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化和异化的对立与兼容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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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归化与异化1

[摘 要] 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可分为两种策略，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归化，和以源语言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异化。两种策略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应恰当处理好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掌握好分寸，不可走极端，不妨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促进不同语言的互相交融、渗透与发展。

[关键词] 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语言

Abstract: Approaches to culture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strategies: target language culture-oriented， that is， domestication， and source language culture-oriented， foreignization.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two strategies properly， and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e might as well give priority to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and supplement it by domesti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different languages to integrate， infiltrate and develop.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 H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279-2

翻译过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跨越众多的学科，牵扯到众多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个的矛盾。例如理解与表达的矛盾、忠实与通顺的矛盾、直译与意译的矛盾等。而在翻译的种种矛盾中，核心的一条，就是如何处理异化和归化的关系。

19世纪德国哲学家Schleiermacher在他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指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居安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居安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Schleiermacher所提出的这两种策略就是归化和异化的起源。1995年，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将第一种策略称为“异化”，将第二种策略称为“归化”。也就是说，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不同所做的区分。

这两种翻译策略到底孰优孰劣？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翻译策略？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翻译最好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

一、归化

归化，是指译入语应以目的语的读者为中心，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采取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语言习惯、修辞手法等，将原作的内容传达出来，即使外来文本民族化。就中国翻译而言，归化是汉文化的固有传统，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中国翻译理论一脉相承。

归化的优点显而易见。归化可以使目的语读者不费力气地读懂译文、接受译文。归化派认为他们的归化是在排除翻译中的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力求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以尽可能快捷简易的方式最大化地传达原语中的内容。例如英语中的the lion’s mouth，汉语中经常译作“虎穴”，即指及其危险之处，这就属于一种归化翻译。原因是在西方童话故事中，狮子被尊为兽中之王，狮子的形象是勇敢、威严的象征，所以英语中用lion比喻强大有力，人们尊敬或害怕的人或国家。而在汉语文化中，老虎的形象是勇猛、威武的象征，与英语文化中的lion相似。所以将the lion’s mouth译为“虎穴”有助于中文读者快速准确地理解原文意思。类似的翻译还有将a lion in the way译为“拦路虎”，将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译为“虎口拔牙”等。

然而，归化也有其自身的缺点。鲁迅先生就非常反对归化的翻译策略，在他的文章《“题未定”草》中，鲁迅先生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这里鲁迅先生所说的“削鼻剜眼”就是归化翻译的最大缺陷，即损坏了原作的丰姿，加进了译者本身的主观色彩，没有译出原作的“异域风情”，没有传达出源语言文本国家的文化、民俗、风情等，而是用本民族的文化取代了外民族的文化。

我国资深翻译家王育伦也赞成鲁迅先生的看法，认为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不可取的。王育伦在他的文章《从“削鼻剜眼”到“异国情调”》中说道，“翻译作品必须有别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使读者想到这是外国的，而且应该在语言形式的某些方面使读者想到这是‘外国货’，不能把外国的摩天大楼都改成中国的大屋顶，翻译作品读起来必须像翻译作品。”

例如英国人霍克思对《红楼梦》中“巧媳妇做不出没有米的粥”这一句的翻译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这里霍克思把“没有米的粥”译为bread without flour，这也是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因为英国人的传统主食是面包，对大米不是很熟悉，这样翻译有利于英国读者的理解。但是，西式面包出现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与整个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不协调，不利于外国读者深层次地理解中国文化。而杨宪益的译文“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保存了原作中“米”的物质文化概念，再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得到了翻译界的认可。

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文化的交流，如果完全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就阻止了文化的交流，也不利于本民族语言的借用与丰富。

二、异化

异化，是指译入语应以原作者和原作为中心，站在原作者语言文化的立场上，保留原作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语言习惯、修辞手法等，即保留原作的“异”与“洋气”。同时，其译文也要求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异之处。

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将原作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不但可以使读者体会到源语言文字的特点，还可以体会到源语言国家的文化、民俗、风情等，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较大贡献。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旅行国外，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萨皮尔说：“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目的语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而要创造出新的语言，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例如crocodile tears有三种不同的译文，一是“鳄鱼的眼泪”；二是“虚情假意的眼泪”；三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译文一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神形俱传，揭示了原文的内涵意义，传达出了源语言的文化特点，还为汉语增添了新的词汇；译文二虽然译出了原语的实际意义，却“脱掉”了原语的语言外壳，变成了抽象乏味的语言；译文三则属于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原文“洋气”尽失，成了地地道道的汉语，阻碍了语言的吸收融合与发展前进。

这样用异化策略译出的词汇，在早期可能不会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例如Achilles’ heel（阿基里斯的脚后跟，表示唯一的致命弱点）、Trojan horse（特洛伊木马，表示阴谋诡计）、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表示一败涂地）、a Pandora’s box（潘多拉盒子，表示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词语，最初也是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但随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日益密切地交流与合作，文化不断地渗透，这种“新词汇”越来越多，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翻译的结果就是不断丰富与拓展传统汉语，为其增添新的养料，为传统汉语向现代转化奠定基础。

但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即其所表达的信息或所引进的新词汇面临着不被读者理解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风险，笔者建议可通过加注释等方法来帮助读者理解译文。这样可以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外国语言同汉语的不同之处，增进了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三、结语

完全归化的译文不但损坏了原作的丰姿，破坏了原作的意境，还阻碍了语言的交流与发展，是不可取的。而完全的异化虽然保持了原作的本来样貌，却在短时间内很难令读者完全接受，也不利于语言的交流。综上所述，鉴于译入语文化的需求，以及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向国外学习的时期，我们在进行具体的翻译实践时，不妨采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既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又使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意会原文涵义，以此来逐渐推动不同语言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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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艳丽。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6):20-24.

“异化”还是“归化”2

摘 要： 本文从对《爱玛》两个中译本中部分译文的比较分析入手，就异化和归化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问题进行了阐述，强调了在文学翻译中应该慎重对待文化因素，避免造成文化误读。

关键词： 小说《爱玛》中译本 翻译方法 异化法 归化法

一、前言

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第一次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言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虽然听上去很神秘，其实，异化和归化大致相当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直译和意译。

《爱玛》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后期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笔法轻松有趣，情节峰回路转。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精确的语言，机智巧妙的对话，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令人回味无穷。在我国，它的汉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要属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先生的译本。了解了“异化法”和“归化法”两个概念后，仔细比较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先生的译本，我们会发现孙先生的译文中直译的比重比张先生的大，即孙先生侧重于“异化”译法；而张先生则更多地考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归化”的语言现象较多。本文针对小说《爱玛》中译本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张经浩译本和孙致礼译本为分析对象，探索两位译者在翻译《爱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

二、异化为主导的中国21世纪文学翻译：《爱玛》两个中译本的对比分析

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真正成熟起来，而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注重异化译法，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达译文的异质因素。

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但又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它还牵涉各种非语言因索，特别是牵涉种种文化因索，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所以，我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而且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译者要特别警惕，不要使用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字眼作为传译手段，以免以“中国味”取代“洋味”，造成“文化失真”。

例1原文：Emma woodhouse，handsome，clever，and rich，with a comfortable home and happy disposition seemed to unite some of the best blessings of existence; and had lived nearly twenty-one years in the world with very little to distress or vex her.

孙的译文：爱玛・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性情也很开朗，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她在人间生活了近二十一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张的译文：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二十一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通过对两人第一段译文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孙致礼先生的译文更多地使用了“异化法”，即尽量保留原文的文风，句子在顺序上和原文基本一致，句子结构也没做大的调整，译文真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意思，给人自然流畅的感觉。张经浩先生的译文则明显地突出了意译即“归化”的倾向，向汉语的表达习惯靠拢。他的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对汉语包括成语在内的四字结构――汉语言的典型代表的运用上。仅此一句，他用了四个四字结构：得天独厚、生活舒适、性情开朗、无忧无虑。而且，“得天独厚”这一成语和其他一些成语包括“天诛地灭”、“替天行道”等体现的是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地域文化，这与笃信基督教的英语语言文化相去甚远。

例2原文：Captain Weston，who had been considered，especially by the Churchills，as making such an amazing match，was proved to have much the worst of the bargain.

孙的译文：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高攀了一门儿贵亲，可事实上，他却倒了大霉。

张的译文：在旁人看来，特别是在邱吉尔夫妇看来，韦斯顿上尉是攀龙附凤，可事实上他做了一件楣事。

两人的译文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对“making such an amazing match”的处理上。两人都采取了意译归化的手法。但张的“攀龙附凤”有点儿过于夸张。而且，“龙凤”是汉语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们所暗含的吉祥、喜庆、高贵等象征意义只有在汉文化国度里才能得到认可。相反，在英语文化中，龙象征着凶残、邪恶。如果我们完全避开文化的差异，而过多地考虑语言的美感及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势必会影响原作品的语言风格和文化韵味儿。如果我们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时读不出一点洋味儿，有时甚至感到似乎是在读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译本的失误。这种失误容易使读者产生文化上的错觉。

（二）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往往在表现内容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原作的内容，还要善于保存其原有的形式，力求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所谓的“形式”，一般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形象描写、修辞手段等，翻译中应尽可能将这些形式体现出来，借助“形似”更加充分地传达出原文的“精神”，取得“形神皆似”的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有许多人是不大重视原文语言形式的传译的。在此，我准备就目前翻译中的倾向，着重强调尊重原文的形象语言和句法结构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写或修辞手段，译者最好采取异化译法，将之移植到译文中，既能为译文增添文采，又能给汉语带来新的表现法。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因而能引起不同的联想，如果用来互译，势必给读者带来错觉。

不顾语言形式的另一个常见表现，就是不少人对原文的句法结构完全弃之不顾，好像一顾及原文的句法结构，就会导致不像样的译文，因而翻译起来总喜欢随心所欲，将原文结构颠来倒去，殊不知原文的句法结构往往包含一定的意义，或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轨迹，或体现了一定的情感，译者若是“另起炉灶”，势必会破坏原文的语言思路，造成某种程度的变调。

例3原文：Sorrow came――a gentle sorrow――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any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

孙的译文：令人难过的事――令人略感难过的事――终于降临了――但又绝非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

张的译文：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虽不至于使她忍受不了，但确实使她此难过。

比较一下两译文留意该句的处理，我们仍可明显感觉到孙的异化倾向和张的归化倾向。孙致礼先生保留了原文中的破折号，把句子直译了出来。这一次这样做似乎有点呆板；而张经浩先生撇开三个破折号，作了意译，使译文显得灵活自如，比孙致礼先生处理得要灵活些。可见，无论是“异化”或“归化”都不可太绝对，任何译文都应是两者的结合使用。

例4原文：she recalled her past kindness――the kindness，the affection of sixteen years――how she had taught and how she had played with her from five years old――and how nursed her through the various illnesses of childhood.

孙的译文：她回想起她以前的情意――十六年的情意和慈爱――从她五岁起，泰勒小姐就开始教导她，陪她玩耍――她没病没灾时，泰勒小姐尽量跟她形影不离，逗她开心――她小时候每次生病时，泰勒小姐总要细心照料她。

张的译文：从五岁起泰勒小姐就教她，领她玩；她幼时多病，全靠泰勒小姐精心照料；当她身体好时，为了使她过得快活，泰勒小姐费了不少心血；往日的这些好处，十六年的这段情意，她却难以忘怀。

此句是对爱玛的心理描写，陪伴她十六年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的出嫁使她感到既高兴又难过。她高兴泰勒小姐有了自己幸福的归宿，但又舍不得她离去。往事历历在目。对照原文，孙译本虽说从语言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包括标点符号也未作任何改动，但一句中出现了四个破折号，句子显得臃肿，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这样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的语言形式，难以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联想，更难以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张的译本调整了句子顺序，用分号代替了破折号，整个句子通顺流畅，表达自然，可读性强。

（三）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三、中国文学翻译的衍变：“归化”趋向“异化”

中国前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归化”为主调。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这种译文不仅广大读者觉得艰涩难懂，就是译者使用起来也觉得束缚很大，运笔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节。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不能说一点“异化”成分也没有，比如他把honeymoon译成“蜜月”，就是典型的异化译例，但他更多的是采取归化译法，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笑谈；而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则被胡适责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欧化”的新浪潮。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发挥了旗手的作用。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鲁迅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但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中国译坛在翻译策略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可从张谷若、朱生豪、傅东华等很有影响力的几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中看得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茅盾、傅雷、钱钟书的翻译观点引导下，文学翻译家大多以“艺术创造性的翻译”为目标，追求“神似”，向往“化境”，力求使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写作”。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对原文中异域文化特色，还是比较注意进行异化处理的，但比较而言，她的归化手法似乎更惹人注目。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前一百年的外国文学翻译，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何以出现这种局面呢？按照安德烈・勒非弗尔的理论来看，这里面牵涉众多因索，如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等。（Lefevere，1992）确实，中国社会长期所处于的封闭状态，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接受能力的限制等，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我们撇开这些因素不谈，而着重提出译者的翻译观念问题。首先，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比较短，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正经历着一个起步、探索、成长的过程，一百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达到成熟。其次，从译者队伍来看，不少人原本是作家，他们做翻译大多沿着“写作”的套路走，即使是一些学者型译家，也是深受“文艺学派”的影响，刻意追求“神似”和“地道”。再次，中国的译家大多以做翻译为能事，很少有人去思索翻译理论或翻译原则，因而翻译中往往“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缺乏先进的翻译思想作指导。当然，西方的翻译思想迟迟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中国译家理论观念淡薄的一个客观原因。

孙致礼先生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的最后说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1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间的不断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据上风。”（1999：36）

四、结语

通过对《爱玛》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孙致礼教授的翻译策略是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译文通顺易懂，不乏艺术感染力。张经浩先生一向主张文学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翻译时尽量发挥译者的创造力，“随心所欲不逾矩”，“吃透原文，敢于创造”。与孙教授相比，张先生的归化用得较多。

从翻译标准来衡量，无论是“忠实、通顺”或是“信、达、雅”，都是把“忠实”和“信”放在第一位的。“忠实”首先体现在要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其次要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就文学翻译而言，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势必体现在对原作所传递的异国文化的保留上。文学翻译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语言信息，更多的是包括异国风情在内的文化信息。这就要求译者尽可能向作品的源语言的文化靠拢，保持原文的韵味。因此，在进行英汉翻译时，如果我们过多地使用类似“攀龙附凤”、“难于上青天”等明显带有汉语文化特征的成语、习语和典故的话，就会大大淡化英语原著的西方色彩，破坏了我们读外国文学时本应感受到的异国文化氛围。这是对原著风格的一种破坏，也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我们在运用归化法时要慎而又慎。对于此特殊表达的处理，要遵循源语言的自身规律。当异化译法行不通时，敢于冲破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吃透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根据语境，适当选取译者自己语言在同样场合下的习惯表达，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寻找两种语言中文化的共性，以此为结合点，把两种语言沟通起来。这样就有可能避免因翻译不慎而给读者造成的文化误读。

仔细比较孙致礼先生和张经浩先生的译作，我们会悟出很多很多道理。文学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它要求译者必须有相当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异域文化底蕴，两者缺一不可。

总之，“异化”和“归化”只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译文更加完美。我们不能把两者孤立开来去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去一味地“异化”或一味地“归化”。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其他实用文体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差异。翻译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异化”和“归化”的取舍问题，而且要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不妨把文学作品看做是珍藏已久的艺术品去审视。在进行翻译时我们是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工具去临摹原作品，尽可能保持其本身的原始性和艺术性，而不是用雕刻刀和凿子在原作品上挖洞钻眼儿，把它打造成自己看着顺眼的东西。翻译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原作品的再现，而不是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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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归化和异化的对立与兼容3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对立 兼容 和谐

1.引言

自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出现后，翻译界对它们的取舍与利弊也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归化派和异化派。如国内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的归化派和以刘英凯维代表的异化派。其实，两者都走向了极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忽略了不同语言文化特征和翻译的根本目的。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本身就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差异，否则翻译将难以进行或难以实现其根本目的。翻译应以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应求同存异，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两者和谐相处，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杂合并用。

2.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的内涵

要理解归化和异化在翻译中的关系及运用，首先要理解它们的内涵。孙敬礼教授在其文章《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认为：“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相当于意译。”（孙致礼，2002∶40）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不够准确。其实，直译和意译与归化和异化并非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归化和异化应是直译和意译的延伸和深化，因为归化和异化上升到涵盖语言的文化意义。国内学者刘英凯和国外学者Venuti给归化和异化下的定义更准确些。刘英凯给归化下的定义为：“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既‘入籍’的旧称。翻译的‘归化’则喻指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地纳入归宿语之‘籍’，更具体地说，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转引自王东风，2002∶25）Venuti对异化下的定义是：“偏离主流价值观，保留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打破译语言的常规。”（转引自王东风，2002∶25）换言之，“归化”就是用符合译语文化习俗的表达方式准确地转达出源语中的真实意义；“异化”则是在转达意义的同时，力求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异质的东西。

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形态和形式的转换，还有文化因素的转换问题，包括语言风格、表达习惯与方式、遣词用字等方面。归化侧重于为广大的读者考虑，把源语译成符合译语语言规范、表达习惯和文化品味的译文，使读者感觉通俗易懂；而异化则力求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语言风格和文化品质，让读者体验到更多的异质文化。

3.归化与异化的定位

归化翻译的主导作用

归化翻译在跨文化翻译中应起主导作用，这不仅是翻译的性质，还是不同语言文化特征所决定的。西方著名的翻译家Roger （1991）给翻译下的定义是这样的：“翻译就是在一种语言（源语）里所表达的东西用另外一种语言（译语）表达出来，保留语义和风格上的对等。”从定义中不难看出，翻译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寻找两种语言的对等转换，然后再解决这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异质和缺失的东西。寻找源语和译语在意义上的对等转换就是以归化策略为主导，其次才运用异化策略处理它们间异质和缺失的东西。这也类似于英国文论家Herbert Spenser（1959∶19）所说的“效果原则”，即，作者用词造句尽可能考虑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保证行文能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使读者费最少的力却能获得最多的信息（转引自马会娟，2006∶29）。

以下的一些名篇片段进一步说明了归化翻译主导地位。例如丹妮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在合译中国名著《聊斋志异》选时，也使用归化译法。请看以下的汉语句及其英语译文：

（1）公力疾驰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曹著、马尔译∶3―4）

译文1：Master Song（宋公）climbed quickly onto the horse and followed him along an unfamiliar road till they came to a walled city that looked like the seat of a king’s authority.

译文2：Master Song rode the horse quickly and followed road was arrived in a walled city which looked like a king’s palace.

从原文和译文句子结构和风格不难看出，译文用一个较长的复合句取代了原文的三个短句，遣词造句上都选用了较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显然，译者采用了归化译法。假如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形式运用异化译法，译文则显得松散而无文采。

再看《欧贞尼・葛郎代》中一段话的译文：

（2）The hands of this woman stanches the secret wounds in many goes on her way to heaven attended by a train of grandeur of her soul redeems the narrowness of her education and the petty habits of her early life.

译文1：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堂。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教育的狭隘的缺陷和她幼年生活的诸多习惯。（穆木天译）

译文2：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联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傅雷译）

仔细研读这两段译文，我们发现译文1几乎是文对文迁移过来的，显得生硬、别扭，甚至难以理解“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之类的表达，犹如读一门“外语”，读起来晦涩难懂；而译文2既达意，又有文采，一目了然，符合翻译规律。

异化翻译的辅助作用

孙致礼教授在其文章《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孙致礼，2002：40）当然，孙教授的观点有违翻译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但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异化策略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外国语言文化的异质成分。在翻译实践中强调归化策略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异化策略的补充作用，因为归化有期自身的局限性。不同的语言文化不仅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还存在缺失。语言文化的缺失就是源语中有的词语在译语中难以找到相应的词语或类似的表达。在这一情形下，这些词语只能用异化移植而不能用归化方法。

例如，英语国家在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方面发展快于我国，所以西方语言文化中涌现的许多词汇和概念是汉文化中所缺失的，如radar（雷达），tank（坦克），internet（英特网），web site（网址），motor（摩托），supermarket（超市），on-ling shopping（网上购物），credit card（信用卡）等。同样，汉语文化中有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英语中也找不到对应词，如太极（Taiji）、武术（Wushu）、道教（Taoism）、饺子（Jiaozi）等。上述的词语就是运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也就是常说的音译法。音译是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本质上就是一种异化移植，因为它保留了源语的特质。玄奘有关“五不翻”的论述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陈福康，1992：42－43）。

4.归化与异化的融合

“翻译本身是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统一，翻译的艺术就是因难现巧，在不和谐中寻找和谐”（郑海凌∶126）。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可能脱离作者的意图、文章的意义和读者的理解期待。翻译也是多因素和谐的要求，不讲和谐就容易走极端、违背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观观点：“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行为。”（转引自许钧，2003）这也说明了归化和异化策略的融合并用可化解翻译中的矛盾，使译文既能让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又能存留源语的异质特征。

不同的语言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特征，典故、习语、专有名词都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由于他们过于抽象和含蓄，如直接异化翻译，可能读起来索然寡味，毫无文采，起不到启发作用。例如，cowboy和 hippy是美国社会所独有的产物，若译成“牛仔”和“嬉皮士”都无法明确转达其义。在此情况下，只有采用注译方法，而注译本质上就是归化和异化的兼容，以化解他们的文化障碍。又如，Oscar（by Commander Nils Leid）是一部小说，讲述南极赫岛上的一条爱斯基摩狗――奥斯卡的非凡经历。若把这书名异化译为《奥斯卡》就显得空秃，甚至有人会误认为是奥斯卡奖的文学作品，但如融合归化和异化，分别在其前后添加“猎犬”和“传奇”，译为《猎犬奥斯卡传奇》，那么该作品的译名则一目了然。

目前，语言的杂合现象逐渐普及，这是翻译中归化和异化融合并用、和谐相处的结果。这些杂合语是文化逐渐走向趋同的必然结果，他们已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现代社会讲求的是简洁、方便，因此许多较长的英语名词，特别是科技名词的翻译多数为：英语词缩略形式+汉语的形式，如BP机、CD光盘、X光片、CT扫描、IT技术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语言的杂合会更加普遍，这样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更趋于兼容与和谐。

5、结语

综上所述，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应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由于语言文化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并存也是客观需求。虽然它们存在矛盾，但并非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已清楚地证实，归化与异化是翻译实践过程中长期并存的两种策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和谐相处，互为补充。只有这样，翻译才能体现它的本质和实现其真正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C］.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2.

［2］马会娟。对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3］孙会军，郑庆珠。翻译与文化杂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4］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5]许建平，张荣曦。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J］.中国翻译，（5）.

［6］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7］郑海凌。文学翻译学［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作者赵红春系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作者王家和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在读硕士）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4

摘要：长时间以来，翻译界一直把“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方法看做对立体，对二者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持续着，本文从理论与翻译实例两方面来论证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并试图探索“归化”与“异化”使用中度的把握的问题。

一、“归化”与“异化”释义

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对立意见，即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这两种翻译方法：“就文体和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马柯区分的两种翻译方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来”。

所谓归化翻译就是指以目的语为文化归宿的翻译方法，运用目的语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使译文通俗易懂，跟适合于目的语读者，它不考虑原文的目的和形式，而使用读者熟悉的语言和形式来翻译，尽可能地达到原文的功能和意义。在英美翻译文化中，一直以归化理论为主导，其主要代表是翻译家尤金。奈达，提倡功能对等，强调原文和译文读者反映的对等。而异化翻译则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即尽力再现原文语言和文化特色，以便更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其目的是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二、“归化”还是“异化”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近年来电影中出现了一些被西方大众所接受的翻译，功夫为Koufu而不是Shadow Boxing,豆腐为tufou, 麻将为majiang等等。这些词汇采用的都是异化的翻译方法而不是归化法，可见这种异化法翻译的词汇还是为大众所接受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旅游，可以更多的收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世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关注也在迅速上升。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有助于国际见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异国文化的传播。在我国翻译史上，归化译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异化法一直没有被忽视过。比如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词汇：菩提树、阿司匹林、DVD、PK这些采用的都是异化的手段。

归化的翻译在理论上是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在实践上强调通俗易懂，避免多义或歧义。一般认为当原文和译文由于文化因素而不能通达时，“要用译语文化代替源语文化”即把目的语中找不到的词汇改头换面，或套用与之相似的表达，把他们变成读者熟悉的目的于文化形象。例如：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译文：三个和尚没水喝。

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 译文：上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这样的翻译处理，及传达了意义，译文也通顺，收到读者的欢迎。

所谓异化，是指“异己”与“疏远”,不同事物在接触中，彼此保持自己原有的特性。翻译中的异化，则是译者采用相异于译出语作者的表达方式，再现译出语的内容和异质因素。要尽量传达原作异域文化特色、尽量传达原作的语言形式，尽量传达源语作者的写作方法。由此可见，异化翻译是尽可能地保留译出语语言和文化差异，展现译出语的异域性。使译入语读者感受到“洋腔、洋味、洋风景”,其目的语是要开拓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视野，丰富译入语的表达能力，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

三 “归化”与“异化”的相互补充

对于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我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英译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以异化为主，而英国人霍克斯主要采用的是归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译文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杨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西方人对红的联想与中国人是不同的，红在西方代表的是阴险和暴力，所以按异化法直接译成“Red Mansions”容易给读者造成不好的或错误的联想，而且“红楼”虽然是汉语中的典型意象，但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而霍的译文实际上是采用了《红楼梦》的另一名称，避开了“红楼”的意象，这样既避免了读者产生不理解或误解的情况，而且也同样反映了小说的线索。这两种译文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比较而言霍的译文比较复合英美读者的文化习惯。杨的译文很好的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因子，收到中国译介的追捧。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中语言的交换必然会涉及两种文化的转换，过度的归化与异化都不利于信息的交流。 归化与异化各有优势和不足，两者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在实际翻译中，应遵循不同的原则，根据实际的语境，或归化或异化。同时，归化和异化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归化翻译发挥译语优势，使译文贴近读者；然而，归化过度会适得其反，虽然强调可读性的一面，却极可能是译语读者产生误解，甚至觉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例如，把“As wise as Solemn”译成“智如诸葛亮”,会让读者觉得外国也有个智多星诸葛亮，虽喻意相同，但喻体相差太大。另一方面，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包容能力。随着文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文化的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异化也就成为翻译的必然趋势，源语文化的新鲜事物的“异化”很容易被目的语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并逐渐地约定俗成，吸收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总之，归化和异化是翻译领域中的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四、“归化”与“异化”使用中度的把握

归化与异化看似是不可解决的一对矛盾体，但其实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某些原则标准对异化和归化做出不同的选择，如翻译中外域文化可溶性理论就有助于我们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溶性基本规范是：首先，原语所反映的观念形态与目的语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现状相符、相近或可以相互补充，加深理解，而不是相反、相悖，因而对目的与民族文化及积极的观念形态起瓦解或破坏作用；其次，原语所反映的物质经济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及一般行为方式与目的语民族文化传统及现状相符、相近或可以相互补充，加深理解，而不是相悖或格格不入，因而对目的语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起瓦解作用；最后，原语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及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与方式与目的语民族文化价值观相符、相近或可以相互补充，加深理解，而不是相悖或格格不入，因而对目的语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起瓦解或破坏作用。有了以上理论的支持，我们在具体的翻译中就能以此为准绳，更好的把握翻译中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度”。如，在80年代以前，“功夫”一词一般被翻译成“shadow boxing”, 但随着中国式功夫片在海外的流行，英语国家对该词的翻译又采用了异化的方式：“Gongfu”或“Chinese Gongfu”,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 对“功夫”一词的文化可溶性增强所致。

把握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度”极为重要，而把握这个“度”的关键的标准就是本国语言对外域文化可溶性。通过把握外语表达方式在本国语言中的存在状态和可接受程度，译者就能更好地把握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段，从而使译文达到及通顺流畅，无碍于作者阅读和理解译文，同时又能达到促进文化交流，丰富本国语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蔡平，“文化翻译”的困惑J,外语教学，2005,(6)

2方宁，试论基于中庸的文化翻译立场与操作手段J,语言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1)

3刘重德。“欧化”辨析――兼评归化现象[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刘英凯。1987,归化――翻译的歧路，《现代外语》(2)

5郭建中。1998,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

6孟建钢。2002,关于翻译原则二重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中国翻译》.

作者简介：孙楠楠；女；汉族；生于吉林省大安市；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