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观后感（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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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时代观后感1

彼时的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四处是“华洋杂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西方商人起初在外来商品包装及促销的广告上，都是传承本国的风格，绘以西洋美女或风景图案，这些图案虽然新奇，但与中国消费者较有距离，以至于宣传效果不佳。所以，外商后转而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手法进行包装和广告促销，在烟箱中附赠绘制精美、带有广告和日历的“月份牌”广告画。由于月份牌制作精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同时，这种广告画上又带有日月节气可以长年张贴，商品的广告宣传周期被延长，这种广告手段很快得到普及，应用到各种商品的宣传当中。

早期月份牌广告画受中国传统民间年画和木刻版画的影响，其中女性形象以古代仕女为主，代表画家有周柏生、周慕桥等。

20世纪20年代后，由郑曼陀首创了“擦笔水彩画技法”，月份牌广告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画法融合了传统工笔画、西方水彩画和擦炭画照相技法，其表现的女性形象既具有明暗关系和立体感，又柔和、细腻，深受大众喜爱。

杭穉英也是月份牌广告画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设计者。他开设了画室专门承接月份牌广告画等商业美术业务，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随着画室业务的增加，后期还加入了金雪尘、李慕白，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从电影和国外画报上选材，女性形象生动，打扮时髦，使摩登女性形象曾风靡一时，成为月份牌广告画的主流。

“擦笔水彩画技法”的代表画家还包括徐咏青、丁云先、胡伯翔、谢之光、金梅生、倪耕野、梁鼎铭等，这种画法所绘制的女性形象是传统古代仕女和现代摩登女郎的结合，既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标准，又结合了西方写实画法，与当时中西文化交融的大时代背景相适应。同时，这些女性形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

正如李欧梵曾在他的《上海摩登》一书中说，广告是物质文化的“符号学”。从一定时期的广告设计当中，我们可以反观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而从这一时期的月份牌广告画中摩登女郎的形象和表现方式也不难看出当时的文化内涵。

1.传统男权审美的继承

月份牌广告画无论是早期的古代仕女形象，还是后期的摩登女郎形象，都是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标准的，女性都是作为“被看”的对象而存在，反映了当时男权主义思想的主体地位。

题材选用上，即使在以男性为主要消费群体的产品，如香烟月份牌广告画中，男性形象也极少出现，而是多以年轻貌美的女性为主，线条柔美、体态丰腴、面容温柔；绘画上，月份牌广告画融合了中国传统技法，用色柔和细腻，少有西方绘画中强烈的笔触。总体来说，女性形象被描绘得极具女性特有的柔美魅力和气质，这些都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审美标准的继承。

在角色设定上，很多月份牌广告画都将女性形象置于家庭场景和私人空间之内，更多地将女性设定为贤妻良母的角色，暗示着其软弱和被动的地位（图1），即使在公共环境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也多被定位为取悦男性、附属于男性的的“花瓶”形象。

2.女性形象的物化

月份牌广告发展前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不仅作为消费者，同时也被作为消费对象大量出现。特别是月份牌广告画发展到后期，其中的女性形象就商品宣传的实用功能来讲已经非常之少了，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功能，女性形象的运用逐渐脱离了宣传品的特点，而是单纯地作为取悦男性、满足男性审美的商品而独立存在。

郑曼陀于20年代末为大昌烟公司绘制的《杨贵妃出浴图》可以说是女性形象物化的代表，画中“杨贵妃”身披半透明的薄纱，右胸，身材曲线显露无遗。很明显，画中的女性形象与商品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关联，而是商家以“美女”比“美物”，单纯地将这一形象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以吸引买家购买。可见，月份牌广告画中的此类女性形象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灵魂属性，而是与所宣传的商品融为一体，被物化为商品的一部分，单纯地成为一种视觉符号、一种装饰、一种商品卖点。

3.女性解放思潮的萌起

月份牌广告发展后期，月份牌广告画中女性形象虽然没有摆脱传统男性的审美标准，且带上了商品化、物质化的特征，但其中仍体现出时代的积极方面。由于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的传入、新文化运动等革命的影响，上海开始兴办女校，废除缠足陋习，创办女报……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行动，女性思想逐渐开始解放。

相对应的，这一时期的月份牌广告画中出现了大量的设置于跳交谊舞、赛马、打高尔夫球、骑摩托车等现代环境中的女性形象。如在杭稺英为骆驼牌香烟绘制的月份牌广告画中，两位身着旗袍的女性，正在一个中国式的园林环境中打高尔夫球（图2）。在传统的女性思维当中，出现在公共运动场所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如此西式的运动，这些月份牌广告画中摩登、活泼、独立、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体现了当时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

月份牌广告画作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美术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无论从形象特点，还是符号所指上，都是中国海报设计史上极具特色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摩登女郎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男权主义统治地位之下女性的被动、附属状态，反映了女性形象的病态物化、符号化等时代的局限性，且学术界始终对这种形象褒贬不一，它作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阶段的产物，反映出了当时女性解放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并且通过对新式女性形象的大量运用和广泛流传，反过来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其积极意义不可忽略，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3]邢婧。略论女性身体与民国上海“摩登”文化意象的关系——以月份牌摩登女性形象为例[C].上海：复旦大学，2010.

摩登时代观后感2

提名理由

巴基斯坦时间2012年7月31日上午10：00，北京探路者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著名女登山探险家王静（网名：飞雪静静），成功登顶世界第十二高峰—海拔8051米的布洛阿特峰，这也是中国人首次站在布洛阿特峰的山顶上。这次布洛阿特峰的攀登，一共历经了四次冲顶，相当于23天内攀登了一座6000米、两座7000米和一座8000米雪山，这样的攀登频率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这是王静在五年内成功登顶的第七座8000米山峰，她同时也在2012年内两次刷新了由她所创造并保持的登顶8000米级雪山最多的中国女性纪录。

提名：孙雪 第一位无后援穿越罗布泊的女摩托车手

提名理由

摩托车驾龄自1995年至今18年有余。2001年曾支持北京申奥，用时31天西部七省万里行；也曾驾车翻越巴朗山，安全攀顶海拔5355米大姑娘山；2002年安全攀顶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6187米的帕乔玛峰，获颁尼泊尔王国首张摩托车登山证，创世界范围摩托车登山最高纪录。2012年骑车穿越罗布泊，自新疆迪坎尔出发，至米兰结束，实现两人两车无后援安全穿越罗布泊无人区，成为第一位穿越罗布泊的女摩托车手。

有人喜欢美食美酒，有人喜欢登山攀岩，还有人喜欢艺术收藏或是投资理财，身边的人们或动或静，都按既定的轨迹行走在宿命的边缘，想要改变需要勇气。据说我家祖上有土匪的血统，因此一切离经叛道之举都变得容易解读—作为出生在祖国心脏的北京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下长大的人，本来应该和大家一样循规蹈矩地求学、就业、成家、生子，可是偏偏很不淑女地爱上了摩托车，没能像长辈希望的那样选条大家认为你该走的路走。如果别的摩友血管里流淌的是汽油，那么我血管里流淌的可能就是沙子和雪水，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非往西部跑，那边似乎有什么在勾着魂。

1990年第一次骑摩托车，1995年拥有第一辆自己的摩托车—金城90，从此和摩托车结下不解之缘。车越骑越大，路越跑越远，从京郊到周边几个省，继而延伸到中国西部。

2000年的春节用建设125越野车第一次尝试单骑川藏线，途中遇到乡间的小孩子们放鞭炮，躲闪不及摔成重伤，休整后仍然无法继续骑车，不得已之下只好返程，初次的川藏行虽然就这样折戟，但是见到事故停车跳下来，把我从摩托车底下拖出来的大车司机却为那次记忆留下一份温情。

2001年为了支持北京申奥踏上了西部七省万里行之路，那次长途跋涉得到了宗申集团的鼎力支持。6月9日骑上摩托车从重庆冒雨出发，跨渝川陕宁青新藏，途中翻越秦岭、祁连山，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阿尔金山无人区，过三江源头、唐古拉山口，于7月11日安全抵达拉萨。31天行程逾万公里，沿途宣传北京申奥。在穿越阿尔金山的时候摔成了重伤，在号称青藏线鬼门关的青海五道梁熬过了雨雪冰霜，眼泪、汗水、河床、沙尘暴、盐湖、高原的月光……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每一公里用车轮丈量过来，至今令人深感荣耀，据说这次骑行创了女子摩托车手首穿塔克拉玛干和阿尔金山的纪录。

有了骑车翻山的经验之后，我开始爱上了摩托车极限运动，从重庆出发向西进四川，翻过雄鹰翱翔的巴朗山之后抵达了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四姑娘山区，安全实现首次驾驶摩托车攀顶海拔5355米的大姑娘山。

一个目标的完成，必然会激励另一个新目标的树立。

2002年，在力帆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机械师由四川出发，经至加德满都，开始实施攀珠计划。由于珠峰南坡属尼泊尔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虽然最后得到了官方和军方的特别批准，但为了尊重当地的法律和环境保护规定，我们将攀登珠峰的计划改为攀登与珠峰一脉相连的帕乔玛峰。从加德满都出来进了山，途经贝町、娜、塔西布卡等地，闯过乱石堆、冰碛层、没膝的雪地和冰谷地带，克服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和各种困难和风险，曾意外遇到雨季提前来临，受天气所困在半山腰扎营等待，直到5月31日老天爷才给出一张晴好的笑脸，经过一番奋力拼杀，终于驾驶摩托车安全攀顶了海拔6187米的帕乔玛峰，首次将人类现代工业文明—摩托车的足迹带上了喜马拉雅之巅。这次登山获颁尼泊尔王国首张摩托车登山证，创摩托车登山世界最高纪录，受到了中国登协主席颜金安和秘书长营道水老师、中国驻尼泊尔吴从勇大使和参赞的肯定，登山摩托车被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收藏。

后来加入中美英三国车手组队的新疆至辽宁绿色长城万里行车队，沿途宣传倡议长城周边的环境保护，一路种下希望树，在接近终点站的山海关老龙头一段没有路的荒滩上赶路时意外摔伤，手术后伤退。遗憾的是没能陪队友们走到鸭绿江边。

这次摔伤较重，手术失败，半月板损坏，肌肉萎缩，膝关节僵死，单腿无法着力，复健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导致已经积极筹备的罗布泊穿越计划、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攀登计划全部被迫搁浅，始终无法释怀。紧接着父亲身体出状况，开始频繁手术住院，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对家庭尽完责任的人才有资格谈自我，此前是需要做出牺牲的。

2012年，意外听说国家为把钾盐矿运送出来，斥巨资修建的哈罗铁路即将开通，这意味着原始风貌的罗布泊无人区今后将不复存在。这消息重新唤醒我沉睡已久的那根神经，如果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需要尽快“抢救性穿越”。于是请新疆摩友蒋秋林领路，全部装备给养自带，6月22日由迪坎尔乡出发，6月24日到米兰，安全实现两人两车无后援穿越罗布泊。

摩登时代观后感3

也许这不单单只是一场音乐的盛会，更是一个释放心情的舞台。

10年前，音乐节可能还是一个新事物，但是今天，音乐节已经家喻户晓。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仅有屈指可数的4个音乐节，2008年大概有10个，2009年增至22个，如今，全国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不下100个，

可是，当人们的目光在音乐节的绚烂上停留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些音乐节的承办者正在为钱忙。现在中国各地缤纷上演的音乐节，真正赚钱的不超过15%，能基本持平就算是办得成功的音乐节。

无论是迷笛音乐节的创办者张帆，还是摩登天空、草莓音乐节的创办者沈黎晖，他们都坦言，最初创立音乐节的时候，他们都负担着巨大的财务压力，亏损是正常的。现在因为品牌的成熟，迷笛和魔登天空、草莓音乐节都已经盈利，但是对于未来，他们依然会坚持谨慎前行。

意外的生意

当谢天笑、左小祖咒、二手玫瑰、新裤子、卢广仲、魏如萱、八三夭、苏阳、刺猬、超级市场、Carsick Cars等名字再次在5月的通州运河公园出现的时候，2014北京草莓音乐节拉开了帷幕。

音乐节上黑压压的人头似乎预示着这个音乐节的成功。实际上在十几年前，这个音乐节的创办者沈黎晖还是一无所有。

1997年，沈黎晖创办了摩登天空，创办摩登天空的初衷是为了给沈黎晖组建的“清醒乐队”出唱片专辑，但不幸的是，1998年随着CD时代的到来和盗版的横行，摩登天空没有辉煌就直接走向了没落。最低谷的时候摩登天空欠债200多万元，公司只剩下两三个人。沈黎晖把在北京平谷的四套房子全卖了。

2002年，在位于瑞典东南部的美丽城市胡尔茨弗雷德市大型摇滚音乐节上，在湖泊、草地还有发廊的奇怪组合上，沈黎晖找到了一种想要的感觉，那就是快乐。

2007年，沈黎晖创办的摩登天空音乐节以亏损100万元告终。但是，这个亏损却让沈黎晖看到了音乐节市场的机会。于是2008年摩登天空音乐节如期举行。2009年，草莓音乐节应运而生，2014年，沈黎晖以一个不高也不低的价格让摩登天空音乐节签下了张曼玉，沈黎晖的音乐节之路似乎越走越宽。

和沈黎晖不同，迷笛音乐节的创始人张帆最初创办音乐节并不是想要盈利的。

2000年之前，中国尚无大型户外摇滚音乐节。将西方户外摇滚音乐节首次引进中国的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当年写下“2000迷笛音乐节宣言”时，完全没想到迷笛音乐节能有今天的规模，“当时只是想在国内找个地方乐一乐”。

2000年5月1日、2日，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北京的迷笛学校大礼堂举行，当时有30支乐队参加，每天观众近千人。

2004年，迷笛音乐节迈出商业化道路的第一步。这一次场地费、舞台费等共投入了30万元，为了收回成本，张帆决定开始出售门票，10元一张，也就是从此次开始，参与演出的乐队也开始拿报酬。直到2007年，迷笛音乐节才开始有盈利。

也许是被迷笛和摩登天空、草莓音乐节的热闹吸引，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办音乐节。拉开2014年音乐节的表单，2014广州草莓音乐节、2014三千渡、自然醒音乐季、2014长江迷笛音乐节、鄂尔多斯世界音乐狂欢节、DOWNLOAD FESTIVAL 2014――全球最大金属音乐节、绿音嘻哈音乐节、6月15日大钟寺疯马音乐节……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节已经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越疯狂成本越高

音乐节里总是充斥着音乐、灯光、美酒，还有各种娱乐。和参加音乐节的观众不同，对音乐节的创办者来说，音乐节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账单。

迷笛音乐节的历史账单是这样的：“从2000年第一届到2005年是亏损的，2006年持平，2007年略有盈利，2008年又大亏，如此循环。” 迷笛校长张帆说。

摩登天空、草莓音乐节的历史账单是这样的：“2007年亏损，2008年持平、2009年持平，之后开始盈利。”

大家很难想象，为什么每次都人满爆棚的音乐节会有入不敷出的时候。其实像迷笛、草莓这样有名气的音乐节还算好，一般小型的音乐节在收支问题上更难达到平衡。

最初的音乐节，乐手是不给报酬的，很多乐手要自己贴路费来参加音乐节，主办方只给提供免费的食宿，随着音乐节的火热，乐手开始有报酬，从最初几千元的车马费，到现在出场费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据透露，2009年张北音乐节左小祖咒的报价不过5万元，但今年长阳音乐节的报价就已经到14万。崔健的报价更是高达20多万。报价在10万左右的乐队是最常见的，如张楚、何勇等等。

自从有了音乐节，除非发新专辑，乐队经纪人会刻意减少乐队在酒吧的演出。一方面是利益上的考量，演酒吧专场是需要与场地方分票房的，在酒吧演一场可能票房收入有1万块钱，但还要跟场地分成，分完就1万不到了；一方面是为了积累期待度，增加音乐节的票房号召力。

木马经纪人YOYO认为一个乐队参加音乐节的多少，以及在音乐节做压轴表演次数的多少，代表了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地位，也直接影响到一个乐队的身价。因此，越是好的乐队对音乐节来说越受欢迎，同时出场费也越高。

一般来说，一个音乐节的投资成本大概在200万至1000万之间，大致分为三大块。一是乐队报酬，占到整个投入的三分之一多，但如果是请国际大牌明星，音乐节的主办方在投入上可能会稍微倾向于乐队；音乐节的制作费包括设备投入、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后勤保安等等，占总成本的比例也大概在三分之一；剩下的是各种名目的杂费，每一项的费用可能不多，但算下来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而音乐节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块，门票收入和赞助。最早的迷笛音乐节是不接受任何赞助的，他们觉得赞助商的很多要求会影响音乐节的观感，只是单纯的靠门票收入，但是音乐节的门票市场一直都很混乱。

假票横行不说，黄牛票贩又垄断了很多票，这让音乐节靠门票盈利变得很难，甚至有些门厅保安，100元的票才能进场，只要给保安50、70元，他就让你进场，这让看起来人气爆棚的音乐节实际上收进腰包的钱并不多。

而乐队和歌手的出场费却是年年水涨船高，所以，单是依靠门票很难让音乐节盈利，所以音乐节既要有声有色，又要盈利，确实是摆在举办者面前的难题。

突围需要眼光

在这个音乐节跑马圈地的时代，要怎样才能成功地占领市场，已经成为现在的创办者们都在思考的问题。因为音乐节越来越雷同，乐手就那么几个，所以，粉丝们对音乐节开始有了选择，而不是最初的跟风。

纵观国外成功的音乐节，美国奥兹音乐节、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等等， 都是有自己风格的音乐节，而且他们对乐手和赞助商的选择都很谨慎。也就是说，音乐节被做成了一个产品品牌，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活动。

摩登时代观后感4

论文摘要：封面是报刊的解释透镜。良友》画报封面刊登女性身体图像，建构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摩登与时尚、现代性的生活空间，从而引出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女性身体空间建构及媒介与社会想像性营建关系的思考。

语言和身体是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化媒体建构女性空问的重要表达方式。大众媒介以及图像等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身体”渐渐脱离物质性存在的单一，接受社会特定观念的规范，而成为重要的视觉符号，体现社会的文化特征，组成社会身体的内在要素。正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rydouglas)所认为：“社会的身体构成了感受生理的身体的方式。身体的生理的经验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身体才得以被认知，所以，对身体的生理的经验就含有社会的特定观念。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多种意义的交换，目的在于彼此加强。”马克思曾说：“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对于身体的塑造也是如此。然而，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阶级各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因而被塑造的身体便接受了当代美的理念与标准的影响，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把关于身体的文化标准以及理想的形象话语推演成为“一个超越地区局限的跨文化的普遍观念和范式”，形成受众身体的“理想自我”，主导身体流行文化的符号意义。因此，大众媒介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塑造身体的同时，身体也以对当代社会文化的体验映射社会，“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身体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场域的反映，却也在生产着这个社会的文化。“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

女性身体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它的权力话语演变以及在社会空间的形象变化，均为观察社会进步提供了极佳窗口。大众媒介的介入，建构女性身体形象的标准范式，引诱更大量群体参与“理想自我”的虚拟想像。同时，从更深层面，它为现代性生活方式的解读提供了历史意义的文本。《良友》画报利用图像表现的文化优势，自然以女性身体的图像画面建构女性空间以及在此空间里所生产着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现代性的思想谱系。

一、民国《良友》封面：女性身体空间整体概观的现代性含义

《良友》画报1926年2月15日创刊于上海，至1945年1o月10日停刊，是2o世纪20至4o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现其公共空间的理想园地。它大胆突破了中国女性不出闺阁而只有照片才准许在刊物上刊登的历史惯例，把现实真人的照片、图像刊登在画报的封面上或内页的版面里，供大众阅读和欣赏。它将女性从一室闺阁拉向广阔的社会人间，开拓了中上层女性的公共空间，并创造了上海消费社会里丰富多彩的都市文化。

封面对于刊物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效应。封面犹如解读刊物的一面镜子，宣告“杂志的个性特征、对读者的承诺，同时也宣告了它的目标读者”；封面又是一种促销的工具，帮助杂志出版达到两种生意，“把杂志卖给读者和把读者卖给广告主”。因此，大众媒介最乐于思考封面的艺术创造，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双赢目标。

封面刊登女性画像是《良友》建构上海都市摩登女性公共空间的最主要手段。《良友》封面的初始状态是：顶端是创办人伍联德亲手创意的、“金不换”的两个美术字“良友”，被置于版面的正中，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版面空间，下面是闺阁名媛的摩登图像，约占三分之二的版面，在“良友”两字和美女照片之间从右至左依次刊载“每月一册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五日出版第一期”，下行是英文注释：theyoung companion，再下行是：n0．1february15，1926。美女图像的下端标注：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印刷公司印行。直至第l3期起，《良友》改变了封面的设计。封面的右端出现了白色的“双鹅”图，作为《良友》的符号标志和理念识别，表征追求体贴、关爱的刊物文化理念。右端第一次出现了“本期要目”，在第一时间里告知受众关于本期的重要信息，体现了画报的人文关怀。这种版面模式保持到第24期。从第25期始，《良友》彻底改革封面。美女图片扩大到整个页面，有时启用特写女性肖像图片为封面。从29期起，封面用人像着色，这一来真人的姿态比较生动，二来人像阅者觉得“世上真有这个人”，否则虽画得美丽，恐怕“人间趣味”到底不大浓厚。这样，重彩着色、光彩逼真的摩登美女肖像占用整个版面，传播的信息形成一股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成为大众驻足观看的文化娱乐“场所”，体现了其封面设计艺术的成熟。同时，《良友》封面构成要素，如刊名、日期、期号、印行地址均以中英文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显要位置。一方面，体现了它的受众对象、出版发行以海外侨胞为主的影响趋势，这在赵家璧与鲁迅的对话中便可找到佐证。当鲁迅问及“良友”的营业情况时，赵家璧告诉他：“这是广东商人开的，《良友》画报等各种画册，主要读者是海外侨胞，所以业务很发达。”刊物的商业利益与受众的群体要求催生了《良友》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体现了其国际化的文化视野和现代性的思想架构。封面采用中英文标注，在中英文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体制里，实现思维、惯习、语境的交往与融通，直入跨国界、跨文化传播的现代性路径。因此，从封面便可感知《良友》的国际化理念和现代性气息，独领时代，成为中国出版园地里一朵独特的玫瑰。

民国《良友》共办172期，便有172张封面图像。在172张封面图像中，有161张女性图像，l1张男性图像，女性所占比例达到94．3％，男性所占比例仅5．7％。“《良友》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是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女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迁港出版以后的各期中，配合战时需要，都改为以抗日将士或与抗战有关的妇女为封面了。”[](删一般说来，男性封面是重大新闻事件中重要人物的图片介绍，组成《良友》男性封面的人物是：第l31期为卢沟桥事变后视察前方阵地的蒋委员长照片；第132—135期依次为：冯玉祥副委员长近影、“中国之新军人”、将军、李宗仁将军、第137期的白崇禧将军、第138期的张发奎将军、第150期百龄寿翁马相伯、第161期塞北的青年、第172期蒋主席画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人全民抗战的历史时期，《良友》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及时报道这个时期的历史状况，因此，抗战及其相关题材成为其从封面至内页的刊物主题。第150期刊登百龄寿翁马相伯的照片，蕴涵《良友》生命永驻的象征意味。《良友》停刊时过四年之后，力图重整旗鼓，于是便出版了第172期。本期内容定位在八年抗战的历史总结，刊载抗日八年后的胜利成果、敌军的受降情况等等，因而，封面便以的画像。为导引，突出刊物版面的信息内涵。由于封面形象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是与新闻事件紧密相联的要人，也是大众想知要知的公众人物，尽管违背杂志封面以时尚摩登美女为文本符号信息载体的惯例，却不因男性的登场而减少受众。

《良友》172张封面图像中，l44张是有名的，28张是匿名的(注：完全没有姓氏的才被算人匿名，而标有姓的图像，如吴女士、莫女士等均被算为有名。)，匿名人数占总人数的16．3％，而有名人数占83．7％，约为匿名人数的5倍。《良友》的封面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知名人物，统计起来，共得到119个名字，除去重复和男性的名字，女性的名字为111个，其中严月娴、陈云裳、李绮年均出现三次，紫罗兰、黄柳霜、胡蝶、罗罗少女、黎明晖、阮玲玉、胡萍、梁玉珍、白杨均两次出现，因此，《良友》真正有名字可考的封面女郎共97个。初步探究其身份发现，体育健将或体育家2名，美术家1名，学生9名，闺阁名嫒6名，电影明星或演员占据绝大部分比例。第l期封面“胡蝶恋花图”，刊登的是一幅套色照片——一个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女，那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其在《姐妹花》一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全国以至南洋各国纷纷上映，创造了总计三十四万元的最高票房价值，单在上海就联映了六十天，外国观众将之与好莱坞明星格丽泰、嘉宝相提并论。”并于1933年当选为电影皇后。第16期的封面人物黄柳霜也是电影明星，自幼在美国长大，是美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中国女演员。据《申报》报道：“本埠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总经理伍联德，于本年四月赴美，研究印刷事业，遂经好莱坞，获遇华籍之美国电影女明星黄柳霜，备蒙招待，及问家世，始知本有戚谊，黄遂不呼之为伍先生而日叔叔，后又得其居间绍介，与名震一时之范朋克氏晤谈……”本期的封面照片就是黄柳霜赠送给伍联德的。徐志摩夫人陆小曼、电影明星王汉伦、杨依依、杨爱立、李旦旦、林楚楚、唐瑛、黎灼灼、唐雪卿、左肇芬等纷纷亮相《良友》封面。

《良友》在近的漫长历史中，其封面设计几经变迁，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的内在架构。第2--4期、10期等图像周边镶有西式花纹图案，而相片里的封面女郎却衣中国古典时装，表情也是中国式的，娇媚和做作。如第27期封面女郎，披着摩登的毛皮围巾，脚穿流行的高跟鞋，然而，发夹盘起的发型以及额头正中的刘海和图片背景里的风光却是传统的。到第84期的封面设计，可说是彻底的现代性了。穿着西式长裙、手指经过颜色润饰的女郎摆着的姿势，右手指向充满未来派风格的背景画面，1934和一只巨大的钟，“明显地意味着现代性”。英文标注“themostattractive and p0piⅱ，ar maga zine in cmna”，意为：中国最流行最有吸引力的杂志。封面中英文两种话语表达，表征刊物对现代性受众群体、国际化空间架构以及跨文化传播视野的合理想象，是刊物理念的现代性承载。

二、《良友》封面与摩登时尚女性空间的现代性

《良友》封面所营造的明星名媛形象，无疑为大众提供了摩登女郎样板。出色的才华、悦目的姿色、时尚的生活品味、高雅的艺术姿态，与其说是他们的客观存在，不如说是《良友》精心打造出来的符号文本。《良友》利用手中的技术工具——一摄影机、着色版、光影仪，创造了源于现实真人却高于真人的多种想象性文本。除了刊登大幅美人头部或迷人身段以表达天生丽质的美，，《良友》还注意刊登健美流行色。如第69期是一幅手握网球拍、身穿运动装的青春健美女士图像，第77期是衣简单轻便的运动装、极富力与美的游泳健将、在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杨秀琼女士，第86期是“春郊试马图”的胡蝶女士，第118期是扬帆启航的健美女士，第139期“新时代中国女性”封面，是身穿军装、手持钢枪、温柔中蕴涵阳刚之气的女性照片，第148期是弯弓射箭的新女性等等。《良友》营造的是一种力与健康的女性美，而：不是养在深闺、三寸金莲的病态美，“真正的美观，还是在康健的身体，和丰满的肌肉。《良友》的女性审美观念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良友》画报封面还营造了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状态。从1927年开始，它便开始刊登“梦幻”女性照片或叙述女性的梦幻生活情景。如第13期封面女郎，华丽的围巾随意搭在右肩，左肩和胸背因西式吊带时装而基本，背景是翩翩起舞的芭蕾队列和西式屋柱，然而，女郎的齐额刘海、脑后的发髻及其柳叶眉、朱唇粉腮的脸部妆容却又表现出东方美女的传统标准。第28期封面女郎，穿着大短袖时装、带着孔雀帽子，安然地伏案而坐，背景里是花草，犹如翩翩而至的花仙子。她们所打造的图像文本，生产出年轻貌美、富有时尚的符号意义。打着太阳伞悠闲着的俏丽女性(第68期)、沐浴明媚春光，生一灿烂笑容的女士(第65期)、郊游的女士(第154期)、对着生日蜡烛许下心愿的女士(第162期)、母亲与小孩嬉戏图(第167期)、银波泛棹的女士(第l71期)，这都是如梦如幻的理想生活。《良友》以具体可感的图像向受众演示摩登女郎的美丽，“推荐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灌输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掀动一轮又一轮的时尚潮流”。因此，封面的美丽与摩登被赋予了中产阶级的符号意义，表征财富和身份在消费社会里的时尚创造。相对于文字的抽象，画报的阅读在轻松休闲的方式中完成，并可以渗透到不识字的大众阶层，图片的全新含义和现代伦理价值在更广阔的影响空间传播。

整体看来，《良友》画报的封面空间全面想像了“现代性”、“摩登与时尚”、“梦幻女性身体”等寓含于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文化生产场域的关键词语，《良友》封面图像对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达和视觉文化再现，再次见证了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意识形态及其现代性消费空间建构的社会效用。

三、一个延伸的话题：大众传播媒介与女性的刻板印象

李普曼指出：“妇女刻板形象的体系可能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我们社会地位的维护。”大众传播媒介利用信息建构和符号意义的文化资本，生产出消费主义的权力等级差异和性别意识，表征媒介与社会的想像性营建关系。

画报封面发挥视觉冲击力巨大的图像形式，以直观的可辨认性的传播优势创造与广太受众共享的文化意义空间。《良友》画报封面刻画的是美丽、时尚、具有现代性消费理念的女性形象，每一张温雅的现代女性肖像和图像的现代性背景，都表征年轻、富有、魅人的梦幻女性形象，折射出女性对摩登都市生活的追求。后来随抗战主题而出现的将军男性封面，作为会透析的文化身份，阐释着现代性社会里刻板的性别差异。在《良友》所营造的空间中，男性是权力、战争的主角，而女性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物化、性感的消费群体，受着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约，形成男性视野期待的“女性气质”。应该说，《良友》将这些“梦幻”、“诗意”、“健美”的理想中的女性美视为高雅艺术的表达或时尚生活的塑造，同时预期了两种观看主体及其观看模式：一方面，女性图像提供自己的女性特质作为男性的观看对象，尽管“他”是一位“缺席观者”，但只要接触《良友》等表现和消费女性图像的媒介，“他”就存在并与之主动交流。另一方面，这种刊登时尚、摩登、健康女性照片的画报又在培养以女性为预期的主要读者，“提供观看女性身体新的视角和新的象征意义”，“通过参与建构这一新的话语和视像，《良友》敏锐地捕获3o年代有关中国女性身体的新品味和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