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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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
读罢,其实不仅是为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所叹息,更是为整个国家以及民族所感到悲哀。
万历皇帝也好,张居正也好。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封建的制度之中运行。而这其中儒道又起了关键作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运用来压抑住广大群众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一旦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成为了束缚整个民族发展的毒瘤。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行不是靠有创造性的法治而是依靠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必然是收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历史,事实上早已在那个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儒家所束缚,众人闭目塞听,关闭大门的古老国度,早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即将不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是要励精图治想要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或者是想要调和百官矛盾的申时行,还是恪守绝对原则的海瑞。他们所作的努力,都只是局限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修小补或者小打小闹。大明王朝就像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下的历史规律,走到了他的发展尽头。
我还想说一下万历皇帝。事实上在过往对于他我是有很大的偏见以及不满,觉得他三十年不上朝,致使国家中枢趋于瘫痪。并且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一个朝代发到了晚期,实际上走向终结已经是脱离了皇帝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除非进行土地改革,否则每个朝代都在土地兼并下不可避免的走向矛盾激化的深渊。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怎么可能会对自己阶级的人开刀?只是说皇帝的个人能力,能为这个国家续多几年的命。
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凡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凡人,在皇帝的位置上事事却都要按照群臣所限制的儒家的思想来行事,按照所谓皇帝的准则来行事,使得他身心俱疲。我觉得有四件事是让我十分感慨的。一是万历想要进一步的学习书法却被张居正所制止,张居正举出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来警醒万历不可对于艺术过于沉迷,于苍生并无补益。二是万历在王储选择上与群臣们斗争了长达几十年,原因皆在必须按照传统的长子制度来选取皇储。最终这场斗争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以致他灰心丧气只得用“无为”的消极态度来报复群臣,长达数十年不上朝以及不选补官职,从而使官僚机构陷于瘫痪。三是万历在二十几岁之时就以及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了,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精神上的活埋。四是他想要出城视察陵墓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而他也于1588年之后三十多年再没有踏出过紫禁城一步,不免让人唏嘘。
事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政治之中,只能恪守祖宗之法,恪守儒家之道。这种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哪怕贵为九五之尊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应是大展宏图,发挥自己创造力以及实现自己励精图治的大好年华,却事事受到群臣的反对掣肘,事事都要按照所谓的“祖宗之法”来行事。这样的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行尸走肉罢了。在群臣的眼里,在他们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朱翊钧,势必要充分的体现他们的意志,也势必要按照一条早已铺好的道路一路走到头。这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样陈腐的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思想与制度,怎么还能指望可以使得国家长久的发展呢?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一两个明君身上,却不去改变整个制度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所有的结局必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轮回的悲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
选择阅读《万历十五年》的原因与《明朝那些事儿》有极大的联系——《明朝那些事儿》常常与《万历十五年》拿在一起被人比论,而《明朝那些事儿》也被我划在小说一类中我很喜欢的历史文学类系列丛书。我对《万历十五年》产生好奇,自然也有理可循。大约花了一周读完这本不算厚的“史书”,又延伸了一下相关史料,我开始写这篇读后感。
首先是我了解到的有关本书的地位评价。《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症结。“万历十五年”即指公元1587年,本书开篇黄仁宇先生就说明了为何要单讲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从目录我就产生了亲切感,我想这样一目了然的目录更方便读者从中寻得因果。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戚继光等人的名字一挂,我也就大概了解了作者行文的方向与着笔点——这本书取一年为题,前后延伸,通过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讲述着明朝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
结合阅读和课下资料查找,我认为本书要讲述的最终论点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原因,也就是道德代替法律。在我们高中所学和课外阅读不太难想到,集权的目的是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实现对权力的集中,但是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真正意义上的集权是否一定取决于皇权呢?站在本书引导的角度,国家的专政体制发挥着最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他背后的文官集团,更可以追根溯源说是儒家思想。因此书中所再三“强调”的万历皇帝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不能立喜爱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决定死后自己和妃嫔的墓葬——万历在史上一贯消极的作风或许我可以将其看做一种无形的抗争。从某种角度看万历一直在和庞大的集团做着对抗,在以往的历史学习中老师称之为中央集权的斗争。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颇有思考的申时行也一直在背负着那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压力——这就是国家的制度——或者说道德制定下的制度和法律。(均为不专门学习研究历史的我的个人看法,如有误解之处还请老师原谅)。那么按照我的这种看法,书中花费诸多笔墨去记述礼仪、制度,我也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括而言之,《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觉比《明朝那些事儿》要更为稳妥真实,读它的时候更像是在听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细细向我分析,但是它和那本书一样在于二者的语言都平和而浅近,使我这个仅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与思考。相比而论,我可能会更喜欢《万历十五年》。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样是非专业学习研究的观点),古代中国的体制问题不仅使黄仁宇先生产生思考,也使我有所困惑。没有西方的大炮轰炸,中国的体制会改革么?从一方面看:封建体制的顽固与与生俱来的安土重迁思想;从另一方面看:体制内部自身的稳定性也促使着其自身的微调和变化。李贽的悲惨下场与同时期西方对各流派思想的宽容相比,西方的改革当然更为容易——又或许我们从程朱理学说起,清朝不能算作落后于西方的开始,因为它不过是走着前人体制的老路罢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3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