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案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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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教案【第一篇】
而这项举措要啃的最硬的一块骨头，当数那些占用故宫古建筑多年的“其他单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故宫的一些古建筑和文化环境不断被外单位占用，最多时，在故宫办公的外单位达到13 个，故宫的完整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近十年来，通过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故宫自身的不懈努力，御史衙门、大高玄殿、端门等建筑陆续收归故宫管理，“收复”工作初见成效。
眼下，收复被外单位占用的建筑――这项被视为“史无前例”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故宫何时复归它本来的面貌，我们拭目以待。
・故宫扩容：76%从哪儿来？
4月5日，清明节假期后的第一天，故宫里的游人三三两两。但对于故宫来说，一年一度的“两针一峰”已近在眼前：“两针”，是指“五一”和“十一”两个假期；“一峰”指的是每年暑假的旅游高峰。去年仅10月2日一天，故宫游客便达14万多人次，为历史单日最高；而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故宫日接待游客为10万人次左右。
“五一”开始的新变化
对于游客来说，最快在今年“五一”就能看到故宫的新变化：曾经挤满了各种商店和展览的端门广场已经经过改造。此后，故宫的售票、检票点将从午门前移至端门，端门50间西朝房全部改建为售票处、观众咨询中心等服务设施。届时，高峰期人们在午门售票处排长龙的景象或将得到大大改观。
过去作为文物库房的午门两侧雁翅楼，所保管的39万件文物已经移交国家博物馆，修缮后将被建成一个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展厅，与文华殿陶瓷馆、武英殿书画馆一起，构成故宫博物院“金三角”展览区。故宫文物的展览功能被大大强化，弥补了过去人们游故宫“只见古建筑，不见藏品”的遗憾。
今年“五一”前后，包括皇极殿在内的宫殿将再次对外开放。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等也列上对外开放的日程。而此前，这些地区或为办公用房，或为地面文物库房。
近年来，参观故宫的人数持续增长。1949年，故宫一年接待了100万观众；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万；2011年，这个数字更是突破了1400多万。每年持续增长的游客对于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博物馆的管理都带来了挑战。对此，故宫曾经提出“限流”的办法。但单霁翔认为，故宫参观人数在绝对数字上的增长是长期的趋势，是限制不住的，还是要通过错峰参观、扩大开放面积来解决。
“根据《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故宫开放面积由2002年的30%增加到了目前的%，面积达到33公顷。经过不懈努力，全部规划完成后，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游客”
走在故宫里能真切感受到，故宫有两道墙：一道是的灰色城墙，又称“紫禁城城墙”。“灰墙”四四方方，四角有角楼，南有午门，北有神武门，东西分别有东华门、西华门。
灰墙内便是高约8米的故宫红墙。红墙并不像灰墙那样直来直去，而是围绕不同的建筑群，形成“院落”和“胡同”。红墙内的面积大约占故宫整体面积的2/3。
而在灰墙内、红墙外的地带，有不少是故宫里的“城中村”。记者看到，不少院落挂着锁，透过贴着封条的门缝，可以看到里面的破落景象。始于2002年的故宫大修，首先把重心放在中轴线周边的开放区域上，一些非开放区域则年久失修。
单霁翔此番提出的“把开放面积提高到76%”，增加的这31%的面积，很多都来自红墙外、灰墙内的一些非开放区域。
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扩大开放面积将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通过修缮使更多的文物建筑保持健康状态，实现对公众开放。
然后通过调整展览布局，合理扩大开放空间。比如修缮后的慈宁宫、寿康宫都将设立与其风貌相符的展厅，与南部的武英殿等展厅共同组成西部开放区，吸引更多的观众从中轴线分流过来。
同时，将收回故宫进行管理的文物建筑，经过修缮后科学合理地利用，增大故宫开放空间。如被修缮成为大型展厅的午门雁翅楼，以及紫禁城北侧的大高玄殿，经过科学规划也会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公众开放。
还有就是调整办公科研用房，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游客。到2016年，将红墙以内目前存在的办公设施、科研设施、服务设施等迁出，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把红墙以内整体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展览、接待服务、观众参观的空间。
然而，自家的办公场所好搬，有些占着故宫古建筑的外单位却很难“送出门”。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故宫
过去几十年，故宫里的古建筑曾一度被外单位占用。“长期以来，故宫被外单位不断蚕食，今天这一组房子占了，明天那一个单位进来了，几十年就这么过来，最多的时候，有13个比较大的单位在故宫办公。现在，这些单位慢慢地都被请出去了，而且故宫开始收回院外一些属于故宫产权的地方，比如御史衙门、大高玄殿、端门，使得发展空间大大拓展。”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把外单位请出去
收复历史上被长期占用的古建筑群，被认为是近10年来故宫博物院所做的史无前例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端门地区之前所属混乱，存在诸多胡乱收费、档次不高的展览与商户，影响了故宫的形象。
按照文化部确定的“端门在2011年‘五一’前划转给故宫博物院”的指示精神，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与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黄振春，分别代表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于2011年4月29日正式签署了端门划转协议书。
“我们十分珍惜此次端门地区的归属调整，端门地区的使用将坚持公益性，坚持为观众服务。”单霁翔表示，“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它的正门就此大大地往前推进，午门和端门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广场，使得观众在进入到紫禁城之前能够享受到很好的服务，比如改善购票环境，为观众提供饮水、咨询、轮椅等公共服务，使参观变成更为愉快的过程。”
大高玄殿位于故宫紫禁城的城墙外、筒子河外的北部地区，也已划归故宫博物院进行管理，如今正在进行抢救性的修缮，经过科学规划也会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公众开放。同时，在它附近的内务府御史衙门也同样回到了故宫的管理范围。
单霁翔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无论是御史衙门、大高玄殿，还是端门、皇史（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又称表章库，位于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在明清时期都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和皇家宫殿建筑群浑为一体，密不可分。几任故宫院领导都恪尽职守，遵循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力求还原紫禁城原貌，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从御史衙门，到大高玄殿，再到端门及两侧朝房，一座座文物建筑得以回归，紫禁城更加壮美。”
拆不掉的“屏风楼”
4月5日，记者经过两道岗亭，来到位于故宫西南角的“非开放区”。从紫禁城城墙西南角楼向东、北两个方向延伸，就是眼下故宫被外单位占据最严重的地方。
到了这里，便出现与故宫景区内截然不同的景象。紧靠南城墙的一个偌大的院子里，停满了大客车。还有“训练基地”、篮球场等健身场所。
此外，西华门两侧，紧贴西城墙，有五栋高楼。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副会长晋宏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楼俗称“屏风楼”，建于1975年，高度超过16米。屏风楼建造时，拆除了西华门两侧城墙的马道，对古建筑造成了破坏。
据说，当年建这些楼是为了挡住中南海的游泳池，因此才称“屏风楼”。记者在屏风楼前看到，这些楼在西华门两侧延伸很长，但进深却很小。“并不好使，就相当于个围墙。”晋宏逵说。
如今，西华门“屏风楼”最北侧的3栋里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西华门两侧的2栋“屏风楼”及西南角则是某部队驻军。“西华门附近是被外单位占用最严重的。现在故宫里占用的外单位，主要就是部队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他的基本都搬出去了。”晋宏逵说。
他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占用，说来话长。故宫博物院初成立时有三个馆：古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当时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是很浓，图书馆的大量宫廷藏书，都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后来，档案馆干脆也不管了，给了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接了一段时间一看忒麻烦，又交回故宫，如此反复。”
记者查阅故宫年鉴得知，1955年12月26日，故宫博物院院属档案馆移交国家档案局领导；1967年7月8日，明清档案馆从国家档案局回归故宫博物院；1980年3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与国家档案局签订协议，从当年4月1日起，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
晋宏逵告诉记者，“这次移交把皇史也交由国家档案部门管理。明清宫廷档案，是属于故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时把它交出去的决定，按现在完整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来看是个错误。”
晋宏逵说，早在2002年故宫大修启动以后，国家已经批准第一历史档案馆择址新建。“2003年，国家发改委就批复了档案馆迁建工程立项，要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迁出后，旧馆应拆除，尽快恢复明清故宫历史原貌’。”晋宏逵认为，五栋“屏风楼”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故宫的形象和建筑格局。但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尚未择好新址。
除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西华门附近还有某部队的驻军。“每天数十辆大车从西华门出入，对文物的影响太大了。”晋宏逵说。
记者了解得知，目前西华门不对游客开放，游客不可以从此出入。
晋宏逵指出，“我们2003年做的规划中，将现在位于文渊阁附近的消防队迁至西南角，这样消防队方便从西华门出入，也方便在故宫宫墙内交通。但这个方案是以部队搬迁为前提的，这有待中央有关部门下决心。”
“把故宫完整地传承下去”
去年12月，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郑欣淼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故宫完整地传承下去。解放后，一些原属于故宫的单位被划了出去，景山划给北京市，太庙划给北京市总工会更名劳动人民文化宫。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完整的故宫体系中的一员。
晋宏逵也坦言，这么多年，随着时代的变化，划出去的单位有的已经永远不可能收回来，“不能向皇家的管理范围去看齐。完整保护的概念，应该不是说是把地盘都收回来，而是应该将其视作一个文化整体，来加以保护的概念。景山、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管理机构，也都是中国紫禁城学会的会员单位，我们也会一起商量如何更好地做好文物保护。”
记者了解到，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在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制定《故宫保护总体规划》，预计2014年完成。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是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基础上编制的，将对故宫博物院大约106公顷范围内的人、地、房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合理确定每一平方米用地的性质、每一平方米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
同时，为了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有序开展各项保护工作，故宫周边环境的整治和控制措施也将纳入整体规划来进行统一考虑。单霁翔认为，“故宫周围的环境，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缓冲区’也能够得到法律方面的支持。”
・红墙内外总动员
相对于外单位，故宫自己的搬迁工作相对容易得多，其关键在于红墙内外的整体协调、办公区的设置和古今库房的安置。
办公区迁到哪儿
“现在红墙以内的办公区，占地较大的是故宫的文保科技部以及实验室等。文保科技部，原来叫修复厂，职能是修复故宫院藏文物。现在的工作地点主要在慈宁宫东侧和大佛堂后面的几座殿宇。还有在延禧宫里进行一些文物的检测。延禧宫是东六宫之一，道光年间失火。宣统时在院子里建了钢结构的灵沼轩，俗称‘水晶宫’；民国时又添建了库房。由于这里的建筑都是钢，混凝土结构，所以在这里设置了实验室，按当时的条件，是比较适合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副会长晋宏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要视情况将文保科技部择新址迁出红墙外。
2002年，故宫启动大修，晋宏逵是组织实施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扩大开放面积是故宫大修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初我们制订《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时，以下两条是作为规划对策写入大纲的：限定故宫保护管理机构规模，清理、腾迁不合理利用的文物建筑，妥善安排腾迁部门。以拓展开放、促进保护的对策，扩大开放总体规模、实施分片轮展等方式，促进文物建筑日常维护工作，有效改善文物建筑的延续性。”
谈到将办公场所迁出红墙，晋宏逵认为，这个措施的着眼点，首先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这些古建筑，同时也是更好地发挥博物院的功能。
那么，办公区迁出红墙后去哪里安置？
单霁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故宫调整办公科研用房，是通过建设好西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和海淀区上庄综合业务基地，将红墙内的办公科研场所全部迁出；将行政库房、花房和院内所堆积的大量建筑材料等迁出紫禁城，净化故宫博物院内的环境和消除隐患。这样做“一举两得”，不仅可以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观众，而且还可以将西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建设成为文物科技保护长廊，向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适当开放。
西河沿文物科技保护用房位于故宫最西侧，红墙以外，灰墙以内，紧贴内金水河北段。4月5日，记者在其建设基地看到，空地上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木材砖瓦标明了材质、用途，分别堆放。据悉，这项工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批准，已经完成了考古勘探，目前正在准备实施。
办公科研用房的另一去处――位于海淀区上庄西玉河的故宫综合业务基地，将建设现代化的库房和5万平方米的园林。单霁翔表示，希望故宫里面现有的7栋花房和植物养殖空间，能够转移到更贴近自然的环境下养育。同时，目前故宫院内堆积的一些建筑构件，比如大型的木材、砖瓦，能够搬离故宫，使故宫环境更为整洁，同时有计划地对传统建筑进行修复。
红墙外也会合理规整并开放
作为一座建立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的综合性博物馆，故宫红墙内未开放的区域，大量是被用作库房。
“清代时，紫禁城的库房就很多，皇室收上来的诸如皮毛、丝绸、茶叶、白银等物资，每种都需要有库房。这些库房，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就已经整理了许多。现在随着大修的开展，又有许多腾出来变成展览空间了，比如体仁阁和弘义阁。但库房是不可能完全腾出故宫的，这是故宫保护的需要。”晋宏逵说。
将来，故宫的开放可能呈现多种开放方式：首先是大面积对公众开放，就像如今的“三大殿”一样。还有一种，可能叫“标示性开放”。“比如，东六宫身后的北五所，清代的大部分时期就是库房，如今仍旧延续其库房功能。我们可能在门口立一个牌子，告诉观众这里是干什么的，观众就不见得要进去了。”晋宏逵说。
另一种开放方式，是“限制性开放”。比如养心殿的西暖阁“三希堂”，面积只有8平米，不能容纳大量人群。雨花阁、倦勤斋等，也不可能大规模对外开放。将来，这些地方，可以通过数字手段游览。还有一些地点会限制开放时间、参观对象、开放方式。
故宫博物院教案【第二篇】
从北京骑来的“婉容牌”自行车
11月24日，山东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北门神武门。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离箭亭不远的一处不起眼的小门。“这里是非参观区域，原来是给皇上提供饭食的地方。”工作人员说，“这次借给山东博物馆展览的文物就在这里进行装箱点交。”
记者了解到，这次展出的文物，都提前从故宫的仓库里取出。搬运到箭亭附近的这个小院之后，经山东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当面点交，再由专门的安保公司进行包裹、装箱，确保万无一失之后才能装车。
现场最惹人注目的是一辆黑色自行车，除了在这辆自行车的链条盒处印有的英文标牌之外，看上去，它与二三十年前中国人普遍骑的“大二八”自行车没什么两样。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说：“这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是婉容骑过的。”
在自行车旁边，一个留声机被包裹上塑料布，准备封箱。点交单上注明这一留声机的保价为50万元。20世纪初，新式留声机进入中国。不久，这种时尚物品便出现在逊清皇室的宫殿里。用留声机播放京剧唱片、外国歌曲唱片成了溥仪的消遣之一。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清宫会亲见闻》中描述了留声机在宫中的使用情况。溥杰忆及，1916年前后，祖母多次带他进宫。午饭后大人们说着闲话，他和妹妹便跟着太监在殿中屏风后面，听太监给他们放唱片。
除了自行车和留声机，众多即将出展的文物就摆在屋内的一张大桌上，有专人负责看管，未经允许不准拍照，尤其禁止手机拍摄。“出于安全考虑，手机拍摄之后可能就会传到网上，这样一来，有心怀不轨的人可能会动歪主意。”现场的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以康熙、雍正、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尤其喜爱西洋科技，不仅大量采购西洋科技器具，而且雇用众多外籍专业人员进入宫廷提供服务。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与文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在他看来，西洋科技之所以在皇宫中受热捧而没有最终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文人传统成为阻碍。“明清皇帝喜欢西洋科技只是拿它们当玩具，心里是瞧不上的，更不可能推广出去。”
科技再现“与朕游皇宫”
12月1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山东博物馆13展厅，观看展览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天是开展的第一天，上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下到集体参观的小学生，有不少人都对《皇帝眼中的西洋科技展》感兴趣。”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介绍。
前来参观的年轻人宋超认为，现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洋”已经和皇帝看到的大不一样了，这场展览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整个世界在16到19世纪的科技水平。“那时的科技产品精细而精美，比现在的多了些艺术气息。”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介绍说，康熙皇帝热衷天文和数学知识，还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担任科学老师，开启了清代中西科技交流盛事。目前展出的110多件文物涵盖天文仪器、数学用具、度量衡、医学用具、武备器械、钟表、生活用具等七大部分，展现了近代中西交流在科技方面的成果。
步入展厅，清代传教士南怀仁和充满神秘特色的数字地球影像首先把观众带入大清帝国的科技世界。天文部分，铜镀金星象插屏、铜镀金浑天合七政仪等展品无一不显示出古人的智慧与技术。其中银镀金南怀仁款浑天仪，是由南怀仁制作的，这位清初最具影响力的来华传教士，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加上康熙皇帝的勤奋好学和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得当时宫廷科技发展并不落后于西方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展厅中还首次采用了3D巨幕投影，将《清人万国来朝图轴》等内容融入时长七分钟的多媒体节目中，视频解构了太和殿，甚至比亲自去故宫感受得更为深刻细致。这一多媒体节目用现代科技手段还原了大清盛世，恢宏的音乐也让人宛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由香港科学馆精心设计的20余项互动体验活动，通过新颖的理念和现代化的手段把藏于深宫的文物搬到百姓身边，让观众动手、动脑、互动参与，体验故宫西洋器的神奇魅力。据悉，这也是香港科学馆首次与内地文化机构开展合作。
“与朕游皇宫”互动体验让观众能骑着自行车游览皇家宫殿，“载上铁交枪”则让青少年通过玩电子游戏，学古代枪械使用方法；而投影日晷、量角圆仪、单筒望远镜等科学互动则让观众寓教于乐般认识了清朝的科技发展。
据悉，《皇帝眼中的西洋科技展》自2015年12月1日开展后，展期三个月，将一直持续至2016年3月1日。
皇帝们的西洋器物情结
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兴起，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学习科学技术，同当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逐渐汇通，形成了渐演成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面对这种状况，清代作为一个从关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前期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科学技术，许多皇帝亲自学习科学知识，甚至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前期宫廷科学得到很大的发展，不论是在传统科学的总结上，还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代。清前期的几位皇帝，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将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相结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清代科技的发展。这其中又以康熙帝的成就最大，其本人已经掌握了相当的科技知识，并能将其应用到实践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这一时期，宫廷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学、数学及以钟表为代表的机械学方面，不仅大量仪器进入宫廷，同时相关的科学著作也在此时大量出现。
乾隆皇帝喜欢西洋玩具。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多进贡几件镀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是原装进口货：“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带来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
故宫博物院教案【第三篇】
作为一部讲授史学的著作，《读史阅世五十年》的亮点不少。我以为，先生不是简单的讲述历史，而是教人读书修身，教人以史为鉴，教人正确地传承历史。品读先生的《读史阅世五十年》，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在其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积累起来的。如，书中不少貌似不起眼的章节，或引述的小典故，实际上都是先生从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献典籍中萃取而来，而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拾取而得来的。尽管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事实上又有着有机的联系。从作品内容看，深入浅出，融古今于一体，既讲历史，也讲现实，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仔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书中的各章节，虽然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著还要丰润饱满。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解答历史之谜。先生所讲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以《北京：“平西府”是吴三桂的王府吗》为例，为搞清楚“平西府”到底是谁的府邸，先生到昌平郑各庄，“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查阅有关资料，连查三天，毫无结果。”于是求助同行友人，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和周苏琴研究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副馆长和吴元丰研究员等朋友帮助查找，毫无结果。汉文资料不足，就查满文档案。“从已经整理的清宫建筑满文档案，从数字化库查找，还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求证陷入了死胡同。“情急之下 ”，注意，是“情急之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研究历史还有情急情缓”之说。先生想到去台湾查找相关满文资料。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档案，约四十万件。这不是大海捞针？又该从何入手？“我（阎崇年，下同，笔者注）分析，城墙、护城河等都同皇家有关，要从清内务府档案入手；既然汉文档案没有，就从清内务府满文档案入手。我确定要查询的满文档案范围，与那里的专家冯明珠副院长、庄吉发教授，以及陈龙贵、吕玉女、许玉纯等友人交流、沟通，请求他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台之际，收到了博物院的“一件小礼物”――《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复印件。这份满文奏折，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兴建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工程的数据。
档案为证，先生依然认为“孤证难立。这么一份奏折，就能断定康熙行宫、王府就在郑各庄吗？这座王府是康熙哪位瓦格纳子的府第呢？”先生探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先生认为，“郑各庄康熙行宫、王府工程，既有竣工满文档案，也应有开工满文档案。竣工满文档案收藏在内务府，开工满文档案也应在内务府。这份满文档案既然没有在博物院，就应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来容易，找到却难。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有相当一批档案，尚未尘封，未及整理……”查找这些资料，岂不犹如大海捞针？心善意诚，终有回报。“经馆长邹爱莲、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满文专家郭美兰登领导和专家共同努力，费劲心思，耐心查找，在尘封多年的满文档案包袱里，终于找到了郑各庄清康熙行宫、王府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这是一份为呈奏工程样式的文字说明，还有康熙帝的朱批谕旨。
双壁联珠，双档合璧。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满文、汉文资料，已足以证明：康熙帝晚年在京北兴建了行宫和王府。“这座康熙行宫和王府是否就在昌平郑各庄呢？满文档案中所说的郑家庄行宫和王府就是今天的昌平郑各庄吗？”先生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既是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先生讲史的一大特色。人文历史诸多新观点、新看法以及有益的感悟思考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人物活动是历史的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和旗帜，了解了他们，也就把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在“戏说”充斥荧屏之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最为强烈，先生通过不断设置悬念等方法来“正说”历史，自然吸纳了人们的目光。
古人云：“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先生认为，“历史不能够乱编，乱编不是史，而是艺术作品，是故事。”“史”不可以演义，它要求讲史的人要有“史德”，即“著书者端正之心术”，这也是一种高尚的心智修养。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和《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无情鞭笞。梁启超也认为史德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讲坛”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但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故宫博物院教案【第四篇】
此次展览由台湾历史博物馆和联合报系共同主办，展品从沈阳故宫珍藏文物中精选而出，共124个组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4个组件，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清太祖、太宗、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等清朝创立到盛世时期“六皇一后”的御用文物精品。
“这是一次空前的展览。”受邀出席开展仪式的大陆知名清史专家阎崇年教授说，
“沈阳故宫文物过去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展出，未来也很难有机会看到。”阎崇年表示，他研究清史50年，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明万历皇帝赐给努尔哈赤的御用宝剑，台湾民众有机会欣赏这样的展览，真的很幸运。
此次展览共分为“女真――满族的崛起”、“白山黑水的战士”、“后妃佳丽风华”、“君临天下”、“宫廷御用雅赏”等五大主题，用珍贵文物完整呈现清王朝如何在东北崛起、从部落到建立国家并开创“康雍乾盛世”的过程。主办方表示，希望观众借由这些文物讲述的故事“走入历史”。
记者在文物展上看到，展品中既有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御用鹿角椅、乾隆御用桦皮弓等平日难得一见的皇帝御用文物，也有清朝入关前后皇家使用的甲胄、兵器、衣物、佩饰、器皿等。此外，包括长达20米的卷轴《康熙南巡图》在内的一系列皇家收藏精品字画也首次与台湾观众见面。
主办方甚至将沈阳故宫核心建筑“崇政殿”的内部陈设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展览现场，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般走进历史场域。展览还对清朝“八旗制度”、“六皇一后轶事”、“满清贵族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让观众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表示，沈阳故宫从数万件文物珍品中精心挑选出100多件来台展出，是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民族文化艺术，了解数百年前清朝的那些生活场景和生活故事。展出的文物涵盖宫苑生活、艺术等各个方面，观摩展览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武斌说，沈阳故宫是清入关前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代帝王的皇宫，是大清王朝草创和兴起时期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台湾观众可通过展出的文物，了解清朝盛世皂宫生活的各个方面，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张誉腾也认为，沈阳故宫文物展不仅对于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文化交流有正面意义，更有助于两岸博物馆界对历史文物的重新解读及论述，相信大众也能从这项展览中获得启发。
另悉，此次124组件珍贵文物的保险金额超过10亿元新台币。此外，2月17同，沈阳故宫博物院还与台湾历史博物馆缔结“姊妹馆”，双方将借此长期开展文物、学术、人员和技术方面的交流。正在台湾访问的辽宁省省长陈政高亦率团参加了签约仪式。
两岸故宫打开“破冰”局面
2009年10月，北京故宫与进行了历史性的破冰合作，在台北举办了“雍正王朝”大展。在这次展览上，北京故宫的郑欣淼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与院长周功鑫确立了交流的具体想法――在台北举办“大清王朝”展，并进一步落实2012年在举办“东西方珠宝展”的提议，后者的重点是溥仪出宫珠宝和婉容的一些首饰。
去年5月武斌第三次到台湾时，与台湾历史博物馆新任馆长张誉腾商议举办大规模文物展。6月12日，台湾历史博物馆方面派人到沈，“大清王朝”展进入实质性阶段。两岸三座故宫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其深入交流的中远期规划，终于开始获得落实的空间。
中国的三座“故宫”――因历史问题而分两地的北京故宫和，以及建立在清代入关前都城盛京(今沈阳)的沈阳故宫，是中国明清文物珍品收藏的制高点。然而，两岸珍品文物交流并非从一开始就如今天这般顺风顺水。
在几年前仍然“冰封”的状态下，因两岸故宫的强烈愿望，故宫珍品交流也曾经暗流涌动，文物往往通过借用展出的形式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文物的安全维护，在彼此的小心翼翼之下还是成了最让双方头疼的问题。
2003年，台湾中华书画印艺术学会会长张建富曾向北京故宫商借清末古董至台展览，当文物运抵高雄美术馆拆封时，发现箱子受到撞击，打开后两件古董遭到损坏，它们分别是乾隆时期的“少年顶花篮方乐箱跑人钟”与“画珐琅大吉福瓶式风扇”。为此，张建富运送这批文物的海湾海运公司要求赔偿。经当地司法机关一、二审判决，依据当地海事运输法律，以1公斤赔100元新台币为标准，两件古董共13公斤，海运公司只需赔1300元新台币。遭遇如此荒谬结局，再加上北京故宫文物前后又在赴英国、日本展出时发现损坏，故宫文物外借展览从此越来越难。
待两岸故宫交流“破冰”之后，“司法免扣押”这个词又屡屡见诸媒体，高层认为，“没有完成司法免扣押条款”是影响文物来大陆展出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什么是“司法免扣押”?
“司法免扣押”条款主要规范拥有争议文物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关文物“赴外展出”时不会受到司法追诉或扣押，以确保外借文物“有借有还”。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时代或战乱时，各国文物常遭掠夺或所有权转移，近年来，国际上追讨文物的声浪高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制定“司法免扣押”条款，以确保文化交流无阻。
就此问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力表诚意：“我认为，大陆方面至少能拿出两个事实来打消台湾方面的顾虑。一是最近3年共有60多个境外博物馆在大陆举办展览。这说明大陆有良好的文物展览条件和理解这些文物的参观者。二是我们一再声明，而且还可以再次声明，回大陆展览的文物不涉及所有权和保管地点的问题。”
为了消除台湾方面的顾虑，郑欣淼也曾公开表态：“你拿若干件文物到我这里展出，我押若干件价值相当的文物在你那里，甚至我们可以多出一些，你该放心了吧。或者，双方也可考虑在第三地合作办展。比如，清官‘三希堂’的3件珍品，北京故宫宵2件――王殉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有1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大家是不是都拿出来，在第三地合办‘三希法帖展’?”
因此，当沈阳故宫加入到两岸故宫珍品交流的队伍中来时，就承担着多方位的重要角色。新的时空既得拓展，100多组件成规模、成系统的珍品文物又吹皱了2011年初春两岸珍品交流的第一池春水。两岸故宫文物珍品交流稳健升级，前程可观。沈阳故宫珍品沧桑
仅就藏品总量而言，沈阳故宫是两岸三座故宫中的“小弟”。200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公布了“十大镇宫之宝”，其院藏文物数量也同时得到披露：2万余件。与北京故宫的100多万件、的近70万件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是今天的藏品规模，也经历了好一番波折。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乾隆时期又有大规模增建，是中国保存完好的两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清朝迁都之后成为陪都，是清朝的“特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东巡拜谒祖陵，每次都要在奉天宫殿临政或驻跸。与此同时，清廷将大量皇家珍品藏于沈阳故宫。其中，清朝皇帝的圣容、行乐图藏于凤凰楼；玉牒藏于敬典阁；满文老档、汉文旧档、历朝实录、圣训藏于崇谟阁；皇帝御用装备、青铜器藏龙阁。鼎盛时期累积已达十几万件之多，使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热河行宫(现承德避暑山庄)一起，成为举世瞩目的清代三大皇家宫廷文物收藏宝库。可惜的是，沈阳故宫的珍品先后经历了几次比较大规模的流失。
近代以后，因政局动荡、兵荒马乱，沈阳故宫几经易手，多次遭到劫掠与偷盗。
1900年10月1日，沙俄侵略军开进沈阳城，沈阳故宫也沦为哥萨克屯兵之所。在俄兵占据的两年半期间，沈阳故宫丢失和损坏的藏品多达万余件。
1908年7月，曾派人从东七间楼瓷器库中提出霁红小高瓶等精瓷珍品数件送人；同年，奉天巡抚唐绍仪以专使身份访美，行前也以奉慈禧太后旨意为名，提取奉天宫藏瓷器为赠品。
1913年底，北洋政府决定建立“古物陈列所”。于是由北洋政府下令，征调奉天故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清代宫廷文物运至京城。1914年初，沈阳故宫的古铜鼎彝、宋元明清书画、内廷玉器、御用武备、明清瓷器等共115199件，全部装箱运剑北京。此后，这些宫廷宅藏几经辗转，分处数地，再未入藏沈阳故宫。这批文物少部分被运至台湾，大部分收藏在今天的南京博物院。
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前，沈阳的军政要员在撤退前，再一次将除文溯阁《四库全书》之外的沈阳故宫瓷器、铜镜、档案和殿版书运到当时的北平。因此，沈阳故宫文物已经丧失殆尽。
尽管沈阳故宫遭遇空前的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获新生的沈阳故宫立即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援，陆续从南京、承德、上海、陕西等地调入一批文物。特别是从1954年至1980年，北京故宫先后8次调拨文物给沈阳故宫，使其藏品日渐丰富。
此次台湾方面徐天福在挑选赴台展品时，更看重的是沈阳故宫藏品的特色利其所包含的独特历史。他说：“清朝发迹于沈阳，很多文物非常具有代表性。像人政殿两侧的十王亭，是清初八旗议事的地点，这种君臣共同在故宫内办公的‘合议制’现象，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可见清朝在入关前后是有一些区别的。”因此，盛京宫阙也成为此次展览第一个重要单元。
据有关专家介绍，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流传下来的遗物甚少，只有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珍藏几件。努尔哈赤宝剑、皇太极腰刀，便是沈阳故宫的镇馆之宝。
另一珍品是皇太极制作的鹿角椅。《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兵攻打辽西大凌河城，用人炮轰击时，吓得山间野兽四处逃窜。一只惊慌失措的大鹿窜进大帐，被皇太极捕扶，然后以其鹿角制成鹿角椅。清朝入关后，作为祖宗遗物，皇太极鹿角椅被珍藏在沈阳故宫内库。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东巡盛京时，都要“恭瞻”皇太极鹿角椅，已成为一项礼制。
沈阳故宫另一引人瞩目的珍品文物是 一对清乾隆“画珐琅宝相花冰箱”，其表面满饰画珐琅宝相花和缠枝花卉纹饰，做工精湛，代表着清乾隆时期珐琅器大件器物的生产工艺水平。这对通过在隔层填入天然冰达到食物保鲜目的的古代冰箱，在展览上从来都是夺人眼球的“明星”。
资料
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又称后金故宫、盛京皇宫是清朝入关前建造的皇宫，现已辟为沈阳故宫博物院，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故宫构成了中国仅存的两大完整的明清皇宫建筑群。
沈阳故宫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座占地6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建成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清朝入关后对盛京皇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到乾隆时基本形成今日规模。沈阳故宫以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而迥异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大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万字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极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号”。
沈阳故宫不仅以其多民族风格的宫苑建筑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更以其丰富的院藏文物珍宝而享誉中外。其中，尤以明清宫廷文物弥足珍贵，堪称国宝。院藏文物珍宝展是集故宫院藏服饰、珐琅器、书画、雕刻品、漆器等门类藏品之精萃。
博物院
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市基隆同北岸士林镇外双溪，始建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占地面积万平方米。中国宫殿式建筑，共有4层，白墙绿瓦。院前广场耸立由6根石柱组成的牌坊，气势宏伟，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院内设有20余间展览室，现代化的空气调节、防火、防潮、防盗等设施，以维护珍贵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