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教学反思范例【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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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教学反思【第一篇】

1921年，梵蒂冈教廷成立天主教南京教区。教区的主教堂是1870年建成的“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因教堂门前的马路叫石鼓路，所以该堂被教友们戏称为石鼓路堂，简称石堂。1933年南京教区被划为中国籍神职班传教区，1936年7月7日，梵蒂冈教廷任命中国籍司铎于斌为南京教区主教，成为南京教区“首任国籍主教”，驻石堂主教府。

1946年下半年，梵蒂冈教廷又任命摩纳哥籍人黎培里为“第一任驻华公使”，驻南京天竺路25号“梵蒂冈驻华公使馆”。黎培里与军政要人关系非常密切。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军队节节败退。黎培里为帮助即将的政权，一方面派于斌去美国求援，给岌岌可危的政权打气；另一方面则支持天主教继续与合作，反对共产党。此外还利用中国教友对“圣母”的崇敬感情，鼓励天主教大、中学校内的男女青年教友加入宗教组织——“圣母军”。1948年12月，于斌自知政府已经穷途末路，便在结束访美后去了台湾。从此由黎培里主要负责中国的天主教事宜。

运动的艰难开端

随着人民的胜利推进，以黎培里为首的一批外籍神甫和中共的矛盾日渐激化。在南京解放前夕，一些外籍神甫就向天主教友散布“公教与共党冰炭不两立”的言论。还有一些外籍教师在教堂祈祷：“求神阻止过江，就像《圣经》中埃及人被淹死在红海里一样，让共军在渡江时淹死在江中。”个别教会人士还发动教徒穿着“福音”背心，走上街头宣传所谓“末世”来临，制造“共产党来了就是世界末日近了”的舆论，以使教徒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产生不满情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黎培里为首的一批外籍神甫凭着手中的“神权”、“圣统”，仍然以宗教为旗帜反对共产党政权。其中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他以教廷公使为名义，向中国各教区了1949年7月1日罗马圣职部《命令》，《命令》中规定：“凡是报名加入共产党或对共产党加以赞助”以及“发表宣传或阅读载有共产党人理论或行动的书籍、杂志、报纸或在其上面写文章的天主教徒”都“拒绝其接受圣典”。接着黎培里又以教廷公使名义，发出了罗马圣职部1950年7月28日《警告》，重申1949年的命令，并宣称：凡是参加在共产党的支持和赞助下成立的一些组织的天主教徒，不论在何种名目掩护下，都将受到《命令》里所举的制裁，即“丧失其接受圣典之资格”，甚至要“遭受被教廷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并把处分范围扩大到“父母及其人”。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黎培里又禁止教友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2月28日，基督教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后，黎培里又向全国各教区主教发出《请视我主》的牧函，反对中国天主教实现“三自”革新方针，反对神职人员和教友参加“三自”改革运动，并称运动是“裂教”、“妨碍教会的超然性”的行为，此外还指示南京教区副主教、比籍神甫裴效远积极发展“圣母军”。此时的天主教，不仅在黎培里等人那里，就是一些普通天主教神职人员中也普遍对“三自”改革存在一些顾虑，他们认为开展教会独立自主会与维护教皇的“圣统”有矛盾；他们还担心“三自”改革以后，经济来源断绝，无法自养。因此他们主张效法日本天主教会自立的道路，即只要主教、副主教、管理财务人员都换上中国人，则中国天主教的“三自”改革就算大功告成。这一观点曾一度被黎培里采纳，他声称“中国天主教徒不必发起自立革新”，只要他一手包办，“保证中国天主教在五年内实行三自”。黎培里的一系列行动以及部分神职人员的改良思想给天主教的三自改革运动带来了很大困难，严重阻碍了运动的发展。

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以王良佐神父为首的500余名天主教友联名发表了《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宣言》提出：“基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上，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0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一个基督徒致天主教友的《爱国不能袖手旁观》的公开信。南京市的天主教教会中学孙持方校长和教员汪皓，致函《新华日报》，表达了南京天主教爱国师生的反帝爱国、支持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不久，在学校内成立了“弘光中学‘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

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必须将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去；爱国教友必须有勇气、有决心打破天主教内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人的控制。社论的发表，对南京天主教“三自”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1年3月，孙持方、汪皓等7人发起南京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签名活动，得到李维光副主教的热情支持。黎培里听说南京教友组织签名活动，当即发表所谓《学习参考》，说天主教是“超国籍、超政治、超阶级”，说“三自”革新是“裂教”。黎培里等人又对处在中间动摇状态的李维光副主教施加影响和压力，指使范伯禄及公使馆一等秘书陈哲敏等人对爱国教徒起草的宣言进行修改，规定“宣言中不得反对于斌主教，不得反对美帝国主义，不得提及梵蒂冈的教宗圣统”等等，致使《宣言》迟迟不能发表，在有关人士的过问下，以李维光副主教为首的783名神父、修女和教友签名的南京地区天主教反帝爱国联合宣言，于1951年3月31日在《新华日报》刊出。宣言表达了坚决与外国教会“割断政治与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三大原则”的强烈愿望。

《宣言》发表的当天，黎培里即发表了致我国各教区主教的牧函。信中表示“甚为悲痛”，“不能赞同”，“我特别不赞成的地方就是字句上包含着教宗干涉国家的内政和教徒反对本地教会的教长上——于斌总主教”，“这是敌人的诡计”。他并指派秘书陈哲民到石堂诘问李维光副主教，李维光对陈说：“黎培里还是回去吧，中国教会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办。”但黎培里还不甘心，又在教友中传播“反对黎培里就是反对神长，反对梵蒂冈教廷”，“签名就是犯罪”，“参加签名的神职人员和教友要受惩罚”等言论。黎培里等人的言行，一度造成了南京市一部分教友的思想波动，认为《宣言》“侮辱神长”、“叛教”、“裂教”、“孙持方教友的身份要考虑”等等。神父赵鸿声公然宣称要剥夺孙持方领“圣体”的权利。为此，弘光中学孙持方、汪皓等25人在1951年4月8日《新华日报》上再次发表了《给南京天主教友的一封公开信》，针锋相对地揭露了南京天主教内部“帝国主义分子”和于斌的“罪行”，呼吁全市天主教友在组织上、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1951年4月，《新华日报》连续报导了外国教会办的圣心、慈爱两儿童院百余儿童死亡的事件，4月22日天主教集中了数百教徒，举行了控诉大会及尸体展览。4月26日，南京教区副主教李维光等123人发表公开信，拥护政府接办“圣心”儿童院，并要求政府严惩残害儿童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作出了将20名外籍修女和传教人员驱逐或责令限期出境的决定。接着弘光中学的师生在反侮辱、反诽谤运动中，揭发了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牧育才、杜华等六人的“罪行”，要求政府驱逐他们出境并请求政府早日接办弘光中学。1951年5月29日，南京市文教局局长孙淑萍等亲赴弘光中学，宣布弘光中学由政府接办，更名为市立第九中学，孙持方仍任校长。天主教内的革新力量与教会中力量的较量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驱逐黎培里，取缔“圣母军”

黎培里的公开信于报纸上公布后，南京市各派、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进行抗议、声讨。重庆、天津、上海等地天主教会也纷纷来电来函声援，要求政府将黎驱逐出境。于是南京天主教界又开展了驱逐黎培里的爱国签名运动。而黎培里的支持者又在教友中传播“反对黎培里就是反对神长”、“签名就是犯罪”、“背教要下地狱”等言论，并且拿停止“办神功”来对教徒施压。一些精神上受“神权”影响至深的教友因此产生了动摇情绪，他们见到爱国运动的骨干上门走访，则沉默不言，或者人家前门进他们后门出；有的白天参加了会议，晚上又到支持黎培里的神父面前去“求赎”。为此天主教界支持“三自”改革的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对立场动摇的神职人员、教友进行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召开了各类大小座谈会100余次，家访500多人次，帮助天主教的神长和教友们在思想上明确了两点：一是黎培里是帝国主义分子，他手中的“神权”是帝国主义的“神权”，爱国神甫、教友不应服从而应当反对；二是中国教会的事，一定要由中国神甫和教友来做，中国神甫一定要同中国政府和三自革新运动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经过反复斗争，1951年6月24日，《新华日报》终于发表了以李维光为首的750余人要求驱逐黎培里的签名书。紧接着，在6月29日全市召开的南京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上，天主教代表25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立即驱逐黎培里出境的临时动议，这一动议立刻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援。天主教徒成立了驱逐黎培里示威游行筹备会，组织各区教徒学习，又发动群众展开控诉运动。7月23日，外籍神父唐惠民拒绝在主日上给教友李约瑟领圣体，并说爱国教友签名驱黎是“侮辱神长”，是“叛徒行为”，消息传到了正在举行控诉黎培里罪行的大会上，南京支持“三自”改革的天主教友被激怒了，当即有200多人自动整队前往金银街主教府责问唐惠民等人。教徒群众当场管制了他们，并要求政府传讯和驱逐他们出境。

7月25日，南京天主教在石堂旁的类思小学内召开驱逐黎培里的游行示威大会。由汪皓主持大会并宣读了要求我国政府驱逐黎培里的《宣言》。会上，全市700余名神职人员、修女、教友一致推举李维光代主教为领队，带领南京各界支援天主教的队伍共2000余人，高举彩旗、横幅标语，向黎培里居住的“公使馆”进发。当游行队伍经过市政府门口时柯庆施市长等领导亲自到队伍前与李维光、孙持方等握手，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各机关团体和各界人士，还在路边设立了鼓动站、茶水站，为游行的群众服务。南京天主教界的知名人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亲自端茶送到游行队伍中。金陵大学鼓动站就设在“公使馆”门前，校长李方训带头呼口号，表示对天主教“三自”改革的声援。当游行队伍到达“公使馆”门前时，李维光率领队伍高呼口号：“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境！”并向“公使馆”递交了抗议黎培理干涉中国内政和教务的抗议书，把大标语贴在“公使馆”大门上。不久，南京市人民政府传讯了黎培里。

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管会命令，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境。9月6日，全市天主教友举行庆祝驱逐黎培里反帝斗争胜利大会，宣布成立南京市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委会。

就在筹备“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备委员会”的前夕，发生了反对“三自”改革的赵鸿声——南京“圣母军”指导司铎不给女教徒汪荣如领“圣体”的事情。赵鸿声随即被“三自”改革支持者驱逐出石鼓路天主堂。在政府的引导下，南京市随即又掀起了一场与“圣母军”的斗争。

“圣母军”又名“圣母御侍团”，1921年9月7日成立于爱尔兰都柏林。在中国，“圣母军”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由黎培里发起并领导。关于这一组织的性质，在黎培里1949年2月写给他的秘书陈哲敏的信中有集中体现，他说：“‘圣母军’能对任何的社会氛围，如本堂区、学校、工厂、军队……都无往而不适宜”，可以成为“渗透一切的思想和行动”，从而使“基督庇神国在中国不但不感到损失而消沉，反而更进一步的发展，继续他神圣的权利”。“圣母军”在全国各地活动期间，大量吸收被新政权打压的逃亡地主、恶霸、土匪、特务，他们经常秘密集会，交换情报，讨论和布置反对新政权的活动，还出版《现代问题解答》、《恐怖的共产主义》之类的书刊，此外还攻击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南京的“圣母军”则针对政府各项政策措施，有计划地进行反对攻击，特别是反对全市天主教的革新签名。圣心儿童院大量儿童惨死事件被揭露后，“圣母军”即散发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的传单——《此次不幸事件的详情》。

赵鸿声被打倒后，“圣母军”受到南京当局直接打击，1951年10月10日，市军管会宣布取缔“圣母军”，规定一切“圣母军”组织均须立即解散，凡是参加“圣母军”人员办理登记或退团手续。同时逮捕赵鸿声，并对其进行突击审讯。10月13日，开始办理“圣母军”团员登记、退会手续。由于南京“圣母军”成立时间短，人数少，取缔前即已掌握了“圣母军”的全部材料，加之采取了“打击上层，分化中层，争取下层”的工作方针以及“先松后紧”、“先谈组织后谈罪恶”、“先别人后自己”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因此取缔工作较为顺利。到10月21日止，“登记、退会的‘圣母军’人员，总数即达300余”。登记的“圣母军”人员，交出了“军旗”、“军券”、组织名单及大量证件、“圣母军”手册，还有“圣母军”第一届常年大会全体会员照片及书刊杂志。基本上摧毁了“圣母军”这一组织。

驱逐龚品梅

南京市天主教在取缔了“圣母军”后于1951年12月15日在长江路圣心堂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8个月来南京天主教反帝爱国斗争的成绩，通过了南京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章程和全市天主教徒爱国公约，选出了李维光、孙持方、汪皓、王性天等23人为革新运动促进会的委员，李维光、孙持方和汪皓分别当选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正式成立了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后改称“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

黎培里被逐出境后，1952年1月18日，梵蒂冈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主教、神父、教友的通谕”——《朕至为关心》，称中国发生了“教难”，说正在进行的天主教“三自”改革运动是“阴险”的运动，坚称黎培里等人“遭人冤枉诬加罪名”，鼓动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要“大义务为”。并宣布撤销南京教区，任命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兼任南京教区和苏州教区主教。龚品梅针对南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抵制活动：亲自去无锡做弥撒，派人控制丹阳、常州、镇江等地，积极向南京推进，并任命无锡神父康世诚为南京教区地下副主教。龚还指定王性天为长江路天主堂地下本堂神甫，并宣称凡未经范伯禄、王性天签署证明的南京天主教友不得进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办“神功”，领“圣体”。龚还指示范、王等人，联络组织一些教友与南京市天主教改革力量唱“对台戏”，要教友执行他的“三不”（不听共产党宣传、不看共产党的报刊、不讲教会中有帝国主义分子）和“三退”（退团、退队、退中苏友协）的指示，要求参加过“三自”改革运动的教友和神职人员去上海向龚做“补赎”。龚还秘密下令摘掉了两名参加“三自”改革比较积极的南京教区神父的神权。王性天、范伯禄等人在龚的支持下，在教堂内外传播李维光被罗马教廷“绝罚”，“无神权了”，“参加爱国运动的神甫无权做弥撒”，并拒绝给教友们办“神功”，以此来打击李维光的威信。一时间，在南京天主教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三自”改革势力，某次李维光在教堂内做弥撒时，竟出现大部分教徒退出教堂的情况。

1952年2月，梵蒂冈教廷第二个通谕，称李维光“公开以言论和行动反对总座公使黎培里留在中国”，命令指出：“宣判你已是受到绝罚的”，“但是圣部诚恳地希望你及早回头，认识自己的错误”，“相当的补赎，补赎你所犯的罪过，并向南京总主教区管理主教大人求赦罪，他是唯一有权赦免你这个罪人的”，“否则……你将受到永罚的惩处了”，从而鼓动李维光放弃支持“三自”改革的立场。此外，王性天等人还听从龚品梅的指示在南京教友中大量传播对李维光个人不利的舆论，这给李维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经过当时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并帮助李解决在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李维光才坚定下来。很快李维光发表了“爱国是天职，何罪之有？！‘绝罚’无效”的声明，仍理直气壮地照常在石堂内举行弥撒，给教友施行圣事。针对龚品梅的“三不”指示，李维光领导的天主教界提出了“五要”（要听、要看、要讲、要学、要做），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周围，继续进行天主教“三自”改革。

为彻底清除国外教会势力和龚品梅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多次联合召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神职人员、修女共数百人次的座谈会，组织到工厂、农村参观访问，赴上海、天津等地学习交流经验。在市、区政府的支持下，促进会在当时全市的7个区都成立了天主教爱国小组。为了使贫困教友从经济上断绝对国外教会势力的期望，组员们挨家挨户走访教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状况，消除他们的顾虑，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根据教友家庭实际困难程度给教友补贴，或贷款给他们，让他们从事小本生意。此外促进会还主动与有关单位和部门联系，为无业教友安排就业。这对天主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53年11月20日到21日，南京天主教第二次代表会议在长江路圣心堂举行，神职人员、修女和全市各区的教友代表12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南京市天主教友爱国会，通过了爱国会章程，选举了领导人，李维光代主教当选为爱国会主任，孙持方和汪皓当选为副主任。

年月日教学反思【第二篇】

（一）1941年的“九月会议”：拉开整风序幕

会议过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一次“九月会议”。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说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的序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陈伯达、高岗、林伯渠、、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十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不少人发言两次，甚至还有的人三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会议内容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有三个方面：（1）过去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指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的遗毒仍在。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指出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求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此，要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列的方法论，反对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讲话后，首先发言做自我批评。他表示完全同意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他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4个月后，他毅然去陕北农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自觉补课。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此次会议前，他就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许多政策错误，他应“直接负责”。此次会议上他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任弼时在9月12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他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他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对抗会议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10月17日，、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并批评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李）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九月会议”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向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搞好关系，应承认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发言后，气势汹汹地冲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颇具挑衅性。

本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已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此时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拒绝批评，干扰了会议进程。

会议成果

这次“九月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会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会中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论，但都是说理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几个党的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共识。

关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大家共认，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央实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路线，表现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对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

关于经验主义问题。以往人们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会议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都认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指出，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可以互相结合，相互为用。经验主义常作主观主义的俘虏，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帮衬，就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二者能结合。后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到经验主义时，吸收了的观点。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在9月11日的会议上，陈云有一个重要发言。他说过去白区的主观主义错误路线，在刘少奇、刘晓到达后才得到纠正，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据此，陈云提出，现在刘少奇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将来要提高。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刘少奇在延安升为党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关于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中央高层还是统一了认识，为以后的全党整风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会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讨论解决的问题，如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它的标志是什么？如何评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如何？等等。

这次“九月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一是鉴于以往对学习重视不够，中央作出《关于设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负责组织党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学习党史，学习理论，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整风学习。12月，由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内收文献资料662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即“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复查受错误路线打击干部委员会”，由和陈云分别担任主任，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进行实际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这两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据会中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意见，决定以整风精神，大力改进宣传工作、《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

以上五点，从思想到组织，从目的到措施，保证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彻底清算，促进了党的高级干部政治路线水平的提高。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三、四月间，回叙了1941年“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

（二）1943年的“九月会议”：奠定七大胜利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投降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聂荣臻、、、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陈伯达、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讲话，博古、作检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为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第二次“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负责者之一”，应该受到批判。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抗战要依靠。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人物”，反对过中共代表团；回国后，在米夫、王明扶持下，控制了临时中央，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抗战后，从极“左”转到右，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4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讲话后，刘少奇、、、、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的都错。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的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以王明和博古，特别是前者为批判对象；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为明显。通过党史研究和理论学习，全党认识到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思想是走向胜利的指针，从而紧紧地团结在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党第一次达到如此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

这次“九月会议”最后一个成果，是为七大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动下，全党学习文件，研究党史，总结经验，达到共识。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先后举行了8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17人，列席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主要讨论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1945年4月20日的第8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体现了“九月会议”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达到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七大开得隆重而热烈，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真正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年月日教学反思【第三篇】

第一阶段是1931年留学回国到1951年“三反”运动之前，他主动选择了浙江大学。在此期间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但是在他与同事们的努力下，终于让浙江大学享有“东方剑桥”（李约瑟语）的美誉。

第二阶段是从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到1976年“”结束，他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就是下基层去搞应用研究。1976年一个美国数学家代表团访华时惊讶地发现，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经典几何学派早已消失，原因是被迫从事应用研究。

第三阶段是1976年“”结束到2003年去世，他虽然进入“平步青云”的时代，并登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宝座，但是他的学术生命却已经结束。

为什么一个数学家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代，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呢？这显然与他的浙大情怀有关。

求学之路

苏步青1902年出身于浙江平阳腾蛟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步青，有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之意。根据个人回忆，因为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干过上山割草、喂猪放牛等农活；又因为酷爱读书，他在9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数十里以外的平阳县第一小学当了插班生。

191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位好老师：校长洪岷初因为喜欢其勤奋好学，将他视如己出；数学老师陈叔平则对他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的时候，苏步青写下了“岷老怜我如幼子，叔师训我作畴人（数学家）”的诗句。

1919年，苏步青在洪校长的鼓励和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经过短期的日语补习，他于1920年2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他有幸躲过这一劫难。1924年3月，他以两个满分和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随后，他闯入微分几何研究新领域，数10篇，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年以前，另一位名叫陈建功的中国留学生也在这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要想成为理学博士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陈建功获此殊荣的时候，在日本曾经引起很大轰动。

在东北帝国大学读书期间，苏步青认识了松本教授的女儿松本米子。米子小姐性格温婉、才貌出众，她不仅精通插花、书法、茶道，而且爱好音乐，擅长古筝。当时苏步青以研究生的身份担任帝国大学数学系讲师，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代课的研究生，因此米子小姐对他十分仰慕。经过一年多恋爱，二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返回浙大

1931年，苏步青谢绝母校和中国著名大学的邀请，回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为此他在《感怀寄友》一诗中有如下的咏叹：

渡口云烟海鸟飞，江边春色认依稀。

十年海上君休笑，赢得鬓发和布衣。

苏步青选择浙江大学，与他的学长、已经在该校任教的陈建功有关。陈是浙江绍兴人，为了服务乡梓，他在日本时就与苏步青约定，准备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一流水平。进入浙大以后，苏步青与陈建功密切合作，不仅在中国创建了微分几何学派，而且创办了数学研讨班，用严格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数学精英。

正当苏步青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身为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想带学生离开杭州向浙江西部转移。但是校长竺可桢并不同意。为此，竺在10月20号的日记中写道：

……中午开特种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知数学系苏步青拟带三、四年级生明日出发赴建德。苏昨日曾来谈，余不允，嘱其留待一星期。今日忽有此消息，即电苏嘱其转致学生不得自由行动。上次校务会议苏出席时，尚主张炸弹临头亦须上课，今又忽然改变态度。据章用云，系陈建功胆量小，不能居杭，故欲早迁云云。（《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8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这里所谓“今日忽有此消息”，是指日军向津浦线大举进攻一事。因为浙江战事尚不明朗，所以竺可桢致电苏步青及其学生不要自由行动。

另外，章用是章士钊的儿子，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据说当时有学生问他：“警报响了还上课吗？”他反问道：“怎么不上课？”学生又问：“那黑板挂在哪里？”他回答说：“挂在我胸前！”这句话和苏步青“炸弹临头亦须上课”的主张，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有一种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精神。至于章用所谓“陈建功胆量小”云云，很可能是文人相轻的表现。

由于形势日趋恶化，敌机轰炸的警报接连不断，所以竺可桢也考虑学校应该向浙西方向转移。11月11日战事吃紧，浙江大学师生分三批前往建德。12月24日杭州失陷以后，浙大师生又经过金华、衢州向江西玉山进发。

大约在此前后，苏步青接到岳父病危的电报，想让他们夫妇回日本见上一面。苏步青让妻子回国，但松本米子却表示要跟丈夫一同西迁。当时松本女士刚刚生过孩子，身体尚未复原，所以苏步青把她和孩子送回老家避难。

1938年春，苏步青在返回学校之前，因为妻离子别写下这样一首诗：

燕子 并序

一九三八年春，避寇挈眷南旋，寓水头浦底。夜闻燕子搏翼声，感而赋此。

燕子来何处，今宵宿我家。

声嘶知路远，翼破想风斜。

故里堂终废，新巢愿尚赊。

江南云水足，莫再向天涯。

序中所谓“水头浦底”，是现在的平阳县水头镇浦底乡。这里距苏步青老家腾蛟村不到十公里。诗中“江南云水足，莫再向天涯”句，道出了苏步青与妻子难舍难分的情景。

这一年2月1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步青来电，香曾来电，均知彼等暂不能来，大抵以交通不便也。”（同上，第467页）步青乃苏步青无疑，香曾则是在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

东方剑桥

过了不久，苏步青就赶到当时浙大的所在地江西泰和。6月7日，苏步青向竺可桢汇报数学系的情况。也许是因为战争原因吧，该系问题很多，这让他十分为难。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苏步青来，报告章俊之昨晚在数学会开会时尚未言去，今晨七点即拟赴香港。幸四号车载黄君理、姚卓文赴赣州，已有人满为患，未能上车，结果废然而返。渠对于上课均无交代，而高等微积分尤难使人代教云云。数学系诸人均极乏常识，不明世故。如冯乃谦近来之不告假而归里，陈建功之时闹酒，闯入女职员宿舍。卢庆骏因酒醉而与章俊之用武。曾炯之与陈建功因婚姻问题而争执，不一而足。（同上，第531页）

日记中罗列的几个人都是浙江大学颇有成就的数学教师，其中章俊之就是章士钊的儿子章用，此人好像颇有乃父的名士风度，说走就走，也不管有没有人替他代课。为此竺可桢专门把他叫到图书馆了解情况。

就在这时，苏步青也深深地陷入对妻子的怀念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自泰和寄内（二首）》中看出：

装奁锦瑟十三弦，欲听清音路几千。

一曲寒潮明月夜，满江红雨落花天。

离愁每在闲中发，往事常于梦里牵。

记否当年春旖旎，宵深犹奏想夫怜。

（诗人自注：妻松本米子日籍，带古筝来归，想夫怜是筝曲名。）

三年海上不能忘，六载湖滨乐未央。

国破深悲非昔日，夷来莫认是同乡。

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

且住江南鱼米地，另求栖息费思量。

（诗人自注：两年后全家西迁遵义）

诚如苏步青所说，两年以后，校长竺可桢才特批一笔路费，让他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身边。从此以后苏步青更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抗战后期，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率英国科学考察团前来中国，在参观浙江大学数学系时，他为苏步青等人的成就所感动，因此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心系台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委派陈仪接管台湾。因为台湾急需大量人才，所以苏步青与兄长苏步皋都去了台湾。苏步皋于1917年东渡日本，考取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科。1925年学成回国后曾担任杭州造纸厂工程师、上海制药厂技师、浙江省化工厂厂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应聘赴台湾任职，对台湾的工业崛起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不知什么原因，苏步青并没有留在台湾，而是在1946年上半年又返回大陆。这期间他写下大量诗词，其中包括《台湾之行杂咏（十五首）》。

随着内战重启、生灵涂炭，他对兄长的思念日渐加剧。到了1948年，他在《寄台湾大哥》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处境：

鲲南万里旧时居，横海东行正劫余。

永忆联床岁云暮，岂期弹铗食无鱼。

飘零镜里经秋发，点检年来未读书。

净宇回天知有日，行看下泽共驱车。

此外，他还在《游中山公园有怀大哥作（二首）》中倾吐了内心的悲愤和忧愁：

两面荷花四面楼，九分残暑一分秋。

偶凭危阁孤山上，欲寄相思几字愁。

客子青春谁得再，高堂白发共生忧。

来鸿去燕年年是，问系天南何处舟。

曾将西子比西湖，千古风流护大苏。

放鹤亭边无鹤放，孤山足下一山孤。

书凭鸿雁秋犹浅，路隔关河望欲无。

待得西风鲈鱼美，直须相对醉千壶。

就在这一年，苏步青还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数学讨论会。为此他赋诗一首：

心似寒泉久不鸣，翻因作客乐行程。

稻残畦上黄金晚，烟合要边碧树平。

燕栋又看经年别，菊篱正放一秋荣。

归来窗下读书夜，灯火小楼初有情。

北上寻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苏步青来到北平。面对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在《赴北平道上》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北上遂吾愿，客身情感多。

风沙欺白日，涕泪渡黄河。

天远倦飞鸟，地荒余带萝。

故都如梦里，处处听秧歌。

随后他又在《北海》诗中写道：

北海趁清晨，波光净可亲。

荷残初日露，柏护故宫春。

风雨龙蛇在，江山日夜新。

无为见烽火，学作武陵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好像承担过负责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当时竺可桢已经担任中科院的副院长，他在1950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谈到这一情况：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因此怕不能维持云。（《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235页）

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四弟，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三强即钱三强，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张宗燧是物理学家，著名学者张东荪的儿子。

从竺氏日记中可以发现，在那百废待举的时代，苏步青居然因为害怕不能维持生活就离开了条件最好的中国科学院，这不仅是个人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科学的一大悲哀。

浙大“三反”

1951年底，所谓“反贪污、反浪费、反”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人人过关的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大老虎”批斗，苏步青当然难逃厄运。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1952年2月23日，“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不满。上午拟打电话给谷超豪，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冷眼红尘》第27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当时宋云彬是杭州市民盟组织的负责人，蔡邦华是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曾过校长职务，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了苏的助教，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恒寿都是浙大的教授。

3月25日，宋云彬在日记又有如下纪录：“……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下午五时偕丁零同访王仲侨，谈苏、蔡交代之事。”（同上，第275页）丁零事迹不详，王仲侨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3月28日，宋在日记中写道：“晚张劲夫来，为言李寿恒又发生新问题，苏步青未作最后交代，蔡邦华仍一味狡赖。又言陶秉珍于昨日（前夜）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同上，第276页）当时张劲夫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浙江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与他有直接关系。第二天，宋又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民盟市分部，与王仲侨谈蔡邦华、苏步青事。”（同上，第276页）

4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与宋云彬“谈蔡邦华、苏步青事甚详，并谓‘三反’学习告一段落后，民盟应即从事发展盟员云云”。（同上，第277页）

从宋氏日记可以看出，浙江省党政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对蔡邦华、苏步青非常重视。

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对”为主的“三反”运动，很快又变成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宋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邀余参加。物理系教授来星北（引者按：应为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彼对此次领导“三反”之孟加最为不满，曾面告孟加：“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配领导思想改造！”（同上，第282页）

束星北是李政道的恩师，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在这次茶会中，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等人都发了言。

离开浙大

单纯正直的知识分子本来已经被突如其来的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如今又遇上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人难以承受精神压力。所以，宋云彬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说：“浙大将开始思想改造，领导者鲁莽从事，引起恐慌，机械系教授柯元恒于昨晚留绝命书出走，浙大派人四处寻觅，未得结果。”（同上）

6月6日晚，宋云彬再次赴浙大，“讨论成立一互助小组，专帮助苏步青、王国松、谈家桢做好思想检讨。参加小组者除苏、王、谈外，尚有谷超豪、吴徵铠、吴济民”和宋云彬（同上，第286-287页）。6月13日，浙江大学举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会，苏步青、谈家桢在会上先后做了检讨，这才勉强过关。

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浙江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他说：“郑石君……说杭州‘三反’中颇有偏差，对于蔡邦华，因沙凤苞说其有贪污共同作弊，所以迄今尚关在文教厅。我昨接杭州杨其泳函，知其犯依法嫌疑被扣押交代贪污，关公安厅。”此外竺可桢还说，浙江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684页）

据宋云彬日记记载，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出席了浙江大学民盟小组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思想改造总结报告》，二是《拥护院系调整文告》。为了一致表示对院系调整的拥护，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在第二个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冷眼红尘》第298页）

从此以后，浙江大学回到了30年以前的状况，而苏步青也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浙大。

年月日教学反思【第四篇】

教学目标：

1.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大月、小月的知识，记住全年以及每个月的天数。

2.在观察年历的活动中，培养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难点：大、小月的区分及记忆。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上课之前，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日历）

日历有什么作用？这有张日历，你从这张日历中知道了哪些关于时间的信息？

表示时间，除了日历之外，还有月历、年历。（出示月历）你见过吗？能找出你的生日吗？说说你是怎么找到的？

日历、月历、年历都能表示某年某月某日，年、月、日和时、分、秒一样是是常用的时间单位。

2.他们中间的学问可多了。（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用学生感兴趣且已有的经验和材料导入新课，可以引起学生对旧知识的回忆，激发出学生的好奇心，并感知知识在生活实际中应用的重要性，引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

二、自主探究，掌握新知：

1.小组交流

如果你是老师，你想带我们研究年、月、日里的哪些知识？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对研究内容进行主动分析。

（学生自由说）（一年几个月？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天？）

是的，同学们说的很好，确实我就想和大家研究这些问题（出示课件）。

为了方便大家研究，我给每位同学都发了1张不同的年历，大家可以对照这些年历卡，在小组里研究研究，分别来解决解决这三个问题。

2.全班汇报

哪个小组汇报你们的成果？（上台展示）

其他组还有什么补充意见？（老师适时表扬）

[设计意图]：让学生上台进行汇报展示，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也激发了学生探究的欲望，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锻炼了学生语言的组织能力。避免了许多课堂学生探究完老师再重新进行讲授的老路，让学生在活动中自主构建数学知识。

3.自主学习，认识大月、小月

有的月有31天，有的月有30天。有的28天，有的29天。那到底每个月的天数是多少？它们又有什么名称呢？你能对照年历和课本，自己进行探究吗？

学生汇报，教师适时板书并评价。

那二月到底什么月？你能起个名字吗？

数数，一年中有几个大月，几个小月？

4.质疑提升

人们在制定历法时为什么不安排大月小月各一半都是6个月，这样不是容易让人记住吗？想知道吗？（出示大小月的由来）

罗马皇帝这么一改，我们记大月小月就有点困难了。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让大家很容易的记住大月和小月呢？

学生介绍，老师点评，重点介绍“拳头记忆法”。

[设计意图]：对大月小月的概念让学生进行自学，丰富了学生解决问题的策略，避免了机械的讲授，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习惯，列表、讲历史的活动，解决了学生心中的疑惑，能促使学生主动地将知识条理化、结构化。

5.自主探究，汇报展示

一年一共有多少天？你能自己研究并算一算吗？

哪位同学展示一下自己的算法？

还有不同的算法或策略吗？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巩固应用，检测反馈

1.对口令：老师说月份，学生说大月还是小月。

2.拍拍手，点点头。

你的生日是在大月还是在小月，如果在大月，请你拍拍手，如果在小月，请你点点头。

既没有拍手，也没有点头的同学有吗？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哪个月吗？

3.想一想，说一说。

你知道国际儿童节、国际劳动节和我国的国庆节分别是几月几日？你能用笔在年历上圈出来吗？

这些日子所在的月份是大月还是小月？

你还知道哪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先在年历上圈出来，说说是大月还是小月？再在小组里交流交流。

四、课堂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你还知道哪些有关年、月、日的知识？还有什么疑问？

教学反思：

反思本课的教学，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1.尊重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年、月、日的有关知识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不同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积累是有差异的，关于年、月、日的知识应该也是非系统的，模糊的、甚至也可能有错误的理解。在本节课的设计时，我首先安排让学生接触日历、月历、年历，并进行初步观察，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年历中发现各月的天数。从而探索出大月、小月。

2.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体验探究、汇报的乐趣

在课堂中我提供年历卡、多媒体课件等多种生动形象的素材，让学生直观地学习。对年、月、日的有关知识先后采用小组合作探究、自主学习、上台汇报展示自学等学习活动形式，让学生通过交流与合作，产生思维的碰撞并深化理解知识，并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并树立信心。

3.改变角色，使自己成为“引导者”

在教学中，我通过学生自己在活动中所产生的教学资源，逐渐推进教学进程。我从学生对年、月、日的已有经验畅谈，继而观察年历卡进行验证，再发表自己在观察、思考后的所得，再验证、反思，最后得出结论，教师始终是作为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平等地参与其中。坚持所有的结论都是学生自己发现并总结出来的。

4.正确处理了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关系

合作交流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需要的基础之上，只有学生经过独立思考，有了交流的需要，这时的合作才是有价值的，有成效的。在围绕年历卡研究大月小月的区别时更多的是合作和探究，而计算一年的天数时则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计算。

把数学课堂还给学生，把学生推到自主学习的舞台上，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小主人。可见“六学主导，快乐互动”的课堂教学模式有着巨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