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辩护词范例(推选【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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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第一篇】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刑辩难”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人们讨论得很多，普通认为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集中体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律师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不明确等等方面。但其根本缺陷在于“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上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等等方面的缺陷，只是结构性缺陷的反映和表现。
一、我国辩护制度结构性缺陷的体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个亮点就是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一些优点，如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可以介入程序；避免法官在庭前全面深入接触案情，规定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原来的作法是检察院在庭前将全部案件材料移交给法院，法院在庭前审查所有案件材料后再决定开庭，或者退补侦查，或者要求撤诉）；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希望法官在庭审中了解和认定案情，避免先入为主，防止法官包揽庭审活动的做法等等。
我国这种生硬而简单地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和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相互嫁接的立法尝试，从法律实施的结果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体上说，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下列方面：
1、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
而我国宪法和刑诉法都规定：公、检、法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并驾齐驱的三分格局。然而，公、检、法同为专政机器，在司法实践中，三机关配合的多、制约的少，三者的关系不是“三国鼎立”的制衡关系，而“桃园三结义”共命运、同进退的关系，“公检法是一家”，他们同为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立面。在实践中，公、检、法之间相互通气、甚至在政法委主执下召开联席会议已成惯例，未审已判是为常事。在这种诉讼结构中，被追诉人没有脱离被“专政”对象的境地，其诉讼地位自然被边缘化，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其诉讼地位同样被边缘化。
2、控辩双方权利配置失衡
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直接导致了控辩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指导公安侦查权、自行侦查权、公诉权等等权力之外，同时还拥有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仅仅是一个控诉者，而且是一个法律监督者，居中审判的法官在此“监督”出现重心偏移。此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检察机关可以就已生效的裁判在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的情况下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
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却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实回答其实质就是自证其罪。
辩护律师虽有调查取证权，却同时又有诸多不当限制。如须征得被调查人同意，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不仅要征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还要征得法院和检察院的同意，并且还有《刑法》306条所谓“律师伪证罪”作为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紧箍咒。
辩护律师虽有会见权却得不到保障，因为侦查机关有批准权、安排权及在场权，并且这些权力在实践中经常被滥用，成为阻碍律师会见的手段。再如律师会见时的“隔离网”和电话装置，是公、检、法所无的特殊“待遇”。
律师的阅卷权和知情权也受到限制，未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等。
除了辩护律师权利受不当限制外，还缺失律师在场权、律师解答权、律师作证特免权（也称拒证特权）等等。
我们知道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权利对等是刑事诉讼制约结构的法理基础，是实现程序正义的保障。没有平等，何来对抗，控辩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必然导致现行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名不符实。
3、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尴尬
法官的居中和独立是公正裁判的必要前提，意味着司法机关应该不偏不倚，独立行使审判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在现行诉讼结构中，法官的居中和独立审判却而面临尴尬。一方面，法律要求法官应当在庭审中，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等庭审活动，来接触和认定案件事实，并独立裁判。另一方面，因为“公检法是一家”，法院还负有弥补公安、检察错误的责任，法院可以主动查明案情、调查取证，代行侦查权，不可以变更罪名，代行检察权。因此，法官不得是审判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侦查者和公诉人。更不用说，一些程序外的人为因素对法官居中和独立审判的干扰，比如地方党政领导的干预、政法委的“垂帘听政“等等。记得我国54宪法（我国第一部宪法）曾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马克思也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远没有这么简单，法治的路还很长。
4、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与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间的冲突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点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采取的是职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审判阶段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其立法理念是“国家本位、权力本位”，强调的是打击犯罪，而忽略了人权保障，“权利让位于权力”，自然不存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的概念，辩护律师基本被排斥在外，律师的正常的、积极的辩护行为，被侦查人员和检察官视为办案的干扰和阻碍，都想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压制律师的行为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干脆把辩护律师也作为“打击”对象。权力失去了制约，谁都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追诉权没有制约的膨胀必然导致辩护权的萎缩。实际情况是，“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被虚置；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成为威胁、利诱、刑讯逼供的合法外衣；辩护律师的对抗能力被削弱，很难判断口供和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很难去收集关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很难及时了解控方的证据材料来提出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只能在起诉后甚至庭审中才能真正全面实质地接触案情。显然，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所要求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和辩论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审前程序的基础上，是“生米做成饭”后的无奈，结果必然是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流于形式，控辩式庭审方式无非是走走过场。
二、对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展望
2007年修改，并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律师法》在刑事辩护制度上有所突破，具体为：
1、会见权方面
《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函)无需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且不被监听。
2、阅卷权方面
《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范围有所扩大，《刑诉法》的用词是“技术性鉴定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范围也有所扩大，《刑诉法》的用词是“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3、调查取证权方面
《律师法》第35条第2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取消了须经被调查人同意，检察院、法院批准的限制）。
4、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方面
《律师法》第37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5、律师作证特免权方面
第38条对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除原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之外，增加了“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同时还规定例外情况为律师对“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不负有保密义务，言下之义，其他情况——如刑事诉讼中了解到的委托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已发生的犯罪事实——应负有保密义务。这些规定基本上具备了作证特免权的内容。
诚然，《律师法》的这些修改，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理论和实务成果在立法上的反映，是有所进步，但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进步，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当然这不是《律师法》的主要任务，但表明了立法层面对“刑辩难”问题的关注和试图解决的信号，让人们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充满期待。
在解决《律师法》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问题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政治法律类137号）提案的答复”中说：“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执行。”
这一答复无疑肯定了《律师法》的立法精神，即需要扩大律师的权利。然而如何对律师扩权？扩多大的权？扩些什么权？如何保障其权利的行使？等这些问题需要放在整个刑事诉讼结构中通盘、全局考虑才能很好地解决。为此，我更期待的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能解决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问题，从而在大的构建方面确立起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为以后在制度上的完善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有所作为的平台。
三、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必先转变观念
律师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是泊来品，时至今日，它与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达到和谐的程度，尽管我们现在喊嚷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然而“公权大于私权”、“权大于法”的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人们。上至当权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对律师存在偏见和误解，特别是对于辩护律师，更是极端的认为“律师是替坏人说话、帮恶人开脱罪责”，公检法是正义的化身，而律师却是邪恶的代言人。这其实是对刑事辩护存在的正当性的无知、误解或有意歪曲。理论上，一般认为刑事辩护存在的正当性，最重要的根据是其价值论上的根据。
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辩护权就是保障人权，辩护制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和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这就是刑事辩护正当性的价值论基础。
西方学者认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被追诉人，而是国家。因为，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国家权力的暴力性最经常和最容易发作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它可以合法地剥夺公民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弱者，一旦弱者的正当权利不到保障，不但是对弱者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导致公权力的滥用，成为压制公民的合法手段，那么民主与法治的大堤将由此崩塌。因此，刑事法律首先要遏制的是国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通过罪刑法定来防止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二是建立刑事辩护制度，赋予个人对抗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免受国家刑罚权的恣意侵害，促使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刑事辩护的正当性就在于：限制权力不等抵制权力，保障人权不等于放纵犯罪。
民事辩护词【第二篇】
1、首部，首行要写明标题。
2、正文，在具体制作法庭辩护词时，分两段。
（1）向法庭说明出庭行使辩护权的根据。第二，向法庭讲明辩护发言的根据。第三，简要但明确地概述辩护人对案件的基本看法。
（2）从控诉方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来辩护。第二，从法律适用方面进行辩护。第三，从情理方面进行辩护。
前言：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列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上展开辩论和论述。
结束语：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船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辩护人：某某某
年 月 日
辩护词【第三篇】
公诉人所列举的能够据以认定张××强奸杀人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安局对被害人和被告人所作的血刑试验结论，二是被告人身上的伤良。由于其他证据只能证明案件确实发生，但并不能证明罪犯是谁，因此，我仅就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看法。
关于血型试验结论
根据××公安局所制作的刑事科学鉴定书，死者血型为B型，阴道内xxx为A型，犯罪嫌疑人张××血型为A型，唾液为A型，公诉人遂将此认定为张××强奸杀人的一条主要证据。对此，我作为辩护人认为，死者阴道内xxx与犯罪嫌疑人张××同属一种血型，并不能证明就是张××作的案。因为现代法医学认为血型鉴定毕竟不同于DNA指纹鉴定，它只能作排除认定，而不能作同一认定。具体到本案来看，死者阴道内xxx为A型，可以据此排除血型的B型、O型人作案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出必然是张××作案的结论。因为世界上A型血的人有很多。
关于被告人身上的伤痕认定。根据公诉人提供的照片，张××的伤痕均在右侧，即右侧肩部、右耳后、右额和右手。这是与张××的供述相一致的。张××对此的解释是：案发第二天上午正值家里买煤，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干体力活是责无旁贷的，由于肩挑、肩背和爬楼梯，造成了身体右部的多处划伤。按常理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解释是有待辩证分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张××身上的伤痕形成时间来具体分析他的这一供述是否真实。按照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笔××是在××年××月××日××时许作的案，这也就是说，张××身上、耳后及额上的伤应形成于此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案发当天，并没有人发现他有伤。因为案发当天下午，张××去单位值班，单位里的人并未看见他的脸上、额上有伤。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提供的书面证据证明。并且，张××当天值完班回家后，邻居也未曾见过其脸上、额上有伤。二、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的张××的作案时间无论是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还是公诉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公诉意见，都认定被告人张××是在××年××月××日××许作的案。但当天××时左右，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以及门卫黄××都能证明张××在单位值班。这有刘××、王××和黄××提供的书面证词予以证明。而且，张××在单位值班时，所翻阅的报纸和所作的读书笔记也能证明张××在××月××日××时许不在作案现场。以上证据与张××本人的辩解相印证，证明了张××在××时许没有作案时间。
综上所述
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认定被告人张××作案的证据严重不足。因为事关人命，我认为人民法院在采证时不可不慎。我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年××月××日修正实施《xxx刑事诉讼法》第××条第××款之规定，宣判被告人张××无罪。
辩护人：××律师
××年××月××日
辩护词【第四篇】
抢劫罪辩护词
董振宇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6日，刘某、樊某、李某（在逃）等四人驾驶一红色面包车至某市，在一出租房内冒充警察对杨某等8人实施抢劫。抢劫现金416元，手机8部。案发后三部手机已有公安机关扣押，经鉴定价值210元。其余赃款已挥霍。
2009年4月21日某市检察院以抢劫罪对刘某、樊某三人提起公诉。
庭审中，公诉人认为：四人事前预谋，虽分工不同，但都积极参与，均系主犯。本辩护人提出樊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
2009年5月31日某市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书认定：樊某“系从犯辩护意见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纳。”
判处樊某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判决后，某检察院未提出抗诉，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附：
樊某涉嫌抢劫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樊某的家属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根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对樊某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樊某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樊某没有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与威胁，没有实施抢劫行为，其只是开出租车将其他被告人运至犯罪现场的行为，是为其他被告人着手实施犯罪创造条件的帮助行为，对其他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因此，樊某系从犯。
从另一角度来说，抢劫犯罪在着手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之前，犯罪行为尚处于预备阶段。刑法规定，犯罪预备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阶段。本案被告人樊某开出租车将其他被告人运至现场的行为，恰恰发生在本案的犯罪预备阶段。从这一点来分析，樊某为其他被告人犯罪创造条件，认定其为从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2、樊某没有通过着装、出示假证件或口头向任何被害人表明军警身份的行为。没有加重情节。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樊某没有与任何被害人见面或语言接触。他只是把其他被告人运至犯罪现场，然后在外边等着。其他被告人与两名被害人出来时，犯罪已经既遂。
3、樊某具有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
（1）樊某在去犯罪现场途中曾提出“不去了”，经其他被告樊某涉嫌抢劫罪辩护词
董振宇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6日，刘某、樊某、李某（在逃）等四人驾驶一红色面包车至某市，在一出租房内冒充警察对杨某等8人实施抢劫。抢劫现金416元，手机8部。案发后三部手机已有公安机关扣押，经鉴定价值210元。其余赃款已挥霍。
2009年4月21日某市检察院以抢劫罪对刘某、樊某三人提起公诉。
庭审中，公诉人认为：四人事前预谋，虽分工不同，但都积极参与，均系主犯。本辩护人提出樊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
2009年5月31日某市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书认定：樊某“系从犯辩护意见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纳。”
判处樊某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判决后，某检察院未提出抗诉，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附：
樊某涉嫌抢劫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樊某的家属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根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对樊某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樊某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樊某没有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与威胁，没有实施抢劫行为，其只是开出租车将其他被告人运至犯罪现场的行为，是为其他被告人着手实施犯罪创造条件的帮助行为，对其他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因此，樊某系从犯。
从另一角度来说，抢劫犯罪在着手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之前，犯罪行为尚处于预备阶段。刑法规定，犯罪预备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阶段。本案被告人樊某开出租车将其他被告人运至现场的行为，恰恰发生在本案的犯罪预备阶段。从这一点来分析，樊某为其他被告人犯罪创造条件，认定其为从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2、樊某没有通过着装、出示假证件或口头向任何被害人表明军警身份的行为。没有加重情节。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樊某没有与任何被害人见面或语言接触。他只是把其他被告人运至犯罪现场，然后在外边等着。其他被告人与两名被害人出来时，犯罪已经既遂。
3、樊某具有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
（1）樊某在去犯罪现场途中曾提出“不去了”，经其他被告人怂恿，虽然勉强答应，但提出：自己不进去。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小。
（2）樊某到案后，坦白交待了自己和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实，使得本案得以迅速侦破，其认罪态度较好。
（3）其平时一贯表现较好，本次犯罪系初犯。
（4）犯罪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缺乏认识。
总之，请合议庭充分考虑樊某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请本着治病救人的司法方针，对樊某减轻处罚，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最后，对合议庭表示感谢
辩护人：董振宇律师
2009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