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课稿长征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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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长征【第一篇】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走走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党课讲稿长征【第二篇】
党的十九大在京召开，举国瞩目，习近平总书记用近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大会上作了这份三万多字的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时代主旋律，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宗旨，向守候在电视机前的亿万中华儿女回顾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辉煌，以振奋人心的话语提振起各民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百倍信心，叩响了新时代的强国之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铿锵有力的宣言引发了十九大召开当天引发舆论热潮，习近平总书记坚定而又自信的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既是对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核心提炼，也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指路明灯，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心中有党，才能增强对党的信仰。我们每一个党员，都是因为对党的崇高信仰，才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的。是党员，就是党的人。在党，就要言党，就要心中有党。入党，并不是获取政治荣誉，或是披上华丽的外衣，而是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因此，是党员，就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时刻不忘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对党增强信念，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还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必须坚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乘着中国号航船劈波斩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党课讲稿长征【第三篇】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长征的整体介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1、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2、长征的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3、长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二、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2、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3、长征前做了哪些准备？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4、长征中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三、为什么要选择陕西作为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四、长征精神
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党课讲稿长征【第四篇】
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
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其名著《为历史而战斗》中也说：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201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华诞。对一个即将诞生百年的全世界第一大党来说,百年的历程确实是曲折又漫长。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的红船起航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雄关漫道、重重风雨和滔天巨浪。但是在今天,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凭添了许多的“腊子口”“娄山关”。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仅挑起中美经贸摩擦，而且在外交、科技、军事、涉台等诸多领域动作不断。一些身居要职的美国政客,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扬言美中之间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叫嚣要把中国“打回到第三世界”。在市场问题上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发布针对中国公司的限制交易令，忽悠、胁迫别的国家打压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揣着形形色色的反华唱本，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满世界污蔑中伤中国……
这是新一轮暴风骤雨，这是新时代的严峻考验。实际上，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和平的，我们的日子也不是每天都是花前月下、岁月静好。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不断加强，都是靠硬实力拼出来的。中国在复兴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背后都是无数的汗水和艰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于都，来到红军长征出发地，来到伟大长征的历史源头。在这里，习近平说：我们来到这个长征出发地，就是来体验红军当年出发的情况。我来这里也是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当年革命十分艰难，也可能不成功，但人民心中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一定会前赴后继，哪怕当时不成功，将来也必然成功!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开来，重整行装再出发!
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今年是中人民共和国成立xx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xx个年头，在这个时刻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时刻,我们不想仅仅用鲜花和歌声去赞颂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而是想通过大家共同阅读分享《苦难辉煌》这部著作，共同走进中国共产党经历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百年复
兴的根脉和起点，深切感悟中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现实意义，重新发现和呼唤一种在动荡不定的时代，在外部势力疯狂封杀、围追堵截中，能够团结起我们的力量，凝聚起我们的意志的一种精神——伟大的长征精神!
党课讲稿长征【第五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的一组场景：泸定桥边、大渡河畔珍藏了他们英勇无畏的身影;雪山草地、高山峻岭留下了他们坚毅执着的脚步;四出奇兵，赤水河记录着他们胜利后的笑容;三军会师，会宁载歌载舞恭贺他们创造人间神话。xx年前，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之歌。xx年后，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
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是战胜困苦的精神动力。长征途中，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族振兴的大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正是这样的信念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长城。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蓝天。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山和草地，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同样需要有坚定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长征途中，在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红军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征服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步入新世纪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呢?轻歌曼舞的欢乐，鸟语花香的芳馨，相敬互爱的甜蜜，灯红酒绿的痴迷，艰苦的环境似乎已离我们悠然远去，然而，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到，伴随着时光流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绚烂的向往和似锦的前程啊。
长征精神不可遗忘，长征路上，革命先辈以坚信不疑的定力战胜内忧外患，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挑战生命极限，以坚如磐石的合力同甘苦、共患难，这些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历史深刻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勿忘历史、薪火相传”。新时代，长征精神就是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就是不畏艰险、敢于担当、勇往直前的精神;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扎根人民、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既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克服艰难险阻、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作为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部门，我们发改人更要认真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依靠长征精神的强大力量扎实践行“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今天的新长征正是当年红军长征的接续和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勇担历史重任、弘扬长征精神，是实现最终奋斗目标的根本所在。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具体工作中，要坚定信念、明确方向，与时俱进认清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全力化解新矛盾、应对新挑战;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服务效果，真正扑下身子到基层开展调研服务工作;要深化思想政治建设，紧密结合业务工作，妥善应对各种考验;要强化责任担当，振奋精神状态，结合实际，增强创新进取和主动谋划意识，全力以赴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立足新时代，使命在肩、初心如磐，我们要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始终牢记长征精神、大力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铭记党史、珍惜当下，扎扎实实接好长征精神的“接力棒”，在新时代继续“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