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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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思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似乎只把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挂钩，“资本的谜也就是异化的谜”；而在其他地方，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劳动分工看做异化的一种形式，这么说来，异化不仅仅存在于存本主义社会。

那么，到底异化劳动是否专属资本主义呢？对于这一点肖恩・赛尔斯分析得很清楚：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第一个方面――劳动对象的异化中可以看出，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支配地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重要因素，当生产者不再控制交换过程，被剥夺了除劳动力之外的所有东西时，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也因而与劳动对象异化。而这些在肖恩看来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才开始出现的。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方面是与劳动行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劳动变成商品，具有双重属性，资本控制了人们的劳动行为。第三个方面，由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出现，使劳动仅成为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脱离生活本身，不存在与类生活的异化。最后一个方面，市场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形成的半自然的和共同体，分离成原子个体。事物之间的市场法则实则是生产者间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和肖恩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似乎占大多数，他们总是把劳动的异化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认为异化劳动解释了资本型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形成，也就更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在更多情况下把异化劳动看作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

然而，我想了又想，总觉得不能太赞同。

第一，我们首先回归“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定义，在《手稿》中，异化劳动是针对劳动主体而言的，即原本属于劳动者的、并能促成其生存和自由发展的东西（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最终却成了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单从定义上看，异化劳动应该是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就拿封建社会来说，农民的生产受到地主的剥削，虽然剥削的程度受环境的影响，但土地难道属于过农民吗？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归其所有供其生存吗？农民的劳动不是经常也很痛苦和被迫无奈吗？当农民需要花钱去买别的东西（比如非自己生产的粮食种类）时，劳动产品难道没有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来压迫农民吗？他们得到主体性的解放了吗？这只是个程度问题，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可以自给自足，只要找块没人管的地儿就可以养活自己，而存在的地主压迫与奴役也因为没有完全夺去其劳动成果而变得可以接受，因而此时异化劳动不存在普遍性和鲜明性，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不普遍不明显就否认其存在。

第二，在《手稿》中，马克思说“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也就是将异化劳动看作私有制产生的根源。而准确来说，私有制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若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源头即产生于它之前，那么异化劳动几乎贯穿于人类真正文明时代（我划定的界限是在原始社会结束后）的始终。可见其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有现象。

第三，我以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具有源头性的，它可以推导出后面的结论，因而当我们回到肖恩的逻辑中，“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支配地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重要因素”将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我承认商品生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生因素之一，关键在于“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在封建社会末期就已存在，就拿中国来说宋明时期商业已极其发达，商人和手工小作坊数量激增，商品贸易空前繁荣，只不过当时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在这些已经存在的虽不占支配地位的商品贸易关系中难道不存在劳动异化吗？

而在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也不存在异化劳动吗？我问自己，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最初动因。所谓的专属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的各种现象在当今中国似乎也存在着。比如说众所周知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以及著名的“黑砖窑”事件等等。只不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至少是名义上，个人劳动不再与社会劳动分离，工人农民从理论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并且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可我们知道异化劳动并没有消失，它作为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既没有因为是封建社会而从不露面，也没因为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销声匿迹，然而它正在逐渐地克服自身，走向人类本质的回归。

综上：首先我得承认伟大的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概念的确有其特定的意图，尤其是早期，为批判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因而理所当然的与资本主义分不开，也正是承认这一概念的历史经济背景，我也不得不思考其局限性。马克思生前没有看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诞生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在墓穴中沉睡了将近百年，我写这个文章的目的与其说探寻“马克思是否认为异化劳动”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如说我是想探讨“异化劳动”本身是否也现实地存在于非资本主义社会。

我认为，其实真正和异化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并非所有制而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只是当发展到完全的共产主义（健全的社会主义）而非“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被产品经济取代时才会消失，是时人类才能全面解放，才能彻底消除异化。

既然异化劳动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更重要的是它仍存在于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那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在回避这个问题呢？有问题不该解决吗？

我想那是因为很多人把异化劳动看作一个“不好”的概念，认为不应存在于向美好幸福文明生活进发的社会主义社会，仿佛若说异化劳动仍存在于社会主义，就是对当今主流价值观的挑战一样。马克思运用这个概念最初的目的是从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他对之道德上的义愤。但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也曾以积极肯定的方式理解并谈论过异化现象。这种误解主要是因为人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单一的思维维度去来看待异化，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忽视了异化概念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在《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客观地评价异化现象，将其看作客观的、历史的必然的产物。这也符合我上文所说的，异化劳动的出现和消失都是渐进的，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突然冒出来也因为其消亡而随之泯灭的。况且现在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异化劳动”并非不正常现象。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要经历“异化”这一步，市场经济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其扬弃。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实质上也是人本质的丰富与发展，既有积极意义，虽然此时它具有异化的形式。因而，“异化劳动”在马克思那里经历一个由道德视角向历史视角的转换。

因此，我希望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人们可以正视这一问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放任“异化”的出现而听之任之，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沿着人类全面解放的路线逐渐克服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