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小说《父子》阅读答案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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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官传序原文翻译及赏析1
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注释：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岂：难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世人说。
以：把。
立：即位。
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一定。
乃：你的。
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
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锦囊：丝织的袋子。
前：在前。
负：背负。
及：等到。
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
旋：归，回。
方：正在。
系：捆绑。
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
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
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
一夫：一个人。
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
及：等到。
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
抑：还是。
本：探求，考察。
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
兴：使……兴旺。
逸豫：安闲快乐。
迹：迹象。
举：全，所有的。
莫：没有人。
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翻译：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命运，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
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赏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1篇文字。”此言达哉！
伶官传序原文翻译及赏析2
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译文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命运，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
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注释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岂：难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世人说。
以：把。
立：即位。
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一定。
乃：你的。
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
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锦囊：丝织的袋子。
前：在前。
负：背负。
及：等到。
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
旋：归，回。
方：正在。
系：捆绑。
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
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
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
一夫：一个人。
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
及：等到。
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
抑：还是。
本：探求，考察。
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
兴：使……兴旺。
逸豫：安闲快乐。
迹：迹象。
举：全，所有的。
莫：没有人。
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赏析：
内容和结构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赏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1篇文字。”此言达哉！
论证方法
例证法
本文属于史论。写史论一般都要使用例证法，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运用这种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实为论据，但在具体选材上，却以“晋王三矢”这一不能确定为史实的传说作为事例，并加以详述，体现了作者精于选材的匠心。文章并没有写庄宗如何“逸豫”，但通过“晋王三矢”这一典型的、生动的事例，充分地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辅之以评论庄宗盛衰时所涉及的点滴史实，就使人对于庄宗的由“盛”而“衰”、由“忧劳”到“逸豫”不言而明，达到了以材料论证观点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鉴今、举一反三的作用。
对比论证法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论点本身就是一个既正反对立又合而为一的命题。作者运用了—组组简洁强烈的对比，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说明成败之迹皆出于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贯穿始终，从“盛”“衰”两个方面，围绕着“人事”进行层层深入的对比论述。本文的对比论证在总体上着眼于“盛”“衰”与“忧劳”“逸豫”的因果关系，从中心论点到论据，从论证过程到结论，不论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实，还是作者抒发的感慨和议论，都是对比性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既突出了中心论点，使说理深刻、透彻，也使文章一气贯通，前后呼应，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语言特色
⒈语言委婉，气势充沛
本文作为1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充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1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⒉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王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⒊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写作艺术
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伶官传序原文翻译及赏析3
原文：
五代史伶官传序
宋代： 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译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与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漂亮的锦囊装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注释：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伶官：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原：推究，考查。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长子，继父为晋王，又于后梁龙德三年（923）称帝，国号唐。同年灭后梁。同光四年（926），在兵变中被杀，在位仅三年。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晋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后封晋王。矢：箭。梁：后梁太祖朱温，原是黄巢部将，叛变归唐，后封为梁王。燕王：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其子刘守光，后被朱温封为燕王。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是笼统说法契丹：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与：赐给。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乃：你的。庙：指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庙”。从事：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少牢：用一猪一羊祭祀。纳之：把箭放好。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系：捆绑。组：绳索。函：木匣。此处用作动词，盛以木匣。先王：指晋王李克用。仇雠：仇敌。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誓天断发：截发置地，向天发誓。岂：难道。欤：表疑问的语气助词。抑：表转折的连词，相当于“或者”、“还是”。本：考究。迹：事迹，道理。《书》：《尚书》。逸豫：安逸舒适。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nì)，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举：全、所有。忽微：形容细小之事。忽是寸的十万分之一，微是寸的百万分之一。溺：溺爱，对人或事物爱好过分。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赏析：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1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1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欧阳修《五代史记一行传叙》原文及翻译4
欧阳修《五代史记一行传叙》原文及翻译
原文：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于如此；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自古贤材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俛①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
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
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赟。
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弟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
作《一行传》。
注①俛：同“俯”
译文：
唉！五代之乱达到顶点了，这就是传记上所说的“天地间的光明被封闭、高洁的雅士都去隐居”的时代吗！在这个时候，作臣子的杀害他的国君，作儿子的杀害他的父亲，而那些士大夫们却安享着国家的俸禄，占据着朝堂，十分满足不再有廉耻之色的人到处都是。我认为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却奇怪这个时候可以称道的人何其少啊。难道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虽然说战乱兴起，学校教育被废弃，从而礼仪衰败，风俗毁坏，而到了这个地步，然而自古以来天下大乱之时未尝没有这样的忠臣义士啊。我想必有洁身自好的义士，因愤时疾世远离尘世而不能显露于世。自古贤才，有把自己的志向才能蕴藏于内心而并不表现出来的，有的人困顿地生存于简陋的。小巷，寄身于荒野草莽，他们即使有颜渊的品行，不遇到孔子这样的人也会名声显扬。况且是世道多有变故而君子的高尚道德消沉的时候呢。我又认为必然还有怀抱才能、修炼节义，但沉沦在社会底层而默默无闻的人。我在传记中寻找这样的义士，却因乱世分崩离析，书上文字残缺，不能再找到了。找到的仅仅就是四五人罢了。
生活在山林中和麋鹿为伍，虽然够不上符合中庸之道，然而与其享用着别人给的俸禄，低着头忍受着羞辱，如何比得上无愧于内心，放纵身心（不受拘束）而自得其乐（或：让自己得意开心）呢？我找到了两个人，名叫郑遨、张荐明。
权力和利益都不能让他的心灵屈服，担任官职或不担任官职都不违背他的道义。我找到了一人，名叫石昂。
如果对君主有利，因为忠诚而获得罪名又何必为自己表白，有直至死亡也不说出来的人，这就是古代的义士啊。我找到了一人，名叫程福赟。
五代时期社会混乱，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一直到兄弟间、夫妇间的人伦关系，没有不严重毁坏的，而伦理几乎灭绝了。就在这样的时刻，能够以孝悌之礼修身于一乡并且像风一样推行到天下的人，还是或许有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显著，也没有书籍记述编排，只有他们的姓名有的还能够在书中见到，我也不敢埋没他们。而大致可以写下来的人，我也找到了一个，他叫李自伦。
说文解字序原文翻译5
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掩饰作伪的事儿也发生了。（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仓颉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王，使王政畅行。这就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倡导风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君王运用文字工具，更便于向臣民施予恩泽，而臣民应以立德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捞取爵禄。
仓颉初造文字，是按照物类画出形体，所以叫做「文」，随后又造出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以扩充文字的数量，这些文字就叫做「字」。叫它为「字」，是说它来自「文」的孳生，使文字的数量增多。把文字写在竹简、丝帛上，叫做「书」。「书」意味着写事像其事。（文字）经历了「五帝」、「三王」的漫长岁月，有的改动了笔画：有的造了异体，所以在泰山封禅祭天的七十二代君主留下的石刻，字体各不相同。
《周礼》规定八岁的士族子弟进入初等学馆学习，学官教育他们，先教「六书」。《「六书」的名称，）第一叫指事，指事的含义是：字形、结构看起来认得，但须经过考察才能知道它所体现的字义，上下二字即属此例。第二叫象形，象形的含义是：用画画的办法画出那个物体，笔画的波势曲折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属此例。第三叫形声，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叫法，挑选可相比譬的声符和义符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属此例。第四叫会意，会意的含义是：比联起事理有关的字素，构成文字；掺合字素的意义，可以得知新字的字义或旨趋，武信二字即属此例。第五叫转注，转注的含义是：立一字为头、为根，创制类属字，类属字对根字的形音义有所承袭，与根字意义相通，考老二字即属此例。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义是：没有为某事某物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个同音字代表它，令长二字即属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15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异。（不过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写「六经」，左丘明着《左传》都还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体、意义仍为学者们所通晓。再往后（到了战国），诸侯们依靠暴力施政，不服从周天子；他们憎恶礼乐妨害自己，都抛弃典籍（各行其是）。中国分为七雄并峙，田亩的丈量方法相异，车子的规格尺码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有规定，说起话来方音分歧，写起字来相互乖异。
秦始皇初灭六国，丞相李斯就奏请统一制度，废除那些不与秦国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负贾规范文字，）李斯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它们）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体，有些字还很作了一些简化和改动，这种字体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始皇焚烧《经书》，除灭古籍，征发吏卒，大兴戍卫、徭役，官府衙狱事务繁多，于是产生了隶书，以使书写趋向简易，古文字体便从此止绝了。
从这个时候起，秦代的书法有八种体势，第一叫大篆，第二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虫书，第五叫摹即，第六叫署书，第七叫殳书，第八叫隶书。汉朝建国以后有草书。
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后开始应考，能够背诵、读写九千个汉字的人，才能做书史小吏；进一步是用书法「八体」考试他们。通过郡试之后，上移给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试，成绩最优的人，被用为枢秘处的秘书。官吏的公文、奏章，文字写得不正确，「尚书史」就检举、弹劾他们。如今条令虽在，却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讲习，士人不通汉字之学很久了。
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在这以后）凉州的地方官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汉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官讲说文字，尊奉爰礼做「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集大家的解说着了《训纂篇》。《训纂篇》总括了《仓颉篇》以来的十四部字书，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该书了。
到了王莽执政摄行王事的时候，他要大司空甄丰等人检校书籍，以标榜自己尽力于制礼作乐之事。这期间对古文字很有一些改动。那时有六种字体，第一叫古文，这种文字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不过字体又同古文有别：第三叫篆书，也就是小篆：第四叫左书，即秦朝的隶书，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创制的；第五叫缪篆，是用在玺符印鉴上的文字；第六叫鸟虫书，是写在旗幡等物上的。
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无意中）得到了《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典籍。（古文典籍）还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左传》。一些郡县、诸侯国也往往从地下发掘出前代的宝鼎和器物。它们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这些古文字数据）彼此多相似，虽说不能再现远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况却能知道大概了。世人无知，极力否定、诋毁古文，认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改变现行文字的写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伪造出来的不能知晓的文字；（认为古文）是诡变正字，搅乱常规；（认为拥护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于世。
很有一些儒生（喜欢凭着臆断）争着抢着解说文字和《经》义。他们把秦朝才有的隶书当做仓颉时代的文字，说什么「文字是父子相传的，那里会改变昵」？他们竟然瞎说：「马字头作一人字是长。」「人握十是斗。」「虫字是屈写中字的一竖。」掌刑官解说法令，竟至于凭着拆析字形来臆断刑律，比如「苛人受钱」（原义是禁止恐吓人犯，索取贿赂，「苛」是「诃」的假借字，可是）有人说，「苛」字（上为「止」，下为「句」），意思是「止句」。类似上文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这些解说）都同孔壁中出土的古文字形不合，同史籀大篆的字体相违。粗俗浅薄的人，欣赏自己习见的东酉，对于少见的事物则格格不入，（他们）没见过宏通的学问，不知道汉字的规律、法则，把古文典籍看成异端，把无稽之谈当做真理，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看得神妙至极。（他们）探究圣人著述的深意，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一句，便说《仓颉篇》是黄帝时代写的，说那句话寓有黄帝仙去，让幼子承嗣的深意。他们迷误不通，能不违背事理吗？
《尚书》记载，舜帝说；「我想看看古人绘制的图像。」这话表明舜帝制订制度，必按旧典行事，而不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又说：「（这种「存疑精神」）现在的人没有了啊！」（「存疑」）不是作者自己不懂就不闻不间，（而是担心）人若凭着自己的猜想去解释古史古事，那就会弄得是非没有定准；巧言诡辩将给世上的学习、研究者造成疑团、困扰。文字是经史百家之书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条件，前人用它记述自己的经验传示给后人，后人依靠它认识古代的历史。孔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因为（确立了根本）能使人懂得世上最深奥的道理，而不会再受困扰。现在我叙列篆文，参照古文、籀文，博采诸家之说，做到出言无论大小，都确凿有证，在考稽的基础上撰写出自己的说解。我想用这部书总编万物，剖辨谬误，使学习的人了悟（文字的本原），通达文字的妙意。我采用分立部首、以部首系联字头的办法编排文字，使它们不相错杂。万事万物都能从本书里见到，没有哪一样不涉及、不记载的。遇到读者不易明了的事物，我就援用可资说明的东西比喻它。书中提到孟喜的《易经》，孔安国的《尚书》，毛亨的《诗经》以及《周礼》《左传》《论语》《孝经》等，都指古文版本。遇到我不知道的事物，就告缺不论。……
《叙》文开列了14篇5百四十部的目录。（本书收编汉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解说词总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本书在部首排列上，把「一」部放在开头，编排汉字按照「类」相同则相聚的原则进行，使事物按照群体分开；「同条」者牵属一处，「同理」者贯连一起，排字有序，不相杂乱，依据字形逐个地系联字头；从「一」字起头，申引、系联开去，探究了上万个汉字的造字本原；把「亥」字列在篇末，从而可知变化至于穷极而复归于「一」。
时在汉朝，圣德熙熙，灿如日明，光武皇帝上承天命，躬行尧帝之道创建了大业，中华内外尽受汉皇之恩，这恩泽如雨如潮极大极盛。（皇家）隆兴学业，选拔人才不遗细民百姓；学士们知道治学之要，研讨（文字非常）精深，他们的见解可以传示后人（所以我采编以成此书）。这时是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正月初一。
我是许氏的苗裔，祖宗应从炎帝、神农算起。远祖缙云氏辅佐过黄帝，远祖共工氏的帝位被高辛氏接替，远祖太岳氏辅佐夏禹，太岳氏的后人吕叔护卫周朝，被周天子分封到许，托庇祖宗护佑，许氏世代相继。自那以后许家又从许地迁到汝南，从此我的嫡宗就住在汝水边。
我仰慕圣人，不揣冒昧想挨近圣人之门。圣门高大得怎样？像南山一样崔巍。我想中途作罢，但又不能。我已经用尽了鲁钝之才，可惜「道味」未通，听到「疑」也只能记个「疑」。我推演圣人造字之意，编述了自己的浅薄见解。我对这门学问懂得不多，倘若有明显错误，希望通家纠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