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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牛高考作文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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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牛高考作文【第一篇】

关键词:汉代;青州;桑麻;农业

青州是《禹贡》“九州”之一,大体指泰山以北渤海以南的一片区域,相当于今天山东省的北部广大地区。青州得名较早,在禹贡中曾记载:“海岱惟青州”。[1]《周礼》则记载:“正东曰青州”,盖取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以名也。[2]上古时期为东夷之地,周初姜太公因辅佐武王平定商纣有功,被封于营丘,国名为齐,青州始归齐地。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其均为齐国属地。汉初,齐地为高祖庶长子刘肥的封地,为同姓诸侯封国。西汉元封五年始设青州刺史部,辖区基本包括前同姓诸侯国齐国的属地。两汉治所均设在临淄。刺史制度沿袭秦制,本是一种中央派遣官员对地方进行监察的制度,十三州最初只是刺察地方的官吏及强宗豪右,随着刺史更名为州牧,其地位逐渐提高,行政职权就愈加重要,州部逐渐演化成为一级行政机构。

青州从距今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起,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明发祥地之一。历经其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耕作方式从刀耕火种发展为精耕细作,至两汉时期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终于进入到了一个辉煌阶段。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该地区出土考古资料,力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尝试对汉代青州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业环境

1.自然地理条件青州地处温带,属温带季风气候,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地区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

青州地形中部为突起,为山地丘陵区;东部半岛大部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西部和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区。多样的地形导致其土壤类型和土壤肥力多变,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其海陆间气候差异较大。众多的因素影响,使山东境内农作物种类十分丰富。史载“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1]青州地理条件良好,气候适宜,这里历来就是农业发达之地。在青岛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中,其中一个窖穴出土了约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有大进展,已有相当多的余粮储藏。[3]

青州地区的水资源很丰富,主要的河流有黄河、济水、大清河、小清河、淄水、潍水、胶水、巨洋水等,此外,还有泉湖薮泽星罗棋布的分布其中。黄河从青州西部流淌而过,至千乘郡入海;济水从其中部,北流入海;淄水、潍水错综交织,胶水、巨洋水从青州东部也就是今山东半岛北流入海。所以说,青州可谓是水流交错,河网纵横。根据《尚书・禹贡》所述,青州所处的胶莱平原、胶东丘陵,其土壤肥力在当时的九州中位居第三位。关于这里土壤的种类,太史公曾赞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可见其土质柔和、土壤中腐殖质含量高而且肥沃,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

汉代青州地区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东海引巨定”。[4]巨定,又称“巨淀”,即今山东省广饶县东北的清水泊。秦汉时期,巨定还是一个大湖,淄水、时水、女水等河流汇聚于此,北出为马车渎,向东北流入渤海。《史记・河渠书》“东海引巨定”一语中的“东海”是否指东海郡呢?经明代顾炎武考证,东海疑是北海之误。[5]因为巨定在巨定县,属北海郡。东海郡远在180公里之外的鲁南地区,中间有山地横隔其间,不可能从巨定引水灌溉。从巨定引水灌溉农田的,是北海郡。这项水利工程是汉武帝时兴修的,可灌溉农田“万余顷”,与关中的灵轵渠、成国渠等齐名。

2.青州地方长官对青州农业生产的贡献青州是齐国故地,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汉代齐国也是较重要的诸侯王国之一。因此,在公元前106年设立青州刺史部之后,汉朝政府在青州刺史和郡太守的人选上,总是择优使用。如汉昭帝时,身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刘德“守青州刺史”,[6]刘德贵为皇亲贵胄(楚元王之后,封阳城侯),能被派刺青州,朝廷对青州的重视可见一斑。

地方长官推动青州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或安良除暴,创造安定生产环境;或抚恤灾民,尽力挽回损失。如东汉琅琊人王望,“自议郎迁青州刺史……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王望的举动虽犯了“专命”之罪,但终“帝嘉意议,赦而不罪”。[7]臧洪,“以洪领青州刺史……时黄巾群贼处处飙起,而青部殷实,军革尚众。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未及得行,而贼已屠城邑。……洪收抚离叛,百姓复安。”当时黄巾军攻城夺邑,焚烧官府,致使“州遂萧条,悉为丘墟”,臧洪在其任内的两年里,积极治理,青州呈现出新的面貌,遂“群盗奔走”,被袁绍改任为东郡太守。[7]李膺,“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名,多望风弃官”。青州的郡守县令迫于李膺的严明,大多听到李膺来青州的消息后就弃官而走了,其为官清廉程度可见一斑。[7]伏湛,“更始元年,拜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人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宾客百余家。”伏湛此举表现出其忧国忧民、造福一方的为政之道。[7]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于推广

1.铁农具的推广使用农具是农业生产的必备工具,也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农具的更新与进步体现了农业技术发展的水平。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是两汉时期农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盐铁论》卷一《本议》篇在论铁器的重要性时曾说到:“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8]

两汉时期,青州地区是汉朝重要的冶铁业作坊基地。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立的四十多处铁官,青州地区占其中6处,约占总数的1/7。这6处铁官是:济南郡的东平陵、历城,齐郡的临淄,东莱郡的东牟,千乘郡的千乘,胶东国的郁秩。1976年,在章丘龙山镇东平陵故城内发掘出汉代冶铁遗址一处,面积约万平方米,发现有冶铁炉残迹、铁渣、铸作模范、铁器等。铁器约有50多种、350多件。其种类之全、数量之多、铸造之精良、保存之完好,不仅为山东地区所仅见,在全国亦属罕见。[9]铁官遍及整个青州,连偏远的胶东半岛也有,表明青州地区产铁之多和冶铁业的普遍发展。青州冶铁业的发展为铁制农具的流行与改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进而促进了青州农业的发展。在汉代的农具种类中,铁犁的广泛使用和改进,是两汉农业生产工具发展的最重要成就。在高密市汉代城阴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犁。它们形状呈三角形,刃部较锋利,使用过痕迹明显,长度达27厘米,最宽处在其肩部,宽19厘米,厚厘米。[10]

2.牛耕的使用西汉初期,经过秦末长期战火洗礼,导致社会经济凋敝,牲畜数量比较稀缺,牛耕尚不普及。究其原因,《盐铁论》卷三《未通》篇说:“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11]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汉初,“耒而耕”一直是重要的耕作方式。但其不但耗费大量人力,且效率极低。为了大力推广牛耕,国家颁布法令禁止杀牛,凡杀牛、盗牛、盗马者,要受到很重的刑罚。到武帝初年,情况已经大为改观,民间牛马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许多地区牛马成群,这就为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从黄河中下游出土的汉墓实物及大量汉画像石来看,青州地区为汉代较早的使用铁制农具和实行牛耕的地区之一。

汉代的牛耕常采用耦犁法即二牛合耕法,需要两头牛协同拉犁。具体操作方法是: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持犁把;一人掌握犁辕入土的深度。这种锄耕方式在民间被称为“二牛抬杠”。后来,人们对耦犁进行了改造,将犁箭改造成活动式的,可以灵活控制耕地的深浅,不再需要专人掌辕。随着耕牛的驯服,一般也不再需要专人牵牛。这样,到西汉晚期,“二牛三夫”的犁耕法逐渐被“二牛一人”的犁耕法所取代,大大解放了人力。

三、粮食种植业与多种经营的发展

1.粮食种植业的发展适宜的农业环境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运用,使青州的粮食种植业获得极大发展。旱地作物主要有粟,也就是谷子。粟属于耐干旱贫瘠作物,性喜高温,适于青州地区的自然条件,种植历史悠久,因而成为青州地区最早获得栽培的作物。在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粟物颗粒,据其发掘简报称:“窖穴内出土了体积达1立方米的粮食,经鉴定是粟粒。由于这座窖穴占据了房屋内面积将近二分之一,因此这座房屋可能是当时的一座粮仓”。[3]汉代粟是青州的主要粮食作物。《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记载:显宗时,王望任青州刺史,遇到州郡灾害,“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以上两则发生在青州的事实说明,汉代粟是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缺少则人民饥饿,开仓赈粟也说明,这里大量生产粟类作物,有大量的储备。但粟也有其缺点,那就是产量较低,无法满足众多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

青州地区也重点发展小麦生产。青州种麦的历史悠久,周代的齐地就是小麦的主要生产地。《说文・齐部》云:“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12]可见汉字“齐”的本义与农作物有关,是指麦苗丰茂、吐穗齐平的意思。战国时代齐地小麦种植已很普遍,孟子在探论人生哲理时,也用“麦”的生长情形来做比喻,《孟子・告子上》曰:“今夫牟麦,播种而之,其地同,树之又不同,悖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这说明麦子在齐鲁大地已为常见之农作物。笔者认为,战国以降,青州范围内一直大面积种植小麦。《淮南子・坠形训》中说:“济水通和而宜麦”,说明济水流域种植小麦,济水流域正好是青州的西部平原地区。《资治通鉴》中曾有记载说:“永光元年(前43年)宁津三月,陨霜杀桑,伤麦;秋,陨霜害稼,诸路皆饥”。[13]这说明在西汉后期,宁津在一次霜冻灾害中,冬小麦受到霜冻而致灾。宁津位于今天的鲁西北平原上,汉代属于青州刺史部的范围。从以上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两汉时期,青州的小麦种植面积较广,遍布平原、山地、丘陵等地形区。

水稻是汉代青州又一种重要粮食作物,好温喜湿,水源丰富的青州地区适宜种稻。两汉时期,青州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扩展。《汉书・地理志》记载:“正东曰青州……谷宜稻、麦。”青州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考古发现也证明青州种植水稻的历史较早。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在山东烟台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于栖霞杨家圈遗址中发现有稻壳及稻壳痕迹,当地在汉代属胶东郡,位置为北纬37°15’,他认为此地为已发掘史前栽培稻作物的最北界限。[14]两汉时期,青州的水稻种植又有所发展。大经学家郑玄是北海郡高密人,年轻时家贫,《后汉书》卷三十五记载他“客耕东徕”、“假田播植”。《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居处部八》云:“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墓侧有稻田万顷”。[15]从上可以看出,尽管水稻在两汉时期的青州不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种植面积,个别地区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

2.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汉代青州的桑麻种植业尤其值得一提。《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渔盐”,《汉书・货殖传》亦云:“齐、鲁千亩桑麻”,两则史料都指出了青州地区分布着大片的桑田和麻田。青州自古盛产蚕桑和丝织品,桑叶饲蚕是使齐纨鲁缟等织物所发展的基础。《汉书・食货志》记载“还庐树桑”[6],说明当时桑树种植的普遍和广泛。青州的丝织业历史悠久,而桑蚕业的发达又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禹贡》中记载青州贡蚕丝:“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铅、松、怪石。”《盐铁论》卷一《本议》载文学言:“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耳”。说明齐、阿之缣在汉代非常有名。《论衡・程材》也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16]汉代青州女子以娴熟的技巧和辛勤的劳动纺织出一匹匹布帛,刺绣出一匹匹锦绣,使青州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绸布帛生产地,民间生产的布帛成为畅销全国的走俏商品。汉代还在临淄专门设置生产宫廷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到汉元帝时期,齐三服官作工人数达几千人,一岁耗费数巨万钱,并织作“冰纨、方空、吹纹絮”等精细的丝织品。有的丝织品薄如蝉翼,透明如水,被评为织物中的上品。

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由青州汉代纺织业的发达我们可以推知,两汉青州种桑、养蚕、植麻的丰富。受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及运输能力,纺织业必须靠近当时的原料产地、因此综合上述青州各地有关桑麻种植的记载、纺织品的出土情况、汉代纺织画像石的分布、三服官的设置地点等信息,我们可以发现汉代青州桑、麻的分布十分广泛,从地形上看,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鲁中山地周边和平原过渡的地带上。

畜牧业是汉代青州农业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青州畜禽饲养有着五、六千年的历史,门类齐全,品种众多。汉代青州发达的粮食生产促进了饲养业的发展,文献中多有记载,在墓葬中出土也较为丰富。《汉书・地理志》曰:“莱夷作牧,厥篚丝。”颜师古注曰:“莱山之夷,地宜畜牧。,桑也。食之蚕丝,可以弦琴瑟。”可见,青州地区自古以来就被证明适合畜牧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曰:“正东曰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诸……其畜曰鸡、狗,谷宜稻、麦。”《汉书・公孙弘传》载:“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后汉书・承宫传》记载:“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7]从以上史料可见,汉代青州民间养猪是很普遍的,猪应是当时肉类的主要来源。近年在青州地区众多汉墓发掘中,出土文物也可见证。在章丘洛庄汉墓发掘中,出土陪葬坑发现了10头完整的家猪遗骸,并有水牛出土,当为祭祀或陪葬之用。[17]长清双乳山汉墓出土的器物箱内也存放着大量的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以及大量的鱼等。[18]在出土的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有牛的形象,一般是和牛耕相结合。在章丘汉墓的汉画像石中,出现了牛、羊头图案多处。马在汉代是主要的畜力,很少作为食用。在洛庄汉墓陪葬坑中,出土20余匹完整的马骨遗骸,对于研究当时畜牧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

四、结论

总的来说,青州地区的农业粮食种植业占主导地位,蚕桑业、畜牧业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且得以持续开发,从人口上说,西汉是“口三百四十四万八千”,东汉是“口三百七十万九千”。这两个数字与全国人口约六千万(西汉)、五千六百万(东汉)相比,在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下,在东汉初省并郡国使青州辖域缩小的情况下,青州人口不降反升,与其粮食种植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人口统计数字说明,东汉青州经济水平比西汉时有了较大提高,这又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

青州农业发展也有些不利环节,如与西汉时比,东汉青州辖地减少,由六郡三国减为二郡四国。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一个增长高峰期,人口的增长使得农业生产用地与墓葬用地发生冲突。而有汉以来,一直盛行着厚葬之风。据《后汉书》记载,自光武帝中兴以来,多次“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第薄葬送终之义”,[7]可以看出汉代流行的厚葬之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王莽篡汉及东汉末年,青州均为战争频发地区,受到的影响也较大。

综上所述,青州是汉代较为富庶、农业发展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吴汝祚。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7,(4)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7

[5]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桓宽。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东平陵故城遗址调查[J].考古学辑刊,1997,(11)

[10]李储森。山东高密城阴城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1,(5)

[11]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栾丰实等。山东栖霞县杨家圈遗址稻作遗存的调查和初步研究[J].考古,2007,(12)

[15]李。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6]王充。论衡[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第二篇】

[关键词] 《斗牛》;战争;小人物

2009年是国产影片高歌猛进的一年。在武侠片刀光剑影和献礼片烟花礼炮的掩映下,《斗牛》别具一格,近乎黑白的色泽,略显粗粝的质感,细腻接近“审丑”的表演,为年度缤纷的银幕添上一抹凝重的灰。影片获得金马多项大奖,在普通观众和专家评委处都有不错的口碑。将本片放在当代电影的坐标系,可多角度寻到互文本:有类似《活着》的反思品格;与《鬼子来了》同为非常规抗日题材电影;与《南京!南京!》在表现鬼子兵方面有共通之处;与《好大一只羊》有相似的令人啼笑皆非;即使从动物拟人化角度可联想到张以庆执导的获奖纪录片《英和白》和同年度的《走着瞧》。

作者以为,《斗牛》是一部表现苦难又超越苦难、有戏谑但笑中带泪、有用光影打造底层人史诗气象的作品。

一、苦难中的人性

苦难是《斗牛》凸显的主题。影片以四个特写开头,对准牛二的口、眼、牙、头,随着主角转身,镜头拉远成全景,由风声和满含恐惧的呼吸声混合的音响加剧了村庄的静寂,惨遭屠戮后的虚空荒芜奠定了全片悲怆的基调。

极境下方显人性本色。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触目惊心的苦难并未带来人性的恶之花,相反,萧瑟的景致下洋溢着人性美:牛二对男耕女织生活的向往、用生命守护承诺的信义;九儿倔强鲜活的生命热情;堡垒村民众对家园的誓死守护……战争的废墟上,人性美并未减弱,以至于在动物一号实际“女一号”奶牛身上,观众也看到兽性减弱,人性逐渐增厚。

《斗牛》故事发生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山东沂蒙。影片在表现人性美的同时,也展示了儒家价值观的复杂性:与牛二对奶牛的全心付出相对照,是之前对养牛任务的极不情愿;对“八路牛”和自家黄牛下意识的区别对待,表现小农意识支配下的公私分明;老祖爷、十三叔等长辈将九儿许给牛二,意味着传统价值观下即使强悍的女人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与举刀护牛相对,是牛二试图阻止抗日战士和日本兵之间兵戎相见的模糊价值判断。这些场景既检验了人性,也一定程度涉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如何追究“仁、义、礼、智、信”?边界在哪里?站在当下立场,传统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并无大分歧,最基本的立场都是尊重人性和个体的人。

《斗牛》的少数几个场景自然主义地表现了极端环境下人的本能,如牛二和企图宰牛果腹的流民之间的战斗,近3分钟,在付出两条生命的代价下,流民最终打消了杀牛的念头,饥饿的煎熬和苟活的可能性的艰难抉择面前,人们选择了后者。

影片展示了苦难中人性的光辉,淡化了交战双方的对立。作为群体的日本兵围着奶牛唱歌,被留下的伤兵小分队在小村如惊弓之鸟,不同于《地道战》等片中残忍、恶魔般的经典日本兵形象。影片弱化了侵略行为的惨无人道,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还原离乡远征作为人的日本兵的外强中干和乡愁。由于牛二戏份的实沉饱满,该片对鬼子兵的处理没有引发质问。日本兵黑木是影片着力塑造的人物,当村庄只剩下牛二和黑木两个活人而黑谷又带伤时,将黑木从满心复仇的牛二手中拯救出来的不是他的合家欢照,而是给奶牛治病的本事。在一个以生存为最高目标的封闭环境里,敌我、人畜的生命同等的低贱,同等的高贵。故事讲到这里,创作者的悲悯情怀跃然于银幕之上。

二、戏谑中的历史

《斗牛》部分改编自赵冬苓的小说《八路牛的故事》。小说只有近4千字,勾勒了1942到1959年一头奶牛在山东某村的光荣与宿命,如此篇幅自然少有细节描写。在强调细节和感观刺激的大环境下,梗概式的白描加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原作不是很富吸引力。小说的空白给电影改编留下了大量空间。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被话语组织的,这种历史的话语组织又被称为“历史叙事”。“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①如今,抗日题材影视剧的历史叙事也呈现多元化取向,敌人形象已摆脱愚蠢或色厉内荏脸谱化单一模式,而我方也非总是智勇双全。

从历史叙事角度看,《斗牛》从历史中选取的具体情节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经典抗战电影,一定程度消解了人们根深蒂固关于抗战历史严肃宏大的印象,代之以相当的戏谑精神,这应是有的广告称影片是“战争喜剧大片”的重要原因。作为故事背景重要标志的八路或只出现过三次:驻扎在村的八路军卫生队牵来奶牛;部队转移,签字画押托牛给村民;路过堡垒村,再次与牛二画押赠牛。以特写镜头表现牛二用望远镜看到中国人民的“人”字,在目不识丁的牛二眼里,“人”和“八”一回事,历史教科书浓墨重彩的从八路军到的转变,在贫民牛二眼中这段历史根本不存在。宏大历史和个人记忆之间的巨大失衡带来荒诞、戏谑的效果,也彰显创作者的态度:在可触摸的个人生存困境面前,宏大历史算不得什么。

刘小枫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与轰轰烈烈的历史叙事相比,个人叙事的呢喃微末无力,多年以后,却可能是最能开启读者想象力的部分,是珍贵的精神遗产。《斗牛》中牛倌牛二故事的分量远超出对牛二生活历史背景的描摹,抗日战争是属于背景资料的历史影片,前台主角是期间一个贫民的生存际遇。由此,《斗牛》是一部富于现代意味的电影,人民伦理的大叙事退居幕后,银幕重点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牛二从对性(九儿)、家业(小黄牛)等事关肉身的渴求逐渐演变成将奶牛视为精神伴侣,将兑现承诺视为存活的重要动力,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沉重肉身”的超越。然而,如果观众清醒地明了即使战争期间的奶牛也只是奶牛,那一纸承诺因为约定双方身份的不对等性,在签字画押的同时就注定了一纸空文,牛二的生命旅程呈现相当的荒诞色彩,被戏谑的不只是大历史,还有牛二个体生命的历史。

三、小人物的传奇:兼与《活着》比较

将牛二与影片《活着》中的富贵放在一起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农民牛二。两人的履历都打上浓厚的历史印迹。富贵的身份是从富家子弟沦落为贫民的城市底层人;无论抗战前后还是解放战争期间,牛二的贫民身份一以贯之。富贵从出场时有家有老婆但嗜赌贪玩的少爷,到街头艺人,到随军艺人,到新社会的宣传艺人;牛二是个家徒四壁的光棍,每天的生活行程和牛的行程一样,饮食、游荡。在生活的实质形态上,富贵和牛二都是浪子,但又有所不同。富贵的流浪是从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从到共产党军队,从新中国成立前到内战、、等;牛二的流浪就在本乡本土,从渴望家的光棍汉,到家的梦想被战争打碎,到彻底接受将一生交与天、地、物(牛)。

同样与特定时代相连,两片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活着》平实地叙述富贵复杂的经历,并无多少插科打诨的细节,最终却带来喜剧、轻松之感;《斗牛》由大量闪回组成,有精心设置的幽默细节,然而很多观众却看得双目噙泪,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主创人员的情感诉求不同。尽管葛优将富贵演得极好,是当代银幕不可多得的人物,但很多人认为电影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史,反讽、揶揄、否定……各色态度掺杂于片中。富贵是一类人的代表,他们在历史的漩涡里挣扎或苟且偷生。《活着》在海外经历过从那一时代走过来的观众眼里尤为亲切,他们从富贵身上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也看到了自己。

《斗牛》的故事发生于抗战,对多数观众而言已经久远的时期,使得观者能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与《活着》通过人物表现对政治、历史的看法不同,《斗牛》对政治、历史的看法极其隐晦,凸显了主角牛二。相比多数国产电影即便如《活着》,《斗牛》拥有更宽广的眼界和更深刻的人文关怀,牛二成为一个即使走出中国语境也能被认同的人物。他的天真、向往幸福、坚守信念等美好品格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一个外表寒碜得委琐却有赤子之心的男子,反差的审美效果让人联想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战争差点带给牛二一切但又悉数拿走。苏联名片《一个人的遭遇》表现了一个人的生活遭遇,控诉战争的灾难本质。《斗牛》虽然没有如此经典,但在表现超越国界和阶级立场的人性关怀方面,在同类题材国产电影中是佼佼者。

恩格斯认为典型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以人物诠释政治,在文艺中屡见不鲜,富贵就是这样的典型。相比富贵,牛二是银幕上的陌生人,他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和受害者,却又远离政治甚至不懂政治为何。富贵在流转中变得油滑、犬儒,牛二自始至终都是善良憨厚偶尔有点小滑头的本色农民,《斗牛》为当代电影奉献了一个全新的小人物。

《斗牛》可谓以光影书写小人物的传奇。牛二的传奇一刻也离不开牛搭档,有一个段落:日本兵黑木和抗日战士相遇,牛二阻止无效只好任由他们互射,枪声息,牛二暂时性耳目失聪,接下来:

(远,移)牛二拉着牛尾,牛带着牛二行走(幽怨的音乐响起);

(特)牛二的手拽着牛;

(近)牛二闭着眼随牛前行;

(远)牛拉着牛二走近;

(近)牛拉着牛二走近;

(近)牛拉着牛二走远;

六个镜头表现了牛二和牛之间关系的转换,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将牛二在两者间的绝对主宰、施救者地位演变成人和牛之间的互相支持、同为对方生命支柱,细细响起幽怨的音乐加强了诉说效果:这是一个人和牛的传说。

抗日已是影视创作的常规题材,多数都十分关注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两方面甚至有过分执著之嫌。《斗牛》聚焦于一个人在战争中的生存。这样的选题在其他国家很多,包括日本电影,而我国由于国情和传统文化原因,一直鲜有。偶尔如《鬼子来了》《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总引发各种讨论。就抗日题材而言,《斗牛》有新的视点,却没有引发各方讨论,可推测以导演为主的创作团队考虑到各方受众的需求先期进行一定的取舍和均衡。“战争与人”是全世界艺术创作的经典选题,能引发一定的争议未尝不是好事,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往往会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迹。我们期望,《斗牛》之后会有更多不同角度审视六十多年前那场战争和所有战争的优秀电影出现。

写作本文时,《阿凡达》正在全球热映,也在中国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并引发观众和专家对国产片的自省,关于国产电影的想象力、制作能力等再被揪出来,似乎国产片又一次到了危机边缘。其实,若不是人们杞人忧天就是过分急于求成。2009年国产电影票房自然不能成为沾沾自喜的理由,但也要看到国产电影的成长,《斗牛》就是一个范例。曾经,电影界叹息我们的特技不如人,但《斗牛》的特技很少;感慨明星身价太高,《斗牛》的主角并非一线明星,遑论国际大腕;争辩题材不国际化,《斗牛》故事一点也不国际化,但它成功了,一部在内容深度和表演方面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电影。因此,与其研究好莱坞为何征服全球,不如先分析近在咫尺《斗牛》这样的电影:没有多少宣传噱头、明星阵容和高端特效,《斗牛》何以制胜?

注释:

①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第三篇】

鸟的身体呈流线型(纺锤形),体表被覆羽毛,胸肌发达,体温恒定。立足土地时灵动可爱,一飞冲天时气贯长虹。有的鸟在人类的周边,“鸟雀呼晴”给人温暖,就像精致的小品;有的鸟在森林中栖身,“鸟鸣山幽”为山林唱歌,就如优雅的散文:有的鸟以蓝天为背景,“大鹏展翅九万里”给生命以启迪,就如皇皇大作……鸟绝对是上苍赐予世上的精灵。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鸟”样文章呢?

一、像鸟头一样顾盼神飞。

鸟的头,有坚硬的喙,常发出清脆悦耳之声。有着或大或小不同色彩的冠。有着圆溜溜的眼,闪着机智的光,着实可爱。你的文章开头,若有形、有色、有声、有力,就会有了开阔的意境之美。

鸟的头部在全身中所占比例较小,高考作文同样不能将开头写得很长,要短小精悍,言简意丰。要写得“色彩斑斓,明眸亮眼,顾盼神飞”,让读者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好的开头就要“有修辞,摘名句,描形象,有深趣”。

如排比开头:若能掬起一捧月光,我选择最柔和的;若能采来香山红叶,我选择最艳丽的;若能摘下满天星辰,我选择最明亮的。也许你会说,我的选择不是最好,但我的选择,我喜欢。(一考生《我的选择,我喜欢》)

开头用“月光”“柔和”、“红叶”“艳丽”、“星辰”“明亮”构成铺排,色彩鲜明,且具音韵之美。

如设问开头:乌路过天空,逍遥翱翔,给蓝天以美丽;水路过大地,随物赋形,给万物以滋润;季节路过天地,默然无语,却留下了春夏秋冬四季……那么人在世间路过,应做些什么?又该留下什么呢?(江南十校模拟卷《路过》)

先用了一组排比句式,列举“鸟”“水”“四季”路过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扣题紧,而且句式整齐,自然引出后面的破题之句。有了设问,学生的行文思路就开阔了。

如营造意境开头:高山幽谷中蜷缩的最后一撮雪终于绷不住身子,委落于草丛中,化成了一丝水,汇成了一股泉,流成了一条溪。时间与它结伴而行,也流逝到光阴深处……(张峪铭《时间在流逝》)

二、像鸟身一样圆润灵动。

再来看看鸟身子,粗壮而不呆板,饱满而圆润。不止这些,它还长着两只翅膀,有了翅膀就有了力量,也就有了飞向远方的可能。在高考作文中,文章的主体部分要实,要言之有物。

鸟的这两只翅膀就是文章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情愫,就有了感动人的力量。有了思想,这文章不仅烙上了自己的标签,而且有了“灵动之美”,读之有味,思之有理,就有可能让人怦然心动。所以作文中间的主体部分应“会举例,善议论,有思想”。例子可以是古今中外的正反例子,议论是对例子的主观诠释,还要闪耀着一定的思想光辉。特别要注意文中的观点要有说服力,并要自圆其说,不能有相互矛盾之处。

如2009年笔者写的下水文《弯道超越》中,举了3个例子:

第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红军反围剿时,四渡赤水,南涉乌江,来往兜圈,尽走弯道。在弯道中寻到了生机,走出了胜利”。

第二个是“苏东坡,面临过人生弯道,从仕途的高峰跌落到低谷,从皇帝、太后都欣赏的才子,变成贬往黄州的迁客。就在黄州这个弯道上,苏轼饮尽孤独,洗尽浮华,从而写出了流芳百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苏子从弯道上走出了精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一百年前,他的祖父在距华盛顿州长官邸不到2000米处的白人家庭做佣人。一百年后自己跨进这座官邸,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无不感慨地说:这2000米的路,我们家走了一百年”。

在第一个例子前有一段议论,统领下文:“人生哪个不想避开弯道,可生命的辉煌就必须经过‘弯道’的磨砺,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曲折,哪来成功?”四个短语连用,运用了反问,加强了语气,增强了文章的力量。

在第一、第二个例子结束后,引用了名人的一段话:“泰戈尔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这障碍当然包括人生的弯道,所以我们应勇敢地面对,审时度势,坚强前行。”

这样两例连用后议论,避免结构呆板,引用后作个必要的诠释,让引用成为文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一、第二个例子后,直接地各用了一个总结句,“走出了胜利”,“走出了精彩”。可在第三个例子后,我稍多了一点议论,才得出结论:“显然这不是空间上的有形距离,而是他的家庭的奋斗之路。在这条路上肯定有许多险滩弯道,只有凭忍耐、心智和勇气沿着坎坷弯道埋头超越的人,才能最终走向人生的辉煌。”

这是对骆家辉所说的“2000米的路,我们家走了一百年”的一个合理推测。没有思想的灵动,就不能将内容作个无缝的圆润焊接。

三、像鸟尾一样舒展有力。

鸟尾比豹尾好,好在不光有力,而且灵活舒展,变化莫测,让人回味无穷。鸟的尾巴不像豹子尾一样呆板,而是千变万化的,一张一翕,收放自如。这恰如文章有时力量所至,戛然而止;有时了了几笔,意韵悠长。

文章结尾就应像鸟尾一样“干净、优美、有力、意深”。“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也就是说,优美的乐章要有好的尾声,或余音袅袅,或震人心魄。议论文的结尾要起到归纳全文、照应全篇、深化主旨的作用,并可以综合运用议论抒情等手段,使文章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总结升华式:

心动不如行动。当你因善而感动时,勿因善小而不为;当你因情而感动时,勿因纷扰乏感恩。带着感动出发,起而行之。将感动传递,这个世界就会因感动而美好,因感恩而美丽。(张峪铭《带着感动出发》)

时间在流逝,我们必须将爱说出口,将孝尽到位,将事做到好……抓住机遇,只争朝夕。虽然我们不能遏减时间流逝的速度,但我们可以激起时间长河中的浪花,哪怕只一朵。(张峪铭《时间在流逝》)

名句缀尾式:

删繁就筒,领异标新,是画竹、作文之要诀。其实做任何事何尝不是如此。简约得“天然去雕饰”,简约得“神远而含藏不尽”。

杏花村,简约而不简单。(张峪铭《简约杏花村》)

发人深省式:

那飘满菊江的菊啊,你著了陶公的色彩,附有陶公的灵魂,随大江东流去,淌了千年,香了万代……往事湮没尘中,一切随岁月腐朽,唯灵魂闪闪发光。(张峪铭《菊满菊江》)

其实许多文章结尾的归类是相对的,有些兼而有之。

开头和结尾其实都要求语句凝练优美,富有哲理。但开头一般是“引而不发,吊人胃口,小试牛刀,不要说透”。中间“正反例证,夹叙夹议,短语连用,前后贯通”。结尾一般是“尘埃落定,掷地有声,荡气回肠,余音绕梁”。高考作文整体形态要“头小尾巧中间好”。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第四篇】

把一个中学生写的古体诗作文说成是“老干体”,明显带有调侃、讥讽的意味。不知这位名牌大学培养的文学博士懂不懂,按照文学分类的基本常识,诗歌的基本类型,不外抒情和叙事两种;从格式来划分,又可分为格律诗、自由诗和歌谣诗。还没有听说用作者的身份,把诗歌分成“老干体”、“青年体”、“少年体”的。徐博士把自己生造的所谓“老干体”的特征概括为内容上“都是歌功颂德”而横加指责,说明他不仅对文学分类的知识所知有限,文学观念也十分混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辞典里,并不是只有歌颂,没有暴露。这里的关键在于歌颂和暴露的对象,在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场。早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站在党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必然会满怀热情地去歌颂“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而那些“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抱着冷眼旁观态度”的人,对这种歌颂自然不感兴趣。被徐博士称为“老干体”的这类旧体诗歌的作者,有的是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打江山的新中国的缔造者;有的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或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承继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光荣传统,学习利用格律诗这种古典形式,讴歌自己所钟爱的神圣而崇高的事业,讴歌人民的历史创造和新的生活,“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毛泽东语)。他们的诗歌创作既是发自肺腑的个人激情,又唱出了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唱响了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伟大祖国好、人民军队好的主旋律,在文学史上留下佳话。《人民日报》曾在1篇文艺短论中指出:“我们非常推崇这种古为今用的新诗歌形式,更提倡这种‘勇为时代唱大风’的创作态度”。按照徐博士的观点,难道我们的文学作品,非要像王蒙等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往死里写脏、写丑”,“彻底远离文学的底线、伦理道德的底线、审美原则的底线”,大肆暴露当代社会“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和“虚无、颓废、无聊的精神影像”,才称得上“文学奇观”和精品佳作,才够资格打“满分”吗?

徐博士批评他所谓的“老干体”诗歌 “在语言上都是白话,不懂得诗的语言,不懂得何为比兴、何为寄托”,不仅片面性很大,也不符合实际。白[]话文已经是我国通行的传播和交际工具。上世纪60年代文艺界开展新格律诗讨论时,虽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统一的看法,但也有学者认为用现代阿拉文库写格律诗也应当允许探索,有人还认为这是旧体诗发展史上的创新之举。至于所谓“老干体”的诗歌“不懂得诗的语言、不懂得比兴、寄托”云云,只要虚心地读一读老干部的许多代表人物代表作,如朱德、叶剑英、郭沫若、田汉,赵朴初等人或借事抒情、或以诗唱和的灿烂诗章,就不难发现,这种批评已经远离理性的轨道,几近胡说了。

众说周知,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大气磅礴,立意高远,以一种冲锋不息、战斗不止的坚毅精神,展现出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的宏大画面,给人以思想启迪;又以一股浩大雄伟的诗情画意,显露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巨大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熏陶。在中国当代诗坛上,还没有一个人的诗作能像毛泽东诗词这样被以各种形式广泛传诵,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一个高中学生喜欢毛泽东诗词,自觉学习、背诵毛泽东诗词,既从中领略伟人的博大情怀,汲取吐纳风云、评说春秋、扭转韩坤、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又掌握旧体诗写作的一般技巧,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讲,这完全可以说是学习古典诗歌、传承民族文化的一条正道;因为喜欢毛泽东诗词而在高考作文中运用一些毛泽东诗词的句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怎么能把“熟读了毛泽东诗词”“运用了毛泽东诗词的句式”,作为否定“最牛满分作文”的一个理由?评阅高考作文有这样的标准吗?这里所流露的比无知走得更远的政治偏见是显而易见的。

旧体诗是有严密组织形式的一种诗体。因为讲究合辙押韵、对仗工整、平仄声配置等比较严格的规则,即使有一点文化基础的人熟练地掌握也并非易事。毛泽东同志在给臧克家、胡乔木等同志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诗难,不易写”、“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之类的意思,认为“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胡适在“五・四”时期写的《文学改良刍议》等著名篇章中甚至提出“诗须废律”的极端化的主张。《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古体长诗的作者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学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学习、钻研古典诗歌的创作,在高度紧张的语文高考期间,短短几十分钟就写出一首102句的古体七言长诗,后记约70字也是文言文写作,主题积极,语句通顺,显示了较深的古文根底。这即便不能说是多么了不起,平心而论也很不简单。连彭教授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参加湖北今年语文高考阅卷的全体老师经过认真的负责任的集体阅评,一致同意给这篇作文打满分。此举不仅十分恰当,也体现了对青年学生的鼓励。由于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这篇作文也可能存在用韵有错等问题,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也是很必要的。但像徐博士这样以行家里手自居,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认为这篇作文一无是处,只能得零分,未免太武断、太片面、太霸道了。徐博士也曾长期当过学生,如果你的老师也用这种态度对待你写的那些稚嫩的东西,不知你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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