大量强制性规定。在建设工程领域所出现的禁止性规范应该是合同法中为数不多的强制性规范最多的领域。

（二）肢解合同效力的合理化认定

通过对所举例子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形成肢解关系的情况下，对于肢解关系所涉及的各个法律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不局限于肢解无效的惯性思维。

以以上所举例子中的B和D之间的分包合同来看，揭开肢解合同这一法律关系的面纱，抛弃肢解这一表面法律关系，而直接看到B与D之间的法律行为。通过B与D之间的法律行为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不难看出B、D之间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从建设工程领域所要维护的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来看，如果承认了B与D之间的行为合法有效，不仅能够全面的保护B、D合同所涉及的所有法律主体的利益，同时，因为B、D满足正当主体资格条件，所以不会出现工程质量问题而威胁到公共安全，此外，由于B、D直接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而彼此履行其义务，不会造成因拖欠工资而侵害务工人员的合法利益问题。而B、D通过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无论出现何种纠纷均可直接依据双方的约定进行处理，这不仅减轻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负担，使法官不再纠结于合同无效所需要寻求何种救济方式，更加促进了合同秩序的稳定，使得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得以维护而不被打破。

无论是从合同法的理论角度，还是从建设工程领域的现实角度，对于肢解合同的效力认定均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一名法官，作为一名法律人，在合同效力问题的认定上，更应该使其结论具有合理性。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第四篇】

一、浙江法院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创新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但其“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的精神内核始终不变。浙江法院适应网络时代的新观念、新业态，积极探索纠纷网上多元化解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把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诉调对接工作，努力打通纠纷网上一体化多元化解的通道，即以法院为中心，联结行政、行业、市场各端，着力打造网络全互联、业务广覆盖、数据大集中、资源共享用的在线纠纷解决系统，实现“网下纠纷网上解，网上纠纷不落地”。

（一）首创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近年来，杭州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杭州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首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伴随互联网经济繁荣出现的是涉网纠纷的不断涌现和升级，并逐步进入司法领域。2015年8月，经浙江高院同意，杭州中院及三家基层法院试点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分别审理网上交易、网上支付及网上著作权纠纷和相关上诉案件。网上法庭突破目前已具有的网上立案、网上信息查询、网络庭审等初级功能，依托网络构建了一套纠纷化解的整体解决方案，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实行起诉、调解、立案（管辖异议）、举证、质证、开庭、判决、执行全流程在线。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通过诉讼化解纠纷。截至目前，已累计审理万余件。同时，整合多方力量，前置了两重纠纷化解过滤层，实现了纠纷的多元化解：第一层是电商平台“内部消化”。目前已对接淘宝、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阿里巴巴中文站等平台，凡是起诉至网上法庭的涉电商平台案件，系统首先自动导向电商平台在线纠纷处理模块，有近三成纠纷在电商平台上自行化解。第二层是调解员在线调解。网上法庭组建了以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的专职调解员和律师为成员的调解团队。目前共有专职调解员11人，兼职调解员30人，超过9000件案件进行了调解，调解成功率近三分之一。经两重过滤，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数量几近减半，大大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网上法庭发挥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极大地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诉讼便利，又方便人民法院及时进行审理，契合电子商务与司法的跨境、跨行政区划发展，有利于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批示指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是“重大创新举措，意义深远”。

（三）开通法官网上工作室。近年来，浙江法院以陈辽敏、朱学军、胡佳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法官先后开通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网上工作室，有力地推进了阳光司法，满足了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如杭州西湖法院成立了陈辽敏网上工作室，集网上立案、案件查询、网上预约开庭或调解、网上咨询、网络在线调解等功能于一体，向公众提供网站式便民诉讼服务，同时作为诉调对接的网上平台，公开招募、筛选了200多名特邀调解员组成调解团队，其中包括最美妈妈吴菊平、全国劳模孔胜东。自运行以来，总访问量超过256万人次，通过网上、电话、邮件答复1345例，呈现出点击率高、参与人多、影响面广的良好局面。2016年，西湖法院陈辽敏法官牵头承担了中央综治办的重大课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的构建”，正在依托近年来“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积极开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

（四）试行督促程序的电子化作业。长期以来，督促程序在实践中面临着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困境，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诉讼分流与司法减负功能。2015年初，西湖法院针对互联网小微金融纠纷全程在线留痕的特点，借鉴域外经验，对督促程序进行电子化作业改造，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支付令的网上申请、网上审查、网上提交证据材料、网上送达、网上询问、网上自动生成支付令等一系列流程。2015年5月25日，该院适用电子督促程序向一起借贷纠纷的借款人发出全国首个电子支付令，从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提交申请，到法院进行网上审查、网上询问、自动生成支付令并通过电子邮箱和短信发出，整个程序只用了4个多小时。督促程序电子化作业，为当事人和法官节约了时间、成本，能够经济、便捷的过滤简易纠纷，实现“共赢”。

二、当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问题和短板

浙江法院在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作出了一些初步探索，但这项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发展短板。

（一）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对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不均衡。部分法院主动适应新变化，工作积极，勇于改革，不断探索和创新纠纷多元解决平台的在线化和立体化。但也有不少法院对纠纷多元化解“在线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虽然在小范围内“触网”，却还没有大规模深度“入网”，虽然法院的硬件设备已经完成了信息化改造，但多元纠纷化解工作却止步于线下。在思维上，仍然停留在前信息时代，没有理解接纳“互联网+”背后“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的理念，相应的，就很难提供出“网络一体化”的纠纷化解思路和方案。理念的落后制约了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发展。

（二）法律规则不完善。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背景下的，适用于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易，纸对纸的记录，亲临法庭的诉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在线沟通逐渐取代纸面沟通，使得网上交易和行为具有虚拟化、无纸化特征。但是，诉讼的在线化在现行民诉法框架下解决涉网纠纷存在不少操作瓶颈和制度障碍，如地域管辖原则造成人案匹配不均衡，电子送达生效需“受送达人”同意，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不得以电子方式送达，在线发表质证意见能否在效力上等同于庭审质证，纯粹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认定时不具有独立的证明力，等等。

（三）解纷标准不统一。市场的纠纷化解平台追求的是成本和效益，解纷流程迅捷高效，结果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协商；政府职能部门化解纠纷关注社会管理方面的合规与稳定，解纷流程稍嫌复杂但具有弹性，结果相对中立且偏重公益；调解组织化解纠纷兼顾解纷效率与社会和谐，解纷流程相对灵活，结果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尤其是诉讼的判断标准则是公平公正，解纷流程繁琐严格，结果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同的解纷标准为纠纷当事人创造了选择难题。在线平台如何将这些解纷规则吸收、整合并保留其原有优势，有待深入思考和探索。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一是动力不足。目前，由于矛盾纠纷大量涌入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倒逼法院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而其他职能部门的解纷压力不大，也没有对纠纷化解工作的专门考核，使这项工作基本依靠法院自身推动，其他部门动力不足。另外，由于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到位，法院系统内部也没有将该项工作的信息化纳入工作考核目标，缺乏激励和引导。二是经费不足。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和完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平台建立的启动资金动辄上百万，后续的定期维护也花费不菲。许多地方党委、政府缺乏对在线解纷平台的重视，不能及时审批划拨项目经费，或者无法保障经费足额、及时到达，阻碍了纠纷在线化解平台的发展进程。

三、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形成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合力。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在线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也是未来发展大势所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高认识，协力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集成化、平台化、开放化，推进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和整合，比如，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综治考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涉网纠纷产生的规律和特点。

（二）与时俱进，加强立法，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网络化场景下的纠纷诉讼解决规则的滞后、不足、缺位等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如立法上通过突破地域管辖原则化解人案匹配不均衡；规定电子送达生效无须“受送达人”同意，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可以电子送达；在线发表质证意见在效力上等同于庭审质证；纯粹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认定时具有独立的证明力，等等。一旦立法变更规则扫除上述障碍，在线诉讼将随之提效升能，更好适应互联网时代诉讼电子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