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推荐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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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一篇】

摘要：《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九江成为了通商口岸，随后1867年传教士创办了埠阆小学，大批的教会学校涌入九江。九江教会学校虽然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外国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新的教育理念，对九江的教育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教会学校；教育；九江

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足迹所至，遍布全国，尤以通商口岸为最。九江作为江西省的北大门，在沦为列强的通商口岸时，帝国主义在这里强占租界，控制海关。洋商和传教士大量涌入使九江成为殖民侵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据点。由此建立了一大批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九江本土教育，对九江地区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九江教会学校产生的原因

九江教会学校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产物，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订立，外国教会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也有天主教自身向外传教的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外国传道士通过各国列强与中国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九江进行传道，并寓宗教于科学开始建立一系列的教会学校。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通过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近代九江历史开始剧变的年代。外国列强根据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天津条约》增辟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为通商口岸，其中第十三条的明确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欲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①。天主教，基督教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入了中国各地，传教士九江作为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被传教士所侵占。传教士们在这里传播基督教义，但在传教过程中发现他们西方宗教信仰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冲突，为了更好的传播教义，也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传教士，他们开始在九江兴办教会学校。于是手捧《圣经》的传教士们，由教堂转向课堂，并将这一政策视为拯救中国人“灵魂”、传播基督“福音”之捷径。

（二）内部原因

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自身有对外扩张的需求，他们需要更多的教徒更多的人来信奉他们的上帝。中国众多人口和漫长的不信奉基督教的历史是他们想去中国传教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哪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亡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象或者不信仰上帝吗。”②面对如此大的不信教的人口，传教士们都想去中国传教，去吸引更多的信教徒，这是基督教天主教自身向外扩张的属性所决定的。

二、九江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九江教会学校在就将成为通商口岸后开始出现，主要是小学水平的教会学校居多。“从1865年开始，作为法国侵入内地的主要工具的天主教，在九江以及赣北、鄂东各地，先后设立了天主堂、仁善堂、医院、济世中学、济世小学等十余个教会团体和学校。继天主教之后而来的是基督教。从1867年起美国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内地会，卫理公会先后侵入九江，建立了以此为中心的赣北、鄂东教区管辖甘南堂、化善堂妇女传道部、同文中学、同文小学、儒励中学、儒励小学、医院、护士学校等20多个教会团体和学校”。③九江的的教会学校，由于传教士，教会团体的增多逐渐增加，地区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对九江的教育影响也越来越大。

1867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赫尔利、陶理在湓甫路创办九江近代第一家教会学校“埠阆小学。”“1873年美以美会办理九江‘半日女校’，1882年美以美会办理九江‘传道女校’，1908美以美会年办理三翘小学即翘志小学、翘材小学、翘秀小学。1910年美以美会办理翘德小学”。④一系列的教会学校的出现说明教会学校随着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的发展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1867年美国基督会创办的埠阆小学最初的有十几名的学生他们大多是九江教会的信徒子弟。学习的课程有圣经、天文、地理、论语、算数等。随着学生的增加逐渐改变了以前在教堂直接教学的方式，买了一栋民家大院，开始按年级授课，教育逐渐走向正规。1873年九江半日女校开办时，最初只有两名学生，经过十年的发展人数增加到50名学生。学生为初小四年，高小3年。课程到民国前达到十五课之多，但大多还是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圣经。学生的学费免收，衣食也由校方提供，每人每月还有约半银元的零用钱。为了防止学生中途退学，学生需要和校方定公约，若学生中途退学，学生需要赔偿校方所给的费用。1882年创办的九江传道女校，是专门招收未婚女子和寡妇入校学习《圣经》，学习三个月后出去传教。以后，学校发展为专门为各牧区培养女传道人员的专门学校。”⑤从最初的综合类的小学，到半工半读的女子学校，再到最后的专门类职业学校，教会学校的一系列的变化，表示着它在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

三、九江教会学校的教育状况及其模式

教会学校虽然混杂了宗教的内容而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教育的面貌，但它的基本模式，包括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生源状况、教师状况都值得我们研究分析。

（一）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

教会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教徒，使学生成为传教士的主要助手，使更多的人信奉上帝。一位主持教会学校的传教士曾这样谈论教会学校的目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成为某基督教的宣传工具，从这里将培养出具有教徒般的热情和信心的青年，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传播耶稣福音”。⑥教会学校从来就不是慈善事业，它的目标从来就是为了扩展教会势力，从而培植出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但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仅仅为培养传教助手的教会学校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教会学校最终也不得部改變最初的目的，更加注重专门教育职业教育，使得学生更好的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

早期为了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它的教学内容就必须以宗教课为主，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只有宗教课的教会学校改变了它们单一的的教学内容，后期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除开设基本的宗教课程外，教会学校为了适应中国的需要还开设了经学课程和一些西文西艺等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程。“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算数、国文、道学、地理、历史、生物、天文、体操、音乐、英语等”。⑦教会学校丰富的教学内容吸引了更多学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对外国的西文西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

教会学校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注重知识的接受规律。学校根据学生的程度和不同情况，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教学时讲究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浙进，逐步提高。“教会学校遵循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原则，反对注入式，主张启发式教育。教育虽然要以教科书为蓝本，但还提倡以实物示予学生，引起和启发学生的兴趣”。⑧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自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反对之前的灌输式教育塾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模仿作习的学习方法。

（四）教会学校的生源状况

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于贫苦家庭或者是教徒的子弟。“19世纪中叶，教会办的学校绝大部分是小学性质的走读学校和义学，规模很小，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多来自贫苦人家，有的还是收容的孤儿以致小乞丐”。⑨教会学校的生源单一，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贫寒子弟，即使是这样教会学校的生源还是十分紧张，基本上还是招不到学生。

（五）教会学校的教师状况

教会学校的教师大多数都是传教士兼任的，大部分没有专门的教师。“教会学校的教师则由传教士或者他们的妻子担任”⑩教师的兼任状况使教会学校的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以传教士为教师的学校更加注重培养传道助手。

四、对九江教会学校的评价

九江的教会学校是在特定历史下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九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在一定程度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文化渗透，以配合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攻势在意识形态上奴役中国人民以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面对九江教会学校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它。即要承认其侵略性也不能否认其进步意义。

（一）消极作用

这是因为“帝国资本主义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质的传教士作为他们的爪牙；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而且需要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外延伸，绝不是传教士发什么“善心”所能改变的”。?教会学校基本立于中国体系之外，它作为一种文化侵略手段旨在同化我们的思想，从思想上奴化人民，从而达到他长期统治的作用。

（二）积极作用

九江教会学校在历史上虽然是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出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学校在进一步加快了九江教育近代化，弥补了九江公立学校的良莠不齐，发展缓慢等问题。解决了一部份贫苦人民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同时教会学校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对中国的近代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加快了九江近代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速度。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西方文明。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汇编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3]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

[4]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

[5]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6]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注释：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汇编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97.

②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5.

③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19.

④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4.

⑤陈书平.民国江西新教学校及其基督化人格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4.

⑥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32.

⑦田正平.教會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09.

⑧田正平.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0.

⑨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7.

⑩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7.

?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39.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二篇】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3-0089-03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学说的剖析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二、对东西文化优劣的辩证分析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也较以往温和了许多，虽然依旧坚持中国文化须由静入动，也提出东西文明“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6]211

李大钊以动、静区分东西文明说，很明显受到日本人茅原华山的影响，后者在1914年出版的《人间生活史》中已提出东方文明为“静”的文明、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之说。李大钊曾建议梁漱溟可读茅原华山的《人间生活史》等书，虽然梁似乎不会日文，茅原华山的想法至少通过李大钊对他产生了影响。如石川祯浩所说，民初中日两国知识界发生的有关东西文化的论战，是密切关联地展开的。[7]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三、对“东西调和论”的批驳与革新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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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三篇】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二、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沉寂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三、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的启示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荣荣.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参政运动研究[J].现代交际，2018（22）：221-222.

[2]简姿亚.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和女子参政运动[J].云梦学刊，2011，32（06）：52-54.

[3]薛文彦.辛亥革命期间的妇女参政运动及启示[J].阴山学刊，2011，24（05）：43-46.

[4]范茹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1（08）：108-111.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四篇】

《仰史诗，追求崇高理想》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五篇】

古人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唐太宗也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中国近现代史连接过去和现在，起着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下一站就是社会，要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态度、严谨的唯物史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学习中国近代史，所学何用?当然要祭奠那些无辜丧命于外敌枪炮下的万千同胞，要追忆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要缅怀“戊戌六君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然而，最重要的意义是从这段苦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励精图治，振奋自强，做好今天的事，写好中国的未来史。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发端，意义不寻常。如果说此前的中国仍沉湎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境之中，那么此后的中国则被列强的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不可能有与世隔绝的安宁，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除被迫一战，别无选择。此后，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绵延不绝。

18世纪，工业革命过后的英国在与闭关锁国的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林则徐禁烟之后，英国政府以此为由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其性质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但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带给中国最大的后果是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使中国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旧制度的解体。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思想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西学东渐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也从此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发展重工业。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事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发动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本质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且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官僚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有限，难成大器。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政治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于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于是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转换观念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上来。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最终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抵制，最终没能成功实行，但是其积极意义仍然很重大。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

习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变法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戊戌变法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广大爱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清朝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同志。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了国民党，并领导广大爱国志士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后试图复辟，但这场闹剧曹操收场，袁世凯也病死。但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19xx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联合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但是后来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了分歧。于是国共内战爆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中国共 产 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政策，妄图在中国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于19xx年6月，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 产 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等，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国领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我们一定要牢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承担起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学习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易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读史明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一定要将中国近代史牢记于胸，并时刻不忘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六篇】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一、社会的复杂性为人物的出现创造环境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二、地主阶级的探索开启民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三、农民阶级的反抗影响了一代人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四、资产阶级的变革打开了束缚自由的枷锁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五、革命，既是孕育朝阳的黎明也是一时的混沌黑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六、爱国主义是一把火炬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七、为理想社会的拼搏引领了一代人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八、阶级派别的递进性使人物不断涌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九、乱世的复杂性与对和平的渴望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十、文明的交汇期，人物的繁衍期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7】《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费正清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七篇】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中国近代史论文【第八篇】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其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郑大华教授在《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事实上，就太平天国统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言，其自身根本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然其对晚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客观上成为清政府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关键词：太平天国;近代化;催化剂

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郑大华教授在其近作《晚清思想史》中指出“太平天国存在着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1]97，并从太平天国靠近最先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其领导人不反对西方文化并进行了军事近代化的尝试，还提出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方案《资政新篇》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证。但这仅仅是就其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其现实性。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固然有推行近代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逐渐封建化的农民政权中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太平天国领导人很难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为他们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其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而郑教授所做出的“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1]99这一论断无疑将太平天国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扩大化了，甚至上升到了对其实施近代化的现实性的讨论。

首先，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是否足以使其冲破固有的封建枷锁和小农意识，真正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则又应另当别论。其次，所谓的太平天国进行军事近代化的尝试，是太平天国在与清王朝激战之时，为使自己的武器与之相匹敌而不得不设法购置、仿制一批西方新式武器，且其设厂自制的近代化武器装备非常有限，对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此外，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没有涉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革命要求，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论者评价说《资政新篇》反映的只是洪仁玕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愿望，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是完全没有实行条件和可能的空谈。显然，若以此为据来论证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太平天国的自身问题使其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统治存在的严重问题。统治集团中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以及旧式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使太平天国终究难逃被扼杀的命运，遑论去进行中国近代化建设。

1.太平天国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

太平天国的腐败始于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集团内部贪图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的膨胀。天国起义之初，全军将士尚能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2]172。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攻占南京以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助长了天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3]79。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其妻妾就有36人，定都天京后，更是大肆选美，据他儿子的供词，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由于人数众多，以至于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此外，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还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在天京城内四处寻找风水宝地营建王府，《贼情汇纂》载洪秀全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五色缤纷，侈丽无匹”[2]164。无独有偶，各王争相效仿，其中李秀成的府邸更是穷极奢侈，耗资巨大，连李鸿章见了都惊叹其为“神仙窟宅”。至此，太平天国的腐败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诸王及各级将领“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2]172，起义之初的“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原则丧失殆尽，消灭“阎罗妖”，建立理想人间天国的进取心也日益被吞噬。

随着贪图享乐思想的攀升，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其最初的同心同德，情同骨肉的手足之情逐渐被浮华的物质生活所淹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暌隔，互生嫌隙。杨秀清奸心异常，“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2]45，欲与天王齐，《贼情汇纂》中称“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2]46，“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48。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终引发了血腥的“天京变乱”，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对此，黄兴不禁扼腕：“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4]211-212。不仅如此，天京事变后，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聚敛私财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巩固洪家王朝的势力，洪秀全大封同姓诸王，这些王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搜刮民财，损公肥私，使原本就矛盾丛生的太平天国更加腐败不堪。

2.太平天国漠视并排斥知识分子

自古以来，无论是领兵作战还是经邦治国，知识分子都是一支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取得成功的农民战争，无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汉高祖刘邦如此，明太祖朱元璋亦是如此。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采取“崇教排儒”的政策，不仅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甚至还拒绝知识分子的投效。早在1852年，湖南失意举人左宗棠曾欲投奔太平天国，并向洪秀全进献攻守建国之策，但洪秀全却并没有接纳他。后来左宗棠回乡组织团练，反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如果说左宗棠不被太平天国所接纳是因为他是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儒生，违背了“崇教排儒”的政策，那么容闳在太平天国所遭受的冷遇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容闳是一个背离传统，笃信基督教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信仰与太平天国并无分歧，但他在太平天国也仅仅得到了一个“义”爵，且他向洪仁玕提出的“新政七建议”也被弃之不用。1862年，著名思想家王韬也曾向洪秀全表示归顺之意，但同样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征战途中，“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以死”[2]303。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不仅难以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将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转而成为太平天国强劲的对手。而太平天国固然也有如石达开、杨秀清之类的军事人才，但天京内乱导致了其人才的锐减，后期虽通过科举选拔了一批官员，但也多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用容闳的话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3]81-82。这样一个缺乏知识分子参与和指导的政权，即便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焉能全力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虽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但其主力军和领导人是旧式农民，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仍然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而洪秀全在此期间建立的极端中央集权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宣扬的“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5]232，“只有臣错无主错”[6]484的封建伦理道德及森严可畏的等级制度，实质上体现的是农民阶级领袖自身难以克服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太平天国所建立的政权势必会逐渐走向封建化。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宗教近乎狂热的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以及小农阶级固有的安乐思想使其统治的封建性相比清王朝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气和蛮气”[3]80。在经济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思维结构难以接受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任务，这也是《资政新篇》无法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此外，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起义目的无非是求生存，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其革命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定都天京后，农民阶级安逸保守的小生产意识，使太平天国领导人安居于一隅，从而造成了其眼界和思想上的狭隘。正如李振宏教授所说[7]12，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主观目的不可能是推翻封建制度，其客观使命只是通过自身的造反行动，改善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使其统治秩序由失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走向正常，其历史作用在于促进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也曾评论太平天国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11。由此可以推断，纵然太平天国没有被镇压下去，其领导人也很难自觉产生推动近代化建设的思想意识，即使有也至少会推迟，而这恰恰是源于农民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总之，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否认其存在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但从它自身统治所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来看，很难相信它会先于清政府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

二、太平天国客观上成为清廷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太平天国虽然自身无力承担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但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它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镇压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笼络汉族地主和官僚，扩大部分地方督抚的权力，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使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有所松动，从而为近代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在社会经济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3]83，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使“客民”开垦得地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地主经济的萎缩和自耕农的增多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扩大，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清王朝一向严格控制军权，不允许地方上办军队，更严防汉族官僚编练新军。然而，与太平天国激战过程中，清王朝的主力军八旗、绿营却难以遏制太平天国的兵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被迫同意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地方招募新军，由此产生了配备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湘军、淮军，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则成为后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一些有忧患意识的经世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巨大威胁，纷纷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主张向西方学习，早在1842年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然而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清王朝的统治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越来越多的封建官员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推动中国由封建化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数年，给清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其影响下中国许多东西都已不复旧日模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因此，在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人为地拔高其历史高度，认为其足以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事实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往往却是致命的。譬如，太平天国日益腐朽的统治及农民领袖思想上的狭隘，不仅使其无力带领中国走向近代化，而且最终也葬送了其革命前程，对此，不应过分苛责。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长久的。

参考文献：

[1]郑大华.晚清思想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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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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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振宏.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历史结局[J].史学月刊，1995(5).

[8]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