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优推4篇
【路引】由阿拉题库网美丽的网友为您整理分享的“改革开放论文优推4篇”文档资料，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范文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改革开放论文【第一篇】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服务贸易；回顾；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服务贸易飞速发展，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据WTO的统计，1980～2007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从3 600亿美元增加到32 600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倍；而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从19880亿美元增加到135700亿美元，增长了倍，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伴随着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服务业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发展快速。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长期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同时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扩大就业、节能降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服务贸易三十年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务业体系。
(一)服务贸易总量迅速增长，贸易逆差逐年上升。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560亿美元，25年增长约60倍，年均增长率为%。其中，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从1982年的、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1290、127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和%。进入21世纪，服务贸易又出现高速增长，这期间出口年均增速达22%，进口年均增速达21%。 2007年，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2年的%上升到%，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升至4%;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7的第7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服务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第五位，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此外，1982～1991年期间，服务贸易出口额一般大于服务贸易进口额，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但自1992年开始直至2007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一直小于服务贸易进口额(1994年除外)，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逐年加大，近两年出现减缓的趋势。
(二)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仍未改变。
(1)从出口方面看，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占比由1982年的%下降为2007年的%，2003年由于非典因素的影响，占比达最低水平，仅占%;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则稳步上升，占比由1982年的%上升为2007年的%。
(2)从进口方面看，传统服务进口在20世纪80年代增长迅速，其进口额在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82年的%上升到1990年的%，此后逐渐下降，到2007年占比降为%;新兴服务贸易进口经历1982～1990年的小幅下降盘整后，自1990年开始稳步上升，到2007年，新兴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重达%，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新兴服务贸易的进口迅速增加，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进口额占比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也正经历着由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服务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转化的过程。 (
三)服务业FDI集中流向房地产公用事业服务业。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较晚，而且对服务业的开放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些服务部门(如电信部门)长期禁止或限制外商的投资，较大程度地阻碍了外资的进入，从而形成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偏低的局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水平迅速提高，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所做出的承诺涵盖《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的服务部门100个，占服务部门总数的%，开放程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服务业FDI的内部结构看，在20世纪80～90年代间，房地产公用事业服务业吸收的FDI逐年上升，平均占比达 60%～70%，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甚至接近80%;进入2000年以来，外资向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倾斜的趋势仍没有减缓，两大行业平均约占服务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65%。在2004～2007年间，房地产业再次升温，平均占比达42%，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平均占比达16%。可见，外资过于集中在一些成熟的行业，未能充分引导新兴行业的发展和壮大，这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
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仍然较弱，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竞争优势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我国的服务贸易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增加，少数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所提高，但应清醒地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服务贸易尚存在发展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内部发展失衡等问题。
(一)服务贸易发展规模明显不足。从1982年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近57倍，年均增长%，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7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5位。但同期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5%以下，而且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仍偏低。
(二)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我国出口的服务行业主要分布于劳动密集型或资源禀赋型的传统服务部门，仅运输和旅游两项就达60%，而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以技术密集型为主体具有较高附加值特征的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如，金融、保险、咨询等领域的出口规模很小，比重明显偏低。此外，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步放开，新兴服务的进口增长迅速，贸易逆差逐渐加大。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及咨询等服务进口的增加反映了这些服务的国内供给水平较低。
(三)服务业外资结构布局不均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绝大多数外商在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协议投资金额达全部协议金额的60%左右，而第三产业仅占20%～30%，其中，房地产业长期占有较大比重。房地产业在服务业中长期占有较大比重与中国地方政府多把房地产业作为地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紧密相关，这种政策导向使外资很少流向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和咨询等行业。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文教艺术和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部门中，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很低，而金融、保险、咨询等行业外商投资的比重更是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不合理，不利于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从而难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升级的目的。
(四)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通过数据观察，我国仅在旅游、通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项目下存在服务贸易顺差，而建筑服务仅从2001年开始由逆差变为顺差。表明我国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传统项目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讯服务的比较优势主要是靠国家垄断获得，而在绝大多数服务贸易项目处于比较劣势，尤其是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项目。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宣传等，这些服务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立足传统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我国在一些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建筑和其他商业服务，存在着比较优势，在具有高附加值、巨大潜力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及电影音像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将立足传统比较优势，继续巩固发展以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如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培育竞争优势并形成长期动态比较优势；同时加大力度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提高其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二)积极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一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加快改造传统生产者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如整合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服务业等；另一方面，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金融、电信及科技服务、广告设计、管理咨询等各类专业和商务服务业，提高这些产业在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从而为我国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
改革开放论文【第二篇】
1.多方面、多渠道扶持民族教育在资金上，《关于从民族地区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建议》提出：少数民族教育建设，在保留原有的特殊照顾之外，“允许地方收入增长部分全部留给地方，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并决定设立“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在招考制度上，为扩大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比例，党和政府要求中等专业学校，须“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注意照顾文化薄弱地区和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应“对少数民族学生执行择优录取的政策倾斜和照顾，尤其是对民族自治区域学生的录取比例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在师资方面，党中央强调，应加强民族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关于边境县(旗)、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通知》指出：各边境县的民办教师，经考核合格者，均可转为公办教师；在少数民族山区、牧区的民办教师，由各省(自治区)有计划地安排劳动指标，择优、分批地转为公办教师。《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强调，“加强在职教师的岗位培训工作，是提高少数民族区域教育质量的关键，也是教育事业调整的主要内容”，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建设工作”。［总的来说，这些扶助政策基于对我国民族教育实际的把握，抓住了资金、师资、招录等关节点。它们的实施，对于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教学教育形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强调要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即在指导思想上实事求是，在政策制定上因地制宜。具体而言：首先，发展民族寄宿制基础教育。寄宿制民族中小学，适应于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牧区和山区，有利于提高入学率与教学质量。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不仅在偏远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寄宿制学校，而且对住校生实行了助学金制度。其次，统筹民族文字教材的编撰工作。党中央强调，“编译少数民族文字教材，既要注意教材的统一性，也要注意灵活性，把社会主义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还指出：各级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和建立民族语文的翻译出版机构，调配足够的懂行的业务人员充实编译队伍”，“恢复民族教育的津贴办法，改善民族教材编译人员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再次，增加民族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定额。教育部、国家民委要求：“由于民族学校某些特殊性，还应对民族学校的编制予以放宽。民族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中专和大专的教师、职工编制，应根据实际需要，是的放宽”。此外，党和政府特别注意“双语”教学的推广工作。教育部指示：必须“在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小学中，应尽快恢复民族语文教学，是学生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并根据需要同时学好汉语文”。以上政策的相继出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教育及其发展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最为明显地是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确定了民族教育政策走向以及发展思路，为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和工作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正确方向。
3.举办特殊形式的民族教育为解决民族地区人才缺乏的难题，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开始探索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在内地开办民族基础教育学校和民族班就是其中一个。《关于落实中央关于在内地为办学培养人才指示的通知》指出：计划在中国内地创建学校或者举办民族班，并且每年招收1300名到1500名藏族学生。在全国十六个省(直辖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区)选取条件较好的一至二所中学举办班。内地班(校)在读人数已近8000人。在民族高素质人才培养上，党和国家除恢复和发展民族学院外，还创建了普通高等学校民族班这一特殊形式，并将其作为支援边疆及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民族班的通知》要求：自1980年秋季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在全国部分重点高等大学举办了少数民族班”并逐步根据情况扩大到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高等院校。此外，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颁发了就《关于加强领导和进一步办好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的意见》以及《关于教育部部属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可以说，这些措施的出台，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质量及各方面综合素质得到了较快提高，又实现了民族教育办学模式与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4.调整民族学院的办学方针长期以来，民族学院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培训民族政治干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都比较缺乏的状况，国家民委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该报告就关于民族学院关于新时期的工作开展与发展前景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针，也就是“各民族学院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决执行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民族工作的任务，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报告同时还强调，“民族学院既有党政干部培训的，又具有培养专业性人才的系、科。严格地讲，民族学院与一般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学校和一般的少数民族综合性大学是有所不同的，而是完全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少数民族高等院校”。以上这些论述，不仅改变了民族学院过去仅只“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性人才为辅”的思维方式，同时还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与培养政治干部并列为新时期民族学院的主要任务。通过这一调整，切合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继续突出了民族学院的办学特色。另外，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发展，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关于民族院校干部轮训转向正规培训的意见》系统明确了“各民族学院党政干部轮训要逐步过渡到正规培训，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专业、知识水平”的要求，并制定了民族院校干部培训教育的发展规划，还详细规定了班级设置、招生要求和学制学时等。
二、改革开放初期民族教育政策的特点
1.民族教育政策着眼于新的时代环境针对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环境，党和国家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局，把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与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相统一，使民族教育政策既符合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又贴近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例如，党中央将民族教育政策的指向由过去强调少数民族干部的轮训和培养，逐步转为对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尤其在资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等等。可以说，依据新的时代环境，对民族教育政策做出的方向性和策略性的及时调整，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更进一步地深入，从而开创了我国民族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2.民族教育政策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十一届三在全会后，为了贯彻落实民族教育政策，维护少数民族教育的平等权利，党和政府在颁布和修订各类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强调用立法的形式保护和发展民族教育。1982年通过的《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主地管理本地区的教育、文化、卫生、科学及体育事业”。关于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结合民族特点和实际需要，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可见，新时期党和政府改变了过去在民族教育工作中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转而依靠法律法规这一长效手段，使民族教育工作做到有纪可循、有法可依，这标志着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及工作步入了法制化阶段。
3.重视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构建纵观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民族教育政策，从内容上来看，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其中关于在内地开办民族基础教育学校和民族班、民族院校转型发展、民族寄宿制学校建设等政策，均是第一次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从层次上来说，不仅有指令性政策、建议性政策，还出台了保障性政策、监督性政策以及较为详细的民族教育发展规划等，使民族教育政策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延续性增强；从结构上域自治法》为基本依据，以全国性的民族教育政策为导向，以各级地方自治条例、地方性政策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教育政策体系，为民族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此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越来越多的论及民族教育问题，反复强调了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内容更为充实、层次更加分明、结构逐步完整，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得愈加紧密，突显了政策的现实性与创造性，有力地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论文【第三篇】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研室、实践杂志社、社科院、党校、党史研究室、自治区政府调研室、教育厅、新闻出版局、自治区社科联决定于*年12月联合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根据赤党宣通（*）10号《关于征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的通知》精神，旗委宣传部决定，在全旗范围内征集研讨会论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1、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2、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3、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4、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5、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6、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7、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8、关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9、关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0、关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1、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经验和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12、关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扩大改革成果的的普惠性；
13、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14、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5、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任务落到实处；
16、关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17、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18、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19、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1、关于我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宝贵经验；
22、关于我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3、关于我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研究；
24、关于我区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机遇，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25、关于提高我区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
26、关于我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前景与对策研究；
27、关于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28、关于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29、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社科事业的发展及社科界发挥思想库作用研究；
30、关于我区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研究；
31、关于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就及进一步发展的研究；
32、关于我区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的成效、难点及对策研究；
33、关于我区各民族干部群众关注的各类民生问题研究。
二、论文撰写要求
1、要突出主题，坚持正确导向，密切联系区情、市情、旗情，围绕一个问题深度探讨，切忌空泛。
2、论文要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3、篇幅不超过8000字，并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脚注（页下注）。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等，以便联系。
4、论文选题供组织撰写时参考，具体题目由作者自定。
三、论文的组织、报送和评选
1、论文组织总的原则是广泛征集和重点组织相结合，各单位要责成专人撰写，至少保证1篇，多则不限。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论文的组织撰写工作，保证论文征集工作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论文【第四篇】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鞯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结束以及对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胤街涞男碌母窬郑鞘怪涞酶侠怼5较衷谖梗醒胝氲胤秸墓叵邓淙换勾τ诓欢系牡鹘谥校庵质沟胤秸S薪洗笕Φ母窬质遣换岣谋涞模彩遣豢赡芨谋涞模蛭丫哂辛瞬豢赡嫘浴5比幌钟械母窬植⒚挥懈谋湔迳系闹醒爰ǖ男灾剩淹械闹醒爰ㄖ朴辛酥实那稹？梢运凳窃谥醒牒偷胤街湫纬傻囊恢中碌恼谓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所谓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们摆脱对人类感性满足的压抑的状况。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最后，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1，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2，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3，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总之，中国近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所产生的后果以及这些后果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也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完全看清楚的，有待于今后的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