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电影观后感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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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电影观后感1

昨晚看了电影《钱学森》，演员陈坤扮演青年、中年时的钱学森先生。

以前对钱学森先生的印象来自于中学时代，知道他是我国的原子弹和导弹之父，是伟大的科学家，仅此而已。

前段时间看了一些院士的故事，有的院士生平中提到了钱学森先生。阅读过院士们的故事后，才深深的被他们的精神所折服。很多院士是拒绝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中国从零开拓一个领域，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不畏困难，为国奉献。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已经是著名的科学家，美国为了不让他回国，想出了各种办法，包括软禁，最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努力下，钱学森先生一家人才回到祖国。

回国后，钱学森先生被寄予厚望，毛主席希望研制出我国的导弹系统。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钱学森先生答应下来，驻扎在荒漠区，不能与家人相见，而且还要克服种种苦难，比如跟苏联专家学习时，专家到点就停，不允许延长时间学习和观察，中苏环境恶化后，苏联专家全被撤走，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我国没有工厂可以生产制作导弹所用的各种零部件；东风2号发射失败；两弹联合发射时面临恶劣条件等等，我想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片段只是整个研制过程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的情况可能要比这更严峻和棘手。

影片最后，钱学森先生和夫人散步时，夫人说“中国可以没有像我蒋英这样的歌唱家，但是不能没有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正是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们，将我国的科学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国庆阅兵活动上各种武器的亮相，让国人倍感振奋，觉得祖国强大了，心里很自豪，爱国热情高涨。

我们应该学习科学家们的伟大精神，坚持不懈，迎难直上，解决问题。

钱学森电影观后感2

我想若干年后，我依然会记得电影中的钱学森，或者说是陈坤——深情地凝视着待发的导弹，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就是我种的苹果。那个画面：贫乏的中国，满目疮痍，有这么一群人在大漠里，面朝黄沙，背朝天研制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钱一改美国时西装革履的潇洒，换得一身厚重的。军大衣，扣在头上不相称的雷锋帽。不变的是他的眼神，那一代人的眼神，足以撑起整个中华民族脊梁。当百般阻挠钱学森回国的美国人问他：一个的杰出的航天科学家回到农耕社会，能干些什么？难道回去种果？”钱以坚毅的眼神从容地回答道：回到我的祖国，我做什么都可以，如果我想，我可以去种苹果。

“如果有一天，原子弹投到中国人的头上，我会后悔的”。正是这样的信念，钱是如此执着地离开了美国，放弃了麻省理工终身荣誉教授的职位。

“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这些经典台词都展现了钱老“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的赤子情怀。那一代人虽然在体制内，但都是有坚定信仰的人。这使我想起了邓稼先，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他的好友杨振宁在文中写到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他要向导演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杨振宁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想这一片风景，是久久不能逝去的。黄沙漫天，大爱无疆。无数卓越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这样一片风景，将长存于中国民族的历史画卷中，我只是一个80后的语文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我希望以微博之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而知识分子的良心必将是需要我们永远传承下去的，像钱老、邓稼先一样，具备知识分子的品质：正直、务实、宽容、睿智，富于同情心。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得失，最重要的一点，爱自己的国家。

钱学森电影观后感3

翻看了《钱学森故事》这本书，觉得很生动，也很朴实，将钱学森的生平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娓娓道来，再现了钱学森不平凡的一生。这些故事有的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的则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勾起了我对钱学森的深深回忆和无尽思念。钱学森走了，但他又离我那么近，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场景常在我脑海中闪现，他给予我们的言传身教，更令我永志难忘，我感觉他并未离开，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是在1956年春天，我到中南海听一个重要报告，报告场上汇集了三军的高级将领和各大科研机构的顶尖技术人员。通过报告会主持人陈赓大将的介绍，我才知道主讲人就是刚从大洋彼岸辗转回国的钱学森。那天，他讲了《导弹概况》，并建议我们国家要尽快着手研制导弹和原子弹。他运用渊博的学识将报告讲得深入浅出，深深触动了在场的高级将领，也使我更坚定了在导弹研制这项国家重要事业中尽己所能的信念，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成立，我所在的研究所被整体划归二分院，我也如愿以偿地踏上导弹研制的道路，负责导弹的控制系统研究，在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的领导下工作，他的为人和作风使我终身受益。

1962年3月，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枚导弹——东风—2号进行第一次发射试验，因为这个型号是在苏联突然撤走支援专家的形势下搞出来的，也被大家称为“争气弹”，当时我担任这个型号的副总设计师和控制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但这次试验却失败了，这个挫折对大家打击很大。试验的第二天，钱学森就乘专机赶到发射现场，他首先查看了坠落现场，并组织技术人员成立了故障分析小组，作为导弹控制系统负责人，我成为小组成员。在钱学森领导下，小组开展了艰难的专题攻关，最终将故障定位在弹性振动问题上。针对弹性振动问题，我们控制系统的同志为此展开了一场持续4个月之久的攻坚战。钱院长亲自组织总设计师们进行研讨并提出解决方案，组织建造了导弹振动塔，通过试验得出了振型和振频，再通过合理的改进设计彻底解决了导致发射试验失败的弹性振动问题。不仅如此，由这一个问题的解决，他还要求大家引申到其他液体推进剂导弹研制中的类似问题，并在设计过程中就采取措施避免，自此以后，导弹弹性振动问题被彻底消除。1964年6月，东风—2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的导弹技术实现了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质的飞跃，翻开了我国导弹与运载火箭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钱学森是一个科学大家，是领导，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非常注重技术民主。记得在东风—2攻关过程中，在控制室拥挤狭小的房间里，大家经常就技术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为了一个方案面红耳赤争执不下是常有的事。钱学森院长非常关心攻关的进展，每周都亲自到我们研究所来听取导弹控制系统的情况汇报，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充分发扬民主，坐在一旁仔细聆听每个人的发言，并随时记录下来，运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对解决问题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钱院长深入到研究室、深入到技术人员中去，激励大家要“杀出一条血路”，他的鼓励让大家重拾信心。

钱学森为人谦逊，一次我称呼他为老师，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却说：“这就不敢当了。”钱学森的确是使我们受益的良师益友，年轻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向他提出来，他总是会耐心认真地解答。那时，我们住得很近，钱学森有时也会在业余时间到我家里串门，像朋友一样聊聊生活上的事情。

钱学森对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也是传统航天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的创立者和坚定的践行者。他深切的爱国情怀、对待科学严谨务实的态度、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也正是新一代航天人要继承和不断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