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乡土中国》有感【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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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第一篇】

《乡土中国》这本书最开始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此刻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貌。”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了冲击。中国出现了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了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联不稳定的特点，但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一、土里长出的文化

在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1篇文章说，正因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联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能够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向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齐，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但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二、乡土社会在转型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此刻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型的含义，不仅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礼貌带来的结果。

此刻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一天和很多人在一齐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此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此刻的人们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礼貌征服了落后的礼貌，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三、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社会

按照费先生的对礼治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礼治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不管从教育体制还是城市规划、司法体系，很多东西都来自于西方。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很多时候能够感觉到中国在应对这个世界时的手足无措，有时候被欺负了，也不知道怎样办，只有干着急。正因，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算我们大中城市看起来就像世界性的发达城市一样，我们也有法律也有这样那样的现代化得东西。但是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但是中国此刻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那就是“礼治”。在这个过程中，很长一段时刻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能够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倘若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现代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其实《乡土中国》这本书能够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之后在课堂的讨论上，老师说到，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代，当时已经有人发现中国这样的社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其中原因又深深根结于中国这上下五千年的土地，费老就将他于之的思考写了下来。到了此刻，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称之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了，平等和契约必然代替道德来管理社会。那么，中国究竟何去何从？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篇】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我进入大学后课余读的第一本书。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涉足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一大类学问很是陌生，书读得不是太顺利，加之日常学习和时间的安排上不合理，一个学期快结束了，我总共才读完了前3章。对此，我感到非常羞愧，费孝通老先生的“差序格局”都还没有读到，真是惭愧万分。不过，我还是会利用课余时间把全书看完。

然而，只这前三章，就已让我获益匪浅。读完以后，我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世代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身上的一些性格和特质，这是我以前不曾知道、也不曾想过的。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大师的著作没有资格做评论，在这里仅就《乡土中国》的第一章《乡土本色》谈一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和感悟。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47年根据所讲“乡村社会学”写成《乡土中国》。本书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关于“乡土中国”这个概念，费先生在书中指出：“这里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乡土中国”是中国特具的一种体系，它包含在具体的百姓生活里，老百姓遵循它而生活。

在第一章开篇，费先生开宗明义的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为“乡土中国”下了定论——中国社会的基层（基本）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

在这一章，先生着重阐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乡土的本色是什么。我把它总结概括为下面的四点。

首先，在习俗上，乡村人和其居住的乡村有着很强的传统性，而且这种传统性很难被改变。也就是说，在乡村居住的人都有一个“根”在身体里边。这个“根”，这种传统性是源于人们世世代代和泥土打交道而形成的。比如费先生讲他妈妈给他一包家里灶上的泥土，让他在想家的时候煮一点吃。这种方式现在看来很荒谬了，但对世代与土分不开的农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就像余光中先生在《乡愁四韵》中写的那样：“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漂泊在外，思念家乡，想到的一草一木都散发着乡土的芬芳，乡土跟母亲又紧紧联系在一起，泥土是母亲，母亲就像泥土。从中可见从农村走出去的中国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对踩在脚下的泥土的强烈依赖和深厚感情。我们常说“落叶归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在旅途，哪怕海角，哪怕沧海桑田，心中日夜萦绕着的永远都是故乡，永远也放不下扎在心里的这个“根”。这个情结可以说是所有传统中国人的一种特质。像美国就不行，美国的居民是从世界各地移民过去的，才两百多年历史，没根！所以说，“土”在我们的文化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说的传统性，很难改变的，它源自农民们（当然这是最初的发源、基层，后来扩大到不仅是农民）对泥土的依赖。

这个传统性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第一点，农民以种田为业，天天与泥土打交道，自然而然产生了感情。第二点，农业是世世代代的工作，从上面不知多少代一直传下来，几千几万年，一直延续下来，不曾断过，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体，一个脉络。满足这两点，传统性就逐渐产生。这是个长久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

中国乡村的第二个特征，我总结为不流动性。费先生在书中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因为种地的人的地是不容易搬动的，你需要一年四季守着你的“一亩三分地”，有许多农活要去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口不流动的特点。一个家族的人住在这里，那么他的后代一般也会在此定居。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农村的姓氏。虽然不断有外来人口的迁入，但这只占少数的比重，微乎其微。所以看家谱，上面一代一代从上到下，还是同一个姓占主线。如果一旦到哪一代的哪一家突然改姓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一支断了，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农村里现在依然很重视这个。所以，你不出去，别人也很少进来，这是不流动——反映到生活起居上就是“安土重迁”这个词。

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第三个特性——聚村而居。聚村而居——村与村之间相互较为孤立、隔膜。上面说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上说的，这个是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上说的。两者有一定关联，我认为是有点因果的关系。因为村子里的人世代定居，不怎么流动，因此导致村与村的交流、联系变少了，村子就孤立存在了。这有些像国与国的关系：可以合作，但都自己独立。

聚村而居的原因，费先生讲得很明白，也很有道理：“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件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由于大量的聚村而居，因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每个地方有各自不同的风俗。即便在同一个省内，也会有所不同。我是山东人，山东省内一共有17个地级市，各市无论是语言、居民的性格、还是生活习惯、风俗风貌，都有很大不同。你要我讲一讲山东话，什么叫山东话？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对。山东话多了，每个市的话都不一样，你叫我怎么讲？要我讲，我只会讲莱芜话，还讲得不好（从小就说普通话，莱芜话一直没学好）。莱芜市和泰安市，这两个城市是挨着的，口音上却有很大差异。莱芜话音调较平，很少有儿化；泰安话音调起伏较大，儿化音更多一点。济南和烟台，口音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性。

第四个特征，我称之为“熟悉”与“规矩”。亦即约定俗成。这个比较好理解。农村正是由于它的不流动性，人口性质很少发生变化，“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因此，许多习惯就慢慢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了，这又叫作规矩。“规矩不是法律，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我的老家我回去过一次，在那里我看到，一家结婚，大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去参加、去吃酒席；一家死了人，差不多全村人前往悼念。这种自发的不假思索的行为完全是源自长年累月的熟悉，这不是规定出来的结果。

以上便是我对于费孝通先生所论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的一些理解和想法。这四大特征，回答了什么是乡土的本色。尽管本书我只看了很少一部分，但对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我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对不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分析，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端，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乡土中国》读后感【第三篇】

最近看了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细细读来，触动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具体说记得哪些，我却脑子有些不清楚。看来有些危险了我。只能边看书边写读后感了。

乡土中国，中国传统上是个礼俗社会，但是现代社会却是个法理社会。在这个社会转变中，发生混乱想必是理所当然的吧。这二十年来，我所经历的，不正是这样的一个变迁吗？又或者，只是变迁的一小部分。小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小学，中学，始终没有离开那一片土地。同学纵然几经变迁，但同学的父母却好些都在父母的交际圈内，所以也还算熟悉得很快，知根知底的。那里，可不就是一个传统的礼俗社会？到了后来，上大学，突然发现一切都不适用了，那里却是一个法理社会了。到处都是陌生人，随时可能认识新的人，交到新的朋友，但又得小心翼翼，因为陌生。大学的几年里，我总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想必是因为社会秩序不一样，我需要慢慢适应吧。

其实礼俗社会也是一种制度管理社会，法制社会也是一样，只不过，制度不一样，导致人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而已，说到底，都是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就好像玩一个游戏，要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

生育制度，有几句话让我触动很大。生育只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完整性。人类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从事各项分工，如果某一部分没有人了，社会完整性受到破坏，对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有很大影响，在我看来，政府就是为了保证社会完整性和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的一个存在。这样一项工作是巨大而繁琐的，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从中得到的回报也多。他们让这个社会有机的组织了起来，不管是封建王朝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他们把社会最小的细胞单位——家庭——采用某种方式组织了起来。当然，任何时候都有一些比较另类的人存在，但是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主流还是家庭单位。

社会需要安稳，种族需要延续。婚姻为种族延续并且保障种族延续提供了一种方式。生下孩子，并且保障孩子的教育，直到他可以接续社会上的工作。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血缘关系。也许，社会采用婚姻的方式来稳定，延续也考虑到了血缘这层关系吧。有时候觉得，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就是综合调整社会资源，得到一个可行的办法来让社会运行。

人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结合到一起，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养育。这一点，我想有没有可能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起长大呢？如果社会提供一个孩子的生长平台，孩子生下来就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长大并且接受教育然后走向工作岗位，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良的人利用孩子赚取黑心钱，也避免了因为孩子因为家庭条件而造成的无奈。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人的智商而异，可以选择他们可以胜任的方向，那才是真正的优胜劣汰，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社会发展手段。同时，也可以避免孩子的选向受到父母太多的干扰。

但是，既然现在社会是要求父母单独抚育孩子，那么保证父母婚姻的稳定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不仅牵扯到了这两个人自身的社会关系，还牵扯到了社会问题。当两个人的婚姻是个例时和当两个人的婚姻从属于主流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绝对是不同的。

叔本华说过，人就好像刺猬，远了，觉得冷，近了，又都有刺。人是一个自我感觉的动物，哪怕是你最亲密的人，也无法感受你的感受。两个习惯已坚固，兴趣已决定，嗜好已养成的成年男女，在婚姻契约之下，要经营共同生活，相互间的调适自易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前很多人都采用内婚或者变相内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童养媳或者早婚然后晚点圆房或者姑表亲结婚，这些都是为了在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特征还没有形成可以调节的时候就接进家里来以积极适应将来的婚姻生活。这相对现代男女一见倾心，然后如胶似漆，然后步入婚姻殿堂面对现实，发生各种摩擦来说，其实有效得多。不是说，现代男女这种方式一定不好，但是婚姻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谈恋爱的时候只是个体行为，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而婚姻是社会行为，一个不慎，后果会很严重。恋爱时期，感情至上，婚姻当中，是有物质生活基础的，如果双方都不必为物质生活奔波劳累，那就无所谓了，可以永远维系感情上的生活，跟谈恋爱处于一个状态，也不错。

费孝通总结说有三种方式：相敬如宾，变相内婚，自主择偶。在现代婚姻之中，往往忘怀了婚姻的培植功夫之不易。相对旧式婚姻来说，是退步了的。家和万事兴。现代男女面对现实，发现了婚姻痛苦时，心理上难以接受， 顿觉感情受了欺骗，结果反而不在和洽上花功夫了。

世代间的隔膜，孩子往往是父母未完成的理想的延续，但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却有自己的思想。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他会感觉到懊丧，甚至严重些，对自己失去信心，终于把理想一步一步排挤出去。可是现实自我却又不能脱离理想而单独存在，人是无法回到禽兽德水准上去过活的。失去了自信的人不是成为病态，就是自杀。因此，理想和现实不能挤得太紧，也不能分得太远。把理想转移到孩子身上去，就成为一种放卸的方式。

这一段话中，深有感触。难怪前一段日子里，我对自己几乎就要丧失了信心，时常酌磨死了算了。

还有句话让我感触很大。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生活得太久的孩子，他会在家外的竞争场合中失去适应的能力。我想，这是因为，在家里，他是一个孩子，可是出了门，别人不会把他当孩子看，而是当大人看。在社会性断乳的过程中，恐慌是免不了的。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第四篇】

《乡土中国》一书由费孝通先生所作，收录了14篇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作了大体上的解剖分析，从乡土社会的本质到乡土社会权利结构问题的分析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本书中一些有关乡土社会的理论分析恰好又能验证当今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

一、乡土社会的特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二、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

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三、差序格局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

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

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

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四、家族与男女有别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五、乡土社会中的礼与法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

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六、乡土社会中的权利结构问题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

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

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