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赤壁怀古教案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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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赤壁怀古教案1
关键词： 苏词研究 现状 成就
苏轼是宋代词坛的领袖人物，苏词研究也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对于上一世纪的苏词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作过很好的总结和评价，而本世纪以来的苏词研究，至今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剖析和评判，有感于此，我们拟以2001年至2009年苏词研究的论著作为观照点，探讨本世纪以来苏词研究的继承、拓展和新变，进而探求本世纪苏词研究的方向及进程。据我们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2009年，国内各级各类刊物共发表关于苏词研究的论文700余篇，出版的苏词研究专著有18部，广泛涉及苏词的资料整理、考辨、鉴赏、诠释等各个方面。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本世纪以来苏词研究的现状和成就，我们拟从“‘以诗为词’的深入探讨”、“名作研究的继续铺开”、“风格讨论的热点继承”这三个方面来深入总结和评价本苏词研究的状况。
一、“以诗为词”的深入探讨
在古今学人对苏词的评价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评判。历来词界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轼对词体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加以赞扬和肯定，而在“以诗为词”具体内涵的理性判断方面显得相对薄弱。
“以诗为词”最早是由“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提出的。在宋代并没有作为一个固定严密的词学概念来使用，但是因为苏轼词在词坛的出现，“以诗为词”就成了两宋学者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本世纪以来的苏词研究论著，除了继承前辈学者的观点，高度赞扬苏轼的“以诗为词”以外，也尝试了从更多角度来思考和探究“以诗为词”这一观点，由此，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首先，出现了一些对苏词“以诗为词”作更深入、多角度思考的成果。这类成果如敖显斌《苏轼“以诗为词”浅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1期)一文，在肯定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成就的同时，指出苏轼的“以诗为词”虽然兼具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从狭窄地表现士大夫的爱情生活扩展到广泛反映士大夫其它方面的生活，由于要与这种内容相适应，词作的语言和风格依旧处于士大夫的美学观点支配下，仍受到观念中保守落后的成分的制约。除此之外，陈广学《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来对“以诗为词”的研究只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词与诗的差异性。他认为正是词的音律特征决定了词的形式，这是词有别于诗的本质特征，而苏轼从根本上把词当作“长短句诗”,作为自由地抒情言志的载体和工具，存在着使词诗化、颠覆词体独立性的倾向。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了对苏词“以诗为词”的深层次思考。
其次，摆脱站在词的基点上去探讨“以诗为词”的思维定势，转而从苏诗方面入手来深入探讨苏词“以诗为词”的重要意义。这方面成果的代表是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作者把苏诗、苏词相比较而论，从写作年限、题材走向、风格倾向三方面进行对照，进一步肯定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特色。作者认为苏轼的确对词的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并不意味着他笔下的诗与词毫无区别，苏轼也确实借鉴了诗体在题材范围之广阔性和风格倾向之刚健性这两个优点对词体进行改造，但他并没有忽视词体在题材和风格上的独特性质，他的“以诗为词”对词体发展史的影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样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此外，史素昭《从诗词分界看苏轼“以诗为词”革新路上的两重性》(《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进一步将苏诗、苏词进行比较，从题材的选择、词境的构成、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等几方面论述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表现。作者认为，在诗词分界的前提下，苏轼的“以诗为词”体现了对“诗庄词媚”传统既打破又遵循的两重性，以及既想超旷又在超旷中隐现怨悱之情的两重性。也是独具只眼。
最后，本世纪对于苏词“以诗为词”的评价，还出现了“本色”、“非本色”之争。如吴清伙《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作者通过论述“词这种合乐而歌的文体到底有没有一种恒一不变的本色标准？”“宋人心目中的词之本色究竟指哪些东西？”“苏轼的词为什么被认为是非本色？”等问题，否定了苏词“非本色”之说。还有研究者将苏词的“以诗为词”与“豪放”相比而论，探求它们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如王俊《苏轼“以诗为词”与“豪放”之关系辨》(《理论观察》,2007年第4期)一文就是如此，作者认为，在“以诗为词”和“豪放”这两个概念流变和靠拢的过程中，有共同的儒道两家思想的渗透，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前者是就词的创作而言，后者则是就创作主体而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是在“不协音律”的意义上，可以说“豪放”是因，“以诗为词”是果。这样的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
二、名作研究的继续铺开
从新角度、用新方法对苏词的名作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也是本世纪以来苏词研究值得关注的方面。本世纪苏词的研究者们从苏词的各类名作入手，对苏轼的心态、人格力量、人生情怀、审美性格等进行了细密的探索。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作一直是苏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对于《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主题、格律、源流，结构、特色等传统问题，本世纪以来的研究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和争辩着，一方面出现了重复研究的现象，在成果方面也出现了对以往成果的盲目承传甚至套用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如鲍跃华《〈念奴娇・赤壁怀古〉主题质疑》(《开封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陈登平《从词体的特性看〈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格律》(《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杨松冀《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作年新考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等，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创获。此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词的律调、数词，以及作品中流露出的哀婉凄恻的情感张扬力也是近几年学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的成果有范昕《有限的数，无尽的哀――浅析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中的数词作用》(《皖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景刚《〈江城子〉的律调与词情》(《滁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肖波《一曲哀词摧肺肝――读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名作欣赏》,2005年第23期),等等。《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处世态度，以及作者在艰难境遇下的开阔胸襟和从容的气度一直为苏词研究者所推崇。本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陈可辉《一蓑烟雨任平生――评苏轼〈定风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董岩《内心世界的超越与平衡――由〈定风波〉透视贬谪对于苏轼生命体验的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7期),宁冬梅《也无风雨也无晴――从〈定风波〉看坡对待挫折的态度》(《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对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本世纪的研究者除了对其主题思想继续深入探究以外，还从新的角度寻绎词人在词中“寂寞到寂寞”的心路历程。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孟亚尼《豁达人生中的命运抗争――谈苏轼〈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仲红卫《从寂寞到寂寞的解脱――细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等等。
三、风格讨论的热点继承
风格探讨，一直是苏词研究的热点。传统观点认为，苏轼的词风主要是“豪放”。但随着关注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再也不能简单地用“豪放”来概括苏词的特色了。于是，对苏词风格的重新界定，成为本世纪苏词研究者在继承传统研究热点基础上的又一轮探讨重点。一些研究者根据苏词的内容、意象、语言等方面的表现，得出关于苏轼词风的不同结论：旷达、婉约、清雄等。如路占武《论苏轼词主题、风格的多面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把苏轼的词作风格概括为“豪放中见凄凉，豁达中见苦闷”和“婉约中见积极，自然中见真情”,而坎坷的政治生涯、复杂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正是造成苏词风格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又如杜晓霞、张海燕《略论苏轼词的清雄之风》(《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认为苏词主调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清雄风格，既阔大雄壮，又不乏轻柔细巧，更多的是通脱豁达，微笑面对现实，以旷达作结。
除了直面苏词本身来探讨其风格与成因以外，许多研究者还将苏词与辛弃疾词、秦观词等作比较，在对比中凸显苏词的风格特色。如高坡《苏轼与秦观词艺术风格比较》(《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郝春燕《旷放与豪情于细微处见差异――从两首怀古词看苏、辛的艺术风格》(《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对比研究，特别是苏、辛词风的对比研究，上个世纪就已经有较多学者加以关注和探讨，因此，本世纪这个方面的研究大多继承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创见不多。
在对苏轼词风形成和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方面，本世纪的研究者开始较多地关注“乌台诗案”这个苏轼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对其词风变化的影响。贺晓梅《苏轼诗词创作风格与乌台诗案》(《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一文认为，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前期作品积极入世，笔法大气磅礴、豪放奔腾，抒发政治豪情与忧患；后期作品崇佛向道，转向大自然与人生体悟，风格上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张帆在《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和《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西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两文中进一步提出，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抑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但因这场文字狱带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哀的重要转换。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苏词风格变迁和多样性的本质，这是本世纪苏词风格研究值得关注的地方。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案2
一、激情导入，摩拳擦掌
富有激情的课堂导入语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摩拳擦掌、急切地想要参与进文本学习之中，这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投入到学习之中，让他们的意识无意中进入更高的境界。
例如，在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教师可以采用以下的导入语：“大家都知道长江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骚客都曾经为了它而纵情歌颂，那些和长江有关的诗文总是能够让我们感到心潮澎湃，内心激动不已。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自己学过哪些和长江有关的古典诗词呢？”这样的导入语以高姿态和浓厚的情感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让他们激发了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这样的导入语还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让学生思索自己曾经学过哪些和“长江”有关的诗词。在学生完成了回答之后，教师可以引入到课文的学习之中：“大家说得都很好，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另一首和长江有关的诗词，那就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想想它展现了长江怎样的风韵，和其他描写长江的诗词比，它在风格、内容等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导入语很好地将学生引入到了学习之中，而且还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让他们有一种摩拳擦掌的感觉。
导入语的使用对于教学是否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和教师进行互动，让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学习之中。
二、巧妙指导，恍然大悟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在这时候就需要教师用巧妙的指导语来加以启发，有效的指导语并不是那种直接告诉学生答案的用语，而是激活学生的思维，让他们在自主学习中感悟。而巧妙的指导语还可以有助于解决教学矛盾和课堂中的偶发事件，体现教师的自身素养。
例如，在学习《祝福》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的思想内涵，可以通过巧妙的教学语言指导学生进行课文阅读。“大家在阅读了文章之后有什么感受呢，大家觉得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那么你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原因的呢？大家不如来争当福尔摩斯，探究一下这篇文章中的‘祥林嫂’究竟是被谁给害死的。”这个指导语切中了文章的关键，将学生引入到了小组讨论之中，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幽默性，让学生更积极地投入到探究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讨论的具体情况来给学生一定的指导，如果学生对于祥林嫂的死因争执不下，难以理解的时候，教师可以提问：“许寿裳先生说：‘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你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呢？”这个问题让学生打开了思路，但是又没有直接告诉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起到了启发的效果。
巧妙的指导语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让学生产生醍醐灌顶的感觉，可以有效地控制学生的情绪，解决课堂中的种种问题，更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智慧，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投入到师生交流之中。
三、多元评价，个性启迪
评价可以促进学生发展，更能改善师生课堂关系。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适当的评价语言，如用激励性评价可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用充满情感的对话式评价语言能够更好地进行师生互动。
例如，在学习《六国论》时，不仅要让学生了解文言文词汇的语义和特殊语法，更要让他们理解文章不是纯粹的史论，而是有针砭史事的效果，教师可以运用多元评价的方式促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有的学生对于“率、暴、厥、洎”等词汇的正音和解释都没有很好地掌握，教师在进行评价的时候与其直接批评，不如用更加亲切的方式来进行鼓舞，可以让学生再读一次，并且说：“你在后面一次将这个字给念对了，这是进步，要把这个字的读音牢牢记住啊，老师说不定还会突击考察你哦。”这样的评价有一定的激励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信，而且不会让学生产生懈怠之心。
教师的评价用语虽然并不是很多，但是却能够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点燃学生的智慧，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之中。
念奴娇赤壁怀古教案3
柳宗元生活在唐朝，确切地说是中唐时期。此时的国势远不及贞观、开元时期：国势衰微，藩镇割据，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唐王朝定都长安后，周边的吐蕃、高丽、匈奴、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就经常与唐王朝有摩擦冲突，有时甚至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而为了消除边境隐患，唐王朝也一直没有停止开疆拓土的步伐，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境战事不断，尚武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风尚。文人要想建功立业，跻身仕途，除了参加科举考试（隋大业开创的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初年还不够完善，录取的人数也有限）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投身边塞，在边境的对敌斗争中赢取功名。于是也就有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昌龄，有了“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李颀，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有了“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李白，有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卢纶，有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李贺……于是有了盛唐轰轰烈烈的边塞诗派。文人都如此热衷于边塞斗争生活，除了要名垂青史外，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将受重用。那些能征善战之将的地位、待遇自然不是一般文人能比的，而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就更有发言权。
柳宗元就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而他又因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到永州，做了一个闲职——永州司马，后被调任柳州刺史，实际上是贬到更远的地方。这对抱负雄伟的柳宗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时，心情非常郁闷、痛苦，境遇很是凄凉，心中郁积了太多的不平之气却又无法排遣，于是乎，他只能寄情于山水，试图通过游山玩水来忘却心中的烦恼和愁苦。因而他在永州做司马时，带着童仆和少数下人游遍永州城的山山水水，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柳宗元抑郁愁苦的心境在一组山水游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始得西山宴游记》）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
“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
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不难感受到柳宗元凄凉的心境和孤苦无依的处境，以致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怀着悲愤愁苦的心情客死他乡。
而同样是被贬，甚至比柳宗元被贬得更多、贬得更远的苏轼，他在被贬之后的处境又怎样呢？不妨也从苏轼的诗文中来寻找端倪。苏轼因政见与执政者不合，不管是王安石执政还是司马光执政，他都得不到重用，反而多次被贬，先后被贬到杭州、密州、黄州、惠州等地，最远的地方被贬到了今天的海南岛（今天三亚的“天涯海角”就是他题写的）。按理说，苏轼在诗文中应该表现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抱怨，但当我们翻看他被贬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文章，相反，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美隽永的诗文：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念奴娇？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
从这些诗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柳宗元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凄苦、孤独，而是经历挫折、磨难、打击后的一种从容淡定，那是一种豁达的胸襟，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
为什么同样是被贬，两人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一个人身处逆境是否消沉、悲观、愁苦，固然与一个人的性格、经历、家庭背景有关，但与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也不无关系。当整个社会都崇尚某种风气时，自然就会影响到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柳宗元生活在唐朝，唐朝尚武之风盛行，当他被贬后，他自己都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被起用，那他还有什么理由乐观起来？特别是对于一个想施展自己抱负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宣判了他政治生涯的死刑，我们就不难理解柳宗元作品中的那一声声消沉、伤颓、无奈的叹息了。
反观苏轼，他生活在宋朝，宋朝是怎么起家的呢？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政权，平定天下后，赵匡胤害怕手下大将效仿他，于是通过“杯酒释兵权”，铲除了心头大患。之后，宋朝统治者大量重用文人，所以在对辽、西夏的斗争中，宋朝经常打败仗，只好通过纳绢、进贡、称臣来求得暂时的安定。但文人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人虽被贬，但往往很快又被重新起用，即使暂时不能被起用，在地方上也能拥有实权，发号施令，生活同样过得有滋有味。所以欧阳修被贬后还能写出《醉翁亭记》，苏轼被贬后还能写出《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念奴娇？水调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