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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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第一篇】
历史长河未息，时间长流不止，中华文明伊始的文化宝藏却仍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典籍里的中国》这档节目就由中国古代典籍入手，以跨时空对话的舞台剧形式，带领我们跨越上千年历史，溯源华夏文明，挖掘典籍中的精神内核，体会其中绵续至今的文化精粹。
第一期讲述的是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称的《尚书》。《尚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被后世代代传诵，离不开一个人——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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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读《书》的他深知其中好处，秦起焚书之火，伏生家藏一本《书》。不久战乱，他携妻子带着满满一车书简逃难。路遇兵劫，爱子舍命护书被乱兵杀死；天寒地冻，妻子嚎哭哀求，宁愿受冻也不愿烧《书》取暖。几经辗转，来到家乡的伏生不得已将负载着妻儿性命的《尚书》藏于古宅壁中。颠沛二十年，再寻书时却已残缺大半，只剩28篇。耄耋之年的伏生又开始讲学传授，被晁错记录下来，才逐渐成为现在的《尚书》。
为什么《尚书》值得伏生一辈子守护？为什么典籍值得我们传承？从《尚书》中，我们看到周武王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的豪情壮志；也能体味民意即天意，顺民心者得天下这条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我们汲取“满招损，谦受益”的修身之道；也能收获“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样永不随时间流逝褪色的治国之理。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感受到的“大禹定九州”的华夏儿女的自豪与骄傲，是我们能从中找到的连接着每一个人的文化纽带，牵动着每一颗心的民族认同。就如钱宗武所说，“读《书》，知先贤之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又如蒙曼老师所言：“什么是中国？中国不仅是孔子、伏生，还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敦睦九族，协和万邦。”
“典”即规范、典范，传承这种规范才能照亮未来。余秋雨曾说过，一个民族的终极目的。不是军事的国家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典籍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粹，是现代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文化基础。它指导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激发蕴藏在骨子里的文化血脉。文化溯源。我们只从何而来；典籍研读，我们知未而来；投注当下，我们知去向何方。
古典是晦涩难懂的，文化是深沉深刻的。但我们必须要挑起承载中华文明的这根大梁，像伏生一般传其书、明其义。除此之外，还要守正创新，守护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情怀，更需要看穿历史的智慧和创新求变的勇气，让典籍的内核以现代的方式被更多人所接受，进而传承。这也许就是《典籍里的中国》之意义所在。
让我们怀揣着对先贤圣人的崇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践行君子之道，携一缕古典芬芳驾文化之舟驶向未来！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第二篇】
《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牛年新春重点打造的大型原创文化节目。节目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中的经典名篇，展现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讲述感人至深的传承故事。节目综合运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新科技手段，创新设计出“历史空间”“现实空间”，并以跨越时空对话的形式营造了“故事讲述场”，生动演绎中华典籍精华的源远流长。本节目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典范，对于高考语文极具指导性。
节目中，演员重现了大禹与先民治水的场景，他们仅有简陋的治水工具，却不畏洪水泛滥，誓要天下安宁。在《尚书·禹贡》1篇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壮阔的大禹分定九州历史：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典范之作，他的问世、留存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尚书》是怎样一部书？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内藏典籍万卷。这些典籍穿越千年，重回世人面前。清朝末年，部分经卷被运到京师，《尚书》文献当时最早的传世文本也在其中。如今，敦煌藏经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尚书》便是其中一部分，世代传承。《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也是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
其“典”、“漠”、“训”、“告”、“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
《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关于《尚书》的编纂者，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瘤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的古文《尚书》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三12篇。《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话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馨子”，《五帝本纪》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什么是《禹贡》?
《尚书》中的《禹贡》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公认的1篇具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文章，也是中国古代地理的典范之作，全书共一千二百字，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与五服五个部分组成。
《禹贡》所说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依次叙述各州疆域、水利、土质、赋税、贡物、贡道，也述及山川、湖泊、草木、物产等情况，对土壤的记述尤详。
导山分九州山脉为三条四列，叙述20余座主要山脉的名称、分布特点及治理情形，山系概念明确，所记的山真实可靠。
导水以叙述9条河流为主线，对河流名称、分布特征、疏导情形加以叙述。导山、导水篇幅较小，重点记述黄河流域的山川，导山(凿山)、导水的目的是疏通河道、宣泄洪水。
水功总括九州水土经过治理以后，河川皆与四海相通，再无壅塞溃决之患。
五服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每服又各以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不等，规定贡物、赋税标准等，反映作者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
后世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都将《禹贡》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抄录了过来。
今天的我们再来看《禹贡》，会发现两问题，第一它太简略；第二它所描绘的地理分布非常规整，总体感觉就是不那么靠谱。但是这在古代却是了不起的发明，特别是在文化底子薄弱的初汉，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认知几乎又回归到了一穷二白的地步，突然出现一份地图，就算画得再糟糕，也至少比没有好，特别是针对水患而言，《尚书》刚重见天日那段时间，人们如获至宝，哪里发生了水灾？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全凭1篇《禹贡》作为指导。
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禹贡》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地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区域地理最古老的典范。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第三篇】
2021年10月19日，今天是来到第三期陕煤集团班组长综合素质提升班的第五天，根据课程安排，上午我们一起观看了《典籍里的中国》节目。让我叹为观止，受益匪浅。
忠孝美德，千古流传。
大禹帝在带领部落的时候，他的人民都愿意追随他，视频中，他帮助老人，爱护子民，大家说出了追随有美德的人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心声，这也说明了忠孝在现在社会的重要性，这一品德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让忠孝品德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美德。
忍辱负重，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要学习司马迁在逆境中不怕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基本，想尽办法做好本职各项工作的前提下，增加提升咱们班组长的沟通能力，创新意识，安全管理等能力，让员工干得舒心，让企业获得效益，才能实实在在体现咱们自己的价值。
知人善用，戒骄戒躁。
在我们工作中，部分人员或班组长掌握一些技能后，就认为自己行，企业离不开自己，不去学习思考，不遵守劳动纪律等情况时常发生，不去与时俱进，最后很多这样的班组长最终被淘汰。我们作为基层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学会知人善用，调动团队的力量，激发班组员工积极性，运用大家的力量去完成共同的工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可以塑造英雄，但不能夸大，英雄是一个标杆，抓基础，定标准，知行合一，才能出色完成班组的工作任务，同时也能让我们大家有方向，有目标地凝聚在一起，干好班组的每一件工作，对于自己的管理也是一种提升。
勤思敏学，取长补短。
诸多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点，告诉我们只有不断总结得与失，才能不被历史遗弃，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总结前人的得与失让我们在今后的道路上少走弯路，避免前人的错误出现在自己身上。
优良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口粮，作为陕煤优秀的班组长，需要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不断去学习感悟。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第四篇】
“上古先贤的言行，记载在《书》里，让后世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读《书》而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
这是出自节目中倪大红老师饰演伏生的一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由深入浅地阐释了读《书》的好处。由典籍，到个人，到社会，到国邦，到文化。读《书》如此，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更是如此。
“典”始于夏禹，是国家的告示公文，相当于如今的法律。《尚书》对我们当代人而言，其思想已深入人心，或为铭记的道德、或为市井风俗。伏生一生辗转漂泊，最后在秦焚书之际藏《书》于墙缝，是对“典”的传承；而子康沉于享乐、碌于打猎，竟误失国都，沦为历史的反面教材，是对“典”的失格与轻视。因此，传承典籍，需要我们常备在心。
下面将从节目制作这一角度来谈谈我的感受。
节目的流程为：舞台剧准备——舞台剧——撒贝宁（现代读书人）的思考。从舞台剧说起，撒贝宁对伏生的恭敬、对武王的崇敬我都能感受到，但他的演技与倪大红老师简直格格不入。倪大红老师饰演的伏生真是演技精湛，无论语言还是动作，都十分契合伏生形象。当然这仅仅是个舞台剧，过分苛刻也实在不近人情。
还有一些关于历史问题，相当于一些对节目的建议。开幕王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其表现的表情是激动喜悦，但我觉得如果从王圆箓这深挖，其实更能表现《尚书》这些典籍的来之不易。王圆箓将藏书卖给外国人斯坦因，而打动他的仅仅是四块马蹄银和三十英镑，后《尚书》等一批古籍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运至北京，谁也不知道它们遇到了何等的坎坷。“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若能将典籍的辗转讲得更丰满，我相信更能丰富《典籍里的中国》。
从焚书坑儒、文字狱到开放、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史，对应着的是从命运多舛刀步步走向复兴的华夏，其实给观众的印象更深，毕竟典籍里的中国突出的是“中国”二字（“中国”是被修饰语）。
另一件事是武王伐纣，帝辛（纣）在中学教材里是昏庸残暴的暴君，但自从周朝开始就有人为帝辛正名，与武王的纠纷出于文王。《史记》中记载，商末周部落渐渐强大，严重危害到商的统治，于是帝辛将文王捉进监狱，周人上供金帛才勉强换回文王的命。
教员曾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帝辛将商朝版图拓展到长江一代，他对于后朝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向的节目，其实可以再严谨些。
最后谈谈植根与华夏民族心中的儒家文化，这里说的是春秋孔子的“礼”文化。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人们指出“礼”的特征是“别异”和“辨异”。简单来说，“礼”即“周礼”，是划分阶级的表现，各个阶级有个各的“礼”，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待人以礼”“礼仪”。相比之下，墨子的“兼爱非攻”才是站在当时人民的一方，但儒家毕竟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也难怪儒家要骂墨子“无君无父”“禽兽”了。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统治阶级的功劳貌似更大（如佛教、东主教）。我们现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一妄贬低，也不应不假思索地拔高
比起从典籍里看中国，我更乐意从人民和历史看中国。因为典籍是可以拟造的，正如“典”的造字法，而历史不是可删可添的，不是虚饰。况且，人民不是睁眼瞎，一切谎言都会被无情拆穿于众目睽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