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的故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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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1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一、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了一系列伟大精神，从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从红旗渠精神到大庆精神，从小岗村精神到探月精神、从脱贫攻坚精神到伟大抗疫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珠峰精神……这一系列伟大精神的形成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它们的价值和作用跨越时空，不仅激励共产党人努力前行，也是人民群众坚定跟党走的动力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正确引领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追求实现党的目标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艰苦奋斗、艰辛探索、艰难前行的光辉实践，是党的初心使命的升华和接续，是党的经验启示的沉淀和凝结，深刻而充分地彰显了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意志的力量、人格的力量。
二、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我们党一路走来，在长期奋斗中铸就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等救国精神；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兴国精神；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小岗村精神、特区精神、黄大年精神等富国精神，有在新时代形成的自我革命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等强国精神……这些精神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又穿越时空，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指引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未来仍需风雨兼程
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2
被告人：赵伟：男，38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原系武警内蒙古总队管理处副处长，住呼和浩特市武警内蒙古总队家属楼3单元6号。1994年9月13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双喜，男，31岁，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原系内蒙古青年旅行社小天鹅餐厅经理，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友谊小区6号楼3单元9号。1994年9月13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燕，女，38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原系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干部，住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工业大学宿舍20号楼1单元205号。1994年10月12日被收容审查，后取保候审。
1994年9月3日晚，被告人赵伟、张双喜、张燕在呼和浩特市小天鹅餐厅喝酒后，由赵伟驾驶武警内蒙古总队WJ03－NO222号面包车，载着张双喜、张燕行驶至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回民区医院东侧20米处时，将同方向骑自行车行驶的赵志强（男，20岁）撞倒在地。赵伟停车同张双喜下车察看后，张双喜将受害人赵志强抱上汽车。张见赵伟处于紧张状态，便主动驾驶汽车同赵伟、张燕继续向西行驶。赵伟回头看受害人赵志强没有任何反映，便问张双喜被害人是否死亡，张说：“可能死了，往车上抱时见头部凹下去一块。”赵伟说：“找个僻静地方看一看。”张双喜便开车行驶至呼和浩特市殡仪馆西侧20米处，赵伟、张双喜下车后，张把受害人赵志强拖下汽车，两人一起察看被害人。见被害人没有反映，赵伟即示意张双喜离开。两被告人随即上车，由张双喜继续驾驶汽车同赵伟、张燕一起逃离现场。当晚12时许，被害人赵志强被殡仪馆值班人员发现，经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1994年9月4日下午死亡。经法医鉴定：死者赵志强系被大面积钝性物体碰撞后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疝而死亡。
案发后，被告人张燕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时，不如实作证，并以虚假情节作伪证，为被告人赵伟、张双喜推脱责任。
「审判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伟犯故意杀人罪、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张双喜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燕犯伪证罪，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被告人赵伟辩称：本人没有杀人的故意，汽车肇事后因喝酒过多，以后的情节记不清楚，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赵伟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和行为，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由汽车肇事造成的重伤，应构成交通肇事罪。构成交通肇事罪，就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两个罪名不能同时成立。被告人张双喜辩称：开车是帮赵伟的忙，把死者扔在郊外，是赵伟的旨意，本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辩护人辩称：被害人赵志强死亡的原因是汽车肇事，被告人张双喜是按赵伟的旨意行事，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和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燕辩称：汽车肇事后，自己因心情紧张，没有注意以后的情况，不构成伪证罪。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张燕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故意包庇罪犯的行为，不构成伪证罪。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赵伟身为武警车辆管理干部，喝酒后驾驶汽车，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肇事后本应对被害人赵志强采取积极抢救措施，但见赵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即将其扔至郊外偏僻处而逃离现场，对赵的死亡采取放任的态度，以致赵志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张双喜在被告人赵伟的授意下，积极参与了抛弃被害人的犯罪活动，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被告人张燕故意以虚假情节作伪证，为被告人赵伟、张双喜推脱罪责，其行为构成伪证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分。被告人赵伟、张双喜、张燕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关于赵伟、张双喜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张燕的行为不构成伪证罪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伟、张双喜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燕犯伪证罪的公诉意见应予采纳；但指控被告人赵伟还犯有交通肇事罪的法律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于1995年12月21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赵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张双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被告人张燕犯伪证罪，免予刑事处分。
宣判后，被告人赵伟、张双喜不服，均以“不构成故意杀人罪，量刑过重”等为理由，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赵伟酒后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不仅不送医院抢救，反而为逃脱罪责，竟示意由上诉人张双喜驾车将被害人弃于距市区较远的偏僻处，置其死活于不顾，以致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赵伟、张双喜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情节恶劣，应予严惩。被告人张燕故意作虚假证明，为上诉人推脱罪责，其行为已构成伪证罪，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可免予刑事处分。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赵伟、张双喜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6年3月29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3
过伟，原籍江苏省无锡县（现为锡山市）北塘乡茅竹村人，1928年（农历戊辰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市闸北区，乳名辰信、阿辰。翌年其父亲去世，即随母亲返无锡随外祖父过活。几年后，外祖父过世，生活靠母亲和外祖母做茧袋维持，生计相当艰辛。母亲常教育他和两位姐姐：“做人要争气，从小要立志。”
过伟6岁时就跟随两位姐姐在无锡竞志女子中学附小就读。他读书勤奋，从小就阅读了章回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读中学时又利用课余时间读了先秦诸子、新文艺、鲁迅著作等，并开始写诗歌、杂文。在就读辅仁中学时，他曾主持杂文研究会，主编毕业文集。
1946年，18岁的过伟考上了上海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但觉得这不是自己志趣的专业，于是一个月后改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从师于刘佛年、施蛰存、刘大杰、吴文祺，并旁听戴望舒、曹未风、钱钟书诸师的外国文学课。当时18岁的他还为朱自清教授著的《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提供过资料，因此多次与朱自清通过信。
1948年，20岁的过伟转学到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当时报考和转学中文系三年级的有270多人，获录取的只有过伟1人。在清华大学，陈寅恪、余冠英、吴晓铃、李广田、张清常、高名凯、费孝通、冯友兰等名师曾给他授过课。
过伟在回忆大学生活时激动地说：在上海暨南大学学习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使我领略了历代民歌之神韵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哺育作用；在清华大学听李广田、余冠英、陈寅恪、吴晓铃诸先生的课，使我认识到文艺创作应当汲取民间文学营养，认识《诗经》的艺术价值和中国诗歌发展之源，从而明晓白居易《新乐府》成功之本，了解到古典小说、戏曲因汲取民间文艺营养而发生、发展的轨迹与规律。
1949年3月11日，21岁的过伟离开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7月30日离开北京南下，9月分配到广西工作队，11月25日渡黄沙河进入广西境，在全州县他采集了《汽车歌》于12月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过伟从事民间文化领域采集发掘的开始。从此至今整整达50年，过伟从未停止过对民间文化领域的挖掘工作。
拜师女歌手 采录山情歌
过伟自1949年12月到达广西柳州后，一直到1958年6月，先后在柳州专区干部学校任二中队副指导员、校务委员、中队长兼指导员、《柳州群众报》副组长、《宜山农民报》组长、副总编。
在1951年创办《柳州群众报》时，过伟物色到一位17岁的壮族女歌手韦桂英当农民记者。他拜女歌手为师，韦桂英向他传授了300首传统山歌，其中4首民歌是：
“想哥多，想哥一夜睡不着，床头有个亮窗眼，夜夜望到月亮落。”
“手臂挑花种红豆，进骨相思你不知，那日拉牛过水面，情深寸步也难移。”
“我俩好，我俩攀肩一样高，爷娘不愿我俩愿，手拿八字路头交。”
“愿给膝盖给哥坐，愿给肩膀给哥抱，愿给衣袖哥抹汗，可无良心也是难。”
过伟觉得这些山歌，是深情的诗，也有怨词，恋得入骨，怨得也入骨。过伟说，韦桂英是我第一位山歌师傅，我向她学到了活在妇女心中的歌。是她促进了我广泛征集传统山歌的志趣，在3年间我征集了209位同志提供的20万首山歌，后经过4年的通读、精选、分类、编排，精选了1000首，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审定后，于1958年在北京出版了《柳州宜山山歌选》；1986年在北京重印，易名《柳州宜山情歌》，我写了序言，分析其艺术特色。由于韦桂英的启发，也促使我后来提出“壮族民歌可以划分为壮语民歌和汉语民歌两大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民歌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珍果”的论点。
这几年间，过伟在他所创办的报纸中，十分重视刊载民歌、民间故事和地方戏曲“彩调剧”剧本，而且学习创作长篇政论山歌《中苏友好山歌》，创情婚姻题材山歌剧《覃玉莲和韦金太》，创作政治题材彩调剧和侗族民间故事题材侗戏《秦娘梅》、歌剧《秦娘梅》，采录发表了侗歌《十四岁少女拒嫁歌》，在民间民族文学道路上迈出了头几步。
武汉歌剧院程云院长读了过伟执笔的《秦娘梅》歌剧后称赞说：“你说从未写过歌剧，可是《秦娘梅》出手不凡，符合优秀歌剧剧本标准，写得又好又快，比歌剧院创作组几位专业歌剧作家还出色。”
过伟在自我总结创作经验时指出：“我创作的彩调剧本，农村业余剧团能演；我创作的山歌，农民歌手能唱。主要经验有三条：第一条，在民歌、民乐、民舞、民间曲艺和古典戏曲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继承和发扬我国新歌剧的革命传统，来创作民族新歌剧；第二条，力求有人、有戏、有诗、有情、有德、有民族特色；第三条，有戏胆、歌胆。”这几年是过伟学习民间民学、民俗文化，进行业余创作，取得显著成绩的第一个季节，这时期过伟也加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两次成“” 坎坷人生路
1958年6月12日，过伟正在印刷厂担负着《宜山农民报》夜班值班副总编辑之职责，全权处理着报纸付印前一切大小事务，使报纸第二天早晨顺利出版。那天晚上突然就召开了全报社职工大会，责问过伟为什么在1956年说要“干预生活”。到了第三天即6月14日，过伟被宜山专区在大礼堂宣布，划为“分子”，工资由每月102元降为15元，并被下放到来宾县红河农场种甘蔗，一去便是3年。
他有730公斤的书，曾试想送人，但无人敢收，只好买几个大箩筐装上，独自拉板车到火车站按零担货托运给在无锡家乡的老母。让她变卖钱以供家用。因一下子穷得丁当响，无钱汇生活费给老母，卖书钱又不多，于是只好又将历年所购730元公债寄回去给母亲度日。
在红河农场繁重的劳动，大量的体力消耗，使过伟体重由120斤，消瘦到89斤。开始他想从此告别文学，再也不搞文学工作了，但老是告别不了。他在逆境中昼耕夜读，他读书很广泛，读马列、农书、文艺书，同时还坚持新民歌、新民间戏曲创作，用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合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精神来支撑自己。
经过3年甘蔗种植劳动后，过伟摘掉了“”帽子，改调到柳州专署商业局工作2年。1963年5月，调到象州县文化馆任副馆长，后与苗族姑娘杨萍结了婚。在1963―1965年期间，过伟创作了彩调《跑明山》，出版了剧本《找龙洞》，与此同时还与人合作合编了壮族舞蹈《朝阳舞》，创作了壮戏《红魂魂》、《朝阳舞》，并由象州文工团参加广西和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得到了好评。此外还创作了《代代红》、《卖鸡争》、《相婿记》、《鱼胆红》、《贫农风骨》等优秀剧本。1966年北京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象州县“四清”工作队转“”工作队给过伟戴上“象州邓拓”的帽子，为农民创作的彩调剧《卖鸡争》、《相婿记》、《鱼胆红》、《代代红》、《贫农风骨》被批为“五大毒草”，批得过伟肺病复发，吐血。县人民法院又传讯他，宣布剥夺他的选举权，再次给他戴上“分子”的帽子，加上“象州邓拓”的帽子。1966年中秋节，他被宣布撤销文化馆副馆长职务，留在机关监督改造。经过一系列批斗、戴高帽、游街之后，过伟于1968年冬天被下放到县五七干校劳动，整整种了10年菜。
赴任三江县 侗乡再起步
1976年10月，“”粉碎了，文化的春天又萌芽了。1978年1月，年届知天命之年的过伟第二次被摘掉了“分子”的帽子，7月调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1979年1月过伟的“”错案被纠正，5月24日任三江县文化局副局长。同年他改出了歌剧《秦娘梅》原稿，歌剧《秦娘梅》由三江县文艺队在黔、湘、桂三省自治区侗族山区演出，受到侗乡人民欢迎。中国新闻社、新华社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此歌剧于1979年参加柳州地区文艺调演，获优秀剧本、音乐、舞蹈、美术、演员（三人）6个大奖。过伟被请上台领了这届调演的最大的红封包，从此他在柳州地区恢复了名誉。
在三江工作期间，过伟在抓好修改《秦娘梅》剧本和工作的同时，还组织杨通山、蒙光朝、郑光松等人组成4个编选组，自己采录民间题材。同时发动三江歌手、故事讲述家、业余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采集，并考察贵州、湖南及广西的龙胜、融水等县，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在8个月内编出了《侗族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族民歌选》获1978-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首届荣誉奖，《秦娘梅》获广西首届（1949-1989年）少数民族文学二等奖。
由侗族两本书重新起步，过伟不断向侗族文学纵深发展，紧接着出版了《侗族民间爱情故事选》、《侗乡风情录》、以及后来还出了版《中国侗族曲艺精品：秦娘梅传奇》、《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等作品选。
高校执教鞭 专著等齐身
1980年1月，过伟出席广西第三届文代会，同时当选为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并参加了广西戏剧家协会。同年3月25日，52岁的过伟调到南宁师范学院（即今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任民间文学教研室副主任，除向学生讲授广西少数民族民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民俗等课程外，还结合教学搞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的心得充实教学内容。他每年都有新内容，常研常新，很受学生的欢迎。
在科学研究方面，过伟重视编纂民歌集、故事集、民族风情录、论文集。在进大学工作至今的20年间，他抢救了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团结了32个民族的400多位民间文艺和民俗学家，共同研究，出了一批成果。他本人发表有关民间、民俗文学的论文160多篇，出版《毛南族文学史》、《京族文学史》、《仫佬族文学史》等3部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侗族文学初探》、《岭南十二枝花》等7部专著。
在民歌集方面，他从《柳州宜山山歌选》开始，进而出版了侗族、京族、毛南族的民歌选，后来还出版了《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过伟从广西的歌谣实际出发，在歌谣分类时，增加引歌（民间谏论）、古歌（神话歌）、故事歌三类，得到了贾芝、张文、陶建基、蓝鸿恩等全国和广西民间民族文学权威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贾芝教授评价说：“广西卷实际上起到全国歌谣集成各卷中的样板作用。”同时此书也得了广西文艺最高奖（第三届铜鼓奖）。
在此期间过伟与段宝林、刘琦合作主编《民间诗体》、《中外民间诗体》、《古今民间诗体》3部书，这是历时17年146位学者154篇的民间诗律系列论文集。
此外，过伟与王弋丁、王佑夫主编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是由26位学者撰写的60篇研究少数民族古代诗论、文论的论文集，其中19篇是民间诗论。
在故事集方面，过伟由侗、毛南、京、北、回、彝、水、仫佬等族故事选，进而到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着眼于广西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精选广西12个民族的故事精品，得到钟敬文、刘魁立、许钰等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表扬。
在风情录方面，过伟由《侗乡风情录》，到《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北瑶风情录》、《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中国风俗辞典》、《中华风俗大观》，再到《中华民俗大辞典广西卷》，得到了段宝林、乌丙安、宋兆麟、陈瑞德等专家同行的称赞。
离休笔不休 文坛勤耕耘
1988年12月，过伟同志离休。没有了繁忙的教学及其他公务，他专心致志地进行民间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离休时期是过伟学术青春焕发时期，在这11年间，他出版了民间文学集、民族集、回忆录集9本，学术论著9本，同时成为教授级研究员，成为国家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者，并逐步走向世界。这时期他被选为广西民间文学副会长、顾问，为越南留学生班讲授“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课程，同时参加了许多广西和全国的民间民族会议。
1995年1月，过伟赴印度万索尔出席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学会第十一届大会。1997年4月在北京应邀出席了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侗族秦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论文，在此会上还主持了一个分组会议。同年8月，书面出席中国现代口头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地址在丹麦哥本哈根），请北大段宝林教授为他宣读论文，参加书展。
1997年10月，他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的邀请访问台湾，并出席10月29日在台湾召开的“海峡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广西民间文学与民俗风情乐录研究之历史与现状》论文，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同年10月31日，在台湾屏东县出席了台湾举办的“鲁凯族口传文学研讨会”，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毛南族、京族、仫佬族三部文学史之八年历程》和《论‘如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之科学价值》两篇论文，得到了与会者好评。同年11月3日离台湾后到香港，访问了香港博物馆和天马图书公司，与有关学者交谈有关民间民族文学问题。
在离休这段时间，他还多次接待从捷克、澳大利亚、美国、台湾来访的民间民族文学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的广泛交流。离休后，过伟以其文学史的成果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以民间文学的成果加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1998年作为理事的过伟书面出席德国第十二届大会，为中华民间文学走向世界跨出第一步。当谈及这些成果之时，过伟总是把功劳归功其老伴杨萍，他说：“我学术成果里有她的一半功劳，没有杨萍给我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确是寸步难行的。”
过伟不但自己成长为民间民族文学的资深学者，而且教育他惟一的儿子过竹，也成为了民间民族文学的后起之秀。1988年，24岁的过竹出版了《苗族神话研究》一书，并考进了广西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开始了对民间民族文学的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8岁时过竹成为了助理研究员，现30多岁的过竹，已成为了广西民间文学副主席、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会员。
现在，年逾古稀的过伟，尽管身体不好，但为了抢时间，他拼命写作。《京族文学史》17章18万字，就是他于1990年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病房里写成的。现在他正在认真审校《中国女神》这本书，这本著作是他经过15年资料积累、3年写作，于1999年完成的50万字的近作。为了创作这本书他研究了56个民族1500位女神，将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古籍记载的、考古文物的和20世纪采录民间口传神话的以及民间信仰习俗中的女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过伟兴奋地说，《中国女神》这本书是我进广西50年来的第50本书，我1928年出生，这本书在2000年出版，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安慰。我为我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广西民间民族文化事业而自豪。
中国伟人的故事范文4
在这里讲述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故事；也讲述了我们的党革命、建设、改革的故事；在这里讲述了我们令人敬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怕流血牺牲、视死如归；不怕艰难困苦、迎难而上；不怕复杂多变、开拓创新的故事。从我们的党的故事，我们党员的故事中看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为什么会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成绩，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同于其它政党党员。在这个组织章程中，在这些党员日常行为中，有着与众不同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观看《信仰》，让我感到，能够坚持这个信仰，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这个难，有多少人可以体会到。当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伟人牺牲了包括妻子在内至亲至爱的六位亲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当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铡刀，宁肯选择光荣的牺牲而不选择卑鄙的"自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当钱学森放弃优厚待遇，不畏艰难险阻，毅然返回祖国，创建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当常香玉献身艺术，爱党爱国爱人民，关注豫剧未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难。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能够坚持这个信仰，也就是意味着他们选择了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难，不能做到的难。
弹指一挥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91周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63周年。在我们的党领导下，我们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变，可以从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看出来。看到这种巨变，我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中的一员，感到无尚光荣；但是当我的所作所为不能够达到这个组织的全部要求，又让我感到有愧于她；当我看到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而加入这个组织，最后放弃信仰、背叛她，给她光辉伟大的形象抹黑时，我又为她感到忧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继续建中国。正是各行各业中成千上万个共产党员的默默无闻和成绩斐然的付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齐心协力，才使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向前，使我们中国的发展不断向前，使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虽然在党内，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在企业，我是一名普通的职工；但是通过观看《信仰》，我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只有她才能把中国建设好，把人民的生活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