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探究 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趋势展望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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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探究 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趋势展望1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在悬念、不安甚至紧张对立的状态。如今，尚未走出贸易战泥沼又遭遇全球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慌，美国领导人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概念，指控中国隐瞒疫情而鼓动调查、追责、索赔，上演冷战思维性质的反华闹剧；中国则谴责其散播“政治病毒”“信息病毒”。在这种激烈的话语对抗形势下，所谓“新冷战论”的悲观认知越来越得到理解。

但学术界似乎很少思考一个长历史现象，即中美关系危机化事实上反复发生。这与中日关系很像，原因当然是存在周期性发作的问题结构。中日关系遗留了战后处理未和解的历史问题；而中美关系的结构既与对日战后处理未完成有关，又是冷战政治遗产未清算而不得和解的正常化后遗症。简单地说就是，台湾问题作为美国主导对日战后处理所形成的美日同盟遏制中国陷于长期分裂的象征，确证着冷战政治结构的历史连续性。

在此番“病毒战”危机之前的贸易战中，美国就有“脱钩”之说和排斥中国企业、媒体的行动；但那时还不甚清楚所谓“脱钩”是要干什么，存在事出有因、个别案例的观感。而进入新冠肺炎疫情语境就形象化了：蔑视、疑惧心理支配下的嫌恶修辞，不惜夸张地要保持社会距离。这种近乎强迫性、常规化的非接触防疫姿态，成为中美关系危机的新冠表征，实在是一个巧合。所谓巧合，是说美国政要并非因为新冠病毒才抛出“与中国脱钩论”；疫情似乎给现在的中美关系造成了特别的麻烦，但也不过是暴露了本来存在的问题并赋予其夸张声势的反应形式而已。现在有个流行词叫“舆论战”，可能是暗示某种对称、平衡的说法；活跃于媒体的学者常用这个概念，说美国在和中国打舆论战，刺激了中国，不得不打。而打到什么程度呢？最新高度是直指美国某领导人是“人类公敌”“世界和平的敌人”“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檄文语法，渲染着紧张氛围。

以战争修辞表达对抗并称之为“舆论战”，在概念和事实两方面都值得商榷。有主流媒体刊文称：“舆论战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历史证明失去话语权就失去了第一定义权。但事实上，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鲜有“舆论战”之说；而在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意义上，“舆论战”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舆论是指公共意见、公众意见，但美国政要对中国的指控暗示着某种外交议程设置而并非一般舆论，把中国媒体的社论、评论当成公众意见则更是误解。总之，不存在两国公众意见打仗的事实。“舆论战”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就知道，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一般使用思想战、信息战、情报战、宣传战，以及观念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类。

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学者赖肖尔使用过“思想战”的说法。但他并非要向日本灌输某种观念，而是通过组织日美学者的知识对话传播历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术思想。这是国际传播的本义，传播就是通過信息交流达成共识；他公然声称与苏联搞“思想战”，所做的是美日知识对话，在历史叙事的现代化理论上达成共识，解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语境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对照这种“思想战”工作，可以理解“舆论战”概念存在着所指不确定的问题。

但中国外交史上有过疑似当今“舆论战”的现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六评”，这种美帝国主义大批判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毛泽东当面向尼克松解释“打倒帝、修、反”之类的话是“放空炮”。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苏联的论战，以“九评”著名，但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澄清“讲了许多空话”。可见，以脱离事实的空话刺激对方只能给设置解决分歧、化解冲突的外交议程制造精神障碍，使国际冷战趋于情绪化、激烈化。“舆论战”概念所指不确，可以说是“宣传战”。但历史证明它徒劳空言，心理上更明确政治边界、社会边界而使厌恶情绪扩大再生产。怎么消解对抗？回到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上，要提供事实而不是概念的、哲学的驳斥。所谓提供事实，就是知识生产。在中国经常有人讲话语权，但这个概念就错了，应该叫话语权力——首先有话语，因为话语而发生的权力。没有叙事和逻辑构成的话语而一味地宣誓或诅咒，不能构成关于问题的叙事和有根据的陈述，那种空话没人听，也就不会产生传播学意义的话语权力。

总之，要提供叙事，形成有实证根据的历史语言和有概念体系的科学语言，避免文学渲染和哲学空论，才能对话。有学者主张，提高话语权的方法就是盖过别人的声音，疑似暴力姿态。这完全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对权力的理解。传统的政治学权力观，比如马克斯·韦伯把对于左右别人意志的手段的支配称为“权力”；但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强力”（force），其新的权力（power）定义是指“人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的基本表现不在于支使别人的意志，而是在达成协议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这种“交往的权力”就是传播政治学的权力观——并非强迫别人，而是取得共识、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共识的范围即政治共同体，没有共识的强迫性权力就是否定政治的暴力。从“交往的权力”概念理解，国家间政治的权力竞争作为外交的目标也是追求共识。因此，中美关系危机用“舆论战”或“宣传战”方式并不能化解，而需要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结构作出知识确认，思考国际传播和外交交涉的方向。

事实上，宣传战作为冷战政治的历史连续性表征，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外交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战发展出的新形态。当前的宣传战修辞与传统冷战时代并无二致。历史如此展开，是因为存在着连续性结构。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全面对抗的传统冷战状态，当时中国流行“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说。建交以后，经过台湾问题折腾和美国对中国发动制裁的风波，邓小平有句名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贸易战时期流行“压舱石”，发生危机就转移到经济领域，以采购贸易作“压舱石”。现在流行“甩锅”，语言离国家间政治越来越远了，“压舱石”就已经很远，没有追究问题所在、交涉解决的意思。“甩锅”就更加戏剧化，这种搞笑的小品语言脱离叙事语境，与新闻、政治、外交的专业性有很大距离。“甩锅”的说法完全没有国际传播的对象意识，是在“小品化”了的中国语境下才能制造“笑点”的怪话而已。 外交修辞的非专业化和戏剧化，回避了“真问题”。中美关系的“真问题”是什么？在中苏结盟与美国阵营形成冷战对抗，对日战后处理久拖至朝鲜战争爆发而使中美关系陷于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把对日战后处理导向建构日美同盟压迫分裂中国的国际法进程。杜鲁门总统公然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后来，日本、美国分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以战后处理象征“两个中国”的“日华和平条约”和把海峡两岸分裂固定化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经过中苏反目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冷战政治转型的所谓“正常化”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机制——美国在东亚驻军的半永久化——为前提，美国则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象征干预中国统一的遏制政策，并无限期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即暗示“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尚未达成。

热战、冷战都没有和解，中美关系遗留着台湾问题这一冷战政治核心结构。近几年总是有人议论中美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新冷战”，新冷战这种概念未必准确——因为东亚的、中美之间的冷战从来没有宣告结束，现在的中美关系危机不过是一度隐性化的冷战又显在化并有了新的表征罢了。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美国概念是指利用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建立中美和平共处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解决台湾问题的议程设置，当时中国所接受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并非真正达成了谅解，而是姑且的假性共识。

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中国方面曾经要求美国从东亚撤军、从台湾撤军，基辛格表示美军的存在有利于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后来美国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但在日韩驻军仍然能起到维持分裂中国的作用。基辛格所谓约束日本军国主义，似乎不无道理，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证明着话语权力偏在——他用事实、概念、理论能说服对方。而基辛格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是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國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对此不持异议。总之，中国要求的美国撤军和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都没有实现而姑且搁置，是疑似一致而事实上各有原则的假性共识。基辛格的“一个中国”立场表述堪称史诗级战略意识形态。所谓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不持异议，貌似肯定现状，其实暗中预设了一个可能：当两边不再都认为是一个中国的时候，美国也会肯定新现状。总之，貌似“一个中国论”的“基辛格定律”隐喻着与大陆达成的假性共识发生破裂的可能性。为了减缓或者掩饰、遮蔽破裂，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战到90年代就转变成贸易战了。明明是台湾问题作怪，但美国同时提出种种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用汇率、顺差、最惠国待遇之类新的议程设置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力工具，诱导中国的国家采购、经贸合作就成了维持台湾问题不翻船的“压舱石”。为了维持过去的假性共识而达成新的假性共识，这是中美关系危机的真实结构。后来的中美贸易战公然与“一个中国”政策挂钩，表明冷战政治结构完全显在化，中美关系的假性共识处于随时被打破的临界线上。其实，从基辛格1971年访华，美国就在摸索以“一个中国”政治修辞的石头过“两个中国”外交之河。美国同意在建交公报中写入疑似针对苏联的“反霸权”条款，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其认定中国受苏联威胁之“战略上的原因”而隐忍。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台军售贸易与台独政治相互激发造成的“两国论”攻势被利用于交涉贸易利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原理就从战略机会主义转型为贸易机会主义，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中美关系危机周期性和形态变异的规律。

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任意机会主义或自由机会主义。中国一再努力加强贸易合作、恳切呼吁抗疫合作，但美国政府总是不满意，动辄威胁“脱钩”甚至切断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和自由化。目前，中美关系好像失去头绪、无从着手了。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台湾问题被搁置，中美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过去达成的“一个中国”共识是假性的。直面“真问题”，才能思考中美如何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为了达成真实的“一个中国”共识，需要不断地进行外交对话，而不是接受美国贸易机会主义的引导去无限筹措“压舱石”——美国被如此满足了利益要求会越发蔑视中国，发展到种族主义会更加棘手。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仍然有贸易战和宣传战，疫情恐慌之下不过是突显了象征性。所谓象征性，就是从假性和解发生敌视、对抗，而发生权威性自我陈述缺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的情况就可能导致蔑视，持续积累的蔑视则转化为歧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的歧视就是向情绪对抗、力量对抗过渡的临界状态。为了化解这种危机，需要通过把问题对象化的实证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图。这种知识生产是战略思想生产的前提，是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精神过程。

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有效机制是关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对话、战略思想对话，而并非立场、情绪的对抗。为了摆脱目前的中美关系危机困境，必须避免“怼立场”之类的情绪性回应，而应思考关系结构，确知怎样的回应才能赢得话语权力。鉴于中美关系危机的严重性质和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知识的严重贫困，必须打破现在分割的、行政化的智库体制，成立跨部门的专题研究智库，组织有实证研究经验的学者致力于中美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实证研究，在充分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整理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可靠思想。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斗争要害也在于知识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报道国外学者对病毒来源、传播路径、疫情模拟的研究成果中摆脱美国的指控，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提供关于中国疫情以及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权威知识话语。

从中美关系解冻、建交到发生种种危机至今的半个世纪，基辛格这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父一直是来中国奔走的信使和战略思想权威。现在，连他也认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危机。

独立自主的思考需要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显然失察于“基辛格定律”所暗示的反向演变可能性和事实发展，导致对中美关系进入台独政治常态化的“后基辛格时代”无所警觉。两岸关系的要害在于内战和解政治议程进度之有无，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战略对话的可持续与否。基于这种传播政治学的原理，应利用知识生产推动话语生产和新闻生产、舆论生产，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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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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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年初，有学者总结2010年的中国外交，用了3个“年”——“周边年”、“海洋年”、“危机年”。2011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召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中国周边局势的会议，会后发布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与2010年相比较，本年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周边安全基本形势总体相对稳定，二是消极面增多、矛盾复杂、动荡加剧。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有三点：美国战略调整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因素；中国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是重要因素。

面对不可改变的变化，我们该怎么办？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应在下面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正确看待美国及美国的“高调重返”

1、中美差距依然很大，别不把美国当回事

2、放眼世界，别把美国太当一回事。不要把眼睛老盯着美国。我们过去太在乎美国，美国的一举一动，皱个眉撇个嘴，我们都要琢磨半天。不要把美国太当回事。美国是我们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但不等于我们一切都围着它转。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放到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全方位友好，周边也是全方位友好。跟全世界的关系理顺了，反过来，也有利于发展与美国的正常关系。

3、正确对待中美关系：中美是对手，未必是敌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视中国为敌人。美国在恐惧中国军事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

4、“高调重返”难以短期实现。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西方困境并为真正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财政赤字、政府债台高筑。这些对它来说是比较深层次和长期的制约，使得它难以顺利地推进它“重返”的计划，有很多因素还在制约着它，所以我觉得对美国重返亚洲还是应该理性、冷静地看待，而不要过高地估计它，认为它是完全冲着我们来是、对我们完全不利等等。

(二)淡定从容，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

解决问题，关键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最根本的法宝。

1、不回避、不着急。周边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必经阶段，必须要过这一关，躲不过去的，不能回避。现在问题来了，或者挑战来了，就得去坦然面对，去有效应对，否则永远不会真正的崛起。

2、要有发展战略，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政策要做调整。2010年，我国提出了要“塑造周边”，但是要怎么塑造，我们自己先得有个计划，得先有个模子。连模子都没有怎么塑造？这方面我们得学学美国！

3、“韬光养晦”与“敢做敢为”并重。做任何事情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在整个过程中，“韬光养晦”一定要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有所作为”、要有威严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让一些国家觉得中国难以挑战、难以侵犯、难以“忽悠”。

4、要讲“巧实力”，对周边国家区分对待。

(三)政经合一，协调周边关系

在周边问题上，中国以经济促政治合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单纯的经济让利已经不能解决摩擦。中国应该一方面通过继续深化经济联系，巩固与周边关系。同时也要增强周边外交中经济手段和安全政策的协调性，善于将经济手段战略化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对国家利益的支撑作用，并适度运用硬实力的威慑力以争取和创造更好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