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理论（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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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理论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众化传播；传播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各届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传播途径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在农村地区的大众化传播研究仍然较少，因为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分析具体问题，因地制宜的提出、制定和探索具体的传播策略、方案和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农村地区传播的难点

1、文化水平受限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有相关法律规定青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但是国家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广大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仍然集中在小学以下。目前，这一代文化水平偏低的群体正是我国农村地区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年龄集中在40-50岁之间。

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或者理解党的某项政策，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农村地区的常住居民一般都要经历十几年的打工生涯，最后返回农村。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文化水平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目前的理论表述。

2、传播渠道受限

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传播渠道也在不断的创新，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成为当今理论传播的主流方式之一。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刚刚介入，农村地区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仍然是通过闭路电视系统。各种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探讨争论远远没有涉及这一地区。

其次，至上而下的会议、课堂、培训、演讲、讲座等传统的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这种方式的局限于体制内部人员、高校工作者、学生、以及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的城镇居民。至上而下的传播渠道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的被分散，而且并没有完整的关于理论传播的政策规定和体系，当信息达到末端农村地区时，信息已经被大大的弱化，甚至还没到达就已经消失。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农村地区大众化的难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本观点具体化、通俗化、生活化，从而使之更好的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大众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创新，突出时代性、人民性、通俗性，回应社会关切，解答大众困惑，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亲和力、感召力。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农村的大众化并非易事，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纷繁多样，相邻两个省甚至市之间的语言、生活习惯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骨子里所蕴含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这就需要不断的适应和磨合农村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三、马克思中国化理论在农村地区的大众化传播途径

1、网络传播（村民、网络运营商）

在农村地区，网络运营商与村民之间形成关于网络运营的“技术鸿沟”，运营商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技术可以对村民的网络环境进行控制。定期的对运营商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普及性教育，选拔和制作精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小网站和动画，利用技术手段，通过网络技术“推”到农村网民电脑屏幕。每一个人在初期接触和使用网络时，对于自动弹入的小窗口和新事物都抱有好奇心理。

这一传播途径需要对运营商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论教育，对运营商的理论素养有相当高的要求，地方政府、教育局可以从高校大学生和网络工作者中选拔，既具理论素养又能正确的引导主流意识形态的高素质人群从事这一工作。一名网络技术人员和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研究者，就可以在某一农村地区实行这一传播策略。

2、人际传播（村民、大学生村官、基层干部）

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在农村地区进行的理论传播的过程中，传播源成为最大的障碍，十七大以来党做出的大学生村官的政策成功解决了传播源的问题，这一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一大批理论功底扎实的大学生深入农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传播。

大学生村官要定期的进行传播效果反馈，并且也要针对性的对村官进行理论工作指导和教育。大学生村官的政策制定需要落实，但是要落实这一政策又需要新的政策进行推动，政府要在村官和村民之间扮演一个推动性角色，才能发挥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

基层干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角色之一，但是大部分基层干部文化水平偏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仍然集中在分发防火防灾防疾病等方面的宣传册或者进行基础性文件收发。所以要充分调动基层干部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传播，基层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水平需要不断的加强。由于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基层干部与大学生村官之间进行积极配合与合作，最终达成共识，共同进行理论传播和引导。

3、夜校、集体学习等方式可继续推行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早期党的领导人通过到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党的指导思想才能如此迅速的广泛传播。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政府的领导下都强制性建设村民活动室或者理论工作传播室，但是这些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可以充分利用村民在夏冬季节的闲余时间，学习，学习内容不能仅限于理论知识的灌输，进一步深入了解村民的心理需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结合相关法学文学等知识，融会贯通、潜移默化的传播到村民身边。

目前大部分村民在工作之余没有其他娱乐性活动，夜校的学习方式不仅改善村民的生活习惯，也能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这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整体文化水平，更有利于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达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目的。

4、充分运用标语标识等传统传播方式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一步建设发展，基层设施的不断完善，村与村之间的硬化公路基本全面贯通。道路的畅通导致村民不断就近搬迁，传统的沿河沿山居住变为今天的沿路居住，居住模式的变迁凸显了标语口号传播的意义。

然而目前沿路居民住房的广告位都被各种私立医院、饲料公司、农机具公司承包，使用醒目的颜色和简短易懂通俗的语言，力求达到直接灌输的效果，对于文化水平偏低的农村地区，这种传播方式无疑是一种好的方法。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时，也可以利用这一方式，无论是否能够理解理论成果的内涵，但至少记住了精髓字句。干部村官对理论进行进一步解释和说明，符号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就能逐步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各种传播途径的优势对理论进行有效的传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农村实现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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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理论范文2

关键词受众行为 认知科学 理论公式化 社会影响

随着传播科技尤其是网络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的传播理论和大众传媒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旧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传播科技的发展和传播形态的变化，新的传播实践也需要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传播领域中一些典型的案例，重新总结了近年来大众传播理论在“受众行为”、“认识科学或信息处理”、“理论公式化”、“社会影响效果”等方面的转型和变化，进而探讨大众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受众行为的重要作用变得更加清晰和突出

1、重视反馈

随着媒介对受众反馈的重视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受众反馈正在由过去的偶然性、被动式向经常性、主动化发展，反馈的形式和手段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和现代化。比如电视媒体，收视率调查、聘请节目视听员、定期邀请观众座谈、通过网络调查观众对节目的满意程度、喜爱程度等，都是媒介组织的受众反馈活动。写信、来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是传统的反馈形式。而热线电话、电子邮件、电子论坛、手机短信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运用，为受众反馈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反馈包含了广大观众对节目的意见、要求、愿望和评价等，为电视台调整节目，改进节目质量，提高收视率，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可靠的依据。

2、变“受”为“传”，受众开始参与传播

过去，受众常参与娱乐类、时尚类节目，或是由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受众“代言人”进行间接参与。其实，在新闻传播中，受众参与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权威人士的观点固然重要，而受众的参与，更有助于社会各界的交流沟通。例如，在抽样调查南京6个民生新闻节目中，有5档新闻节目的市民出镜发言率都超过50%，其中《法治现场》的“有请当事人”，将不起眼的市民纠纷带入了演播室，双方当事人的唇枪舌剑被现场直播，鲜活的市井语言让新闻节目与市民的心贴得更近了。①同时，受众参与新闻传播，可以扩大新闻线索来源，使节目更加贴近群众和实际，从而提高传播效果的作用。

二、向认知科学或信息处理思路的转变

1、自变量由说服变量向表述概念和结构概念转变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人际说服研究方面尤其是社会动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孙立平、郭于华利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对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在材料中生动地展示出人际说服的种种手段，并提出了“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及非正式人际网络是影响权力行使的重要因素之一②。他们通过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③分析了乡干部作为权力的经营者在社会动员过程中所使用的技巧与策略，这些技巧和策略在说服并迫使农户接受政府种植“洋香瓜”的意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邱新有从一种动态视角来分析征地拆迁，阐述了国家权力在农村拆迁动员中遭遇到农民的“大会战”、“阵地战”、“游击战”时所使用的说服策略，对工作组的说服技巧进行了精彩描写，提出了“利用经济利益这个杠杆来影响农民行为”。④这些研究的传播活动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收效，无疑是巧妙运用了语言的功效，对事件的整体结构进行了合理的编排。

2、因变量由态度向认知转变

在转变受众态度上，政治广告可以说是一种很有效的增加受众对一个对象的知识和信念的传播方法。政治广告原先是在西方国家竞选总统时的一种普遍的政治传播手段。它是一种由传者（政府组织、政党、竞选人或各种政治团体）通过大众媒介，付费购买时间、空间、机会和篇幅，直接向受众传输符合传者意愿的政治讯息，以此影响受众政治态度、信念或行为的传播过程。竞选演说对帮助人们准确地、全面地把握竞选者的能力和政见，承担积极的“环境守望者”的角色是非常有利的。同时，演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选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传播者设置的特定方向，从而最终影响到他们的投票意向。

三、传播理论公式化

传播理论公式化，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改变而发展起来的。它要求研究者以超越特定媒介或技术细节的方式将理论定格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理论研究模式上。

1、突出受众主动从新媒体中获得新的满足

有学者研究受众阅读网络硬新闻的问题，并探讨了当面人际讨论和在网上进行人际交流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一方面阅读网络硬新闻对于受众参与公共事务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网络聊天的互动与当面的人际讨论都能满足受众希望能运用获得的信息和观点同他人展开讨论的愿望，所以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网络，人际交流形式对受众的参与公共生活的决策同样有调整作用，让参与变得更加理智。除了网络外，手机也是满足用户情感和和社交需要的新媒体。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手机是联系同事、客户和家庭成员，表达情感的高效工具。

2、“第三人效应”因素影响受众是否支持信息控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教授首次提出了“第三人效应”，即个体倾向于认为具有说服力的媒介信息对自己的影响较少，对他人会有较多的影响。他通过实验证明了第三人效果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认知。同时，戴维森还发表过气体灭火器对于人体危害的言论，建议居民改用液体灭火器，而居民几乎对此没有反应。但灭火器制造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很快便停止了气体灭火器的生产。在这之后陆续有学者证明了“第三人效应”的普遍存在。并且研究者也认为第三人效应的影响因素表现在信息内容、社会距离和个性特征三个方面。其中负面的或不需要的信息内容会造成较大的第三人效应，正面的或需要的信息内容则不仅不会造成第三人效应，甚至可能造成颠倒的第三人效应。在社会距离方面，“第三人效应”的强度不但会随自己和他人的距离有所不同，还会随社会距离的增大而增强。对个体特点研究发现：“那些不易受他人影响的个体更易产生第三人效应，而且第三人效应也和个人经验相关。”进入新世纪，网络开始普及，新媒体环境下第三人效果认知同样存在。例如，为了验证新媒体环境下第三人效果的认知，禹卫华通过分层等距抽样，选取1772位18-35岁的上海居民，验证了网络环境下也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并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第三人效果测量结果近似。

3、从权力分配角度，突出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

从宏观层面看，新的信息技术同时也是对时间、空间和情景界线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划定和排列。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在不同人群间重新分配了资源和社会权力。研究表明，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南北方国家之间，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网络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存在差距。同时，财富和基础设施可以增加网络在各区域的可获得性，但是财富本身并不足以消除数字鸿沟，因为社会因素在技术可获得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⑤例如，就我国而言，由于受地域技术水平、经济能力水平差异影响，在城乡之间、不同企业之间以及其它不同群体之间，数字鸿沟问题也十分严重。东部地区在因特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指数、人均报纸订阅指数等具体指标方面，都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鸿沟不仅是“社会状态”，而且是“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它牵扯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多寡和资金、文化、就业、生活质量等问题，牵扯到国家或地区科技参与能力的强弱、经济的增长方式等更深层次方面的社会问题。所以，应该将“数字鸿沟”当做一项严峻而深远的系统工程来考察。

四、由强调传播的效果向重视传播的社会影响转变

受众判断一个主题是否重要，主要看媒介对该主题的重视程度，即媒介通过设置议程来制造、引导舆论。舆论即社会共同的强烈持久的意见、态度与信念的总汇，以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存在为前提，它代表的是一种民意，一种强烈的社会倾向、愿望、要求。比如电荒问题，大众传媒通过不断地报道使人们认识到电荒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政府的重视。媒介对电荒的报道是对人们的一个警报，以引起人们对事态的重视，从而加以防范。但是，正如韦尔伯认为的那样：媒体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时，还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如果利用得不当将会产生不良影响，成为危机的“助燃剂”。正如媒体资源的滥用，使得人们被如潮的消息淹没，以致“社会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即使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地反映现实，但是海量的信息依然会削弱人们吸收信息的能力，削弱人类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所以传播效果在追逐传播效果的同时必然趋向考虑和重视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效果。

结语

在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每个转折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传播理论在已有观念和理论建构自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应对社会变迁和科学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每一种新的传播理论都有可能在社会和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它们可能很快消失，也可能成功，而旧的传播理念或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它们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或消弱甚至是消失。传播理论研究者将不得不努力跟上快速变迁的传媒视域。■

参考文献

①谭宗琪、吕，《电视新闻节目：发挥受众能动作用，提高新闻传播效果》，人民网，2006-07-10

②③王汉生、杨善华：《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④邱新有、戴微星，《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权”“利”制衡――某市高校新区征地拆迁个案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4）

⑤潘霁，《从期刊论文看新技术对传播学理论的影响》，人民网-传媒频道，2007-05-25

大众传播理论范文3

关键词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批判理论；霍尔；莫利；费斯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006-03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u Jing1，Fan Xiaoman2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ropagation theory America always occupy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layout， and to Europe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s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mportant theory school after school after one of frank， the unique communication thought.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e characterization spread through the school， see the school three synthesizer， Holzer Molly and John Fiske'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originality， instance theory thought the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nking of the scene.

Key words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zer； Molly； John Fiske

自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我国传播学版图一直被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盘踞，而对欧陆传播批判学派的引入相对较少，对传播批判学派理论的关注远不及对美国传播经验主义理论。在西方传播学界，来自欧陆的传播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经验学派，作为传播领域里风格迥异的两大双峰，[1]相互补充和共同建构了传播学的场域，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传播学场域中的重要理论巨阵之一，迫切需要中国传播学界的

重视。

1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展概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欧陆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轫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故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1964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成立，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汤姆森、霍尔、莫利及费斯克等。该学派作为欧陆批判学派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研究视域广泛，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为中心议题的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及性别研究、对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等。该学派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建树独具一格，它超越了号称传播批判学派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论说，在哲学观点上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具体主义表现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主张上层建筑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作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理论众多，本文仅以三个传播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莫利、费斯克及其他们的理论贡献为线索，并以此来窥见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思想。

2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内部存在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两分天下的局面使该学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

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解救了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而是视大众文化为两者之间“谈判”的场域，这种“谈判”充满了妥协、斗争、协商和迂回。英国文化研究在葛兰西范式的转向下，由霍尔对其“文化霸权理论”进行创见性的应用。

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创见性应用，如图1所示，霍尔认为，在传播过程中，首先由传播者在自身知识架构、社会（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原始信息进行编码，所生产出来的充满意义的信息文本，此时意义文本是开放的，并不是直接传递给受众，而是要经过受众的解码来获取意义，霍尔认为受众的解码同样受到解码者自身身份、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进而霍尔提出了解码者的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协调型解码方式和对抗型解码方式[7]，三种解码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读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按照编码者的意愿进行解码、协调性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在解读编码信息文本时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认和部分性的接受，而对抗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完全违背编码者的意愿，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图1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型

由图1可知，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并不是线性的传播方式，传播的两端即传者和受者是拥有不同的符码，并非是对等的关系，霍尔主要考察传播两端的权力较量，将传播过程视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强化的传播过程中的内在张力，即阶级和社会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在“编码解码”理论中，传播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性被给予强调，权力压制和反压制成为了主要话题，传者受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等在这里理论模型中显而易见。霍尔理论也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超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传播有限效果论，还带来了受众研究的新范式，随后英国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费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编码解码理论。

3 莫利的“话语理论”和“受众民族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巨蒋莫利发展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对霍尔理论进行验证，对英国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受众民族志研究，验证了霍尔的理论假设，证明了受众的不同解码形式，但在研究中，莫利发现，受众的实际解码比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更为复杂，而且不同的阶级由可能会拥有相同的解码方式，莫利发现，霍尔过于强调传播过程中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而莫利在福柯的“话语即权利”思想下，提出了“话语”理论，认为话语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利益集团的表现，话语是思考或谈论一个问题的方式，也是社会立场的表现方式，因此，莫利认为，传播过程中，需要把社会位置与话语位置联接，然后才会构成特定的解码方式，他不再把阶级因素当做决定解码的核心因素。[8]从莫利的“话语”理论出发看待大众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张力关系，在某种程度可以说，莫利超越了霍尔。

在验证霍尔理论中，莫利不但继承了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的研究传统，还纳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改观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结构主义范式对受众积极性的忽视，[9]莫利运用民族志对受众进行研究，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众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之前，实证主义取向一直统治者传播效果研究，而莫利对传播理论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受众进行民族志研究，突破了传播的受众量化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传播的研究将受众从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结果进行分析统和得出结论，而民族志受众反对这种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主张把受众置于生活情境、社会环境、性别中进行研究，通过长期个案跟踪家庭中的媒介受众者，通过访谈等方法深描受众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反馈，在研究结论中总结和发现问题。莫利的受众研究被成为新受众研究，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不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纯碎的定性分析传统，而是开创了用民族志方法获取受众接受行为的真实情形，同时将受众置于不同社会地位和话语地位上对于其能动性的强调。[11]开创了传播学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今日传播学界的三大研究方法

之一。

4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

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主要参考体系，也逐渐抛弃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80年代中期受到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更为多样化，后现代思潮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现象空间，从“宏大叙事”转到了“个别命题”，从“文本”转到了“解读”，从“意识形态和霸权”转向了“从属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学者把这种转向概括为从“结构”向“实践”的兴趣运动，对宏大叙事的扬弃和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从整体性的结构和权力到日常生活的实践。[12]那么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集大成者费斯克的传播研究重点从“文本的生产”转向“后现代的消费“，避开了“政治批判”而着重于“大众的微观的抵制”，从而走向了“语符民主之路”。[13]我们主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继承了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线，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其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其三，“微观政治”的大众文化。首先，“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传统文本分析认为读者会从头到尾阅读全部的文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费斯克认为，文本就像一个“菜单”或“超市”，大众在其中获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创作自己的“菜肴”，费斯克通过“权且利用”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内在意义，而是强调使用本文的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实践能动性，大众的“权且利用”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其次，“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文本只有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阅读时，才能够被激活，大众更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文本是否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最后，大众文化是“微观政治”的文化。费斯克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性的视角，并认为社会的变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微观的。激进意味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微观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而是渐进的、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不断扩张至下而上的权力生存空间，它是微观的政治而不是宏观的政治。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众文化是循序渐进的，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者的权力重新分配，它并不试图改变支配集团的体制，而是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说莫利基本遵循了霍尔的初衷，那么费斯克在霍尔理论路线的基础之上则迈了更大一步，他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前期成果，发展了积极的受众学说，将受众的能动性前所未有的放大，走向了“符号民主”之路。费斯克提出了受众的“游牧式主体”概念解构先前的传播场域的结构主义，通过对“大众层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体”的概念来阐释受众的主动性，所谓“大众层理”的意思是认为大众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阶层和拥有固定的社会身份，比如一个博士有可能同时是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新闻工作者，大众的社会身份和阶层是多维的和流动的，在不同的层理中随时进行转换，受众主体的多元性和流变性解构了受众研究内部的“逻各斯中心”即“传者中心主义”。费斯在受众的主动性研究中借用罗兰巴特“理论”，提出“受众”理论。“受众”理论意在表明即使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意识形态充斥，由于身体是独立于思想的，那么费斯克认为身体也依然成为作为最后一个抵制意识形态的据点，因此，身体的狂欢和被费斯克看做大众对意识形态抵制的一场盛宴。尽管费斯克的“受众”理论备受争议，但他对传播受众的研究的积极转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认可，他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受众的主动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有的位置，有学者指出他把大众的位置无限度的放大，过于极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众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

5 结论

综上所述，全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英国文化学派的传播学审思路径、研究方法和立场，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分别对该学派的三个巨匠霍尔、莫利、费斯克的传播学理论进行概述，通过整体考察这一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并对其理论意义和贡献进行总结分析，以此来观望该学派的传播学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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