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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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第一篇】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对于年轻教师来说，真正的成长，离不开思考和研究。但是，我们不仅要学会思考、善于思考，还要把自己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灵感、想法和感悟都记录下来。

提到“教科研”这个词，一开始总感觉离自己非常遥远。尤其是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感觉自己的工作就是在课堂中和学生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在各种艺体活动中展示自己的专业特长。可是，随着自己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我也开始寻找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时会请教有经验的教师，更多的时候是翻阅书籍、上网查阅资料。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专家们研究总结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大量的实践、教学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忽视了对教学过程中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淡化了反思这一重要环节。

不断发现自己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反思问题，再去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然后记录下来，这就是迈出了教科研的第一步。

课堂是我们的主阵地。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的音乐课堂更加丰富多彩了。但是我发现，很多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比如学生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五彩斑斓的画面中，而忽略了音乐的主体；教师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上课时只需要动动鼠标，从而减少了教师的范唱、伴奏。可是如果一节音乐课没有了教师的弹唱，作为一名专业的音乐教师也就失去了她最重要的阵地。于是我在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经常观察学生的变化。从而及时修改自己的课件，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音乐本身。这也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听课活动中，会及时对执教老师的多媒体教学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课堂的观察和课后的反思，我逐渐找出了多媒体教学的一些利弊。之后把自己的所想所思记录下来，加以整改，写成了《合理使用多媒体，打造音乐高效课堂》一文，并获得山东省教科研优秀论文二等奖，这更加激发了我进行教学反思、总结的热情。在进行“教师运用合理教学方法”研究的同时，我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上。2014年，我和学校的几位教师一起申报了课题《翻转课堂理念下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研究》。通过对翻转课堂的研究，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让学习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学生通过课下观看教师创建视频中的讲解，就能够直观地学习知识，解决难点。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结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决，探索更适合农村学校的教学模式，在研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如果说反思总结、课题研究是教科研的重要环节，那么学科教研活动的常规开展更成为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和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在教研活动中，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同步提升。

我校虽然只有两位音乐教师，还教着不同的年级，但是每周的集体备课却是必不可少的教研活动。我们经常进行听评课活动，通过课堂观察把提出自己建议，及时对教学设计进行修改，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从2014年开始，全市的初中音乐教师就集合在一起，进行隔周一次的教研活动。活动中既有公开研讨课、知识讲座，还聘请了专家对我们进行合唱指挥、即兴伴奏等专业课程的教授。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教科研氛围当中，大家不仅能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交流和讨论，还大大提升了个人的R导寄堋

记得在一次教研活动中，我进行了《红河谷》这节课的教授。这首歌曲的难点就是二声部合唱教学。在音乐教学中，合唱教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研讨话题。在我上完课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评课活动。一些教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很多有经验的教师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法，比如用歌曲轮唱的形式预备性练习合唱；用柯尔文手势帮助学生建立和声概念等。年轻教师的新鲜想法和老教师的经验之谈，互相碰撞出精彩的火花，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在这样的氛围中，经过同行的交流，我受益匪浅。教研活动的进行，转变了老师们的教学理念，激发了老师们教学设计的灵感。更加充分的备课和预设，也能够让学生们乐于融入其中，共同享受学习音乐的过程，提高了音乐教学的课堂效率，更为年轻教师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指引了教学工作的方向。

不论是教学过程中的点滴积累还是教研活动的进行，这都是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法宝。在教学中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教师能够积极参与整个过程，从中让自己有所思考，有所感悟，就会不断优化我们的音乐课堂模式。终于发现，“教科研”离我并不遥远，它就在我每天的教学工作中，只要能够去发现、去研究，持之以恒，就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教育工作的幸福与快乐。

参考文献：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第二篇】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4-

杨晓：杨老师，很高兴能在南宁举行的第十二届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上对您做一个专访。透过您八部学术专著和百余篇学术论文的丰硕成果，可以看到您多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南方少数民族宗教仪式音乐、中国传统民歌与民间歌舞三大领域。在我的阅读体会中，您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与不断深化的理论建构均呼应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学界，尤其是“传统音乐研究”在观念与方法的持续转型。您能否从整体上回顾一下这个学科转型的过程，其中有哪些因素对您的个人学术研究形成关键性的影响？

杨民康：

首先，非常感谢你和这一选题的其他相关的策划人，给我这样一个可以陈述自己研究观念的学术平台。你的问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音乐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持续转型和我自己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这虽然涉及到整个学术共同体及我个人两个方面，但是在这里可以借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个案，来谈谈我对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几点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排除“左”的政治干扰，逐步实现了学术环境的正常化以后，汉族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两类研究中，明显采取了两种以“宏（中）观――微观”或“区域――个案”区分的不同的策略。当时在地域―族群的横向联系方面，有三类传统音乐研究的课题倾向比较令人注目：一类是以音乐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学者为主进行，以汉族民歌色彩区研究为代表的中观研究；另一类是以北方几所音乐院校的硕士研究生为主来做的，以南方和北方山区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个案研究。第三类是对中外传统音乐进行比较研究。若从研究人数、规模及其学术影响的持久性、后续性上看，前两类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中国音乐学界采取上述研究策略，其实有着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原因。从内在原因看，可以注意到，汉族与少数民族，前者居平原，后者居山地、草原或水域。在平原地区，由于交通、信息的便利，使文化的分布易于成块、成片；少数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南方山区的情况为例，崇山峻岭中到处分布着一个个盆地，大盆地套小盆地。因此，从研究对象自身因素看，汉族传统音乐研究较多采取前一类方法，同汉族居住区域有着地理、交通的相对便利和文化传播的相对便捷等环境条件，致使自身产生了族群文化与音乐风格特征的同质性因素有关；而少数民族音乐较多采取后一类方法，则同其上述外在环境条件的相反态势和传统音乐的非同质性因素有关。

从外在原因来看，当时国外的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已经对这样的研究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早在上世纪30年代，社会人类学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就在《社会人类学方法》 一书里指出过，比较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主要有两类非欧文化研究对象：一类是像澳大利亚的情况那样，作为一个单一的、相当同质的地区，其中的每一部落或部落中的小群体，都普遍具有同一类型的文化特征。通过尽可能详细地研究那些一般类型中的特殊品种，就可以完成某种通则化的过程和这种文化类型的一般定义的描述。另一种是对于大部分在单一性、同质性程度与澳洲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来说，在研究程序上也有所不同。比如对非洲班图文化进行的研究，就必须先将这一整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单元，首先对其中每一单元区域内的文化多样性特点进行细心的研究，然后再对两个区域进行比较，接着用这种办法考察整个班图地区。民族音乐学者中，巴托克、梅里安姆、涅特尔等都做过同样的研究，有过类似的论述。还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音乐学方法的发源地――欧洲与北美的学者，也曾经遭遇过同上述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似的两种学术研究的环境条件：欧洲学者主要的传统研究领地是澳洲、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北美学者则以本国印弟安人和城市的多元文化族群为主要对象。正是由于族群文化、音乐风格以及地理交通、文化传播等环境条件的明显差异，成为他们分别注重“宏（中）观――微观”或“区域――个案”研究方法的动机和原因。

可以看到，当时通过中外人类学和来自北美、欧洲的民族音乐学，把这种经验带到了中国学者手中。从方法论看，上述第一类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较多吸取了巴托克等东欧民族音乐学的经验，也可以从中看出间接受到欧洲社会人类学方法影响的影子。第二类研究则更多接受了北美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观念。

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两类以“宏（中）观――微观”或“区域――个案”区分的研究，仍然还是最为强劲的两种潮流趋向。但难以忽略的是， 80年代开始，上述各类课题研究都主要是以民间音乐及其艺术性特点为研究对象，从类型上甚少涉及宗教仪式音乐及文人音乐、宫廷音乐，从学术层面上则较少考虑艺术性因素与其他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直到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向“传统音乐研究”转型，以宗教仪式音乐研究为主的其他几类研究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中便可以看出某种从以艺术审美为主的音乐学取向朝着以文化阐释为主的民族音乐学取向过渡的学术发展趋势。

上述学术转型也同样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因看，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和学术环境的好转，为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从外因看，社会人类学强调无论是文化个案的内部研究还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都要对完整的文化系统进行比较，而不是仅比较那些从不同地区收集来的孤立的文化元素。而民族音乐学家强调的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这些，都对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另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赖于香港、台湾学者及欧美华裔学者从理论方法和教学实践上给予的帮助支持。

当然，上述不同的文化族群与其基本研究趋向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如今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已经进行了较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跨地域性比较研究或区域性研究。而汉族传统音乐的地理学研究或区域性研究，也同样需要大量的个案研究来做支撑，并且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它体现了在一种新的学术环境条件下，以上两类研究互相补充、互相借鉴的良好趋向。

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来看，我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可大致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来计算。从1986年入学读研究生到96年期间，我主要是从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传统民歌与民间歌舞研究，主要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这是一项着眼于微观个案和主要关注单一的民歌类型的研究课题。后来在90年代期间，我相继获得了两次约稿，完成了《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 、《中国民间歌舞音乐》 两本著作。这一时期在研究观念上，我明显得益于当时在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发生的转型现象。借此机会，我可以从少数民族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入手，对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传统民歌和歌舞音乐做一个比较宏观的综合比较研究。从96年开始，我与华裔学者卫立申请到美国“地球观察基金会”的资助，率团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音乐，自此便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写出了云南少数民族仪式音乐“三部曲”――有关瑶族民间道教、傣族南传佛教和后来的少数民族基督教等仪式音乐的几本专著。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又把重心转向了个案研究方面。此后，又在2006年左右，开始整理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的学习心得和多年来的教学、研究体会，在2008年出版了《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 一书。近年来，我又在重拾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南亚语系族群音乐的个案及比较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在继续进行。

杨晓：您目前的研究已经涉猎到南方十余个少数民族的几十种音乐样式，并已经从微观探索走向中观比较。在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中，是否考虑到对南方诸族群音乐进行更加宏观的整体解读？在您目前的考量中，对于这种跨区域、多族群的宏观研究是否已经酝酿形成了一些合适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呢？

杨民康：

上世纪末对中国民歌和歌舞音乐进行宏观思考时，我曾经注意到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有着“局部单纯简约，整体斑斓多姿”的分布特点，比较而言，汉族传统音乐则是“局部复杂多样，整体相像趋同”。因此，无论是单一音乐品种研究还是整体性的个案研究，要想去进一步展开区域性比较，在后一种同质文化中相对容易；而在前一种非同质文化中则需要另辟蹊径。所以，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有必要在“多元分层一体化格局”的前提下，着重展开“文化圈、文化层、文化丛”的比较研究，并且以此区别于汉族传统音乐及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区、色彩区研究。并且，南方少数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风格纵横相间，交错林立；既各有个性，又互相混融，因此，在进行这类研究时，必须注意‘混融性”这个基本前提。

目前，我个人正在准备着手进行的一些课题方向，主要是以傣族和南传佛教仪式中心、以基督教仪式音乐为中心和以瑶、壮等族和道教仪式音乐为中心的多民族音乐文化圈研究；在此基础上，还有联合同道和学生们开展的南方和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学者联合开展的宗教仪式与仪式音乐研究等。在后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已经进行了南传佛教史和中国寺观乐舞史等课题，并且已经进入了出版流程。

在研究方法上，我始终坚持采用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近年来讨论和应用较多的，有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以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整体性研究以及“核心、中介、”文化丛分析法、“模式――模式变体”音乐文化结构分析法、“一维两阈” 社会文化结构分析法等具体分析手段。

杨晓：在南方少数民族南传佛教和基督教音乐的研究中牵涉到大量的“跨境”文化，而在少数民族民间道教音乐的研究中又牵涉到汉人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跨族”交流关系。您如何在研究中处理这些复杂的音乐文化交流事实，尤其在南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中是否考虑将您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中南半岛甚至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

杨民康：

的确，你提到的“跨境研究”和“跨族研究”概念，是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两个关键词。以往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重点多半是放在“跨族”研究，尤其是境内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上。但根据我近年来的思考，我觉得在学科方向上，我们除了必须涉入少数民族音乐的自身研究外，还应该同时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范畴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跨境少数民族来说，这两个范畴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它们的内外两端。而在种种战略性思考中，我们最避不开的是由跨界少数民族为发端，来观察和思考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中不同文化圈因素互相作用和影响的情况。比如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与东南亚诸国接壤；身居中国汉文化圈、东南亚南传佛教-伊斯兰教文化圈和与中亚藏传佛教文化圈诸文化圈交汇处；既是各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纵向传承的终聚处，也是不同文化圈（板块）音乐文化横向传播的交汇点。从理论上讲，作为文化现象，既有像汉字文化圈和汉传佛教那样由内向外扩展的情况，也有历史上的佛教整体以及现实中的南传佛教那样由外向内漫延的情况。这类文化圈传播因素是不以政治、行政疆界为限制的。

从我个人来说，受限于各方面条件，目前在这领域仅只关注到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和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当然，在对这类民族文化进行文化圈、文化层以及“核心、中介、”的整体研究时，必然会涉及到与宗教仪式音乐有关的各种不同音乐文化活动和音乐产品。除了我个人外，在我们的学生中，现在、将来都不断会有从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音乐文化关系以及南方、北方跨境族群音乐研究等方向者。我希望他（她）们能够在时间、空间乃至精力、视野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我们这一辈及前辈学者所未能完成的工作。

杨晓：您已经分别从南传佛教、基督教和民间道教的角度对南方少数民族信仰仪式音乐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并且在理论层面上以仪式音乐为核心，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三种认知类型：1）以宗教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2）以世俗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3）以山地民族村社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我的问题在第三种类型。您在关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实地考察中，是否常常面对同一区域和族群中多种（如佛、道、地方信仰）混融共生的局面？这种情况如何表达在音乐行为和形式中？

杨民康：

我把中国仪式音乐划分为三种认知类型，主要意图是想去区分中国境内不同文化族群之间共同拥有的大传统和各自的小传统。可以说，前两种认知类型主要涉及大传统层面，其中第一种包括一些以某一个族群为主体人口，以某一种人为宗教为基本信仰的族群文化区域，比如以藏、维、蒙古、回、傣等族群为主体，以佛教、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少数民族地区。第二种主要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体制层面上的仪式音乐文化。第三种则涉及虽然受到以上两种大传统的影响和控制，但带有较多文化个性的地方小传统。这一类主要包括南方各少数民族的仪式音乐文化，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分布。至于你所说的同一区域和族群中多种（如佛、道、地方信仰）混融共生的局面，我认为它最典型的发生区域是在相对靠近内地的各省区的山地民族或丘陵、平原地带汉族和少数民族混融杂居的地区。这类地区里，往往佛、道、儒与基督教及地方信仰兼存，混杂不分。而在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跨界族群分布的区域内，宗教混融的纯度加大。以某一种民族化了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为主，同时与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并存的情况居多，多种在同一族群区域兼存和混融的情况较少。在我自己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后一种情况，如以滇西南各族南传佛教和云南境内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各族传统音乐文化做过相对深入一些的考察和研讨，其次是对靠近内地的瑶族、黎族等族群中，兼含道、佛、儒和本土信仰的混融音乐文化也进行了考察和研讨。如今，这个领域已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热点。

杨晓：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尤其是大量无文字传统的族群音乐历史一直是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而这一难题的攻克又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音乐历史的宏观书写。您多年来用心于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从您的多部论著来看，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研究一直是您关注的重要话题。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在处理少数民族音乐，尤其是无文字族群音乐的历史研究中的体会和经验？

杨民康：

若论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的目的和方法，较重要的是音乐民族志为主的个案研究，另一个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两方面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点。我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目前针对地方性音乐文化和小传统的个案研究既是基础，也是主体。有关跨文化比较和“大传统、小传统”的结合研究虽然是一种重要而长远的发展趋向，但至少在当下，还不可能作为主体来看待。另外，如果把我们这个学科同音乐史学来做比较，我认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仍然是我们各自的主要特征，也是两个学科之间的分水岭。那么，这种观点和看法是否与跨学科研究的呼吁相抵触呢？

在以上前提下来看口传音乐文化与史料研究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文化族群，有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可以对它展开研究的可能性和所用的方法当然是不一样的。在含有大量历史记载和相关史料的汉族文化来说，静态的历史和动态的现实终归是不同的两个文化层面，以两者为对象的分别研究可以是互相补充，而无法完全相互替代。而对于某些本来缺少文字史料，其音乐文化以口传方式为主的少数民族来说，人类学所强调的共时性研究方法是主要的，但在开展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跨文化比较和“大传统、小传统”的结合研究时，我们便非常需要音乐史料、史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支持。然而，从根本上说，我们做研究时仍然有自己以共时性研究为主的基本目标。对于史学来说，我们所企盼的更多是去借鉴由音乐史学家做出的，属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相应成果，用来补充、丰富和证实我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和局部性想法。而并不意味着要让每一位民族音乐学家或人类学家像史学家那样，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而把主要精力投身于史学研究。所以说，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更多是指在不同学科学者“各司其位，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彼此再去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最后形成整体性成果。而不是让每一位学者都去亲身涉险，做“学术超人”。从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超人”只是极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我们所要避免的，是作为一位有志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青年学生或学者，若刚出道就以此为终身追求，可以预想的结果，不过是当一名“万金油”而已。

如果以云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族群的音乐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例，我们既要看到在这个领域里，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汉文和傣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作为研究依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当代史，更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动态的现实。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可以结合我曾经经历过的三类研究来谈：

第一类是配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音乐界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课题，我曾经对布朗族、德昂族等进行过讨论。当时存在的一种普遍做法，是出于某种为历史而历史的功利性目的，不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身规律，不惜以进化论的现成思路，套用其思路和方法，以图为异文化族群构建人为的音乐文化历史。在我自己的同类研究中，虽然尽可能去呈现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在研究思维和方法上也难免重蹈旧臼。所幸的是，在近几年有关傣族和南亚语系的整体研究中，我的这种学术偏向逐渐获得了纠正。第二类是在对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进行系统研究时，我曾经运用了近百年来产生并一直沿用的少数民族赞美诗、圣经和相关的中外文史料，对之进行了相当于当代史的研究。第三类是在有关中国和东南亚傣族和南亚语系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研究中，我通过对相关的古代汉文史料的运用，对两地不同族群的古代音乐历史进行了一定的考证，其结果证明非常有利于对这一领域进行的民族音乐史研究。

从以上例子来看，其中确实涉及了不少历史研究的内容。但总的来说，有的是应景而作，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一些可以说是值得加以总结的、所谓的成功经验。具体而言，我的这类研究工作中，凡涉及古代史的研究，主要是因为在史学领域，相应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以致自己不得不勉强、仓促地披挂上阵；而涉及近现代史者，虽然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有隔行的问题，但由于彼此在研究对象上非常接近，而且做为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在两个学术方向的融合度和个人的参与度等方面，都不乏好的研究先例，所以，我也就能够在其中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位置。总之，在一些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我至今认为自己尽管是一个不合格的史学研究者，但却不免屡屡是“唯一”去进行研究者。这也许不过是一个个偶然性的巧合而已。但是，偶然性现象聚集在一起，也就慢慢被人视为必然的了。

通过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研究实践，有时我在想：如今我们这个学科与音乐史学既有着区分的方面，也存在趋同的方面。若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好像不在目的，也不全在方法，而更多是在于对象。是看上去像“死去的”沉睡物或“活着的”生命体的两类研究对象，造成了我们在处理方式（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区分。但是，我们的学术目标似乎应该是一致的：无论古今事象，都要作为“活着的”生命体去对待，要把它放到历史的或传统的的长河中，去进行“活态”的研究。在这个大的目标下面，好的史学研究者，为了把“死去的”沉睡物“激活”，就会去参加做田野工作，想尽办法旁观“活着的”生命体，以此寻求“活态”的参照。反之，一个好的人类学者或民族音乐学者，在借鉴和学习史学成果的过程中，也会尽可能用自己从研究对象引发的活态思维去进一步“激活”史料。不同的是，若他仅使用某种静态的研究分析方法，即使面对的是“活着的”生命体，也会把它搞成一个“死去的”沉睡物。我想，作为个体研究者，站立在这个学术环链的哪一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若持有这种“活态”的历史观或传统观，就能让自己在整个环链的运动中纵横上下，游刃有余。

杨晓：从学科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您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民族志”书写这个问题上，并且已经出版了《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这部书不仅在元理论上梳理了民族音乐学在中西方的发展历程，而且从主位－客位、描述－诠释、共时－历时、微观－宏观等视角呈现出音乐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方式。更重要的是联系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案例，清晰地阐明了“西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关系，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澄清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借用并改造来自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困惑。请您谈谈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以及写作过程中理论梳理、课堂教学及个人研究之间的关系。

杨民康：

我开这门课的初衷，是据我在学习过程中获知，在欧美大学音乐系的民族音乐学教学中，通常有三门必修的主课：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田野考察方法和记谱与分析方法。在我自己围绕音乐民族志研究展开的教学过程中，仍然贯穿了这样的思路。可以说，《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这本书，主要涉及了三门主课的前一门课。

从研究对象看，中国音乐史是世界音乐史的一部分，中国音乐文化也是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彼此的文化隔绝，中国传统音乐学界和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经过多年的分道扬飙，基本上已经形成两种不一样的音乐研究思路。然若论两种分析思路的来源，可以说是出于同一个，即西方音乐的研究传统。80年代以后，由于新的一轮中西交流出现，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音乐时，基本沿用其后来在西方学界形成的研究和分析思路，但一定程度吸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方法。而在中国国内，则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多数人仍然继续坚持和沿用自己的分析思路，但是，由于它们与国外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有“同宗”关系的原因，彼此之间其实有很多殊途同归的地方。所以，另有一些中青年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便企图将前两种思路予以结合，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希望走出一条适合今天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现状的新路。我的这本书就是想去做这件事，但从目前投入教学和应用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杨晓：在《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这部著作之后，您又连续发文进一步讨论中国音乐民族志的书写风格与范式。通过对不同范式的梳理，您是希望通过整理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研究分析模式，为民族音乐学的文本分析与形态研究等等重要问题提供一些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吗？

杨民康：

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 高校教育 发展 思考

对传统音乐继承和发展的口号，大家都喊了很多年，也一直在找寻最合适的方法和途径，如何继承与发展？如何在新时代开拓一条延续我们民族音乐文化、保存民族生命的道路？这是摆在音乐学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值得深思。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早在上个世纪就预测了工业化进程对传统音乐的冲击，并明确指出民歌不通过学校将无法承传。“通过音乐教育是通向民歌最短的一条道路”，道出了在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学校的音乐教育，尤其高校的教学科研作用是最重要和行之有效的。

一、高校民族音乐学教研必须认清当前民族音乐学研究发展趋势

作为民族音乐学传承和发展的主要阵地和堡垒，高等院校的音乐学研究和教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已有的民族音乐学学科知识框架的构建和拓展，主要体现在对各种理论的系统化课程设置，诸如各门基础课程，技能方面的知识以及所有与音乐学所涵盖的关于创作、表演、欣赏方面的理论性研究。当然，一门学科的传承和发展是不能躺在前人的成果之上的，音乐的传承者以及这个大群体都在同时发生着细微的不断变化，并相互作用。因此在高校这块阵地上，作为传承者集中的地方，则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把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把一种开拓性的纵深层面的发展和研究放在首位。

随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重组和变化，文化的全球化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民族文化的冲击也是异常强烈的，其中包括跨国音乐业、亚文化和反文化、文化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当今的音乐文化运作已趋向于跨越全球的地域界限，借助于先进的技术发展和全球媒体系统的加强，从而逐步实现跨国音乐生产制造和扩散。当然这种“世界音乐”在运作过程中，必然会与本土的音乐文化发生矛盾，例如本土的和国际的矛盾，主流的和边缘的矛盾，而在纷繁的音乐文化领域的社会现象当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文化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hegemonv）的冲击和渗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一些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企图凭借自己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力量和优势，将他们的本土文化通过商业式运作的强力渗透和覆盖，来竭力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企图把本国的价值观、审美观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另一个社会和其他亚群体，以削弱甚至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在当代，这对我们调查研究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有很大的阻力，个人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受到一些影响，发生了变化和倾斜而不自知。这是在做民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中需要我们关注和警惕的，“我们不能用一种文化背景中形成的音乐审美观念去衡量另一种文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音乐作品，”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对民族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所以，作为师范院校的音乐学教育工作者，如何用一个种公正、客观的态度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音乐做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考察并进行判断，而不是道听途说，看别人的态度去盲目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自身拥有了正确的观点，才不至于矫枉过正，即使“批判”，也必须是言之有理和客观的。

二、民族音乐学的教育价值取向与发展要素

面对该学科发展的大势，立足于笔者所处的现实，所能涉及到的有几点思考：

其一，就音乐学本身这门学科而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当以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为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它必须立足于高等院校这片沃土，以高校的学科基础和学科资源作为其深厚的发展背景，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是建立在对于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的探索与研究之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向来与诗歌、舞蹈、表演融为一体。”“音乐与（尤其是诗歌）在内容、意境、创作手法以及哲学、美学等深层次上，都紧密相关。”通过对于本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起源，风格特征，存在形态及其演变，基本技术与技巧，以及审美取向和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从而得出系统、全面、真实的结论，而不是仅仅只用这些单独学科的方法来进行音乐的研究，把音乐学变成了单纯的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民俗学。笔者认为这是在当展民族音乐学，特别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一条关键思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用现有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如何来解释我们民族的音乐及其文化背景和形态，我们对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的累累硕果所达到的认知和了解有多少，掌握了多少？作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业者，我们的调查研究能力和思考总结能力又能否达到同一高度？如果只是跟在前人的后面，捡别人现成的东西，来解决自家的问题，而自己却无法打造出一套最合适的“工具”，那么民族音乐学对于我们就只能是“鹦鹉学舌”，又何谈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呢？要想从这些复杂的音乐文化现象中寻求一种能梳理和解释其中的规律性的循例，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只用一套理论加以分析是明显不科学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民族音乐学中的一些方法和理论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本国各民族的音乐是值得借鉴和运用的。吸收、引进相关学科进行研究，能够对思路和研究的角度起到开拓性的作用。要取得对于民族音乐及传统音乐的本质上的认知，并且还能对新的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在创作上给予强大的理论支持，以及创作素材丰富、音乐风格拓展、审美趣味的提高和深化、创作的技巧技法上给予支持，需要民族音乐学提供强大的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才能实现大家共同寻求的发展。

其二，体现在高校的音乐学教育中。高校作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生长和发展的主要阵营，在借鉴国外的经验的同时，更应构建我们自己的学科特色，在我们的教研中充分体现这门学科的运用，目前的课程设置和学科构建，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及理论的文字化体现、教育学术著作和通用文献。学科构建的达成，还需要有考核的手段，必须对民族音乐学所涵盖的语言学、律学、音乐音响学或多媒体演绎与保存、艺术著作、社会文化影响有所贡献或沉淀，否则学科建设都是空谈。二是通过专业领域学术交流以达到对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资源的共享和完善，现有学术资源建设及学术考核的形式，过多注重文化元素本身，而缺乏收集元素的过程论证和考核，因此增强学术铺垫和社会实践的桥梁构建，是很有必要的。开展广泛、灵活以及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不仅在以科研为主的阶层，还可以扩大渗透到公众层面，让学术成果接受更加广泛的考验，民间交流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包括对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如民歌收集与采风，民间艺术形式的现场采集和录制。三是研究成果的实体公开展示，如以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为主的公开演出：音乐图像，音乐试听媒体资料的公开展览等。只有开放融合，才能起到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和民间领域的认同和共鸣，从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和提升，逐步实现高校学术与社会的融合、并行发展，最终能够实现没有围墙的学科和学术发展。

其三，审视东方的音乐文化，具体到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从本质上讲，历来都是重视内在的横向联系，是注重整体和综合性的。基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民族音乐学必须是从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背景入手，并在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由于民族音乐学本身所涉及和涵盖的知识领域、结构系统除了音乐本体研究以外，还结合了文学、舞蹈、戏剧、律学、人类学、民族学、音响学，音乐治疗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赋予专业院校学生的任务是学习这一学科的特有视角和研究途径，抛开单纯注重对现有观点和理论的表征和推演过程的陈旧模式，学生应更多地从起源开始培养感官和思想共鸣，才能起到更好的发展。现有的相关课程主要还是从概念入手，忽略了该学术或者学科概念的来源和发展，往往学生只停留在对当前学科的孤立化理解，很难起到培养预期的对文化底蕴、文化影响、文化渗透、文化艺术创作的思维高度。而作为从教者，则是在教授此门学科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对于民族音乐学及其所涉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强调在音乐本身的文化语境中去研究音乐，这也同时反射到教学中，决定了是否能够给予学生同样客观、公正的态度和视觉来审视民族音乐。引领我们的学生通过欣赏、学习、了解、分析传统民族音乐，感受自己国家“母语音乐”的无限内涵，体味其中真实而厚重的美，从而形成和具备传统音乐的审美习惯。

课题研究的思路【第四篇】

(一)课题名称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就是本课题有没有人研究，研究达到什么水平、存在什么不足以及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等。开题报告写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论证本课题研究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课题研究人员对本课题研究是否有较好的把握。

(四)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现在进行的课题基本上都是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些基本的理论依据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比如：我们要进行活动课实验研究，就必须以课程理论、学习心理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为研究试验的理论依据。我们进行教学模式创新实验，就必须以教学理论、教育实验理论等为理论依据。

(五)课题研究内容、方法

(六)课题研究工作的步骤

(七)课题参加人员的组成和专长

主要看参加人员的整体素质与水平，尤其是课题负责人的水平如何。如果参加人员和负责人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践经验，这个课题无法很好地完成，也就无法批准立项。

(八)现有基础

主要是人员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课题对人员和设备方面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基本的研究条件都没有，这个课题同样不能立项。

(九)经费估算

课题在哪些方面要用钱，用多少钱，怎么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