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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叙事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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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叙事故事1

按照热奈特对叙事的定义,叙事分为故事、叙事和叙述行为三个层次。故事指未经任何特定视角和表述歪曲的“客观的”事件结构,由处于时间和因果秩序之中的、尚未被形诸语言的事件构成,是叙事的内容。叙事是指话语或叙事文字本身。而叙述行为则是创造性的叙事动作,涉及说者/作者(叙事的“声音”)与听者/读者的关系。热奈特尤其强调这三个层面的关系,他认为叙事只有在叙述故事时才能成为叙事,只有由人把它讲出来才能成为叙事。[1]即故事的表现形式是叙事,而叙事又是由叙述行为完成的。因此,教育叙事既是指教师在日常生活、课堂教学、教改实践活动中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又包括教师就这些事件撰写或口述的教学故事、日常故事等各类文本,还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

由此可见,教育叙事包含两层关系:一是生成叙事文本过程中教师与故事的交互关系,即教师如何“我讲我的故事”;二是基于叙事文本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互关系,即受教育者对叙事文本的反馈。目前国内的教育叙事学研究多集中于对第一种关系的研究,忽视对第二种关系的考察。

因此,尽管教育叙事是教育者个人的反思与感悟,但教育叙事研究应体现叙事文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评估教育者开展的教育叙事的切适性与有效性。

二、高校辅导员教育叙事中辅导员与学生的交互关系特点

1.交往频繁

大学生远离父母,与专职教师的接触也仅限于课堂上,当遇到学习、生活问题时易于与辅导员沟通;与辅导员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辅导员与大学生的频繁交往易于产生众多教育事件,其中有大量教育事件值得辅导员记叙、分析。

2.交际关系复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领域随之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奖助学金发放、资困助学、学生就业压力、学生心理压力等,这些问题都使辅导员面临着新考验。因此,当代辅导员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充当的角色更多。辅导员的多重角色转换使辅导员与学生的交际关系变得更复杂,教育叙事的焦点更多。

3.交流渠道多元

除传统的师生面对面交流外,QQ、E-mail、博客等通讯渠道为辅导员与学生的交流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辅导员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更快、更多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也可以更及时、更真实地对辅导员的教育叙事作出反馈。

三、高校辅导员教育叙事文本生成

1.辅导员叙事文本视角

在叙事文本中,必定存在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无论所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如何表现出来,都一定会经由一个特定的“视点”。通过这一特定的视点,叙述者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辅导员的叙事视角是指辅导员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教育故事,辅导员与教育故事保持怎样的距离,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充当故事的叙述者。教育叙事强调以教育者个人的感受经历出发进行叙事,叙事文本的作者自然只有一个――辅导员本人,但叙事视角既可以是辅导员的视角,又可以是教育故事中的人物(通常是大学生)的视角。因此根据辅导员与学生在教育事件中的参与程度及其交互关系可将视角分为:

(1)零视角,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全知视角的叙述者从事件的旁观者立场进行叙述,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了解过去,预知未来,所掌握的情况多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因此,辅导员采用零视角有利于客观地看待某一教育事件,尽可能公平地对待学生、处理矛盾,也有助于在今后的工作中提前做好教育工作,防患于未然。

(2)内视角,即限知视角。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即采用事件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事件的叙述者本身就是事件中的人物,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内。正由于辅导员与学生都参与了故事,因此叙事文本不但要描述辅导员的所思所想,而且要反映出学生的态度。这样的叙事视角有利于辅导员换位思考,增进对学生的了解,使辅导员的工作更有针对性。

(3)第一人称视角,即从叙述者――辅导员本人的视角出发对教育事件进行讲述。这种视角的叙述更多地反映辅导员的观察与感悟,突出辅导员的自省。用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本身就是辅导员解析事件、认识学生的过程。

2.辅导员叙事文本形式及学生反馈

辅导员叙事文本的形式包括面向学生与面向辅导员本人两种。面向学生的辅导员叙事文本是指学生可听、可看、可反馈的辅导员叙事文本,又分为口述与文字两类。面向辅导员本人的叙事文本是指学生不可参与反馈的辅导员叙事文本,此类叙事文本仅供辅导员个人阅看。本文在此仅讨论面向学生的辅导员叙事文本(以下“叙事文本”均指“面向学生的辅导员叙事文本”)。

口述类叙事文本包括辅导员与学生的个别谈话、辅导员在主题班会上的发言等。由于是辅导员与学生面对面地交流,辅导员在做教育叙事时,能及时了解学生对事件的看法,可在叙事过程中不断修正事件全貌;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反应将事件的教育意义寓于叙事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文字类叙事文本包括教师博客,辅导员与学生的日记、书信交流等。作为一种快捷的网络交流模式,博客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形式多元性、受众身份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当代辅导员与大学生交流的重要平台。辅导员以博客形式进行教育叙事使得更多的学生了解辅导员的所思所想,并作出反馈。辅导员叙事文本与学生反馈跟帖一并又生成新的叙事文本,因此,辅导员的教师博客实际上拓展了教育叙事的内涵与外延。这有助于辅导员更广泛地了解学生信息,同时借助辅导员这一叙事文本,学生之间也能增进了解。辅导员与学生的日记、书信交流等同样具有扩展辅导员教育叙事文本内容的功能,但因为其一对一的形式,辅导员能更深入地了解学生个体,使辅导员的工作更有针对性。

综上所述,教育事件的发生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参与,教育者个人的教育叙事又需要受教育者的反馈,因此,教育叙事需考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互关系,并利用学生的反馈多渠道地展现教育事件,从而生成有意义的教育叙事文本,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学生管理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丁钢。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探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8,(1).

教育教学叙事范文2

关键词:丁钢;叙事史;范式;中国教育史

G529

20世纪90年代初,丁钢教授从文化史研究中开辟出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在对传统文化留存与传递过程的考察中,将教育研究的视野从学校空间向民间社会转移,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关注社会性教育或教育事件,以叙事方式呈现生动、丰富的教育历史场景,而形成一种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研究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

一、文化史联姻教育史

从长时段的学术实践来看,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经过了一个积淀与转向的过程。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丁钢教授的治学路向与学术关注点的变换。就积淀而言,它指的是在自觉的叙事史学术实践形成之前,既已通过各种方式先行存在的学术累积。丁钢有着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这从其求学经历中可见一斑。丁钢1978年至1982年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本科,获哲学学士学位,此期间在“康德热”、“李泽厚热”的学风中储蓄起人生第一笔学术资源;1982年至1985年间他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师从国学名家潘雨廷、苏渊雷等人,夯实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1985年至1988年间他又转入该校教育科学学院攻读教育史博士学位,师从教育史学家张瑞教授,从传统文化转入传统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学术路径。就此求学经历,丁钢自言:“哲学给予我智慧,文学赋予我情感,教育学对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意义。”[1]也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但这只是三个不同的学位而已,真正懂得关注的乃是丁钢在求学期间所接受的学术熏陶以及由此养成的学术志趣与思想方式。”[2]丁钢接受高等教育的十年间,正值恢复高考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一段时光。一方面,受外在的诸如“文化热”、“西哲热”、“美学热”等学风的引导,另一方面,自我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丁钢在这种氛围中不断地积淀着自己的知识储备。攻读博士学位之际,他第一次使自己的学术积淀转化为现实的知识成果――《中国佛教教育》,并提出应从儒佛道三家文化语境共同体中总体考察中国教育[3],也是其跨儒佛道传统文化与教育积淀而转化的认识结果。尽管这些成果与认识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它所迸发出来的学术前景是极其广阔的。丁钢通过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九五”重点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课题,先后形成《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1990年版)、《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2002年版)、《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2009年版)等代表性成果,构成了一幅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整体图景。

丁钢的叙事史学实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中积淀、转向而形成的。首先,文化史研究的学术积淀。叙事史与文学史具有天然的学缘依附性,这为丁钢的文学史研究转向叙事史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积淀。章学诚曾言:“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必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是属辞’。”[4]44孔子主张文辞与内容相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论语》便是一部很好的教育史叙事分析作品,它已将教育生活实践、教学实践与交往实践融为一体。最早把叙事视为一种方法而强调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以叙事来纠正追求文辞靡丽的文风,“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5]49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是最重要的两种叙事范式,杨义认为此两种形式以前者为骨干,二者“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6]18

丁钢对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进行了研究与阐发,提取出叙事方法在结构上的“顺序性”、“联结性”和“对比性”,并重点关注到“人物”和“事件”在叙事结构中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在时间上的“整体性”关注,以时间整体涵盖部分的思维方式;在视角上的“全知性”与“流动性”的关注,他将这种流动性过程与中国传统书画中的“散点透视”比对,用于描述结构复杂、场面广阔的历史场景;在方式上的“意象性”表达,在“暗示”和“联想”中将意义蕴含于某种社会或文化事物之中。[7]68以中国传统的叙事风格和方法为本,结合西方学者如拉博夫(Willam Labov)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模式以故事的形式叙述经验或事件并理解行动的意义;里斯曼(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的经验叙事分析模式以进入经验、讲述经验、誊写经验、分析经验、读取经验建构事实;康奈利(Michael Connelly)和克兰迪宁(Jean Clandinin)的三维叙事探究空间从时间、个人和社会、情境的维度构建富有情境性、连续性和交互性的经验叙事文本,通过进入“现场”而获得“现场文本”,最后“研究文本”,完成叙事的过程;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的文化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场域之中,用现场的眼光来观察和体验教育中真实的生活,将在实践场域所获得的洞见带回到理论场域之中。[7]56

这样就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与西方叙事理论及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之中,建构起叙事范式的教育研究模式,从“文化语境之中解读日常教育的实践意义”[7]56,从实践中填平“你―我”、“理论―实践”之间的鸿沟,叙事范式便可以建构一个生活的、经验的教育世界。叙事范式的教育研究进入的是一个现实的教育世界,但此种研究一旦完成,它所提供的文本必然已经完成了对历史的构建。

其次,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后的转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丁钢即已在探索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过程中,发现了应加强以文化观照教育功能。这种认识打破了传统的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功能,进而从政治史、经济史的变迁中去总结教育史变迁的思维方式,而确立了一种从文化史变迁的角度去看待教育史的变革。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核,无论政治、经济形态如何变迁,一个地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性格不会轻易随之改变。文化通过教育得以保存、传递与嬗变,教育在传递文化的过程性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即作有目的的选择与重组,这正是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在。因而,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热”渐趋平静,但丁钢指出:“在这场讨论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成果,或者未尽的思索,更是耐人寻味……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的联姻,教育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是这场文化讨论对教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的影响。”[8]1

文化史与教育史的联姻,为教育史研究确立了一个大文化背景。丁钢认为教育活动“不是生物水平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8]1。这种认识与李泽厚将基于心理形式的积淀视为人性与动物性本质区别的认识一样,将教育视为人类独有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无可避免地受着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而始终能保持本土性的重要原因。这种从文化积淀的视角解释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变革,可以更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教育在西方现代教育“冲击”之下而迟迟未作“回应”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那种“中国中心”的传统文化心理观念,并未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得到根本的改变。这就将现代化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所主张的从社会变迁看教育变革,推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经济所带来的变革可能只是一种为求生存而作出的实用性回应,等经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还是会回到文化的传统之中。因而,文化心理的变革才是真正能带给教育变革的最根本因素。教育史研究被置入一个大文化背景之中,这是教育史与文化史联姻所带来的视域转换。如何探究教育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叙事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方式,它经历两次转向而确立了教育历史叙事的研究范式。

在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过程中,内置于文化视域与情境之中的教育,在文化教育互动结构中演绎着角色变迁,由文化功能的阐释走向文化内涵的提升、再到文化性格的塑造,最终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基于文化关怀意识,丁钢在文化史的认识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即对文化层次作了“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指出以往“人们的眼光过于集中于上层文化,而忽略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作用”[8]5。以此来看待教育研究,他认为,“我们不仅应看到上层、官办的教育的作用与影响,也必须注意到下层民间的教育对于文化传递与变迁的实际功用。”[8]5这种对于下层、民间教育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向叙事史范式教育史学的第一次关键性转向。眼光向下带来了研究视野的下移,诸如村落、宗族、基层群体、个体教育生活与经验成为考察中国教育“现代性”的新视角,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对立、冲突,在实际的教育经验中找到了缓和的中间地带。在基层的教育实践领域,传统总是保持着巨大的张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向村庄推进时,势必会被村庄的传统文化所包围,要“与传统的民间力量进行博弈和互动”,这便是“嵌入村庄的学校”[9]1所面对的现实文化处境。在这里,经验比理论更有实效。教育经验与现象成为叙事学范式教育史学实践的考察对象。

教育叙事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是向叙事史范式教育史学发生的第二次转向。“在大量的教育叙述文本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比较叙述,以及思辨逻辑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叙述样式。在这种宏大的叙述中,直接关注现实和实践细节的变化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过滤掉了。”[10]1与现代化范式的宏大叙事不同,教育叙事从社会文化情境、教育生活经验和事件等细节入手,通过叙述故事的形式来表现教育意义。叙事方法的引入,使“教育叙述何以可能”作为一个基本问题被反思。传统教育叙述文本中,那种以探寻规律性、确定和发现真理为主旨的宏大叙述方式,遭到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质疑,而微观叙述以一种非思辨而看似零碎的方式,被置于一种“非合法化”的地位,“经验叙事”使教育叙述成为可能。[10]2对于教育史而言,教育意义的呈现是最重要的目标,而这正是经验叙事的追求。

在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结构中,经验叙事成为构建文化与教育世界的主要叙述范式。这样,在文化史的积淀及与教育史的联姻中发生转向,教育叙事最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教育史学实践中。正如丁钢所指出的,从叙事的视角解读教育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变迁教育史研究视角和方法,更在于如何把人的活动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并以此强调教育)(史的历史感知及其人文蕴意。由此,历史叙事便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研究取向。[11]将人的活动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是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在教育经验叙事过程中,对实践领域的流动着的教育声音、行为、经验、生活等真实的历史的发现。

二、教育历史叙事研究

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是一种教育历史叙事研究,它的核心是“叙事”。就叙事本身的存在而言,它不是新事物,而是在东西方史学史上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在今天,叙事史学作为一种范式的复兴,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也是一种返本与开新的学术实践,它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的方式引入到教育史研究之中,在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之外,建构全新的指向教育事件、教育经验的叙述体系,进而提供更富生活化、更接近真实的教育历史。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它有如下几方面的学术特征:

首先,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社会史最先确立了一种“眼光向下”学术视野,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把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认为“社会史的活力在于它关心的是真正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着眼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权贵名流,侧重于日常事物,而不是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12]299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最先是通过确立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而逐渐确立起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叙事的关键问题在于让谁来叙述?叙事史范式主张把教育历史叙事的话语权交给“下层群体”。对宗族教育的关注,是较早地以眼光向下的视野考察基层教育组织的学术实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官学制度以及由一些杰出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向来受到关注,至于乡里民间的宗族教育则往往被忽略。”[13]14在学校教育制度之外,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晋商、徽商、闽粤商人、江浙商人的宗族教育,可能是最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教育组织。司洪昌对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则是比宗族教育更加微观化的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教育历史不再只是属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也属于某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坐标的微小村落里的普通大众。但他们一样有教育实践,一样有生活实践、交往实践、文化实践,而且这种实践承载着比现代化城市中更为厚重的文化与教育传统。从这里看中国教育,能提供更为真实的现实参照。而对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女知识分子的研究则同样体现的是将研究视野关注到以往很少关注的基层群体身上,而再现社会系统中的个体真实的教育文化生活。然而,仅有视野下移是不够的,是否能够融入其中是视野下移的关键。

其次,叙述故事的研究方法。叙事史学仅仅把视野下移视为范式变革的前提,而叙事的运用才是范式变革的核心。叙事是什么?有研究者指出,叙事指的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通常被等同于“讲故事”。[14]2此间的 “话语模式”应该就是怀特(Hayden White)所言的“历史场”,包括各种原始的史料、历史叙事以及后世对历史著作的诠释三种历史文本。在《元史学》中,怀特将话语模式分为五个重要方面:(1)编年史;(2)故事;(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15]6叙事史学主张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建构历史,并将“事件”作为教育历史的实质性存在。在叙事史范式的实践中,“故事”是指一系列教育“事件”的发展过程,往往要从社会和文化的源头和流动中去追溯这一过程,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编排来叙述故事。如司洪昌在其研究中这样叙述事件,“之所以说事件的不同寻常,是因为一个乡村的医生突然宣布:要开办一所家庭学校。在这个义务教育和公共教育机构大行其道的年代,在现代新式学校推行了一百多年之后,而在私塾基本被消灭半个世纪之后,一个酝酿中的现代学塾要着手开办了。这件看似偶然的事件,其背后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意义。”[16]在这份文本中,作者所提供的事件是可供证实的真实存在,但事件发生本身并不构成文本中的事件,“一个医生开办家庭学校”,只是一个生活事件。每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事件很多,作者要对这些事件进行甄选、归类、重组,将“事件”转化为“故事”。那么,读者所从历史文本中所看到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事件”,并不完全是作者“发现”的那个事件,也是他加以“创造”的结果,这样才使“事件”在向“故事”转化的过程中具有了“叙事性”。正是这种“叙事性”赋予了这一事件以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性本身。如果没有将这一事件置于这个村庄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的背景之下,单纯只是“记录”这一事件,那可能和在这个村庄增开一家小卖部没什么任何的教育意义一样。因而,眼光向下也是有选择性的,意义的阐发是叙事史学的价值诉求。

再次,获求真相的研究观念。教育史研究为何要眼光向下?为何要叙事?这是叙事史学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是它的基本观念与立场所在。叙事史学将接近历史的真实或真相,作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我们引入教育叙事乃是为了接近在中国教育空间里发生的各种‘真相’,在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它们会聚在一起,构成了等待我们去考察的教育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流动性及其复杂意义常常只有通过叙事方式才能表达出来,尤其是事件中的个人‘生命颤动’的揭示,也须教育叙事的理论方式是最为合适的方式。”[17]2如是理解,叙事史学并不排斥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家在教育史叙述体系中的位置,它所需要获得的是实践性的、流动的、丰满充盈的经验,而不是理论化的、僵化的、没有血肉的史料。叙事史学“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贴近经验和实践本身”。[17]2历史的真相是复杂的,并非靠进入一个场域就能获得的,更何况作为叙事者的教育史学者,并非只是让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自己说话,难免会有叙事者本人的主观性。研究者指出,“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叙事看作我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叙事就不再仅是主观意义上的产物。”[14]57其实,在任何的史学实践中,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想要做到纯粹的客观叙事几乎不可能,即使那样,也只是“记录”,而非“叙事”。追寻真相始终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教育叙事通过进入教育活动的发生现场,通过与教育中的人物交往、晤谈,而直接获得感性的教育经验、思想、声音、事件等,它的教育史价值在明天。

正如安可斯密特所意识到的,“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所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因而都应该避免掉。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历史学的叙事主义转向之后,对自我未来出路的理性认识。毕竟,历史关注的眼光更多的是过去,而非现在。但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对于事件、生活与实践的关注,却是教育史学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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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知几撰,黄寿成校。史通(叙事第二十二)[M].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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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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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6]丁钢。铸造中国教育研究的新纪元[N].中华读书报,2004-2-18.

[17]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4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教育叙事范文3

为期两周的教育见习结束了,回望这短短的两周,我受益匪浅。从看教师上课、记听课笔记到与三年级五班的同学们相处,无一不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育者就应具备的基本技能和素养,也对“师范生”真正的含义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接下来我就这两周的教育见习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第一天,我和班上的其他同学在7:50的时候准时到达实验小学,我和一个同专业的学妹分到了三年级五班,主要跟随姜教师学习语文教学和班**工作。姜教师不仅仅人长得漂亮,并且对我们十分的友善。很热心地给我们搬了两把椅子。我们到班上的时候正好是姜教师在上语文课,我和学妹就坐在教室后面听课。这是一节评讲课。这一节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初步接触写作的学习。***一部分是让同学们介绍家乡的特产,并写一段广告语。有个学生写到:南充的酸菜,这酸爽不敢想,又香又甜,要吃酸菜就吃南充酸菜。我不明白是不是我的笑点很低,当时差点笑出声了。觉得这个学生听聪明的,仿照老谭酸菜方便面的广告语。还有的学生写到:温江的大蒜,美容又排毒。不得不说,我也算是在温江待了快三年的人了,怎样就不明白那里的特产是大蒜呢

听了姜教师的课,我觉得她把单调乏味的语文知识教得活泼生动。在她的课堂上,我感觉是一种享受,她把难懂的语文知识,联系实际,并利用投影仪把生动的画面展此刻同学的眼前,这样能够增加学生的理解并快速消化。她给我一种幻想,她上课就像在操作一台机器一样娴熟。在小学的课堂中,纪律很难把握,可这位教师让她的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学生的思路跟着教师快速旋转,还有她的新课程思想布满课堂,我当时对这样一位教师肃然起敬,我真的佩服她,她说她有三十多岁了,可我们觉得她仅有二十六、七岁。这是表象上的,可我觉得她让我觉得年轻的地方是她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她是一位很好的语文教师,语文课上她的学生能把以前学过的课文倒背如流,学习新课文在教师的指导下可自行读、研,这在一年级的课堂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可这位温柔、美丽、大方的教师做到了,她在语文的教学中有许多亮点,我不明白我以后能不能学会。

这两个星期我也听了很多青年教师赛课的公开课,因为这次见习的同学比较多,所以每次上公开课的教室后面都坐满了。我又相继听了英语课、数额学科、音乐等课程,还有一节队会课,这也是我第一次听队会课,才明白队会课全程都是由学生来主持进行的活动。记得这届队会课的主题是“废物利用”,有两个肖教师当主持人,**同学们进行活动。有的学生利用报纸或者塑料袋做出一件裙子,有的学生用易拉罐做笔筒。总的来说,整节课在进行的很顺利,只是同学们可能有点紧张,忘词了。有一次是一年级十四班的英语课,这是一个新教师,这节课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在听低年级的英语课之前,我一向有一种观念就是低段的英语课很简单,给学生讲讲单词就能够了。听完这个教师的课,才明白,原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首先整堂课给我的感觉很舒服,学生的用心性很高。教师不仅仅运用多**课件,还做很多卡片,以及玩具。并且教态,语态很好。其他听了她的课的同学都赞不绝口。当学生们放学后,我的思绪仍滞留在欢快的氛围中,享受着教师精彩的讲解,幻想着自我以后能成为一名这样优秀的教师,思绪久久不能*静。

总之,短短的两周见习也让我体会到很多。作为低年级的教师让孩子喜欢你十分重要,一个常常对孩子微笑的教师总能得到孩子的爱戴,孩子在她的课堂上也个性认真活跃。可是微笑并不**放纵。树立威严是必要的,让孩子明白,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要做一个润物无声的教师,在课堂上灌输人生道理,一点点启迪学生。而不是每一天让学生反读背名言警句,这是死板不深刻的。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孩子,孩子犯错难免,不就应所以而动怒,最好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犯的这个错误是有道理的,我们也会有针对地辅导我们的孩子。新课程提倡赏识教育,欣赏我们的学生,在值得表扬的时候表扬孩子,可是分批评,伤害孩子自尊。

在我们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都一样的可爱,鼓励表现好的孩子,帮忙潜力弱的孩子,是我们的职责。带给学生更多的成功机会,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如何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体验的机会,提高学习的兴趣,这尤为重要了。关键在于教师怎样看待成功和为学生带给了多少成功的机会。在课堂上讲课时,我发现教师先向学生讲清知识点,再出类似的题目给学生做,学生都能做出。对答案的时候,有些原先趴着听课本的同学因做对了一道题目而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启发我明白普通班的应根据课堂上所教的资料去命题。只要学生上课认真听了,就会在作业、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他们就会体验到成功的欢乐,从而会产生学习的兴趣。

中学教师教育叙事4

谢莎莎,这是我们班典型的“问题学生”。非常单瘦的女生,平时衣冠不整,11岁,父母离异,现和外婆住在一起。她在整个班级学生群中显得特别醒目,大部分同学是不愿跟她交往,还有几个调皮的男生喜欢捉弄,欺负她,所以她给人感觉较孤僻、不合群,学习上反应偏慢,兴趣又不大,最主要是学习习惯差且比较懒惰,作业马虎潦草,常有抄袭现象。

通过观察和了解,我对谢莎莎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心中有了数:谢莎莎的孤僻、不合群,是其自卑感所致。而她的自卑一开始主要来自她的父母已经离异,现在这种与其她同学不协调的地位,使她极想回避这个事实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困惑时时伴随着她,加上周围人不良暗示的反复作用。而当她在学习上碰到困难挫折时,她就不敢求助于她人了。长此以往,她对学习也就失去了足够的信心,自然出现反应偏慢这种状态。反过来,学习上的不如意又加剧了其自卑感,并使其不断内化。

针对谢莎莎的情况,用常规的谈话、批评、表扬显然收效不大。谢莎莎失去的是自我心理暗示,因此,必须先帮助她建立起良好的自我心理暗示,其她工作才能开展。在征得家长、任课老师及同学们的理解支持帮助下,我准备一步一步的帮助她。

通过谢莎莎的转变,使我感到,在当前“问题学生”转化工作中,除了需要我们对于她们倾注更多的爱心和耐心,更多的真诚和宽容,还特别需要我们教育者思考的恐怕是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注重培养“后进生”的心理优势,让她们都感到自己的重要。总之,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坚定信心,科学教育,把转化后进生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迟开的花朵将开得更加绚丽,更加灿烂。

中学教师教育叙事5

我教学“加减法的简便算法”一课时,2个教学班我都创设了这样的情景:在班上选择了全班公认数学最优秀的和最差的进行口算“比赛”,两组题目如下:1、324+198 5968-3999 396+498 2、324+200 5968-4000 400+500比赛的结果当然是成绩差的获胜,顿时全班学生从疑惑不解到热情高涨,纷纷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 “气愤”比赛的不公平:两组题中,加减整百、整千当然简单一些„„ 课的发展如设计一样顺畅,但是 “比赛”学生的表现却令我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平静:2名“优秀”学生都在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基础上独自伤心的哭了,而2名“差生”表现大同小异:眼里闪过一丝得意,但是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他们体现出的“荣辱不惊”令我记忆犹新,那不是许多成大事者追求的境界吗?

当学生作业时,我立即叫过“优生”,向他进行了简单的解释。课后我向学生道歉(老师没有考虑你的感受),并重点帮助他分析了“哭泣”的原因,希望他在遇到困难时,变得更坚强和从容。对差生我问他为什么胜了不高兴呢?我表扬了他的进步,鼓励他继续努力,那时我看到了他开心的笑容。 案例反思:

反思一:教学应该更多的关注每个学生的情感

《数学课程标准解读》有这样一段:“作为促进学生一般性发展的数学学习,应该更多关注学习的情感因素。事实上,健康与富有活力的学习活动、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自信以及相互尊重的学习氛围非常有利于学生非智力与智力因素协调发展,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由此可见,教学中关注学生情感的重要。

本节课的情景创设目的是为了激起全班学生的情感共鸣,通过差生比优生算得快的“意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发现题目特征,理解简便算法的实质是“凑整”。教育家赞可夫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方法就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对于多数学生而言,课的设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当我看到“优生”那哭泣的表情,差生体现出的“荣辱不惊”时,我知道对他们我失败了,显然这不是他们的精神需要。

反思二:教学中应该考虑对差生更多鼓励,对优生进行挫折教育

这个故事主要讽刺老师对待差生教学行为,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正如学生比赛胜了也不敢“声张”,是啊!我们真的应该给差生更多的阳光,不仅让他们可以经受挫折,还能正常的沐浴灿烂的阳光,拥有健全的人格。

从另一个层面看:学生得益最大的竟然是老师的“关照”。他在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面前变得坚强,而这种品质将使他终生都会享用它的利息。所以挫折教育是人生重要的一课,而学习上一帆风顺的优生,却很少遭受挫折,所以才会在一次不正规的比赛“输”掉后哭泣不已。有人专门研究过国外293个著名文艺家的传记,发现其中有127人在生活中都遭受过重大的挫折。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说法,表明有成就的人大多是由磨难而成的。孟子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都表明挫折教育是儿童成长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对于优生也是如此。

回想前一教学片断,教师对自己忽视尊重学生人格的无意识行为表示歉疚。但心理活动明显是倾向于优生。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优生”几乎是在“优待”中成长。身上存在害怕困难、承受挫折的心理能力差等特点。事实上,孩子们的一生中不遇挫折是不可能的。老师有责任早一点让他们具有“免疫”能力。让他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从容不迫,不产生的紧张状态和消极的情绪反应。面对挫折能够从容不迫仅靠说教是无法达到的,儿童必须经历挫折才有可能超越挫折。因此,老师在教育教学中还应注意设计教育环境,不要一味给学生营造一切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的教育环境,更不要阻碍他们适当接受困难和挫折磨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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