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纠纷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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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合同纠纷1
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业无疑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在建筑业中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作为一项专业的领域，其法律纠纷显得更加复杂和难解，尤其是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及认定。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法律规范，但面对纷繁多样的建设合同，由于立法的过急和粗糙，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认定其效力的情况。
关键词 建设工程；肢解合同；效力认定
一、建设工程纠纷中肢解发包合同的现状
（一）建设工程纠纷的调查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步伐加快、建筑业迅
猛发展，导致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
本小组成员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关注到了这个离我们似乎比较遥远的现象，并通过暑期实习询问相关法律工作人员和上网查阅相关资料等途径了解了浙江、重庆、湖北等一些地区有关建设工程纠纷的部分信息，以此希望找出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分歧较大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清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为统一司法尺度，规范我国建筑市场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长期以来，我国就存在建筑市场行为不规范问题、建筑质量问题、投资不足问题，特别是投资不足和建筑市场行为不规范问题造成大量拖欠工程款、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现象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集中反映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又以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等特点已然成为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难点。
其中，建设工程纠纷中肢解合同的效力及认定更是以其复杂的法律关系而成为难点中的重点。比如现行法律禁止转包、违法分包，但转包和违法分包仍然是我国建筑市场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经营现象。转承包人、违法分包人在经营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实施一系列的民事行为，如购买建筑材料、租赁建筑设备、委托加工等，并因此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在其债权得不到清偿时，应当以谁为被告，发包人、承包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未明确规定，因此立法的不完善使得该类案件显得更加棘手。
（二）建设工程纠纷的特点
1.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争议标的额越来越大
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争议标的额越来越大这一特点从侧面反映了建筑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突出了建设工程在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荆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的建设工程案件来说，2005年至2009年，共审理437件，其中，2006年受案107件；2007年受案125件；2008年受案159件；2009年第一季度受案46件，较2008年同期增长%。该类案件争议标的总额从2006年的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亿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投资的加大投入，加之建筑市场先天不足，后天管理不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建设工程纠纷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诉讼主体难以确定
建设工程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主要是由合同签订的主体和合同的性质决定的。建设工程合同往往涉及劳动、劳务、租赁、合伙、挂靠等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分包、转包等不同的承包方式，所以其法律关系既有民事关系，又有行政管理关系，同时反诉与本诉交叉，导致该类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此外，由于合同签订的主体众多，造成诉讼主体有时候难以确定。
3.案件专业性较强，审理周期长
专业性较强，审理周期长是建设工程案件最典型的特点。该类案件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工程质量和工程造价方面，而此类问题涉及大量财会专业术语、建筑专业术语等审判人员不甚了解的专业知识，这就决定了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的复杂。此外，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委托专门机构进行专业鉴定，这就直接决定了建设工程案件的审理周期相对于其他民事案件长。
4.调解撤诉率低，上诉、发改判率高
调解撤诉率低，上诉、发改判率高是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审理过程的显著的特点。由于纠纷原因复杂，当事人对抗性大，审理的专业性强，而周期长等特点，当事人之间很难达到调解协议，多以判决结案。据统计，荆门市两级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调解撤诉率达38%，而建设工程纠纷案件的调解撤诉率却低至15%以下 。由于目前调整建设工程领域的法律规范不完善，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加之法官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上诉上诉、发改判率。
5.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社会稳定
建设工程纠纷的发生，往往导致工程项目的无限期搁置，由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致使由该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这就直接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民生安全，工程款的拖欠最终侵害的是大量农民工的利益，劳动者追讨工资、集体诉讼、等问题的出现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案件一旦诉至法院会引起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处理的结果也决定了司法权威对公众的影响。
二、建设工程合同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形式
（一）建设工程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根据《合同法》，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主要有如下特征：第一，合同的标的物仅限于基本建设工程，即主要作为基本建设工程的各类建筑物、地下设施附属设施的建筑，以及对线路、管道、设备进行的安装建设。第二，合同的主体存在有限制。承包人只能是具有从事勘察、设计、建筑、安装资格的人。第三，建设工程合同具有较强的国家管理性。这是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的标的为不动产，工程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较大决定的。第四，建设工程合同的要式性，即法律要求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合同法》对建设工程合同的类型作了具体规定，即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二）分包
分包是指工程的承包方经发包人同意后，依法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给第三人完成的行为。
实践中，分包一般指“施工分包”，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施工分包是指建筑业企业将其所承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民包给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
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其所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完成的活动。
劳务作业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范，分包的适用条件如下：第一，工程分包须经过发包人的同意。发包人的同意既可以是事先在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也可以是事后取得发包人的认可。第二，被分包的工程只能是承包人、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承包的部分工作。因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第三，分包人须具备相应资质，且只能分包一次。
依据现行法律来看，分包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是合法的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第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第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第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第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三）转包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根据《合同法》，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 转包给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承包人非法转包建设工程的行为无效。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转包行为无效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是说，在我国建设工程领域，所有的转包行为都是无效的法律行为。
（四）肢解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该法同时规定，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在建设工程领域，涉及肢解的合同主要有两类，其一为肢解发包，即将本应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工程分解为若干部分；其二为转包中的肢解合同，即将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 转包出去。关于这两类合同的效力后面将会进行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在建设工程领域，所涉及的专业术语主要是以上几个方面，通过对各个术语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合同需要很多的条件，比之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特殊之处也显而易见。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只要满足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法律行为符合法定形式， 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即可。而建设工程合同与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相比，其特殊之处更多地体现在法律对于其有效性的约束方面。正是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重要性及长期性等特点以及建设工程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国计民生问题，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尤其是对于无效合同行为的规定。
三、肢解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了解了建设工程合同的几种类型之后，能够明确的是：第一、分包法律行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除了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所列举的四种违法分包行为，其余的分包只要满足其适用条件，即为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第二，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于转包的规定来看，转包这种法律行为应当是无效的法律行为。第三，在肢解合同中，肢解发包行为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而转包中的肢解合同同样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法律行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违法分包、转包、肢解合同的行为随处可见。作为我国建筑市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一味地以法律明确规定为违法或者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来认定这些行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我们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当问题出现以后，如何去正确认定其行为以及如何去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违法分包和转包的第一种形式只涉及一个对象，即往往只存在一个合同，所以将其直接以无效的法律行为进行认定未尝不可，但肢解这种行为所涉及的合同往往不只一个，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所有的合同都视为无效未免过于武断。甚至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发包、转包、肢解等行为是交杂在一起的，在这种处于有效或无效的边缘地带的情况下，更不可能一概而论地认定合同无效。因此，在建设工程合同中，不能简单地以分包、转包、肢解来直接认定合同就是无效的，具体区分不同的合同行为对于正确解决建设工程纠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认识到的观念。
举个例子来说，发包方A将一项工程承包给了B，而B将主体工程转包给了C，将非主体工程转包给了D、E以及F，在这样一个涉及到了五个合同的建设工程中，如何理清法律关系，正确认定合同的效力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以此为例来分析具体的法律行为。
首先，A与B之间存在一个发包合同，只要A、B两个公司具备相应的资质，这样一个发包合同应该是合法有效的。
其次，B与C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分包合同，根据《建筑法》的规定，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根据《合同法》，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因此，B与C之间的分包应该属于违法分包中的第三种情况，即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所以，这样一个涉及工程主体的分包合同应该是无效的。
再次，B与D、E、F之间均存在不同的非主体结构的分包合同，我们细分一下，如果B与D之间的分包合同是经过了发包方A的认可的，B与E之间的合同没有经过发包方A的同意，而B与F之间的合同虽然经过了A的同意，但是F不具备相应的资质。第一，B与D之间的分包合同只要满足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在不涉及其他违法情况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是法律所允许的，B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可以在经过A同意的情况下将非主体结构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D，这是法律认可的分包合同。第二，B与E之间的分包合同未经发包方A的认可，应该属于违法分包中所列举的第二种情况，即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因此，B与E之间的分包合同应该是无效的。第三，B与F之间的分包合同虽然经过了发包方A的同意，但是由于A是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因此，应该属于违法分包中的第一种情况，即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因此，B与F之间的合同应该是无效的。第四，如果我们而复杂一样这个建设工程关系，假设在B与D合法有效的分包合同存在的前提下，D将施工中劳务作业分包给了G，那D与G之间的劳务作业分包合同是否属于再分包行为呢？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劳务作业分包合同可以是非总承包方签订的，也就是说作为承包方的D也是允许进行劳务作业分包的，因此，D与G之间的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不应该属于再分包的情况，即违法分包中的第四种：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所以只要满足G具备相应资质，且D与G之间的合同取得了A的同意，那这样一个劳务作业分包合同应该是合法有效的。
最后，从整体来看，B将建设工程发包给C、D、E、F的行为是否属于转包呢？是否属于肢解合同呢？如果该行为属于转包中的肢解行为，那么，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B所实施的肢解行为无效，那是否必然导致B与C、D、E、F之间所签订所有合同均是无效的法律行为。这样一概而论地判定合同的效力，很明显具有不合理性。因为，如果作为当事人的D如果并不知道B所为的其他法律行为，或者说假设其他的法律行为是不存在的，即B只与D签订了分包合同，而不存在C、E、F这三方当事人，B自行完成了本该由B自己进行的主体结构工程，那么B与D之间的分包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在因为存在着C、E、F这三方当事人，导致由B承包的该工程直接构成了转包中的肢解，从而导致B所为的所有法律行为无效，那作为D岂不是无效判定的很冤枉吗。因此，如果因为B所为的行为构成了肢解而直接认定其所有法律行为无效确实是不合理的，同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利益保护。
四、无效肢解合同的合理化转换
（一）法理依据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是合同法固有的理念。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合同区别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要标志，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合同法主要通过任意性规范来调整财产流转关系，大多数的合同条款都是任意性的条款，这也是合同法独有的特色。只有少量的强制性条款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而设置的。由此可见，合同是以意思自治为主，以强制规定为辅的法律行为，所以在合同法领域，尽可能地使合同有效，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同时也是提高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积累的手段。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所缔结的合同才会受到法律的强制性干预。
建设工程合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该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存在，鲜明地反映了法律对于该类合同的强制干预。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房地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我国的民生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建筑市场的行为不规范、投资不足等情况的发生，造成了豆腐渣工程的屡见不鲜、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已经严重侵害了建筑企业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在合同法这个任意性规范为主的领域内，出现了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大量强制性规定。在建设工程领域所出现的禁止性规范应该是合同法中为数不多的强制性规范最多的领域。
（二）肢解合同效力的合理化认定
通过对所举例子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形成肢解关系的情况下，对于肢解关系所涉及的各个法律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不局限于肢解无效的惯性思维。
以以上所举例子中的B和D之间的分包合同来看，揭开肢解合同这一法律关系的面纱，抛弃肢解这一表面法律关系，而直接看到B与D之间的法律行为。通过B与D之间的法律行为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不难看出B、D之间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从建设工程领域所要维护的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来看，如果承认了B与D之间的行为合法有效，不仅能够全面的保护B、D合同所涉及的所有法律主体的利益，同时，因为B、D满足正当主体资格条件，所以不会出现工程质量问题而威胁到公共安全，此外，由于B、D直接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而彼此履行其义务，不会造成因拖欠工资而侵害务工人员的合法利益问题。而B、D通过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无论出现何种纠纷均可直接依据双方的约定进行处理，这不仅减轻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负担，使法官不再纠结于合同无效所需要寻求何种救济方式，更加促进了合同秩序的稳定，使得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得以维护而不被打破。
无论是从合同法的理论角度，还是从建设工程领域的现实角度，对于肢解合同的效力认定均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一名法官，作为一名法律人，在合同效力问题的认定上，更应该使其结论具有合理性。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4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相关认知。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
摘要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发展的同时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就业岗位，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就业压力，但不可避免的也引发了许多矛盾纠纷，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其中劳资纠纷问题特别需要重视。本文立足于建筑业迅速发展的背景，初步探讨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在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的解决模型。
关键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建筑业 劳资纠纷
一、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现状
1.拖欠工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建筑行业里，工资的拖欠问题是一种经久不息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建筑行业体系、管理制度混乱。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建筑公司资质参差不齐，许多公司资质达不到标准。最后，我国建筑业中，公司承包工程是垫资施工，而不管是住房建设还是工程建设的开发商支付工程款都是分批次结算的，工程款资金不是一次性就能到位的。这几方面原因结合，导致了拖欠工资这一状况屡禁不绝的现象。
2.劳动签约率低，工伤赔付艰难。我国建筑行业工人存在较大的流动性，同时他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这就导致建筑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不与建筑工人签劳动合同，不为建筑工人缴纳保险，这使得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建筑行业本身是个高危险行业，极其容易发生工伤事故，而建筑工人在缺乏相应手续的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却没有相应的劳动保障，申请赔付就变得很艰难，再加上资本方的一些推诿责任的行为，劳方与资本方之间便很容易爆发激烈的冲突，最终形成劳资纠纷。
3.资本方地位强势，劳动者地位弱势。建筑行业的性质决定了需要大量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对于建筑工人没有太多的技能要求，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存在供应大于需求这一现象，使得建筑企业在招聘建筑工人是可以无差别的招工，往往是联络一个负责人，由这个负责人直接负责笼络建立施工队伍，而不需要像其他企业一般那样的招聘流程。综上原因，也就形成了资本方地位强势，劳动者地位弱势的状况。但是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如果自身的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反而要遭受侵害，那么就会与企业之间产生冲突，打破和谐劳资关系状态，使得劳资双方之间形成劳资纠纷矛盾。
二。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是在1976年的庞德会议上由美国教授弗兰克・桑德首次提出，这一名词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形式包括调解、和解、仲裁、行政裁决等。其发展不仅基于对诉讼过程中各种困境的反思，而且还基于追求和谐社会的文化意识。作为一种总括性概念，ADR涵盖了解决纠纷的一切领域，泛指一切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ADR又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随着实践不断扩展、创新与发展。
在我国，劳资纠纷解决形式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制度。先由劳资双方自主协商，之后是各方调解，然后再经过劳动仲裁，最后才进入法律诉讼阶段。可以看出，我国有着充分的非诉讼处理流程，与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有效匹配，只是我国的协商、调解、仲裁在纠纷化解中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诉讼。建立我国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可以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平解决纠纷更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
三、ADR替代性纠纷解Q机制在我国建筑业劳资纠纷中的运用初探
1.运用原则
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模型的构建需要以明确公共权力的界限为原则来构建。在我国，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式和其所对应的职权范围是建设完善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的一个重点。在建立起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式和不同的职权范围后就能够进行具体纠纷解决路径的构建。这种构建路径有些类似于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形式“一调一裁两审制”。首先是建立不同于“一调一裁两审制”的民间调解和民间仲裁，一方面可以优化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更灵活。其次是充分利用政府行政机关，发挥行政机关在特定种类的纠纷解决中的优势。最后一条路径与我国现有纠纷解决制度一样，是经过法院走诉讼程序，因为司法审判可能会存在偏差，但其公正性毋庸置疑的是最高的。上诉内容中的一个重点和三条路径就是对明确公共权力界限的最佳案例，一切民间的纠纷解决形式都必须以尊重司法为前提。
2.发展多层次的民间调解ADR
（1）律师的ADR服务。与国内律师职业不同，许多发达国家的律师的业务不仅仅是诉讼，还有对纠纷进行调解也是律师的一项主要业务。由此，我国在建设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路上可以借鉴这一点。在全国建筑业劳资纠纷爆发激烈的地区建立起专业调解劳资纠纷的律师事务所，与寻常的律师事务所联合营业，最终形成律师调解中心。以律师深厚的诉讼功底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为依据，提供调解业务对外营业，同时，劳资纠纷双方自愿选择调解业务。
（2）建筑业专业ADR。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各行各业提供各类型服务的组织为行业内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国劳资纠纷高发的建筑行业，可以建立专业处理建筑业劳资纠纷的ADR调解机构，以改善建筑业劳资关系混乱复杂的局面为目标，促进建筑业和谐劳资关系构建。该机构成立于建筑业内部，对建筑业的许多特点和不文明的现象有着充分的了解，在劳资纠纷解决中能够更好把握关键点进行处理，劳资纠纷事故可在内部进行消化。
（3）新兴营利性专家调解机构。我国劳资纠纷的增长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是一项难以平衡的矛盾，面对国内劳资纠纷的迅速增长，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面面俱到的分配。由此，可以在国内建设民间的劳资纠纷解决制度，这就是民间ADR中的营利性调解机构。面对市场的需求，可以发展以解决各种行业各种类型纠纷为服务业务的技术性纠纷解决机构，不仅仅是以解决建筑业劳资纠纷为产品，还可以多方向的发展业务，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国家可以建立此项职业的资格证书考核，提供相关的培训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4.以调审分离建立法院附设ADR的独立性
（1）建立案件管理制度。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劳资纠纷频发的不只是建筑行业，许多劳动密集型行业劳资纠纷现状同样复杂多变。因此，面对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类型的劳资纠纷案件，对案件进行有效的分类处理就成为必然，完善的案件管理制度就应运而生。无论是调解、还是诉讼渠道，对劳资纠纷案件进行有效的分流都能够更好的让劳资纠纷得到解决。在劳资纠纷报案机构设立专门人员对纠纷案件案情分析分类，先区分纠纷行业，再区分纠纷类型，最后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案件的分流在各种类型的ADR纠纷解决机构都可以进行。
（2）人员的独立性。建设法院附设ADR要注意区分调解和诉讼的区别，不能将二者混同。可以设立专职的法院ADR工作人T，改变法院里法官兼任调解员的情况，建立类似诉讼一样完善的法院ADR制度，保证法院ADR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独立性。
（3）效力独立。在法院附设ADR建设中，不仅要保证ADR工作人员的独立性，还要保证ADR调解程序上的独立性，即效力独立。同ADR工作人员独立性保证一样，效力独立也要从制度上来保证。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调解的过程不受干涉，二是保证调解结果的执行，这要求国家在法律上承认法院ADR调解的有效性，赋予全力保证结果具有强制执行力。
5完善行政ADR
（1）建立独立的行政裁决机构。设立行政裁决机构的目的是将行政裁决和民事纠纷解决结合，有效处理劳资纠纷，因为行政裁决有足够的信服力和威慑力，能够对纠纷进行有效的裁决，并保证结果的执行性。这一点在劳资纠纷局面复杂的建筑业，将有着突出的作用和效果。
（2）明确行政裁决的范围。在行政ADR的完善中，明确行政裁决的使用范围是有其重要的，对行政裁决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也应该有明确的权力范围。明确行政裁决范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划分，一种是适用行政裁决的案件，一种是不使用行政裁决的案件。其中适用与行政裁决的案件有：由纠纷赔付而引起的案件，由合同所引起的纠纷案件；而不适用行政裁决的案件主要是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纠纷案件，原因是纠纷案件如果涉及公共利益无论最后的解决结果如何都将会不可避免的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且有可能或给涉及纠纷案件的政府机关带来不良影响，导致政府机关权威受到削弱。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利益评估。在行政裁决程序中，建立纠纷解决利益评估机制能够对各方利益进行有效的平衡，将利益损害降到最低，同时还能够缓解纠纷双方激烈的矛盾冲突。利益评估在尊重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基础上，在仲裁程序启动时同时启动，一直到仲裁结束。另一方面，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行政裁决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避免行政裁决过程中因利益而导致行政裁决机构不公平的对待纠纷当事人，导致纠纷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促进行政裁决机构的良好发展，使行政裁决机构长久有效地发展下去，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真正的效用。
四。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建筑业领域的劳资纠纷解决模型，以期更好地解决劳资纠纷问题。当然，劳资纠纷的解决不能仅靠政府通过制度建设来进行，还需要劳资纠纷双方协作以及社会各界的配合。
参考文献：[1]荆传玉。我国建筑行业劳资关系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
[2]许岑涔。我国劳资纠纷解决模式的完善制度[D].广大财经大学。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3
一、浙江法院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创新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但其“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的精神内核始终不变。浙江法院适应网络时代的新观念、新业态，积极探索纠纷网上多元化解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把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诉调对接工作，努力打通纠纷网上一体化多元化解的通道，即以法院为中心，联结行政、行业、市场各端，着力打造网络全互联、业务广覆盖、数据大集中、资源共享用的在线纠纷解决系统，实现“网下纠纷网上解，网上纠纷不落地”。
（一）首创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近年来，杭州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杭州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首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伴随互联网经济繁荣出现的是涉网纠纷的不断涌现和升级，并逐步进入司法领域。2015年8月，经浙江高院同意，杭州中院及三家基层法院试点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分别审理网上交易、网上支付及网上著作权纠纷和相关上诉案件。网上法庭突破目前已具有的网上立案、网上信息查询、网络庭审等初级功能，依托网络构建了一套纠纷化解的整体解决方案，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实行起诉、调解、立案（管辖异议）、举证、质证、开庭、判决、执行全流程在线。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通过诉讼化解纠纷。截至目前，已累计审理万余件。同时，整合多方力量，前置了两重纠纷化解过滤层，实现了纠纷的多元化解：第一层是电商平台“内部消化”。目前已对接淘宝、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阿里巴巴中文站等平台，凡是起诉至网上法庭的涉电商平台案件，系统首先自动导向电商平台在线纠纷处理模块，有近三成纠纷在电商平台上自行化解。第二层是调解员在线调解。网上法庭组建了以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的专职调解员和律师为成员的调解团队。目前共有专职调解员11人，兼职调解员30人，超过9000件案件进行了调解，调解成功率近三分之一。经两重过滤，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数量几近减半，大大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网上法庭发挥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极大地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诉讼便利，又方便人民法院及时进行审理，契合电子商务与司法的跨境、跨行政区划发展，有利于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批示指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是“重大创新举措，意义深远”。
（三）开通法官网上工作室。近年来，浙江法院以陈辽敏、朱学军、胡佳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法官先后开通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网上工作室，有力地推进了阳光司法，满足了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如杭州西湖法院成立了陈辽敏网上工作室，集网上立案、案件查询、网上预约开庭或调解、网上咨询、网络在线调解等功能于一体，向公众提供网站式便民诉讼服务，同时作为诉调对接的网上平台，公开招募、筛选了200多名特邀调解员组成调解团队，其中包括最美妈妈吴菊平、全国劳模孔胜东。自运行以来，总访问量超过256万人次，通过网上、电话、邮件答复1345例，呈现出点击率高、参与人多、影响面广的良好局面。2016年，西湖法院陈辽敏法官牵头承担了中央综治办的重大课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的构建”，正在依托近年来“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积极开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体化网络平台。
（四）试行督促程序的电子化作业。长期以来，督促程序在实践中面临着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困境，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诉讼分流与司法减负功能。2015年初，西湖法院针对互联网小微金融纠纷全程在线留痕的特点，借鉴域外经验，对督促程序进行电子化作业改造，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支付令的网上申请、网上审查、网上提交证据材料、网上送达、网上询问、网上自动生成支付令等一系列流程。2015年5月25日，该院适用电子督促程序向一起借贷纠纷的借款人发出全国首个电子支付令，从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提交申请，到法院进行网上审查、网上询问、自动生成支付令并通过电子邮箱和短信发出，整个程序只用了4个多小时。督促程序电子化作业，为当事人和法官节约了时间、成本，能够经济、便捷的过滤简易纠纷，实现“共赢”。
二、当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问题和短板
浙江法院在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作出了一些初步探索，但这项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发展短板。
（一）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对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不均衡。部分法院主动适应新变化，工作积极，勇于改革，不断探索和创新纠纷多元解决平台的在线化和立体化。但也有不少法院对纠纷多元化解“在线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虽然在小范围内“触网”，却还没有大规模深度“入网”，虽然法院的硬件设备已经完成了信息化改造，但多元纠纷化解工作却止步于线下。在思维上，仍然停留在前信息时代，没有理解接纳“互联网+”背后“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的理念，相应的，就很难提供出“网络一体化”的纠纷化解思路和方案。理念的落后制约了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发展。
（二）法律规则不完善。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背景下的，适用于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易，纸对纸的记录，亲临法庭的诉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在线沟通逐渐取代纸面沟通，使得网上交易和行为具有虚拟化、无纸化特征。但是，诉讼的在线化在现行民诉法框架下解决涉网纠纷存在不少操作瓶颈和制度障碍，如地域管辖原则造成人案匹配不均衡，电子送达生效需“受送达人”同意，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不得以电子方式送达，在线发表质证意见能否在效力上等同于庭审质证，纯粹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认定时不具有独立的证明力，等等。
（三）解纷标准不统一。市场的纠纷化解平台追求的是成本和效益，解纷流程迅捷高效，结果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协商；政府职能部门化解纠纷关注社会管理方面的合规与稳定，解纷流程稍嫌复杂但具有弹性，结果相对中立且偏重公益；调解组织化解纠纷兼顾解纷效率与社会和谐，解纷流程相对灵活，结果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尤其是诉讼的判断标准则是公平公正，解纷流程繁琐严格，结果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同的解纷标准为纠纷当事人创造了选择难题。在线平台如何将这些解纷规则吸收、整合并保留其原有优势，有待深入思考和探索。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一是动力不足。目前，由于矛盾纠纷大量涌入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倒逼法院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而其他职能部门的解纷压力不大，也没有对纠纷化解工作的专门考核，使这项工作基本依靠法院自身推动，其他部门动力不足。另外，由于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到位，法院系统内部也没有将该项工作的信息化纳入工作考核目标，缺乏激励和引导。二是经费不足。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和完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平台建立的启动资金动辄上百万，后续的定期维护也花费不菲。许多地方党委、政府缺乏对在线解纷平台的重视，不能及时审批划拨项目经费，或者无法保障经费足额、及时到达，阻碍了纠纷在线化解平台的发展进程。
三、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形成推进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合力。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在线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也是未来发展大势所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高认识，协力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集成化、平台化、开放化，推进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和整合，比如，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综治考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涉网纠纷产生的规律和特点。
（二）与时俱进，加强立法，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网络化场景下的纠纷诉讼解决规则的滞后、不足、缺位等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如立法上通过突破地域管辖原则化解人案匹配不均衡；规定电子送达生效无须“受送达人”同意，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可以电子送达；在线发表质证意见在效力上等同于庭审质证；纯粹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认定时具有独立的证明力，等等。一旦立法变更规则扫除上述障碍，在线诉讼将随之提效升能，更好适应互联网时代诉讼电子化的需求。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4
关键词：工程挂靠；法律问题；工程担保
随着建筑工程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建筑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愈来愈烈，并且建筑工程各个环节的风险以及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挂靠”、“转包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因此，积极对建设工程挂靠法律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势在必行。
一、建设工程挂靠合同效力认定
(一)双方签订挂靠协议无效
在我国《建筑法》中，明令禁止挂靠行为，并且还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但是，依旧存在一些挂靠行为，对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危害。建筑行业中挂靠行为的本质是利用建筑资质，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扰乱建筑市场，从而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影响。所以，我国《合同法》规定：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即视为无效合同。挂靠行为已经违反了建筑行业行政允许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挂靠协议属于无效协议。
(二)以被挂靠企业名义签订的合同无效
就现阶段来说，关于挂靠人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和施工企业所签订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存在较大异议，各种观点不同。挂靠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合同法》中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即视为无效的规定。另外，依据《解释》中的规定“工程承包商进行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工程项目或者资质尚浅的施工人假借资质合格的施工单位之名和他人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挂靠人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已经超越了法律对资质不能假借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二、挂靠纠纷案件处理原则和责任承担
(一)一般原则
在挂靠纠纷案件处理工作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包括：合同相对性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例外原则。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主要指的是：合同签订一方能够以合同为基础向合同签订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提讼，主要涵盖合同主体、内容、责任相对性。挂靠纠纷处理中，第三方在行使权力时也要遵守该原则，同时，该主张何挂靠人以及被挂靠企业之间纠纷处理的结果不会相互影响。所谓的利益衡量原则主要指的是：挂靠纠纷处理中，挂靠人、被挂靠单位以及第三方三者之间发生了真实的利益冲突，在利益位阶定位工作中应该将社会利益、主流价值情况、利益衡量标准等内容进行结合，将利益协调牺牲最小化作为主要目标，然后开展价值衡量；所谓的例外原则主要指的是：挂靠纠纷处理中，存在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是挂靠人自身有良好的建筑资质，并且实际承包工程和挂靠人自身资质等级吻合，此时不能认定该工程承接存在的挂靠协议无效。原因是：建筑资质是建筑安全的根本保证，挂靠人自身的建设能力、安全措施等能够承包该工程，所以，即使出现资质假借问题，也应该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另一种挂靠形式，该挂靠形式由被挂靠企业提供施工图纸以及施工管理，并且由施工单位和挂靠人直接进行工程结算，此时，挂靠人已经融入被挂靠企业的工程管理中，即使双方在交管理费方面存在挂靠协议，也应该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
(二)挂靠合同民事责任承担
挂靠人以及被挂靠单位两者间产生的挂靠合同纠纷处理中，如果已经认定挂靠协议无效；则被挂靠单位应该及时将管理费(税款除外)返回给挂靠人；挂靠人对挂靠协议所包含工程的债权债务，具有承担义务。对于已经上缴的税款，视为该挂靠工程应该缴纳的税款，并且已经证实缴纳交纳，不返还。工程项目挂靠合同纠纷处理过程中，先应该对第三方合同的相对人进行确定，如果相对人是挂靠人，则责任就应该由挂靠人承担。如果合同相对人是被挂靠单位时，被挂靠单位与挂靠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买卖、借贷合同责任承担
一般来说，买卖合同只是买卖双方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和合同以外第三人无关。如果挂靠人使用自己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合同，应该及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不能涉及到挂靠关系。如果挂靠人使用被挂靠单位或被挂靠单位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借贷合同，那么时合同双方主体是被挂靠单位业与第三人，被挂靠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
三、总结
综上所述，积极对建设工程挂靠法律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及时明确合同的责任以及义务，减少纠纷的出现，保证建筑施工工作顺利开展。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对挂靠合同进行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应的原则对挂靠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才能保证纠纷处理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应海东．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的挂靠问题［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4(25):686－687．
［2］蒋双林．建筑企业挂靠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3):2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