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教案（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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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教案【第一篇】

关键词：蜀中古琴；古琴艺术资源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012-09

引言

蜀中古琴具有悠久的艺术传统，自汉代以来，先后出现过不少琴家、琴人，如西汉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唐代李白（701-762），五代前蜀时临邛人黄崇嘏（生卒年不详），北宋苏轼（1037-1101），南宋陆游（1125-1210），明代杨升庵（1488-1559）、清代张孔山（生卒年不详）等，还留下了许多值得今人记忆的琴谱、琴曲、琴诗、琴器、琴址等宝贵的文化遗产。近代以来，蜀中除相继出现了叶介福、廖文甫、裴铁侠、龙琴舫、喻绍泽、王华德、俞伯荪、何明威、江嘉v、郑光荣、曾成伟、俞秦琴、戴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琴家外，还在创建琴馆、琴社机构，举办雅集、琴会活动，开展琴学研究，探讨蜀中古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特别是2009年7月，隶属蜀中古琴的重要琴派――蜀派古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蜀中古琴更是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有识之士的关注。

《蜀中古琴艺术资源数据库建设》是我们于2011年10月向教育部提交申请，2012年2月获批立项的课题，经过3年时间的调查、搜集、整理，最终得以完成。为了能客观地反映蜀中古琴艺术资源的现状，我们特撰此文，将所调查、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琴派与琴人

琴派是由“若干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同一地区的琴人之间，经常彼此交流，相互学习，同时又共同受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而形成相近的演奏风格，使琴曲亦具有特殊的地方色彩”。这说明，琴派的形成当与地区、师承和传谱等因素密不可分。

早在唐代，蜀中古琴已有了独具特色的风格――“蜀声”。初唐琴家赵耶利曾对流行于我国吴、蜀两地的琴乐风格――“吴声”和“蜀声”有这样的评价：“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当时的“蜀声”就已成为中国古琴艺术中的一大琴声，它对后世蜀中古琴流派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调查，蜀中目前主要有以下琴派：

（一）蜀（川）派及其传人

蜀派，又称“川派”，是蜀中流传较广的琴派。蜀（川）派形成于清代。晚清，蜀中聚集了众多琴人，有影响的有曹稚云、钱绶詹、张孔山、唐彝铭、苏天培、欧阳书唐、谭石门、杨紫东（紫东道人）、叶介福、顾玉成、张伯龙（道人）、许儒龙、龙为霖、刘仲云、魏智儒、杨天益、计天氏、云材、苏雯等，他们在成都、灌县（青城山）、新都、广汉、新繁、乐山等地的寓所、佛寺、道观开展琴艺交流活动，传承琴乐、编订琴谱，蜀中古琴艺术呈现出兴盛的局面。

蜀（川）派在蜀中的传承人，以四川音乐学院已故教师喻绍泽最具代表性。喻绍泽的琴艺发源于蜀（川）派鼻祖张孔山。张孔山将琴艺传给弟子叶介福，叶再传女儿叶婉贞，而廖文甫跟随叶婉贞习琴。喻氏师从舅父廖文甫，是蜀（川）派的第五代传人。喻绍泽培养了何明威、郑光荣、曾成伟等琴家。当今蜀中蜀（川）派琴家主要有何明威、郑光荣、胡济璋、寇文犀、曾成伟、俞秦琴、戴茹、曾河等。

（二）泛川派及其传人

蜀中传承的泛川派也有人称为“霸派”。因“泛”字有普遍的、一般的、广泛、宽泛之含义，故该派即是指在原蜀（川）派的基础上，随着自身与外界的交流、融汇，取其长，弃其短，而形成的流派。

这一派以民国年间活跃在蜀地的琴家龙琴舫为代表。龙琴舫学琴于青城山另一道士、张孔山的琴友杨紫东，他精研琴艺数十年，造诣颇深，既继承了蜀（川）派古琴艺术的传统，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据龙先生自言：“何为霸派？川之虞山。讲明了他开创的‘霸派’琴风之特色。”蜀中的侯作吾、卓希钟、龙汉铭、何宁、江嘉凤、江嘉v都曾在其门下学琴。江嘉韦占是当今蜀中泛川派中的优秀传承人。

除以上两种琴派外，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日益增多，蜀中不乏琴人去国内其它地区进行琴学交流与学习，他们学成以后回到蜀中继续开展琴事活动，因而蜀中还发展出了虞山派和梅庵派等琴派。

二、琴曲与琴歌

根据蜀中刊印、抄写和出版的琴谱中收录的古琴曲目，并结合调查采访获得的资料进行统计，清代以来，蜀中见载的琴曲与琴歌约有200余首，至今仍在传承的（包括传统与新创曲目）大约有近百首，现将最流行的曲目分列如下：

（一）琴曲

传统琴曲有《欺乃》《白雪》《碧涧流泉》《沧海龙吟》《长门怨》《春晓吟》《春山听杜鹃》《大胡笳》《大雅》《捣衣》《洞天春晓》《洞庭秋思》《短清》《高山》《耕歌》《孤馆遇神》《关山月》《广陵散》《汉宫秋月》《孔子读易》《离骚》《良宵引》《列子御风》《流水》《梅花三弄》《牧歌》《鸥鹭忘机》《佩兰》《平沙落雁》《普庵咒》（《释谈章》）、《樵歌》《秋鸿》《秋水》《屈原问渡》《神人畅》《宋玉悲秋》《桃李园序》《梧叶舞秋风》《乌夜啼》《潇湘水云》《玄默》《阳春》《阳关三叠》《忆故人》《幽兰》《渔歌》《渔樵问答》《猿鹤双清》《岳阳三醉》《泽畔吟》《醉渔唱晚》《雉朝飞》等。

新创琴曲（包括蜀中琴家创作和国内作曲家、琴家创作的作品）有《沉思的旋律》《欢庆》《楼兰散》《梅园吟》《如来藏》《三峡船歌》《山水情》《水》《思念》《跃进歌声》等。

（二）琴歌

琴歌有《长相思》《酬人雨后玩竹》《春感诗》《春晓》《春雨》《春夜喜雨》《古怨》《关雎》《登锦城散花楼》《点绛唇》《峨眉山月歌》《寒秋》《和乐熙光》《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金缕曲》《凉州词》《柳絮咏》《梦江南》《明月皎皎》《念奴娇・中秋》《破算子・咏梅》《菩萨蛮》《清明》《沁园春・春山听杜鹃》《蜀道难》《蜀相》《水调歌头・中秋有怀子由》《思归操》《送别》《听蜀僧溶弹琴》《小重山》《夜雨寄北》《咏梅花》《虞美人》《渔家傲・记梦》《雨霖铃・伤春》《月下独酌》《月夜》等。

在上述曲目中，尤以蜀中传承的琴曲《醉渔唱晚》和《流水》最为著名。《醉渔唱晚》一曲是由张孔山亲自加工整理，可见该曲在蜀中琴曲中的地位。在张孔山《天闻阁琴谱》中所载的《醉渔晚唱》，虽然仅有6段，但这一版本的乐曲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谱本，也是蜀派琴家的首选谱本。乐曲通过渔人狂放不羁、傲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借酒论政，抒发了古代文人不满现实的愤懑情怀。而《天闻阁琴谱》中所载的《流水》，则是今人演奏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这得益于张孔山对《德音堂琴谱》中的同名琴曲的创造性改编。在该曲中，张孔山对原曲第6段进行了独创性的加工，采用了“大打圆、小打圆、转团、放开、摆猱、猛注、七弦大绰”等指法演绎，被后人称为“七十二滚拂”《流水》或《大流水》，使之传扬于世，影响遍及海内外。1977年8月22日，该曲经著名琴家管平湖先生演奏，被录入一张镀金唱片，由美国“航天者”号太空飞船携带发射于太空，用以向宇宙星球的高级生物传达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信息，在茫茫苍穹去寻找新的知音。

三、琴馆与琴社

（一）琴馆

“琴馆”，亦称“琴堂”“琴室”“琴舍”“琴斋”“琴坊”等，是由某位琴人担任馆主而建立的主要从事古琴艺术教学的民间机构。从琴馆的职能来看，它担负古琴艺术的传承与交流任务。从办学规模来看，规模较大的琴馆可以聘请一定数量的琴人或其他人员担当教学和管理工作；反之，规模较小的琴馆则仅由馆主一人担当教学和管理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蜀中的成都地区自清代至今，相继建立有唐彝铭琴馆（清同治、光绪年间）、长啸琴馆（1916年）、缶琴堂（1995年）、梓又古琴馆（1997年）、青羊琴馆（2006年）、酌云琴舍（2008年）、空林琴馆（2009年）、曾成伟古琴工作室（2011年）、成都若水古琴斋（2013年）、雯雯琴坊（2015年）等。

在上述琴馆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

1.曾成伟古琴工作室

该工作室2011年成立于成都，由中国琴会副会长、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川）派古琴代表性传承人、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琴教授曾成伟担任负责人。其主要目的是为古琴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研讨和雅集的场所，为蜀（川）派古琴的传承、传播贡献力量。该工作室有一个强有力的古琴教学团队，除曾成伟教授担纲教学外，其子、青年古琴家曾河及部分优秀学生承担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并邀请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力求营造高质量的古琴传习氛围。

曾成伟古琴工作室成立以来，常年举办古琴音乐会，为学员提供传统古琴教学（包括大班课和个别课），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和交流雅集。迄今已举办：“蜀山少侠一曾河古琴独奏音乐会”（2011年）、“梅花三弄――曾成伟 曾河古琴名曲音乐会”（2011年）、“蜀山琴侠新传――曾氏父子古琴音乐会”（2014年）、“曾成伟、曾河香港古琴演奏会”（2014年）等琴会；举办了“蜀派古琴源流及艺术特色”“蜀中古琴百年拾微”“酒有几多狂”“差异与镜像的乐音空问”“对话：古琴与小提琴”等公益讲座以及“古琴体验式公开课”等公益活动；先后接待国内著名琴家李祥霆、龚一、成公亮、李凤云、丁承运、戴晓莲等到蓉开展古琴交流。

2.梓又古琴馆

该琴馆1997年成立于成都，由中国古琴学会常务理事、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戴茹创办。除戴茹担任主要教学外，青年琴家赵虹、魏玉平等也是琴馆的主讲教师。十余年来，梓又古琴馆师生在专业音乐厅、高校成功举办了“蜀派薪传――戴茹古琴独奏音乐会”（2009年）、“琴声动幽燕――古琴演奏会”（2010年）、“月影阑珊――中秋古琴赏析会”（2012年）、“琴诵――传统文化传习会”（2013年）、“喜上眉梢――贺春演奏会”（2014年）、“春舞绿瑶――新春雅集”（2015年）、“梓桐雅韵――古琴名家新年音乐会”（2015）等若干场不同形式的琴会及讲座活动。琴馆教学严谨，始终遵循因材施教的方针，为古琴艺术培养了后继人才。

（二）琴社

“琴社”是指由某位琴家发起，并有若干琴人参与建立的一种主要从事古琴艺术交流的民间社团。据不完全统计，蜀中的成都地区自民国至今，相继建立有律和琴社（1937年）、秀明琴社（1948年）、成都古典音乐社・古琴组（1952年）、百花乐社・古琴组（1957年）、锦江琴社（1980年）、东坡诗琴社（1985年）、四川大学古琴社（2000年）、西蜀琴社（2002年）、二闲斋琴社（2004年）、合真琴社（2006年）、清崆律琴社（2008年）、九合琴社（2011年）、成都梅庵琴社（2014年）等。

在上述琴社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

1.锦江琴社

锦江琴社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于四川成都的“蜀新琴社”，1980年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的倡议下，正式更名为“锦江琴社”，首任社长喻绍泽，现任社长曾成伟。

30多年来，该社在老一辈琴家和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下，取得了诸多发展。从建社之初的十余人发展为至今的几十人。琴社曾协办了在成都召开的1990年和1995年两届“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还与川音民乐系共同举办了“纪念喻绍泽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2003年）；曾主办“丝路琴音――古琴音乐会”（2008年）、“天闻琴韵――蜀派古琴宗师张孔山第七代传人暨纪念喻绍泽诞辰106周年音乐会”（2009年）、“虎年迎春――国乐音乐会”（2010年），并与川音古琴艺术中心共同主办“锦水流长律和人畅――古琴音乐会”（2015年）。

琴社组织琴人开展活动、交流琴艺，重视古琴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撰有《锦江琴刊》《怀园琴韵――纪念蜀派古琴大师喻绍泽先生百年诞辰》等书籍。全社90%以上的社员都能操琴，为了继承、发展蜀中古琴艺术，他们还不断探索斫琴技艺，部分琴人所斫之琴已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积极推动了蜀中古琴艺术的全面发展。

2.东坡诗琴社

东坡诗琴社成立于1985年，首任社长为蜀（川）派古琴家俞伯荪，现任社长黄明康，副社长有吕思阳等。建社的初衷是研究苏轼父子与古琴有关的诗词，谱写成琴歌演唱。近年来，社员将我国古代一些优秀诗词也纳入谱曲演唱范围，使传唱的曲目进一步扩大。除传唱琴歌外，琴社还致力于蜀（川）派古琴技艺的传承，培养古琴演奏人才。

多年来，琴社举办了一系列促进蜀中琴艺发展的活动，主要有“古琴古诗川剧演唱会”（2002年）、“建社20周年暨川派琴家俞伯荪先生操琴70周年纪念音乐会”（2005年）、“云弦连天地琴韵越古今――蜀中古琴与中国琴歌演奏会”（2007年）、“乐琴书以消忧――古琴古诗词音乐会”（2009年）、“琴道・琴药・琴乐――古琴古诗词音乐会”（2010年）以及吟诵雅集活动，为蜀中古琴艺术的交流推广、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雅集与琴会

雅集、琴会均是指琴人交流琴艺，以琴会友，探讨琴学的集会，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区别。

（一）雅集

雅集是一种活动规模较小，参加人数较少，内容较为单一，形式较为自由，通常由某一琴馆、琴社单独举办的集会。早在民国时期，蜀中就已有此类活动。建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诸多民间琴社在蜀地的相继成立，蜀中先后举办了若干不同名目的古琴雅集活动。根据举办内容的不同，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1.节日、庆典雅集

其名目有蜀中，辱琴馆、琴社一年之中在不同节令、节日期间举办的“新春雅集”“迎春雅集”“踏春雅集”“‘从立春到谷雨’雅集”“五月雅集”“六一雅集”“中秋雅集”“‘中秋国庆’雅集”“圣诞雅集”“冬至雅集”“岁末雅集”“春节团年雅集”“2011第三届成都非遗节雅集”等；为琴会成立举办的“古琴学会成立雅集”，为琴馆、琴社年庆举办的“西蜀琴社十周年雅集”，为学员结业举办的“第一期学员雅集”“‘桃李芬芳’戴茹教授成人高级亲授班结业雅集”等。

2.交流、鉴赏雅集

其名目有蜀中各琴馆、琴社开展琴艺交流举办的“‘有凤来仪’雅集”“打谱交流雅集”“艺技雅集”“教师与优秀学员雅集”“‘我也来点评’雅集”“‘论道’雅集”“湖畔论琴雅集”“等；利用以琴会友方式开展联谊活动举办的“联谊雅集”“七夕联谊雅集”“‘桃园’‘沙龙’雅集等；通过品茶、吟诗、听琴举办的“品香茗、听雅乐”“琴与诗的对话”“‘让世界听懂古琴’雅集”“‘聆听百年的旋律’雅集”“‘半池居’雅集”等。

除以上两类雅集外，蜀中各琴馆、琴社还有通过古琴达到修身养性、快乐幸福举办的“‘古琴与修养身心’雅集”“‘心有千千结，指待与琴解’雅集”“‘学古琴，其乐融融’雅集”等。

（二）琴会

琴会是一种相对于雅集活动规模较大，参加人数较多，内容较为丰富，形式较为多样，或由某一民间古琴组织主办，或由政府机构、文化部门、音乐社团、艺术院校等多个部门与民间古琴组织联合举办的集会。追溯起来，蜀中举办的琴会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蜀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体举办过下列类型的琴会：

1.纪念性琴会

主要指以纪念蜀中古琴名家抚琴活动、寿诞而举办的琴会，如1983年由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四川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喻绍泽先生抚琴六十五周年大会”，1988年由四川音乐学院举办的“祝贺喻绍泽先生八十五寿辰暨抚琴生活七十周年――喻绍泽古琴作品演奏会”，2003年由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与锦江琴社联合举办的“纪念喻绍泽诞辰100周年”活动，2013年由川派古琴学会主办的“蜀中琴韵――纪念喻绍泽先生诞辰110周年音乐会”等。

2.庆祝性琴会

主要指以庆祝某一琴社、琴馆成立或年庆而举办的琴会，如1999年由锦江琴社举办的“锦江琴社庆祝建社20周年音乐会”，2010年由四川大学古琴社主办的“川派古琴学会成立暨庆祝音乐会”，2014年由成都梅庵琴社举办的“桐凤琴声――成都梅庵琴社成立仪式暨音乐会”等。

3.展演性琴会

主要指以展演和鉴赏琴乐为名义举办的琴会，如1984年由锦江古琴社和川音民研室联合举办的“琴曲琴歌音乐会”，2007年由锦江琴社主办的“古琴天籁聆听――川派古琴音乐会”，同年由成都缶琴堂主办的“蜀琴新韵――成都琴人琴社古琴音乐会”，2015年由成都市古琴文化学会、梓又古琴馆主办的“蜀中清韵――‘蓉城之春’艺术节青年琴家专场演奏会”“玉振金声――‘蓉城之春’艺术节古琴名家专场演奏会”等。

4.交流性琴会

五、琴书与琴论

琴书是指历代抄写、刊印和出版的载有琴曲、琴文、琴诗方面的书籍；琴论则是指发表在相关媒体中研究古琴艺术方面的文论。

（一）琴书类

据不完全统计，自清至今，蜀中先后抄写、刊印和出版下列种类的琴书共计31部。

1.琴谱类

分别有《琴学法谱》《稚云琴谱》《荻灰馆琴谱》《钱寿占（钱绶詹）琴谱十操》《百瓶斋琴谱》《天闻阁琴谱》《沙堰琴编》《指路弦歌――七弦琴演奏教材》《草堂琴谱》（曲谱部分）、《临邛琴粹》（曲谱部分）、《西蜀琴谱》《琴学法谱》（包括曲词今译本、简谱对照本、五线谱对照本3册）共计14部。

2.琴著类

分别有《古琴概述》《琴韵》《心言集》《草堂琴谱》（文字部分）、《巴蜀琴艺考略》《怀园琴韵――纪念蜀派古琴大师喻绍泽先生百年诞辰》圆《临邛琴粹》（文字部分）、《巴蜀音乐史料辑注》《半池居印谱》（古琴部分）、《琴者情也――川派古琴家王华德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古琴清英》《蜀中琴人口述史》《穿越时空的古琴艺术――蜀派历史与现状研究》《蜀山琴汇――2013成都琴会论文集》共计14部。

3.琴诗、琴刊类

分别有《中国乐舞诗・琴卷》《锦江琴刊》《西蜀琴刊》（第1-6期）3部。

上述琴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天闻阁琴谱》。该谱刊行于光绪2年（1876年），全书共16卷，分琴论与琴曲两部分，收录的145首琴曲均由张孔山逐一审定。

（二）琴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至2015年期间，国内学者在相关媒体中发表有关蜀中古琴艺术研究的论文134篇。

～2000年间发表的重要琴论

主要有喻绍泽的《古琴演奏简论》，戴嘉枋的《（流水）的流变与“传统音乐”的观念――“传统音乐”研究札记之一》，朱默涵的《川派古琴艺术研究》，顾鸿乔的《裴铁侠和他的（沙堰琴编）及（琴余）》，谭茗的《蜀派（流水）之形神系统暨美感心理研究》，曾成伟的《蜀派古琴源流及艺术特色》，俞秦琴的《浅论蜀派古琴的特点》等，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蜀琴流派、演奏特点及琴谱与琴曲的个案研究方面。

～2015年间发表的重要琴论

主要有唐中六的《巴蜀琴艺考略――雷琴和雷琴世家》《川派古琴寻踪探源考记略》《清代著名琴僧竹禅上人琴艺考》，胡扬吉的《（高山）树丰碑，（流水）传芳韵――喻绍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综述》，喻文燕、朱铮（朱江书）的《古琴新曲创作的有益尝试――蜀派琴家喻绍泽先生建国后琴曲创作浅探》，朱江书的《蜀派琴家喻绍泽先生的古琴演奏艺术》《蜀派琴曲（秋水）研究》《琴歌（凤求凰）考释》《巴蜀琴史第一书――（巴蜀琴艺考略）述评》《从（翻译琴谱之研究）看王光祈对古琴音乐的创新性探索》《论蜀派古琴的传人、传谱与传曲》《学无遗力心系丝桐――我的父亲朱泽民与巴蜀古琴音乐》，郑晓韵的《浅探苏轼（减字木兰花）中“三意审美阶段”对当代审美的意义》，甘绍成的《巴蜀古琴艺术的回顾与思考》，甘绍成、杨迪瑞的《建国以来巴蜀琴学研究回顾》，李妮莱的《蜀派古琴艺术探析》，董雯雯的《蜀派古琴叶介福一脉之“流”与“变”研究》，曾河的《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喻绍泽琴学生涯考略》《关于“打谱”一词的历史考察》，李松兰的《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地方古琴艺术研究――以蜀派古琴为个案》《唐代琴派意识研究》《古琴艺术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巴蜀抚琴俑研究》，施咏的《蜀派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古琴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之三》，朱益红的《张孔山泛川派刍论》，曾昂的《（诗经）对古琴理论的影响》《英语世界的古琴研究》，杨晓的《口述历史书写的琴学实践――以（蜀中琴人口述史）制作为例》《蜀山琴汇――“2013传统琴学研究暨现代琴学新视野拓展研讨会”综述》，章华英的《宋代蜀地琴人琴事述考》，曾成伟的《蜀派古琴叶氏一脉琴人（流水）第六段奏法述略》，谭宁的《蜀琴文化初探》，李d的《琴歌（钗头凤）简论》《当代成都地区琴歌艺术研究》，邓婷的《从（全唐诗）看蜀地与唐代古琴发展之渊源》等，其内容以历史、流派、人物、曲目、曲谱、演奏、审美等诸多方面为研究对象，从音乐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地理学、美学等多视角人手进行研究，具有新颖性和多元化的特点。

六、其它相关资源

（一）琴址

包括蜀中与古琴相关的琴桥、琴堂、琴亭、琴台、琴轩等。主要有成都崇州市罨画池公园中的琴鹤桥、琴鹤堂，成都邛崃市文君公园中的绿绮亭、琴台、听琴轩、文君井，成都市柏合镇钟家大瓦房中的琴墨堂，成都市琴台路中的古琴台、司马相如抚琴雕像，成都市武侯祠的琴亭，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碑林，成都市新繁镇东湖公园中的眠琴石、清白江楼，成都市新繁镇龙藏寺旧址、琴壁碑，广汉市房湖公园中的留琴馆等。

（二）琴器

包括蜀中保存下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琴。主要有四川省博物院，绵阳市博物馆，德阳市博物馆，三台县、仁寿县、开江县文管所以及蜀中私人收藏的唐・石涧敲冰琴、五代・引凤百袖琴、宋・月明沧海琴、宋・铁客琴、宋・竹寒沙碧琴、宋・诵余琴、宋・醉玉琴、明・飞瀑琴、明・留云琴、明・左光斗琴、明・焦雨琴、明・琅石泉琴、清・八宝灰仲尼式琴、清・落霞式琴、清・德阳孔庙琴、清・连珠式琴、清-列子式琴、清・获麟琴、清・刘氏琴、清・日月如意琴、清・文房之宝琴、民国・寒香琴等。

（三）琴俑

包括蜀中保存下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琴俑。主要有四川省博物院，成都市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雅安市、三台县、仁寿县文管所，乐山市崖墓博物馆，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等机构及个人收藏的汉代抚琴俑、乐山麻浩汉代崖墓抚琴俑、乐山九峰汉墓抚琴俑、遂宁汉墓陶房上的抚琴者、成都营门口东汉抚琴俑、成都天回山东汉说唱乐舞俑、资阳东汉奏乐俑（4件）、绵阳新皂东汉乐舞俑、东汉高颐阙师旷鼓琴画像石、三台永安东汉抚琴俑、三台灵兴东汉抚琴俑、郫县东汉抚琴俑（2件）、仁寿东汉抱琴俑、乐山九峰东汉抚琴俑、广汉连山杜家嘴东汉抚琴俑（2件）、新都三河乡马家山崖墓抚琴俑（2件）、绵阳新皂崖墓抚琴俑、绵阳何家山抚琴俑、绵阳抚琴俑、绵阳抚耳听琴俑、绵阳弹唱歌俑、明代抚琴铜俑（3件）、明代朱申凿墓抚琴瓷俑、成都摇钱树座抱琴者等。

（四）琴画

包括在砖石、崖墓、石棺、铜镜、瓷器等物件上镌刻、绘制的有关蜀中古琴的图像。主要有重庆市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彭山县文物管理所等机构及个人收藏的成都羊子山东汉乐舞百戏画像石像、成都宴乐画像砖拓片、彭山神兽奏乐画像砖、长宁七个洞崖墓乐舞图拓片、郫县石棺乐舞画像拓片、宋代听琴图铜镜、抚琴铜镜、明代仇英仕女演乐图、清中期哥窑青花人物诗琴三友图瓶、清道光青花携琴求师图人物盖缸等。

结语

综上所述，蜀中的古琴艺术资源极为丰富，通过考察和搜集整理，已经基本掌握了它在琴派、琴人、琴曲、琴歌、琴馆、琴社、雅集、琴会、琴书、琴论、琴址、琴器、琴俑、琴画等方面的数据。并从中了解到它在举办雅集、琴会，特别是国际性古琴艺术交流会方面取得的极为突出的成绩和经验。然而，蜀中的古琴音乐也还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一，在传承蜀中琴乐方面，应继续发挥本地主要琴派――蜀（川）派古琴艺术的优势，既要继承自身的传统特色，又要借鉴其它琴派以及其它同类乐器的表演艺术之优长，为蜀中古琴演奏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其二，在培养蜀中古琴人才方面，音乐院校、民间学会、琴馆、琴社等组织，要充分发挥各级古琴传承人在古琴教学方面之长，让他们在本地区培养古琴新人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也要认真探讨古琴艺术的教育与教学方法，组织蜀中部分有经验的琴家编写一部能适合不同人群学习的古琴乡土教材。

其三，在继续传承蜀中琴曲、琴歌的同时，民间学会、琴馆、琴社等组织，还应对蜀中传统琴谱中保存的琴曲进行打谱，让更多的传统琴曲问世；也要团结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利用人力、财力，采用奖励方式举办古琴音乐创作比赛，让本土一些专业作曲家参与其中，以推动蜀中琴曲数量的进一步更新。

其四，在蜀中琴馆、琴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各琴馆、琴社应从中国古琴艺术的优良传统出发，不断提高办学质量，配置一定数量的师资，完善相关管理模式，规范教师个人行为，提高教师个人修养，让广大学员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去感受古琴艺术的魅力，使之在学琴过程中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传统文化素质。

其五，在蜀中琴学研究方面，要充分调动音乐院校、艺术院团、民间琴馆、琴社组织及个人的积极性，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琴学研究，将其中关注较少的课题，如古琴音乐的形态性研究、审美性研究加深拓宽，进一步丰富蜀中琴学的研究内容；同时还应积极培养研究人才，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水平，为蜀中琴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蜀相教案【第二篇】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的历史，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有着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珍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三星堆遗址的偶然发现

1929年的一天，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随之，无数国内外考古学家，沿着燕道诚挖下去的地方，开始了对这个神秘王国的探索，他们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大量的玉器、陶器、石器不断涌现，古房屋遗迹的出现，更让他们觉得离这个古国越来越近，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古国还是存在于乐此不疲的考古学家们的梦里，对她的探秘从来就没有停歇。

这个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古蜀王都，一直充满着神秘色彩，即使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遗址考古的世界纪录，但是始终无法让人们停止对她的探秘。三星堆遗址下面还有什么？神奇的青铜人头像，他们是谁？等等疑问一直是三星堆考古的未解之谜。

北纬30°的神秘

地球经纬与文化经纬相依相应，在每一个经纬坐标上都深印下人类的每一步足迹。而在地球北纬30°中，因其萃集地球上最为神秘的文化信息和自然奇观而成为叩开地球文明最为深沉的文化记忆之门，如：中国长江、埃及尼罗河、伊拉克幼发拉底河、美国密西西比河，在这一纬度线上奔腾汇入瀚海；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以及死海和“百慕大”，在这一纬度线上指示着人类仰望的高度、怀抱着自然最深处的秘密；也是在这一纬度，最早实现了人类古代社会的一次伟大飞跃――迈入青铜文明之门，同时，这里还是世界许多文明之谜的所在地：坐落于各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胡夫金字塔、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波斯王誉为天堂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天文与数学成就极高的玛雅文明……一根悠长的纬线，串起了人文世界璀璨夺目的文明珍珠和厚重的奇迹。

公元1986年的夏日，骄阳把光芒普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华夏大地上时，一个沉睡数千年的灿烂古文明在成都平原幡然苏醒了――三星堆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将一个青铜铸就的神秘古国的沧桑背影清晰地定格在北纬30°上。人们看着这些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时，不免怀疑，这是否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生存过的另一个神秘部落？

三星堆文明起源于何方

三星堆的l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四川盆地尚是一片荒蛮之地，其时当地居住着两个大的族群：东南部的苗蛮族和西北部的羌人。根据古羌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他们到达现在的成都平原之后，曾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似乎是古蜀人来历的一个较佳解释，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又有说法认为，古蜀国与杜宇有关。

青铜人像到底是谁

在三星堆考古挖掘中，最大的发现之一便是青铜人像群。远古时期青铜造像的铸造及发现，在世界上也属稀有。古希腊的青铜像几乎荡然无存，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中也仅发现多是作为装饰品或饰件的小型铜人，并不形成独立的青铜文化体系。而中原地区文化传统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器为主，并无制作独立人像乃至大型神巫雕像的传统。文献所记秦始皇集天下之兵，命工匠铸十二金人，不但未得到考古证实，且时代已远远晚于三星堆时期。因而，当由数量众多的铜人头像、铜面具、全身青铜人像等构成的阵势雄浑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在北纬30°的成都平原横空出世之际，怎不令人叹为观止？！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高大凛然的大立人像在其中卓然独立，它是当之无愧的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以往安阳殷墟出土的殷商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体量和高度超过了古巴比伦祭师铜像，古埃及、古印度青铜雕像更难望其项背。

如此众多表情威严、造型抽象的青铜人头像他们到底是谁？是神还是人？身份是国王？巫师？臣民？奴隶？如今人像无言、青铜无声，古蜀先民留给我们只是许多古老谜团和那个梦想充溢的远古神国。

古都何因突然消失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近在越南北部的考古发掘，认为蒯洞遗址、义立遗址等几处古代交趾的冯原文化遗迹与三星堆文化应该有传承关系。公元前317年，秦军入蜀，破蜀都，俘蜀王。蜀王子等数万人携家南逃，不知去向。此中是否有历史因缘？

为何出土众多神秘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凳羌漓胗闷贰1砻鞴攀窆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有专家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金杖上图案是图还是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备受争议的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中国古玉漫谈》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

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亦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

然而，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至此，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迷，专家们仍在深入地研究。

首开遗址公园邀全球共同探秘

蜀相教案【第三篇】

宋朝统治者大多重文轻武，大倡文教，连续掀起了三次兴学运动。第一次兴学运动属于“庆历新政”的一部分，称为“庆历兴学”。第二次兴学运动则属于王安石变法（即熙丰变法）的内容，谓“熙丰兴学”。第三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被视为“崇宁兴学”。后者是以好儒雅、擅书画著称的宋徽宗倡导的。

宋廷发起的三次兴学运动，使各级官学散布蜀中。按照皇帝历次诏令的规定，至南宋初，在今四川、重庆地区应设立州（府、军、监）学49所，县学172所，总计应有221所；但实际建校数大致为95所。这之中，像成都府路16州60县，建校42所，覆盖率约为55％；潼川府路15州52县，建校34所，覆盖率约为50％；像利州路在今四川地域有6州30县，却仅建校11所，覆盖率约为30％；夔州路在今重庆地区有12州30县，建校8所，覆盖率更是低至约19％。（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第四册）这说明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受所在区域的文化经济基础制约的。南宋初年，成都成为全国教育的中心地区，学校生员达800余人，堪称盛极一时。崇宁年间，成都府学有校舍300楹，到南宋扩大为585楹，号称“举天下郡国所无有”（《宋代蜀文辑存》卷六十七）。

与此相应，作为私学的书院也在巴蜀地区获得成熟和发展。据胡昭曦先生的考证，宋代四川书院可以确定者为27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数的％，在各省中居第7位。其中北宋时四川所建为7所，南宋建20所。胡先生认为，在这27所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是位于城东合江的沧江书院和位于邛州蒲江（今蒲江县）的鹤山书院。（参见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据明正德《四川总志》记载，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在唐贞元九年（793年）于今四川遂宁市西南书台山下建立的张九宗书院。不过，它与宋代四川那种学者聚众讲学治学授徒的性质，还有相当的距离。

据贾大泉、周原孙两先生的研究，宋初，四川士子虽读书好学，但淡泊名利，多不求仕进，轻视科举。《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载，在太宗、真宗时期，蜀中士子“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廷对四川士子采取了一系列优待、鼓励政策，如为举子入京参加省试、殿试提供往来食宿费用；未如期应考者，准予补试；放宽对举子解试的名额……南宋时，四川除可以举放解试外，还举行“类省试”――这是朝廷将礼部的省试下放给四川宣抚司主持（后改为制置司主持）。这实际是朝廷对四川举子的又一项优待政策。它省去了原来必须在京师参加省试这一环节，从而给路途险远、处在抗金前线的广大四川士子极大的便利。南宋初，朝廷对四川参加“特奏名试”的举人，亦特许在川单独举行考试，由四川宣抚司组织，试时务策一道；合格者，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考试题目简单，录取率高（宋宁宗以前为2取1，后改为3取1），待遇优渥，而且就地考试，不必长途跋涉入京。这自然使得四川举子对朝廷感恩戴德了。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仅绍兴二年（1132年），四川经特奏名试合格而入仕者即达158人之多。（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

在朝廷的优待政策鼓励下，四川士子逐渐放弃了以“静退相高”的架子，终被皇帝隆恩降服，从而以前赴后继、摩肩接踵之势，在四川掀起科举入仕的大潮。

据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统计，两宋之际，四川士子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者高达3992人，其中北宋为1413人，南宋2579人。有宋一代，正规的进土及第者59598人，四川及第者对此的占有率为％。就四川各地进士及第情况来看，两宋之际以潼川府路为最多，达1916人，约占全蜀进士及第总数的48％；其次为成都府路，为1771人，约占总数的44．36％。就成都府路各府、州情况看，其中成都府为689人，约占四川及第总数的17．26％；三苏故里眉州仅次之，为599人，约占总数的15％；其他州及第者则均在两位数或两位数以下。他如黎州（治汉源），终宋一代竟无一人进士及第。（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第四册）

有宋一代，四川经殿试而得状元6名，他们是：苏易简，梓州铜山（今中江县）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状元；陈尧叟，阆州（治今阆中）人，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二弟陈尧佐为同榜进士）；陈尧咨（陈尧叟三弟），阆州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状元；马涓，保宁（治今南部县）人，哲宗元三年（1088年）状元；何，仙井监（治今仁寿）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状元；赵逵，资州（治今资中）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状元。（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阆州在唐代和宋代竟分别出现两次兄弟状元（唐代的尹枢、尹极，宋代的陈尧叟、陈尧咨）。这不能不承认阆州在唐宋两代的文化教育之盛、读书求仕空气之浓，是他州不能比拟的。当然，这也与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

有宋一代四川地方响应朝廷号召，热烈办学；广大士子热情参加科举考试，追求功名，走入官方“彀中”（《唐摭言》卷一记，唐太宗在长安金殿端门看到许多新进士鱼贯走出考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标志着巴蜀社会已完全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已完全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从总体说来，这并无不妥，当有积极意义。因为教育兴，则科技兴，文化兴，社会兴，这是一般常识；但就士子放弃自我而投入科举考试，被官方牵着鼻子来看，这实际是丢掉了巴蜀文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集体禀性――这是自扬雄而发轫，至李白、杜甫而彪焕的悠久传统，也是巴蜀文化曾赖以荣耀的一个闪光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看重宋代、特别是南宋四川书院的发展；因为它对于保持巴蜀文人独立不羁、个性张扬的秉赋，阐扬巴蜀文化思想开放、学术民主的精神，才更具有意义。

蜀相教案【第四篇】

[关键词]司马相如；生年

司马相如(?－前118)，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辞赋家。关于他的生平，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其生年、游梁时代、是否东学七经等问题争论不一。以下笔者就部分问题提出己见，对前贤时彦的观点或已有定论不多赘述，关于相如作品的辨析另著有文章讨论。末附其生平大事年表，以便查阅。

一、籍贯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一般公认相如生于成都。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相如原籍蓬州而非成都。引发此争议的是清王培苟在《听雨楼随笔》中的一段记载：“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相如县得名必缘于相如，相如有别邺于此。如《旧唐书·地理志四》：“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汉司马相如宅故居县二十里。《周地图记》云：‘水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按：即今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基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根据典籍记载，除“相如坪”、“琴台”外，古相如县尚有“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详见司马研文。

综合言之，就笔者目前所见，“蓬州论”所提论据主要集中在古相如县内有关相如遗址的文物考古与诗文收集方面，诸多证据其实仅证实了一点：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可以确信无疑。然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司马迁与相如生活时代相近，他的记载可信度应当是很高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二、生年及游梁时代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要确定相如生年，游梁时代是关键。迄今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刘开扬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游梁在景帝二年(前155)；其二，以束景南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前171)，游梁在景帝七年夏(前150)。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居主流地位。笔者认为，相如游梁当在景帝七年冬十月。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和《汉纪·孝景皇帝纪》，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分别是梁孝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十七年(文帝后元二年)、十八年(文帝后元三年)(留京一年)、二十一年(文帝后元六年)、二十四年秋八月(景帝二年)、二十五年冬十月(景帝三年)、二十九年冬十月(景帝七年)(留京一月)、二十九年夏、三十五年(景帝中元六年)。相如游梁在景帝时，梁孝王三十五年卒，故可排除前四次和最后一次入朝的可能。

首先，相如当时同时得见邹阳、枚乘、庄(严)忌三人。三人皆初仕吴王，后因劝谏吴王不成而去吴仕梁，其时间大约在景帝_一年(前154)吴王叛乱前后。《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梁孝王传》同)所载邹阳在梁的最早记录是景帝四年，且与羊胜、公孙诡同时，《史记·韩长孺列传》载胜、诡于景帝四年入梁，今存所有记载胜、诡、邹在梁的活动，皆在景帝四年以后。

又《汉书·枚乘传》：“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晃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景帝三年春正月七国反，景帝诛晁错，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即平息。夏四月以后，枚乘应已在京为官。可知枚乘初次游梁最早不过景帝三年初，且时间较短，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枚乘辞官再次游梁的时间当在景帝四年或以后(《汉纪》系在景帝七年)。《汉纪》卷八系枚、邹游梁在景帝三年正月；宋之《西汉年纪》卷九系三人游梁在景帝三年冬十月；惟《资治通鉴》将邹、枚游梁连同梁王大治宫室系于景帝二年，而明显与《史记》、《汉书》所记梁王大治宫室在景帝四年相矛盾，其说有疑。综合各类史书记载，则景帝二年邹、枚、严三人不能确认俱已在梁，而此三人去吴游梁的时间最早也应是景帝三年冬十月后。

其次，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三年冬十月的入朝，梁王得景帝厚遇，与之宴饮，甚至首次对梁王许传帝位，梁王虽辞谢而心内喜，也渐渐对帝位产生了期望。同年春，七国叛乱，梁王平乱立了大功。景帝四年是梁王在政治上居功自傲并有所图的开始，由此才大建宫室，广招豪杰。后来成为梁苑集团主要成员的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可以明确此年俱已在梁，梁苑集团始具规模。因此，综合言之，景帝二年、三年这两次入朝俱可排除。

此外，景帝七年夏的第八次入朝亦可排除。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夏四月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不满，羊胜、公孙诡为之密谋刺杀爰盎等大臣，事败自杀。此次入朝是在此事之后，梁王“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伏斧质于阙下，谢罪”，行事非常低调，当然更不可能带上邹、枚、庄等人了。

综上所述，相如游梁当始于梁王的第七次入朝，即景帝七年冬十月。此次梁王入朝声势浩大，“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梁苑文学集团的成员也必定跟随，相如与之交游及辞官游梁也当在此年。至景帝中元六年梁王逝世，相如离梁，相如在梁共居住了七年，正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吻合。若依刘开扬推测，则相如在梁居住了十二年，与“居数岁”不合，且与文君成婚时已三十四岁，足足大了文君(据《西京杂

记》卷二“十七而寡”)一倍。《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即便以现代人的标准而言，这一年龄也稍显晚了。

在确定了相如游梁时代后，可以推测相如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晚不过景帝六年(前151)。据《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景帝纪》，汉旧制男子二十三而傅(“傅”谓著录于名籍)，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后改为二十而傅。仕宦之年也大致相同。相如此年为二十岁，上推则知其大致生于文帝十年(前170)。

三、“东学七经”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索隐引秦密曰“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所据乃《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日：‘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处有两个关键问题一直有争议：其一，文翁何时任蜀守？其二，相如是否受遣东学七经？

据史载，文翁当是景、武间的蜀郡太守，《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又《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纪·孝武皇帝纪》：“是时，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太守，其为人爱学，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文翁乃选郡县小吏有才器者，辄给资用，令诣博士受业，还皆以为右职，用察举之。”以上史料皆说明了文翁是景、武之际的蜀守。束景南以为文翁在文帝末时已为蜀守，所据乃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儒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与《汉书》、《汉纪》所述不同，很明显，《华阳国志》是将景帝末年误作文帝末年，武帝误作景帝，束文所据有误。

关于相如是否东受七经一事，刘开扬以为事不可信，理由是既然文翁遣学是在景帝末年，所遣之人又为“郡县小吏”，因此时间、人名都明显与相如无关。束景南则认为相如乃文翁最早私自荐送受经，而不必等到文翁任蜀守时。相如东受七经一事，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下索隐引秦密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一句注释，因此刘、束二位先生都认为此事发生在相如年少时。《史记》原文为：“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若依索隐，则相如东学七经，并慕蔺相如更名。考汉时七经，均不言蔺相如事。而十三经中与蔺相如相关的仅见于《大戴礼记·保傅》：“赵得蔺相如，而秦不敢出。”相如所慕蔺相如之事，当非源于七经。由此可见，其实索隐有误，“文翁遣相如受七经”并非是相如年少时，而是在景武之际文翁任蜀守时。

又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之后才有文君夜奔、当炉卖酒等故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九月开上林苑；之后武帝读相如赋而善之，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作《天子游猎赋》，武帝以之为郎；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出使巴蜀。因此，相如东诣京师学习，当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间。若依一年习一经，相如受文翁所遣东学七经最早不过景帝后元元年。学成归蜀最迟在建元四年(前137)，得仕武帝最迟在建元五年。

四、任孝文园令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最后曾为孝文园令。元光六年(前129)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虽然中途罢官，但又“复召为郎”，官职不变。中郎将一职，《索隐》引张揖曰：“秩四百石，五岁迁补大县令。”因此最迟在元朔五年(前124)相如官职当有所变动。又大县令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文园令，《索隐》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后汉书·百官志二》：“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二者禄秩相近，级别当同，故相如迁为文园令当在元朔五年。

[附录]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

汉文帝十年(前170)辛未一岁

相如生于蜀郡成都，字长卿，小名犬子。

后元三年(前161)庚辰　十岁

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

后元四年(前160)辛巳　十一岁

卓文君生于临邛。

景帝六年(前151)庚寅　二十岁

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皇帝，格猛兽。文君十岁。

景帝七年(前150)辛卯　二十一岁

冬十月，于京会梁孝王及门下邹阳、枚乘、庄忌，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文君十一岁。

中元五年(前145)丙申　二十六岁

作《子虚之赋》(已佚)、《美人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引录)。文君十六岁。

中元六年(前144)丁酉　二十七岁

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家贫，无以自业，往依友人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相如心悦之，作《琴诗》(《史记》本传索隐引录，又《玉台新咏》)以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归成都。家徒四壁，赴临邛当炉卖酒。卓王孙耻之，予僮、钱及陪嫁财物。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文君十七岁。

后元元年(前143)戊戌　二十八岁

受文翁所遣，东诣京师，从博士受七经。文君十八岁。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甲辰　三十四岁

学成归蜀。文君二十四岁。

建元五年(前136)乙巳　三十五岁

武帝读《子虚之赋》而善之，狗监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相如复返长安，乃作《天子游猎赋》(又名《上林子虚赋》，《史记》、《汉书》本传，《文选》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艺文类聚》)。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文君二十五岁。相如离成都时，于升仙桥处题“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之语。

友人盛览问作赋之法，相如作《答盛览问作赋》(今残，《西京杂记》引录)答之。

建元六年(前135)丙午　三十六岁

秋八月，中郎将唐蒙通夜郎、焚中，征发甚多，激起巴蜀人民反对。武帝派遣相如前往巴蜀宣谕以安民心，作《喻巴蜀父老檄》(《史汜》、《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长安。文君二十六岁。

元光二年(前133)戊申　三十八岁

武帝亲近方士李少君。相如作《大人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二十八岁。

元光五年(前130)辛亥　四十一岁

秋七月乙巳，巫蛊事件，废陈皇后。八月相如作《长门赋》(《文选》、《艺文类聚》)。文君三十一岁。

元光六年(前129)壬子　四十二岁

邛、律奏请归附朝廷，武帝任命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律，相如修桥造路，略定西南夷。相如在蜀受到阻难，作《难蜀父老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后因有人控告其出使时受贿，被免官。文君三十二岁。

元朔二年(前127)甲寅　四十四岁

复召为郎。文君三十四岁。

元朔三年(前126)乙卯　四十五岁

作《遗平陵侯书》(已佚)。文君三十五岁。

元朔四年(前125)丙辰　四十六岁

冬，武帝行幸甘泉。相如随往长杨狩猎，作《谏猎书》(《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三十六岁。

元朔五年(前124)丁巳　四十七岁

为孝文园令。文君三十七岁。

元狩元年(前122)己未　四十九岁

冬十月，作《郊祀歌》数章(《汉书·礼乐志》)。

文君三十九岁。

元狩二年(前121)庚申　五十岁

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欲聘茂陵人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已佚)，相如乃止，作《报卓文君书》(今残，严辑全文引录)。文君四十岁。

元狩五年(前118)癸亥　五十三岁卒于消渴疾。遗作《封禅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文君四十三岁，作《司马相如诔》(严辑全文)。

[参考文献]

[1]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蓬安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787.

[2]司马研(集体笔名)，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4).

[3]刘开扬，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j]，江海学刊，1962，(9).

[4]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j]，文学遗产，1985，(2)：13-17.

[5]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