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后感精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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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书笔记【第一篇】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
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
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
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
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
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
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
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
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
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
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
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
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
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息的贷款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息的贷款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国富论》读书笔记【第二篇】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个性地混合在一齐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潜质，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潜质，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
他像之后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
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
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构成了我们这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5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能够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资料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能够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能够使劳动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不仅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善机械带给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开启和关掉汽锅。
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正因干得久了，就“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户外而自动开闭。
这个笑话，成了蒸汽机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谈。再观现代工厂的生产不就用事实证明了分工理论的重要性。汽车生产厂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正因改变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生产模式为流水线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线作业不正是分工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吗？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
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状况就要另当别论了。正因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
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
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能够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
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之后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
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方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
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
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下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
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
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
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
《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此刻，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
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期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这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但是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但是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国富论》读书笔记【第三篇】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
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
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
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
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
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
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国富论读书笔记【第四篇】
在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当下，人们不断的在迷茫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经过一次又一次迷失，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人们终于想起了从传统经济大著《国富论》中寻找真相的答案。可见国富论对现代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非同一般，对引导人们走出经济危机大有裨益，这也正是经典的永恒魅力。
《国富论》一书分为；论劳动分工及分配，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论各国财富的增长方式，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论国家财政这五大部分。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第一章：论劳动分工及分配。
在第一章中，亚当斯密不断的从提高劳动生产力高着手，再经过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劳动分工能使生产力成倍提高，并首次提出了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劳动分工也促使劳动生产专业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劳动产品的交换迫在眉睫，而交换需要的媒介——货币也呼之欲出。产品的最终归宿为劳动资本、劳动利润和土地地租三项。
劳动分工是的同样数量的人，但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于三个原因：异地，每个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在书中作者亚当斯密都不断强调。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么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在人类正在族群中是禁止盗窃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另一种是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箭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造弓箭比自己打猎更有利，同样的，善于造房的发现比专心造房比种田有力，于是分工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
在后面的内容中，作者又阐明了分工能促成这种作业量提升的原因。依作者所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工人技巧的改良；第二：由于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对通常会损失掉的时间的节约；第三：适当机器的利用，可以大大地便利和节省劳动。
其实这部分内容又可归于“分工的意义”之中去。分工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规律便会开始发生作用——分工使得生产力提高，且易于掌握操作的技巧，反过来这种经验的积累又是推动再发展的力量。是进一步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们虽明白分工之意义，然而真正要使得分工得以充分的实现，却并非易事，因为这需要社会的合意。
第一章：分工
分工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样，只要采取了分工，在任何一门手艺里，它都会给生产力带来成比例的增长。
一般来说，在工业越发达的国家，分工进行的越位彻底。
其实整个社会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分工组合成的集合体。
分工提高生产力的原因：
每个人专司以致，提高了熟练程度。
节省了从一道工序转换到另外一道工序的时间。
专注导致机器的发明。制造业
分工的结果：
分工使得各个行业的生产力成倍的增长，每个工人除了满足自己需要意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以供自由交换，于是一种普遍的富足扩散和弥漫到社会所有的不同阶层。
哪怕一件最简单的衣服，他的生产过程都是由无数的分工形成的。
第二章：分工的根源
分工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相互交易。
这种倾向只有人类才有。
这种天性也许是人类的原始本性，也可能是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
由于我们相互是通过契约、以物易物和购买的方式来获取大部分我们需要的相互帮助和照料，正是这种意向导致了最初的分工。
比如，因为当每个人都专注于一项工作可以提高生产力，而每个人多余的产量又能通过和别人多余的产量交换来保证得到其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于是这就鼓励了每个人投身于某一特定的职业，形成分工。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一个人时时都需要为数众多的其他的人合作与支持。而如果把这种支持寄托于他人的怜悯和仁慈，那就只是徒劳。我们应该通过激起他的私心而博得他的欢心，向他表明满足我们的要求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技巧就是，绝不要向他们谈论我们的需要，而是谈论他们的利益。其实这是同一件事。
分工发挥了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使得具有不同天赋的人们可以相互的取长补短，共享资源，这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三章：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
分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能交换的市场，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即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
当市场很小的时候，没有人会全身心的投入一种产品的生产，因为他不具备把生产剩余的产物去随意交换他所需产物的能力。
而运输是决定市场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力量，强大的运输能力可以让更广范围内的人更自由的进行交换。运输通过决定市场的大小来决定分工的程度，进而决定生产的能力。
而在古代，水运是最方便的运输方法，所以那些开化的最早的国家都是位于沿海或者沿江。
国富论读书笔记【第五篇】
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国富论》是每个学经济的人必读的经典书籍，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