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故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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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故事1

1864年，卡蜜尔出生于法国东北部一个小官吏家庭，六七岁就开始学习雕塑，展示了这方面的才能。1881年她随全家迁居巴黎当时这个世界艺术之都，由于当时还没有招收女生的官方艺术学校，无奈之下只得到私人的工作室里学习，两年后成为罗丹的学生，接着又当助手。她的才能和容貌很快引起罗丹的注意。在大师一些表现的著名雕塑中，不久就出现了卡蜜尔充当模特的身影。

1886年，卡蜜尔同在一起学习的英国师姐李普斯科布去伦敦度假，罗丹顿觉失落，心绪不宁，随即奔赴伦敦，通过学生李普斯科布的周旋，连连向卡蜜尔射出爱情之箭，但屡遭冷遇，甚至吃了闭门羹。这不是学生不讲情面，24岁的年龄差距，还有罗斯・伯蕾(罗丹的老情人)的存在，对于一个22岁的姑娘来说，不能不是难于克服的感情障碍。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让罗丹畏缩不前，反而展开更猛的攻势。俗话说诚能感神。罗丹回巴黎后很快就收到卡蜜尔从伦敦的来信。信中不但语气温和，而且充满诚挚的热情，最后还和老师半开玩笑地说：“请把你所有开心的事都为我保留下来吧，深情的拥抱，卡蜜尔”。在新的感情上，罗丹总算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也是一场三角恋爱的开始，同时也是悲剧的序幕。

罗丹有情人和儿子的事实卡蜜尔并不是不知，而且多次见过他们，但她最终臣服于罗丹的天才，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伯蕾虽已捷足先登，但她毕竟是个乡下妇女，姿色平平，在事业上和罗丹缺乏共同语言。在得到罗丹信誓旦旦的保证，保证“今后不再同别的妇女来往……”后，卡蜜尔最后下定决心，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搬进罗丹的工作室，每月有4天生活在一起。

1884―1887年是罗丹丰产的时期。作为大师的模特，我们在《地狱之门》和《吻》中看到了卡蜜尔苗条的身材；作为大师的助手，我们又看到她在《加莱义民》中留下了刻刀的痕迹。他们在一起创作，又一起到国外旅游，所谓琴瑟和谐，生活倒也丰富多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丹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仍和伯蕾有往来，卡蜜尔劝阻也无济于事。因为在罗丹的心目中，伯蕾是个值得保护的女人，忠厚、朴实，把一切都真诚地奉献给了他，十余年如一日，是个值得信赖的女人，而卡蜜尔则是一缕灿烂的阳光，值得珍惜，一旦遇到阴天，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而且她还要左右他，这是他最不愿意的。同样，在共同生活中卡蜜尔也深深地体会到，罗丹最看重的是事业而不是她，不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豁出一切去爱她，为她牺牲一切。且有伯蕾的存在，于是在相处中他们矛盾不断，最后痛苦地分离。失意、贫困、自怜和孤独终于在1913年把才貌双全的卡蜜尔送进了精神病院，等待着她的是长达30年的疯人生活，直到1943年去世。

题图《爱尽情断》为卡蜜尔1894年完成的石膏样稿。当时两人的矛盾已经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分手已成定局，组雕只是表达作者的一线希望而已。中间那个中年男子代表罗丹(当时他54岁),左边的老妇暗示罗斯・伯蕾。右边那个跪在地上的当然是卡蜜尔自己。她年轻漂亮，体态优美，楚楚动人。正乞求似地跪在地上，仰着头，把罗丹的手紧紧抱在胸前，至死不放。罗丹身旁的老妇早已年老色衰，肌肉松驰，两乳下垂，皱纹满面，活像一个巫师或妖婆。她一手搂着罗丹的腰，好像硬要把他掠走，一手紧捏拳头，转过身来蔑视着跪在地上的情敌，压抑在胸中十余年的积忿似乎一下爆发出来，就要把拳头狠狠地砸在身上。罗丹似乎也中了她的妖术，昏昏沉沉，站立不稳。他那只搭在老妇肩上的手，紧紧抓住老妇的胳膊，不知是在保持平衡，还是制止老妇的粗鲁。他上身虽然明显向右倾斜，但那转向左侧的头和即将跟着转过去的身子，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内心的倾向，罗丹与已形成了一定的距离，成败之势早成定局，悲剧在所难免。

悲情故事2

1、主要讲述了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通过家族悲剧、女儿悲剧及主人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的故事。

2、《红楼梦》简介：女娲炼石补天，所炼之石剩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未被选中补天常悲伤自怨。一日，和尚茫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经过此地，经顽石苦求再三，二位仙人知不可强制，便将它“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答应将其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锦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乐业”。故事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故事情节由主次两条矛盾线索构成的：一条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为中心，贯穿全书的主线。它以贾、林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为线索，以贾、林最后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彻底背叛和爱情的悲剧结局而告终。另一条则是以贾家的兴衰为线索。

（来源：文章屋网 ）

悲情故事范文3

故乡绝望叙事环境“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也是环绕着他的典型环境的产物。典型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鲁迅小说中社会环境的描写历来为人所称道，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如鲁迅小说《故乡》和《社戏》所确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归乡叙事”传统，不仅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叙事模式之一，而且也于“风景”中寄予了审美理想、文化理想。细读鲁迅《故乡》中的冬季叙事，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故事发生时间的一种参照，更是为了表达作者的生存感受，审美理想和文学理想。

一、冷清的格调，悲哀的心境

对故乡的怀恋是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这条情感的溪流可溯源于无限遥远的年代。故乡不仅是游子心中精神的避风港，更是游子理想中的精神乐园，故乡于鲁迅也是诗意的家。“一切景语皆情语，景为情言”，鲁迅记忆中的故乡是“神异的图画”。里边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以及“其间”那勇敢、机灵、健康、活泼，“心里有无穷无尽希奇的事的”小英雄，这些“神奇的图画”集中反映了鲁迅的美学理想，是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然而《故乡》中的叙事者在阔别20多年回到故乡后，面对的不再是诗意的故乡，而是：

“时候既已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逢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我”不禁惊呼“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的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心情“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而那个本应该是拥有所有人类最温暖、最甜蜜的感情的家，此时也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没有丝毫的暖意。景色的悲凉，让叙事者“更没什么好心绪”了。那个童年记忆中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事的”小英雄闰土再次出现在“我”在面前时，却像一个“木偶人”。闰土来时是“天气很冷的午后”，阴冷的天气与木偶似的闰同营造了一种凄凉的氛围，进一步打破故乡那幅“神异的图画”。原本心绪“悲凉”的叙事者，情绪更加阴冷、低沉，感觉到无限的伤感与悲凉。

二、气氛的阴冷，心灵的孤独

当“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无以摆脱漂泊的心灵感到沉重、痛苦、疲惫的时候，童年回忆总给“我”予思乡“蛊惑”，让“我时时记得它的好处。”叙事者在严冬中回家，就是为了寻找精神的乐园这也是“二十年来时时记得”故乡的原因。“我” 期待着与平等的方式和闰土见面，然而，闰土在“欢喜和凄凉”之后却叫了一句“老爷！……”这句“老爷”，仿佛是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它不但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希望，而且也将“我”推向了与闰土无法交流的孤独境地。“我”与闰土之间毫无隔阂的关系不存在了，闰土已不再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在“我”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他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悲哀。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着一股“冷”，让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麻木，所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两边，无法交流、无法融合。“我”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现实的闰土、杨二嫂的故事，惊醒了我对想象中神异故乡的幻梦，终使我从幻觉世界回到了现实生活，希望的被灭更加重了精神的痛苦，“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了孤身”，“我”感到“非常气闷”与“非常悲哀”，“我”只在“寒气”中再度离开。

三、凄凉的景况，精神的绝望

“我”回故乡的目的是为了“专别他而来的”，心绪固然是“悲凉”的，但仍沉浸于怀乡的梦中。与现实的“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和“木偶人”式的闰土相遇的凄凉景况，惊醒了叙事者的怀乡梦。现实“故乡”的景象是那样的破败、黑暗，现实“故乡”的人是那样的令人气闷和悲哀，所以“我”对他不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感到只有“非常气闷”与“非常悲哀”，“我”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只能生活在冷冰冰的社会氛围中，在精神上“我”是孤独的。“我”在“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我”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当“我”看到闰土从一大堆不必搬走的东西里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时，“我”对闰土彻底绝望了，因为当一个人生活在偶像崇拜中时，还能有什么希望呢？当“我”发现“所谓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比之闰土们的菩萨崇拜更为“茫远”时，叙事者的“绝望”达到了极致。唯有离开才能摆脱精神上的困扰，“我”终于否定了故乡的价值，“只好在肃杀的寒气中离开故乡”。

四、朦胧的幻境，绝望的反抗

可是“故乡”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在那里，曾经有过“我”童年美好的梦想，有过像少年闰土那样纯朴、热情、活泼、勇敢的童年挚友，所以“我”无法对他毫无挂念；但是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只有希望“故乡”有个美好的未来，未来的“故乡”是个幸福的家园，在那里，“故乡”的人们都过上了新的生活――他们无须辛苦辗转，不再辛苦麻木，不用辛苦恣睢，彼此之间自由平等，感情相通，不再隔膜；所以，在小说的结尾，我眼前再一次“展开了一片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然而，这幅神异的画面在“模糊”后再度清晰，已不再是“我”精神的避风港，而是作为理想的象征照亮我的精神世界，激发“我”对变革那个“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世界的热情和努力，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处便有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显然，此时此刻的“我”虽已深深地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但绝望后又是新奋起，新的探索行动，又重新在“绝望”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中描写的季节是“严寒”、阴晦的“深冬”，听到的是“冷风” 的“呜呜”声音，看到的是“萧索的荒村”，整个文本的色调是昏暗、阴冷、低沉的。作品的凄冷格调，衬托出孤独者与现实之间的疏离，衬托出精神创伤与现实挫败感让叙事者在这种无人呼应的孤独生存状态下空前的绝望心情。品味文本中冬季叙事所造成的阴冷的气氛和低沉的基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蕴和鲁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黄世瑜。文学理论新编。

[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悲情故事4

从故事基调上看，都是以悲情为主调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为了能够与罗密欧在一起而选择了假死的方法，但是不知情的罗密欧以为自己深爱的人已死而服毒自杀；当朱丽叶复活过来时看见心爱的人为自己而死，也跟着殉情而死。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情相悦，但是由于父母的阻扰而不能够在一起，在提亲以及私奔纷纷失败后，梁山伯郁郁寡欢而死；而祝英台在出嫁的途中看到梁山伯的坟墓之后也追随梁山伯而去。这两部作品都是以男女主人翁纷纷离世作为结尾的，从而为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悲情的面纱。

从表现手法上看，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两部作品都以封建社会为主要背景，结合当时社会环境塑造出具有典型形象的男女主人翁形象。但是，在作品中也可以寻找到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蝶双飞。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两人不能够在一起，但是在虚拟的世界中两人能够相依相伴。这样一个结局为故事的悲情基调增添了一点诗情画意，也增添了一份想象的空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局虽然是两人纷纷殉情而死，但是他们的家族恩怨得到了化解。这一设计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让读者在悲剧爱情故事中看到了一些人性的温暖。

《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同之处

1.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两部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不管是梁山伯还是祝英台都是当时封建制度下的产儿，他们本身的思想深受当时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争取幸福的路上是被动消极的。在受到了父母的阻扰以及当时封建势力的压迫之时，他们虽然做出了一些反抗，但是这些反抗看起来苍白无力、颓废消极。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是新思想的代表。在封建腐朽社会制度下，这种新思想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从而影响着他们今后的决定以及选择。虽然最终故事是以两人的殉情而结束的，但是从整部著作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始终保持着热情奔放的理想气息。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物性格，《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如此。一个是被动消极地反抗，一个是积极努力地争取，虽然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翁最终都走向了死亡，但是在追求爱情的路上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感态度。

2.在语言表达上，两部作品有着不同之处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两部作品在语言表达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作品在表达上更为直接大胆，而东方作品在表达上更为含蓄内敛一些。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许多罗密欧对朱丽叶的赞美之词，这些词语都十分直接。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更多的是一种含蓄的赞美，从而显得不唐突、不浮夸。西方文学作品表达上的直接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它同时也反映在人物性格中。罗密欧在见到朱丽叶之后就深深爱上了她，并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不管是梁山伯还是祝英台，在表达对对方的爱意时都是含蓄的，并且将这种情感更多地埋藏在心中。

3.在故事发展中，造成悲剧的侩子手不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们的爱情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容纳。家长的强迫、封建婚姻观念的束缚以及封建势力的压制是促使梁山伯与祝英台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他们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者悲剧的产生是命运的捉弄，是一场无法预知的误会。他们的悲剧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偶然性，这样的结局或多或少给人留下了一些遗憾。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造成悲剧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处理悲剧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产生可以觉察出浓厚的主观色彩，同时更加注重个性悲剧；而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产生可以看出其更加注重事件的必然性以及强大外界力量的作用，因而事件的发生在逻辑上存在着紧密的连接。这点不同源自西方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十分看重个人力量，试图通过个人的发展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东方人则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关注事物发展的联系，通过寻找联系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其中个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