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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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改革1
[论文摘要]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马克思与西方产权理论，指明了国企产权改革之路：从产权制度本身，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并在改革的实践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模式。
一、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关于产权理论的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产权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概念，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对产权理论进行不间断的研究。而在这其中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无疑是最能体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们把他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5] “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力：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6]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财产不是纯粹指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物，而是指在人同财产之间的财产权利或财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指出“每个时代中的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7]。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主体对客体的权利，是在占有事实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法权，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所有制关系，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现代产权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对产权制度进行了研究，科斯从产权的社会属性来分析产权制度，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利用的是事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会说否认拥有土地，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8]诺斯则从产权的排他性来定义产权，他指出：“产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哈罗德-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从产权的外部性出发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所以，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把产权看作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组合而成的排他性的独占权。他们认为这些权利不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是法律关系决定的经济关系，因而是表面的肤浅的。这就指导我们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在借鉴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有益研究成果时，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实行全面的私有化。
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困境
（一）产权主体性的缺失
国有企业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然而很难找到调和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根本矛盾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也不能完全解决其中的矛盾）这使得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委托-关系。
（二）产权交易性的缺失
公有制对产权不可交易性的要求与市场经济对产权可交易性要求的冲突，使得国有产权难以实现其交易性。这一矛盾的存在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市的国有企业因国有资本不能流转因而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非上市的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交易途径。
四、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途径
（一）产权制度本身的改革
1．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
从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本身即内因方面来说，国企股份制改革后虽然有了现代公司制度的结构，但是企业内部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简单的照搬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模式而不真正研究企业运行内在的规律是难以让国企走向改革成功之路。
如在西方运行良好的股票期权制度激励经理人，使得很多企业迅速成长，但是在中国不成熟的股票市场的环境下，这种制度加剧的市场的投机行为，使得经理人去炒作公司股票从而获得巨额股权收益，而不去真正把企业管理好。
所以建立一套真正适合国情的现在企业治理制度，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继续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重组国企产权结构
所谓股份就是对企业的所有权即产权，股份制实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形式。这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方式，所以股份制是国企改革不可扭转的方向。虽然现阶段国企股份制改革存在着诸如股权分置、产权虚设等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带来的成果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虚拟经济体系的改革：完善金融体系为国企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拟经济在经济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促进和激励作用。金融体系是虚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产权制度本身的同时必须完善金融体系改革为国企产权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企股份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深化改革的良方，但是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下股份制改革的效果必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完善法制系统，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以及抗风险能力。只有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真正深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三）实体经济体系的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国企垄断市场的程度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或类似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用其最少资源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商品与劳务。但在存在着垄断、寡头或类似的市场不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导致企业效率和资源了利用率的下降。所以提高国企的资源利用率，真正做到节能减排，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1．在充分的发挥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前提下运用宏观调控的政策。2．国企改革要实践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3．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就是向此方向迈进的一步。
总之，我们应该继续发扬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产权模式。只有这样我国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才能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
[2]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3]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4]吴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探析，《商场现代化》2008年6月，第543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382页
产权改革2
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无论魄力，还是见识，柳传志都可以称得上是大企业家。但联想集团掌门人、并登上美国哈佛商业学院大讲堂的企业领袖，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配角。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日后会达到这样的高度。
初入商海未立志――柳传志
“一杯水，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是柳传志1984年的生活状态。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术工程师的任上“憋”了十四年，到了不惑的年龄。
计算所是当时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中国发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所需要的计算机均由这个研究所参与研制。1984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中科院也处在了膨胀和改革的边缘。来自军方的研究计划停止后，吃惯了行政拨款饭的计算所，面临着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
在计算所成立公司后，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工作的副经理，并立下了“带领公司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的宏愿。联想诞生在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启动资金是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人民币。
这家后来成为中国民营经济魁首的公司，当时的资产性质是“国有企业”：
柳传志等人的任命要获得科学院批准；公司可以使用计算所的办公室、电话、研究成果及所有资源；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公司从银行贷款，全部以计算所为“合同申请借款单位”；甚至公司赚来的第一笔大钱也来自计算所。
1985年初，中科院购买了500台IBM计算机，其中的验收、维修和培训业务交给了柳传志，从而带来了70万元的服务费。当时办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计算所的生计，只有当联想成长壮大之后，它的产权归属才变得敏感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柳传志、联想，甚至日后被称为是“中国硅谷”的中关村，都不在时代舞台的中央。
“共同致富”实践者――
吴仁宝
吴仁宝虽然没有达到红遍全中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极盛，但他领导的华西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有了名头。
在全国90万个村庄里面，华西村可能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书记吴仁宝也无疑是最为出色的村官了。吴仁宝在华西村当了创纪录的四十八年村党委书记，这个外表慈祥的老头，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
华西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但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又在干着“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来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也转身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当时全国数十万乡村中间，可算是富甲一方。当改革为社队经济松绑后，华西村甚至不需要原始积累，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远近知名的全国第一个亿元村。
从此以后，这个富甲天下的村庄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践了“配给制”和“共同富裕”。由于其接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一直被作为先进典型，在随后发生的几次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也没人诘问其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产权性质。二十多年后，华西村的产权自然而然地归属到了民营经济。
产权变革第一人――鲁冠球
在吴仁宝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发展社队经济的同时，一个日后差不多成了民营经济常青树的教父级人物，也在谋划着如何打破计划经济的牢笼。只不过，他比村官吴仁宝坎坷得多。
鲁冠球出生在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25岁那年，他东拼西凑了4000元钱，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赶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收购废钢材。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1000把犁刀，跑到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
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可以活下去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机站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喷嘴。总之，是人家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到了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竟发展到了400号人，年产值300多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石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五块牌子。难能可贵的是，初中都没毕业的鲁冠球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管理能力，他率先实行基本工资制和计件/计时工资制。让人尤为惊奇的是，他拥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朴素的产权意识。
起初，万向节厂也同别的乡镇企业一样，是镇政府主办的企业，企业的税后利润也按规定留给企业和上缴镇政府，镇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主管单位。1983年，鲁冠球实施了产权改革，改革方案规定：万向节厂所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50％企业所有，50％镇政府所有；由股东大会选举厂长，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实行厂长负责制，由厂长“组阁”，生产经营由厂长承包，对股东大会负责；镇政府不参加企业利润分配，企业以销售额的20%作为管理费上缴乡政府，并作为销售费用计入成本。
这恐怕是全国乡镇企业最早的产权制度改革。十分高明的是，鲁冠球的这个产权设计外部边界清晰，内部边界模糊。鲁冠球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为日后的渐变留下无限的可能性。通过这次产权界定，鲁冠球获得了企业绝对控制权，却又没有丧失“集体经济”的地位，能够继续享受一些当时的优惠政策。
民营资本如星火燎原
相对于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吴仁宝和鲁冠球，更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在那个十年里，像野草一样在中国各地满世界疯长着。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福建潮汕、广东珠三角一带，越来越多的工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始终被学界忽略的是，这些地方乡土经济萌芽的一大推动因素竟然是走私，浙江的温州和台州、福建的潮汕地区当时是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1979年之后，温州的乐清、苍南一带突发走私狂潮，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等偷运进来。那些前来采购包括走私货在内的大胆商贩和背着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温州人，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温州、潮汕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营经济完成了最开始的原始积累。这些地区最终变得富裕在相当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制假贩假。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石狮曾被并列为全国三大制假中心。早期商人在商业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强取豪夺截然不同，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道德底线的狡诈与血腥，演绎得淋漓尽致。
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些地区民营经济的“合法与非法”一直是全国上下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伴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放开和收紧，经历了几个荣枯轮回。但这些多以个体户形式存在的乡土经济，在产权上是相对清晰的，虽然起步的时候不受国家待见，但在获得法律认可与保护后，它们的生命力就如绚烂的花儿一样开始怒放。
中国民营经济的火种，最早在温州和珠三角点燃，但取得成就最大的“个体户”，还是后来登上内地财富榜榜首的四川刘氏兄弟。
从养鸡到养鹌鹑，从饲料加工再到1987年前后在四川新津县创办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已经悄悄聚起了上千万的资本。可以说，刘氏兄弟从个体户的卑微地位中获益无穷。希望集团从创立伊始，产权都是清晰的，少了干扰，他们心无旁骛地迅速发展起来。若干年后，当联想、万向等著名的公司为产权变革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希望集团的产权改革只是四兄弟分家。
1988~1997产权意识苏醒后独立的资本人格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都是无意识的，它们出现的动因，更多是为了使自己免于饥饿。进入第二个十年，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他们创业的新主题。那些先觉者，由于超前的远见得到了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88年12月，24岁的王文京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任上下海，到位于中关村的海淀区工商局领取工商执照。
在企业登记处，办事员问：“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王文京说：“我想办自己的企业。”办事员说：“那你走错门了。”在当时，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不少人为了图方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由此而生。
王文京的“个体”执照
被拒绝后的王文京只好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领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却只能当一个个体户，好像有点屈辱。不过，在王文京看来，自己的企业就应该是自己的。
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在1990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十一年后，已经成为国内最大财务软件服务商的用友软件被批准上市，持有用友%股份的王文京身价一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他没有像很多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受到产权归属问题的困扰，源于十三年前，他领取了一本“身份低贱”的营业执照。
在产权改革上开风气之先的万向集团自然不甘人后。这一次，鲁冠球要求把万向纳入国家规范的股份制试点。1994年1月，万向钱潮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万向集团又完成了民营企业控制的公众公司的产权变革。四年以后，万向对产权作了进一步的明晰，镇政府以股东身份享受分红，而不再上缴20％的管理费，避免了“水涨船高”。这种做法被舆论界称为“花钱买不管”。此举进一步完善了政企分开，扩大了企业的自。
柳传志的“产权”变通
在联想创办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入了20万元的打底资金，现在是柳传志偿债的时候了。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20万元，他二十多年后都没有还清。
联想是计算所下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公司创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引进私人投资者。
1988年，柳传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将北京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一个中间商，又是一个利润调节器。柳传志选择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和港商吕谭平两家合作伙伴，选择中技转的公开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不为人知的是，当时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柳传志的办法一直被很多国有企业悄悄尝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对母公司的产权改造。
1994 年，经过一年多的磋商，中科院同意对联想股权进行划分，确定按照中科院占20%，计算所占45%，管理层和员工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占有其余的35%股权，并按比例进行分红。员工持股会35%的股权，在当时还只是分红权。兑换成实实在在的股权，是七年之后的事了。
“红帽子”的尴尬进退
王文京、鲁冠球和柳传志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在1997年之前，站在舞台中央的是乡镇企业。正像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在三十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直遭遇着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有资本这个大箩筐里。与此同时，却又侥幸地希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
乡镇企业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疯长着，但时不时地会遭遇倒春寒。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为了继续得到政策支持，这些乡镇企业通常都会挂在乡集体下面，“公皮私骨”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的产权性质。
虽然“红帽子”在后来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紧箍咒，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初期萌生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政府保护。很多人的记忆可能已经淡没，1989年后的三年，是中国民营经济不愿回首的岁月。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引发了私营老板的极大恐慌。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甚至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出逃的小高潮。
为了避免遭受冲击，一些人主动把工厂交给了集体。1989年，山东临沂沈泉庄白瓷厂私营业主王廷江把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在捐献资产的两个月后，王廷江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后来，他被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写进了中学政治课本。
与王廷江迫于形势把企业交公不同，蒋锡培把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的前身）送给乡集体，倒是有几分情愿。蒋锡培1990年创办远东集团，当年销售额就做到了462万元，第二年飙升到1800万元，产能不足迅速成为远东发展的瓶颈。
蒋锡培在资金告急寻求银行贷款未果后，果断地找到了范道乡党委，要把一手打造的民营电工塑料厂拱手转交给乡镇府，远东光荣地戴上了“红帽子”。接下来，贷款、扩厂、纳才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水到渠成迅速解决。之后的十多年里，这个精明的江苏商人数次上演远东集团产权变革的精妙之举。
很有意思的是，乡镇企业争戴“红帽子”以退为进，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时，它们又纷纷转型成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冀望的共同富裕、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经济发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空前好转，私营企业主又忙不迭地要摘掉红顶子。但他们突然发现，紧箍咒一经戴上却很难取下。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把企业从“红帽子”里请出来的办法。有些企业主，还为此失去了一手创办起来的企业。
1998~2007 风暴中心的产权战争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1998年里只有洪水。其实，1998年还是朱钢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之年。尽管朱钢基在国企改革上表现出来的强硬作风使其毁誉参半，但伴随着“国退民进”、“抓大放小”政策的深入贯彻，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浪潮开始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涉难题无数，最难莫过于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搞活、再到厂长经理负责制，很多时候好像国有企业都搞活了，可事后证明那不过是一次次的回光返照。全民所有必须依靠以管理层为核心的人来实现，真正的出资人永远处在失位的状态。权、责、利无法有效统一的体制是存在天然缺陷的。
产权大转移的裂隙
1998年，国有企业的亏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多数行业全行业亏损，石油和纺织行业尤为严重。直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才初步完成。对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则开始采取“国退民进、抓大放小”政策，能卖的卖，能转的转。但由于缺乏定价标准，再加上操作过程中的不透明，国有资产贱卖、职工利益被出卖的现象屡有发生。
现任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负债率80％，净资产为6000万元，职工500人；改制时，企业按平均每人3万元的标准支付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共需1500万元；扣除资产损失、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社保费用、内退人员费用合计2500万元，所余2000万元才是拟出售的企业国有资产。购买者只要支付国有净资产的价值――2000万元，就可以取得总资产3亿元的国有企业所有权。
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当时一些民营企业主接手国有资产的价格相当低廉。到了今天，企业股份转让已经不再以净资产作基准了，通常要支付净资产数倍的溢价。即使如此，行政干预、暗箱操作、把公司做亏再低价购入等非法手段，几乎在每一桩国资出售中都存在。这是不少今天的民营企业家都不愿提及的资本原罪。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主如天外飞仙般突然出现在胡润的百富榜，又迅如流星般快速陨落。
艰难的产权之战
在公变私饱受争议的情况下，联想的产权改革顺利进行，又一次展现了掌舵者柳传志的企业家智慧。2001年，联想作为股份制改造试点，由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牵头进行。联想终于把七年前获得的35%股份分红权，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股本拥有权。员工持股会用七年来一直没有动的分红，以净资产打七折后4亿~5亿元的价格买下了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企业领袖在股权结构中追求个人控股不同，柳传志和其他核心人员在职工持股会中享有35%权益，相当于间接持有联想%股权。虽然中科院持有65%的控股权，但它并不干涉联想的具体经营，在董事会中也只有1名代表，柳传志在经营上拥有联想的绝对控制权。
联想产权变革的实质是管理层收购，尽管只涉及少数股份。后来海尔、美的、TCL和科龙等当时差不多与联想齐名的企业，也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围绕管理层收购的改制。但它们对联想的仿效之举遭到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2004年爆发的郎顾（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更是把这场争论引入风暴的中心。
经济学家郎咸平质疑TCL的管理层收购，就是怎么让管理层在产权改革的烟幕下，“合法”取得其他人取得不了的国有资产。与联想用现金购买股份不同，TCL管理层收购伴随着国有股稀释的过程。惠州市政府先把TCL的所有资产划归政府，然后与李东生签订放权经营协议，如果TCL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0%的最底线，多出的净资产就照既定比例奖励给管理层。
2000年，以何享健为首的管理层和工会成立的美托投资接手顺德区政府在美的控股中的国有股份，购买价格差不多是美的当年每股净资产元打七折。美托投资收购所用的现金，全都是通过股票质押获得的银行贷款，管理层个人通过美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则应先支付10％的现金，其余部分用红利分期付清。这是一个十分优厚的付款条件。
曾经在中国家电业显赫十余年的科龙，1984年由潘宁创办，顺德区容桂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所以，科龙成了集体企业。潘宁最终成为这一产权归属的牺牲品，1998年科龙极盛之时，潘宁被容桂镇政府扫地出门。2002年，科龙经营每况愈下，容桂镇政府把控股权让度给顾雏军的格林柯尔。这次私有化改革，最终把科龙送上了不归路。
产业大佬的产权之痛
在中国企业史上，张瑞敏被公认为是与柳传志齐名的领袖级别的中国企业家。但直到现在，海尔还停留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产权归属争论中，整体改制还没有真正开始。管理层收购之路走不通，张瑞敏在海尔之外成立了海尔投资，控制长江证券等金融资产。也许，只有张瑞敏自己才明了海尔内部关联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
像张瑞敏一样为产权归属挖苦心思的还有宗庆后。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同床异梦的口水官司贯穿了2007年全年，源头在于娃哈哈改制。二十年前，宗庆后承包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营销部之后，就与国有经济扯上了关系。1996年，娃哈哈已经如日中天，在不缺钱、品牌和技术的情况下，与达能和百富勤合资建设5个工厂，新建的工厂以宗庆后的个人名义与外方合资。2001年，杭州上城区将娃哈哈控股权转让给宗庆后及企业员工，娃哈哈摘掉了“红帽子”，实现了从国有到民营的质变。也许连宗庆后都没有想到，为改制引入的达能，却在日后与自己争夺起了资产归属。
传统行业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为陷入资产归属而争吵不休，IT和互联网行业的产权却清晰得像一面镜子。新兴行业市场化程度高，规则透明，丁磊、张朝阳、马化腾、李彦宏、陈天桥和马云等互联网新贵，除去风险投资的少数股权以外，剩余大部分股份都归自己和创业团队。他们的创富故事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阶层。
在中国民企、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产权改革史上，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全流通实现同股同权，以往按所有制为标准的产权归属将从此淡出既往的思维框架，民企也将以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面目示人。优势资源将进一步向优质民企集中，它们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少，只要支付得起价格，就可以获得资产权利。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首吃螃蟹的梁稳根，已经连续举牌沈阳机床和常林股份，虽没有获得控制权，但已经证明了在二级市场买进国有企业股份、并最终得到资产控制权的路径是可行的。
资本市场除了充当股份集中交易平台外，还有资产定价功能。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竞价，市场将为优质资产支付足够高的溢价，公有资产再次变现的时候，以往的暗箱操作和贱卖现象将大为减少。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表示，回顾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未来三十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毋庸置疑，新经济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将构筑未来三十年中国商业史的脊梁。
五次对民营经济的重大政策立法
一、 个体户合法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二 、私营经济合法化
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1988年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三、民营经济与国有资本在法律地位上开始平等
1998年，宪法修正案：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
四、扩大民营经济准入
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
产权改革3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种介于集体产权和个人产权之间的制度。集体拥有土地发包权，但不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缺乏土地转让权、抵押权等权利，而且承包经营权缺乏稳定性。这种既非集体又非个体的产权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就是产权模糊，由此产生很多效率缺失。
一是农地产权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农民的投资激励不足。投资需要激励，而激励产生于稳定的收益预期。当前，我国农地产权由于承包期短暂和承包权的频繁调整，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投资激励。二是农地产权残缺影响到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人手中价值不同，土地只有通过流转才能产生更高的价值。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非常困难，虽然有的地区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但是土地流转却没有发生，部分土地出现荒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土地转让权。土地无法流转，也就无法集中，土地的规模经营就很难实现，这严重影响了土地的效率。
农地产权的缺陷不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原则就是消除产权的模糊性，清晰界定产权，以提高产权效率。改革究竟应该怎么实施呢？我们知道，产权有三种类型：国有产权、共有产权(或集体产权)、个人产权。改革的方向是把产权清晰界定给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呢？这需要从效率角度考察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国有产权条件下，由于国家只是一个抽象主体，必须选择人来经营土地。但人也只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缺乏完全的土地收益权，从而缺乏经营激励。“故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是极大的。”在共有产权下，一个共有土地的所有者无法排斥其他人过度使用土地，也无法排除其他人来分享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非常之高。因此，“一个人的活动对他的邻里和后代的效应在这里不会被全部考虑进去，共有财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个体产权，由于所有者拥有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使与共有制相联系的许多外部成本内在化，……这种收益与成本的集中，产生了更有效使用资源的激励。”因此，在个体产权下，产权的模糊性被消除，资源的利用效率较高。这一结论为农地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即赋予农民更完整、更持久的土地产权，这是产权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农地产权改革的约束条件
尽管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农民个人产权，但是这一改革却面临诸多约束条件。如果不突破这些约束条件，改革是难以顺利展开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正如消费不能摆脱当前的预算约束、生产不能摆脱当前的成本约束一样，改革也不能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约束。忽略了改革的约束条件而空谈改革的终极目标，只会使改革停滞不前。农地产权改革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
(一)意识形态的约束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他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中国农地产权改革自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以来，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已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是与中国基本制度相适应、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制度。任何改变这种制度的企图，不仅受到原有意识形态的抵触，而且会因为担心背离基本制度而受到其他人的质疑。
(二)人地矛盾的约束
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不能不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农地产权改革也是如此。从效率角度看。农地产权改革必须确立个人产权，但这会因为加剧人地矛盾而引发贫困和稳定问题。可以预见，在确立个人产权后，农户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规模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虽然此时农户对出售土地更为谨慎，但贫困、疾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农民最终放弃土地，真正沦为“无产者”。数量众多的农民沦为无产者，在农村机械化经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对这些剩余农民无法完全吸收的条件下，必将产生严重的贫困问题，导致两级分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工业化、城市化的约束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落后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土地需求。一部分土地尤其是临近城市的土地，在部分行政干预下都被低成本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这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动力之一。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以及因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的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依赖，使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都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在这种条件下，确立农民的个体产权，消除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收益的攫取，可能会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因此会遭遇到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使改革难以向前推进。
三、农地产权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农地产权改革面临的诸多约束，为改革设置了一个边界，使改革在特定阶段只能尽量逼近约束边界，而不能跃出。改革只能遵循渐进式道路，逐步向前推进。随着改革的成功和逐步深入，曾经对改革形成的约束将被逐步突破，边界将会向外拓展，从而使改革一步步前进，并最终达致目标。
农地产权改革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农村的土地按距离城市的远近分为“近、中、远”三类地区或者五类地区，首先在最偏远的农村地区实施土地产权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时机成熟之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
这一改革路径的优势在于能够规避并逐步突破改革的约束条件。
首先，渐进式改革能够规避和突破意识形态的约束。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政策，所以，改革绝不能改变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但是，改革首先在偏远地区展开而不涉及其他地区，波及范围小，不会影响大局。正如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不会影响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一小部分农村地区实施产权改革实验，也不会影响农村集体所有制，更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因此，改革与原有意识形态不会发生严重冲突，能够得到一定范围的支持。随着偏远地区改革的成功，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一定会促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迅速转变，从而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
其次，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人地矛盾的约束。人地矛盾的最终消除，需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充分吸纳被排斥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会产生贫困和社会稳定问题。但是，渐进式改革只是在局部地区展开，所以排斥出的劳动力人数有限，而且是逐步流入城市，所以不会对整个城市就业造成冲击。
最后，渐进式改革能够逐步突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产生了大量土地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只限于城市周边地区，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偏远地区的土地由于缺乏区位优势，城市化难以波及，所以政府控制欲望较低。在偏远地区首先启动土地产权改革，不会遭遇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偏远地区成功后，再逐步向城市方向推进，同时城市化沿着城郊地区向农村逐步推进，二股潮流最终可能会在某个区域会合。到那时，渐进式改革的最终目标就会基本实现。
产权改革4
关键词：产权 市场经济 梯度变革
问题的提出
透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给定的全真信息发现，除了各种刚性的经济数据外，一套重要甚至至为重要的指标体系亦被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现代化。[2]可以认为，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国家达成了现代化--目前，已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诠释着现代化的这一内含。如果单从制度角度审视现代化，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其逻辑顺序具有普遍性：产权个人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截至目前，还没有个案否证这一制度现代化的经典概念。
今天，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界定中国，没有谁否认中国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但人们认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社会演进并不正常，并且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这种不正常似乎太过离奇，离奇得拒绝按照制度现代化的一般轨迹演变--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缘于政府的发动，但仍然是由各国现代化共同采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推动的。既然由市场经济推动，那幺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制度在中国的演进，不可能悖逆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探析中国制度现代化演进之所以如此离奇的主要障碍。
然而，当我们从市场经济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即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文化与历史差异多幺巨大，都是在个人产权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开始物质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历程的，唯独中国是在政府全面控制产权的基础上开始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的。已有的全部材料证强劲地证明，恰恰是这种产权的政府所有，作为绝无仅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演进初始基础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制度演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扭曲与畸形。现实已经正告我们，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变的核心障碍，产权的政府所有几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一切主要制度缺陷存在关联。经验和事实给出的判断十分确定，没有产权制度的到位，中国目前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演变仍将是扭曲和变异的。中国最负责任感的学者之一，吴敬琏先生针对中国的现状警告说，中国正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并认为中？quot;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正在过大关"。[3]也许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决定中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关另有所指，但本人的指向即是产权关。直面产权，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一、产权政府所有：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进的主要障碍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产权改革5
一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产权的含义，目前没有权威的说法，但以下三点含义却是共同的：第一，产权是关于财产的排他性的权利，并且该权利必须是可以平等交易的法权，而不是不能进入市场的特权。第二，产权是人们关于与财产的存在与使用而引起的相互之间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基础性的准则。第三，完整意义的产权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种权利束，并且这个权利束可以分解为多种权利，但呈现一种统一结构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对产权给出如下定义：一般地说，广义的产权即为财产权，这种财产权是由国家法律或政府制定规则确认并加以保护的、关于财产的存在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动而发生的、可以契约来组织进行市场交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社会行为关系的权利体系。简言之，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关于财产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
产权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和政府通过制定规则对产权界定、运营、保护等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现代产权制度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其主要特征，一是归属清晰，各类财产所有权的具体所有者为法律法规所清晰界定；二是权责明确，产权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各相关主体的权利到位，责任落实；三是保护严格，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备，各种经济类型、各种形式的产权一律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四是流转顺畅，各类产权都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自由流动，以实现产权的最大收益。
二国内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产权制度改革上作了些有益的探索，下面以供水行业举例。供水行业隶属于国有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国有制企业，结合供水企业的性质与特点，先来看看我国北京、上海和深圳供水企业体制改革典型案例，再分析一下遭遇到经营困境的哈尔滨市供水企业的解决对策。
（一）体制改革典型案例
北京公司99年经过改制，建立集团公司以来，改革的总体思想突出盘活存量资产，开展资本动作，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把企业做大做强。他们发挥大企业的优势，投资19344万元，先后并购了京郊4个县级自来水公司，使日供水能力增加万吨，供水管网504公里，总资产增加3亿多元，集团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
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总资产18亿产权转让50%，改国有独资为产权多元化。他们按国际惯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通过中介机构，公开招商，选择合作伙伴。法国、英国等4家水务参加竞拍，法国威迪通用水务以23亿元取得转让产权。
深圳自来水公司按照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一体化的方向进行资产重组，建立水务集团。
改革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从一个城市的大局看，缩短了改革时间，节约了改革成本。第二，促进供水企业从单一的城市供水向综合性水务产业的跨越，企业的实力增强，发展空间更大，对以企业整体的战略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第三，城市排水、污水处理，在技术上与自来水同属一个专业，在生产经营上具有很多共性，合并后统一经营管理，可以实现多种资源的统一整合和优化配置，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四，经营污水处理有利于研究开发中水回收技术，有利于节约水资源，以应付未来可能发展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二）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发展策略
看过以上我国几个供水企业体制改革典型案例，为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发展指明了出路。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积存了不少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而这些问题在社会与经济转型时期日益显得尖锐和突出，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的差距。这是导致企业发展速度和效益落后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最大的障碍。多年计划经济和供水行业自然垄断性质养成了“饭来张口”的观念，没有认清经济体制转型后的新形势、新环境。二是政企不分。企业不能完全行使本来赋予一个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供水企业扮演着特殊的身份，具有双重主体性。供水企业无法完全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与独立运作，其水价也不是以市场价格来定位。三是产权不清，产权结构单一，投资渠道不畅。这注定投资结构的单一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性。四是经营模式落后，管理不科学，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模式落后，没有引进科学、合理的经营方式，资本运作困难，企业缺少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供水企业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缺少科学决策，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低、普遍还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大多数人都处于吃“大锅饭”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五是供水价格不到位，企业建设发展资金严重缺乏。供水价格是一个棘手的方面，但是其约束条件相当复杂，其中，企业的产权制度是深层次的关键因素，它决定着供水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营状况并不乐观，企业赢利能力和赢利前景都形势不妙，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政府确定水价，不是以市场供求为导向，也不是以生产成本为基准，而是以市民是否有意见和不影响社会稳定等因素作为主要依据。导致无法满足企业的生产、管理等运行费用。深圳与上海的做法为哈尔滨市供水企业改革树立了成功的范例。结合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实际状况和国内供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哈尔滨市供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分别进行为宜。磨盘山和沿江污水截流、污水处理厂建设等在建大项目已建成，不存在改制，形成与市场经济对接的新体制与新机制。制、供、排水是哈尔滨市供水企业的主业，主战场不能丢，应该像深圳、上海那样采取出让部分股权办法，由我们控股。这里应当明确一种思路，引入战略投资伙伴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入新的机制，吸引部分发展、改造资金。积极探讨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方法，这样有利于建立具有良性循环的“投入—回收—再投入”的资产运作模式。
三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顺产权制度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我国政府主要通过引入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现代企业制度体现“产权明晰、职权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自主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要求，其实质不仅是单纯解决了财产归谁所有的问题，而是包含了两条重要原则和内容：一是责任制，二是社会化。
首先，所谓产权责任制，就是要改变对资产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的状况。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是要改变政府对国有资产负无限责任，而实际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处于无人真正负责的状况。
其次，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股份制使它早期的个人资本、私人资本、家庭资本社会化，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也就是使得它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因此重新获得生命力。
财产要有责任制，不是只有私有制才需要明确的责任制，公有制也要有明确的责任制。现在的国有财产就没有责任制，无人真正负责。政府部门都要去干预企业财产，结果企业没有责任，政府也没有责任。要想做到政府不管企业，前提是政府不再是所有权的主体，至少不再是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整个经济中不再为主体。
供水企业改制过程中，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种形式：
特许经营：明确所有者与经营者及考核的协定，把经营的责权利，用一种法律文书落实到企业，目的是落实企业的自，实现政企分开，形成激励机制。
股份制：现有国企改革的思路大致是这样的，国家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面成立若干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充当股东，由这些股东持有那些经营性企业的股票，然后派董事、监事，在股票市场上操作，这样就模拟了一个股票市场。但它可能在产生两个缺陷而无法满足预期和初衷。一是它不能保证将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择到经营岗位上来。二是国家作为股东也无法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
国有资本转债权，非国有资产转股权。其好处如下：一是解决了经营者选择机制。二是有利于国家资产的增值和保值。三是有助于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四是债务融资的单位成本低于股本融资。
逐步推选企业为投资主体的业主负责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上论述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供水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问题。如何有效地理顺产权制度是供水企业改革的“牛鼻子”。
供水企业，由于其独家经营的垄断性，消费者（用水户）对自来水这一产品的不可选择性，销售对象亦即供水范围的地域局限性，以及自来水生产和销售量受水资源条件和节约用水政策制约，受城市规划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自来水产品不可能直接参与商品销售市场的竞争，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也不可能因此去鼓励用水，争夺用户。因此，供水企业的经济效益，只能综合利用主客观两方面的优势：理顺产权制度，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效率去实现。
产权制度改革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供水企业改革的必然趋势。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改造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供水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必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