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听途说的故事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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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途说的故事范文1
1、这些未经查证的新闻,跟道听途说的谣言有什么两样。
2、当然,道听途说不足为据,所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在扬克利曼泰迪斯的领导下,决定核对核对动物的肥胖率是否跟人们的担忧趋势确实相符。
3、当投诉是建立在道听途说和愤怒的基础上时,合理的回复往往会点燃火花并使更多的人发表不公平的批评。
4、他对自己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不容置疑,我对他始终莫衷一是,搞得大家都无言以对、尴尬不已。
5、谣言止于智者,像这种道听途说的话,为何要相信?
6、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可不能随便相信道听途说的话!
7、现在一些报纸的消息很不负责任,将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在上面大作文章,让人们很是迷惘
8、道听途说的谣言,让每个人都感到很困惑。
9、我们不该轻信那些道听途说来的东西,而应该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
10、这些人平时最喜欢道听途说,唯恐天下不乱。()
11、你这样不经查证就随便道听途说的行为,怎么能叫人信赖?
12、这个消息的来源非常可靠,并不是道听途说,请你务必重视。
13、如果你老是道听途说,迟早会失去大家的信任。
14、假如这有点儿道听途说而不是科学的味道,新的“快乐衡量专家们”将寻求其它准确计算、令人信服的证据。
15、们常常以为只要持之已恒地做一件大事就可以换来后人的歌功颂德。可这一切往往是道听途说罢了,真正的英雄是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的。
16、这些话全是道听途说,没有任何根据。
17、这件事使他无言以对,因为道听途说的事不容置疑是不可信的,大家不要为这件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18、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能到处传播,否则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
19、他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都是假的,害得我们都信以为真。
20、这里有个道听途说的故事,主人公是位印度职员,他需要将最近一次英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输入电脑数据库。
道听途说的故事范文2
小说观念在晚清之际有一次大变化,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言“欲新民必先新小说”,其后小说逐渐被赋予了“新民”重任,“新民”意义上的小说日趋成为主流,但小说的本意不断被遗忘。《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孙方友的“小小说”或笔记小说回归了小说的本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据说,孙方友尝试过很多体裁,长篇、中篇,也尝试过先锋小说,虽有成果,但未被人记住,但其小小说却脱颖而出,为人瞩目。中国不言小小说、笔记小说则已,言则必会提及孙方友。
此中原因,我想大概有二。
一、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说未必完全是向壁虚造,而是在民间流传,只因不关乎大道,故未入九流,故以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形式流传。但凡能流传者,必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尽管未必是大道,但总言必有中,或有一言可采。比如,孙方友的名篇《蚊刑》即是根据“传说”,然后加以修订而成。孙方友自述,这个小说“前后经过十多年才写出来,若是从听到传说算起,几乎用了二十年。”屡()屡有人将孙方友与蒲松龄并称,这不无道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所以至今不衰,一方面固然与蒲松龄本人的才华有关,但蒲松龄所取材料的力量亦不可忽视。蒲松龄谈狐说鬼的那些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蒲松龄从中借到了气息,将其笔之于书。这并非贬低蒲松龄的才华和创造性,亦不是贬低孙方友,因为他们能将目光投向民间传说,能从民间借到气息,已经难能可贵。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称,所谓个人才能并非浪漫主义所谓创作,而恰根植于传统之中。
二、经济的原则日益成为当下生活的主要原则,生活的速度和节奏加快,全国上下忙于“经济建设”,自然无暇读长篇大论的哲学、历史和小说。小小说于是应运而生,这些作品短小,有情节,有趣味,但多数品味不高。在经济建设之余,如果有人能读书的话,小小说是首选。孙方友的小小说为人所喜,或与此潮流有关。孙方友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将能量放到了小小说这个领域之中,效果卓著,一方面成就了他自己,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小小说的品质。
下面具体谈《小镇人物四题》。孙方有曾出版过六卷《小镇人物》,颇有影响,“小镇人物”系列成了孙方友独特的写作风景,有人将其比之于“清明上河图”。“小镇人物”系列,有两个关键词:小镇和人物。小说与小镇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是在晚清之后,小说方与国家、天下联系起来。孙方友的“陈州”、“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是小说的根据地和后方。人物是时代的承载者,也是大地的体现者,如果想知道这个时代,想了解那片土地,人物是最好的入口。小说可以往下走,往底层走,因此凡性格鲜明者,皆能入小说;《史记》则是往上走,比如“列传”是一个等级,“世家”是一个等级,“本纪”是一个等级,达不到这个能量级则不能进入这些系列。本篇《小镇人物四题》时代背景清晰,皆是1949年之后的情况。《江小雪》说知青的故事,《小上海》也讲知青的故事,《红女》讲新社会改造的故事,《谢鹅英》写新旧社会转变的故事。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镇人物,透过他们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能够见微知著。《江小雪》和《小上海》能见出知青生活,《红女》与《谢鹅英》能见出49之后的社会变化。
孙方友的小说有述有作,《小镇人物四题》是其作。孙方友的很多小说中没有“我”,因为采自传说,故看来与当下的时代和“我”隔得较远。《小镇人物四题》不同,在这4篇小说里,作者似乎不露声色,只是讲述几个小镇人物的恩怨与爱恨,但作者忍不住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比如,在《小上海》中,有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也在宣传队里演样板戏,记得小上海和我岁数差不多,十八九岁,个子细高,一看就是个吃大米长大的南方人。”《红女》中有这样的话:“我上小学的时候,红女虽已年近三十,但眉眼间仍闪动着一种妩媚。可能是出身比较卑贱,她很少抬头看人,更少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作者似有若无,比鲁迅《孔乙己》中的“我”还淡。“我”不出场,是因为“小镇人物”与“我”隔得太远,关联不大;“我”出场,是因为“小镇人物”与“我”近,关系密切。
孙方友尚有进步的余地,我觉得其进路恰恰是在“传统”之中,但是他若只将目光停留于民间传说或“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意义上的小说),其境界则会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