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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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学1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9-0160-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经济与金融行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金融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性强的分支，融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学科理论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在行业人才需求和学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的增设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试点开办经济与金融专业。至2015年，我国已有18所高等院校正式开设了经济与金融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建设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相关研究还很少。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也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是经济与金融专业发展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发展历程
2006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批试点招收经济与金融专业本科生，2007年正式_始招收第一批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建立并进入试点招生阶段。在建立之初，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代码为020120S（S表示少数高校试点目录外专业），归属于经济学科（02）经济学类（0201）[1]。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据统计，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就业率达到了100%[2]。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试点的成功，加之国内其他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创新经济学与金融学本科教学，教育部开始在各高校逐步推开设置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与此同时，教育部对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在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在2012年的新目录中，经济与金融专业进行了细微的调整，虽然还是属于经济学科门类，所授予学位还是经济学学士，但是从经济学类调整到了金融学类。这一调整，表明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学生培养应偏重于应用型更强的金融学。
目前，我国虽然已有高校12所高校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各高校正处于经济与金融专业建设的起步阶段，尚未在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形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参考清华大学试点办学的经验和国外经济与金融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的成果，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构建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
二、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
清华大学是我国第一所设置经济与金融专业的高校，2007―2011年间，教育部未批设经济与金融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设置与发展上处于先试先行的地位。因此，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培养方案对探索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经济与金融专业招生是文理科兼招，学制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在培养目标上，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系统掌握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和方法，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国国情，能够解决现代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实际问题，有较高的中英文沟通能力，未来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金融机构、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中，采用“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在通识教育学习后，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在课程体系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培养方案课程分为三大课程模块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和专业相关课程。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为通识教育课程，大学第一、二学年，不分专业均需修读。第三学年，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专业课由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专业基础课包括经济学原理（1）、经济学原理（2）、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应用数理统计、金融学原理、信息管理导论；专业必修课一共8门，为中级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1）、公司财务、公共财政学、投资学和货币银行学。专业选修课需修够27学分，学生可以在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博弈论、金融数据库、计量经济学（2）、发展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学专题研究、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金融学专题研究等课程，或在经济学院其他专业、甚至其他学院的课程中选修。
2007级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本科培养总学分不低于170学分，其中春、秋季学期课程总学分不低于140学分，夏季学期实践环节15学分，综合论文训练15学分。在学分的分配上，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40学分，自然科学基础课程31学分，专业相关课程6分，其中专业相关课程又可以分为专业基础课（1分），专业必修课（23学分），专业选修课（27学分）。从学分的配比上，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强调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均衡，专业基础课、必须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占比也相差不大，这体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培养原则。
总体而言，清华大学2007级经济与金融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体现出在宽广的知识面基础上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培养理念。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中包括了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的核心课程，在选修课中，不仅开设了众多的经济管理类课程，学生还可以跨专业和跨学院选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建设和课程体系开发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其他高校进一步结合学校特色建设经济与金融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提供了借鉴样本。
三、国外高校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一）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会计与金融学研究和教学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的社会科学学院和商学院联合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学制为三年。课程教学采用讲座、教程和研讨会相结合的形式。课程的考核方式多样，包括考试、完成课题项目以及论文报告。第一年的课程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通识性教育，同时开设会计和金融学的基础课程，为学生开展第二、三年的学习和研究做准备。通过第一年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方向，金融经济或会计金融。第二年的课程主要是金融学与经济学的专业课程，难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主要课程包括金融学基础、中级管理会计、金融市场与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等。第三年开设公共部门会计、审计、公司财务、信息系统案例研究等。从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来看，在突出培养学生国际化的商业思维和视角下，该专业更偏向于金融学理论知识，尤其注重会计学相关理论与实务能力的培养。
（二）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培养期为三年。该校经济与金融学专业的培养注重数理统计分析在经济和金融学中的运用。该专业要求学生在第一、二学年修读至少一门经济学课程，第三学年至少修两门经济学的课程。从该校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该校在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等核心课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来解决经济和金融实务中的问}。
（三）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综合掌握经济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南安普顿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学制为三年。在第一、二学年开设课程，每学期四个课程模块，一年共八个模块。第一学年的课程均为必修专业课，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分析、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第二学年的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程构成。必修课程为微观应用经济学、投资组合理论与金融市场，选修课包括计量经济学概论、统计学理论等。第三年，学生自选课题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相当于两个课程模块。从该校的专业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在第一学年注重教授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训练，第二学年则促使学生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深入学习，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数学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再开设投资组合与金融市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工具来认识和解决金融学问题的能力。
（四）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
兰卡斯特大学开设有金融与经济专业（Finance and Economics），学制为三年。兰卡斯特大学该专业的学生可以从第二学年开始，转入会计与金融专业学习。课程教授采用讲座、团队合作、个别指导、讨论等多种方式。该校在专业课程开设上，第一年必修课包括会计和金融学概论、经济学原理、经济定量方法，注重为学生打下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的学科基础。第二年的课程以金融学和会计学的课程为核心，必修课包括金融学原理、高级金融学原理、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估值、管理经济学、商业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学概论，学生还需在会计审计信息系统、金融会计原理、商业决策管理会计三门选修课中选修一门。
第三年的必修专业课程包括企业融资、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计量金融学，这些课程是是对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的进一步深化。学生还需在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货币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广告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组织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商业学中选修4门。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兰卡斯特大学对经济与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以金融学的课程为核心，经济学的课程作为铺垫或拓展，始终贯穿了经济数学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训练。
国外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又有共同之处。在这些学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都是以金融类和会计类的课程作为核心，辅之以经济学的课程，用经济数学或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将这些课程加以贯通。在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注重教授金融学理论，强调提高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
四、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高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亟需建立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我国高等学校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的是具备广泛经济学知识和金融学理论，并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和金融问题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从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参考清华大学和国外高校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经验，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下，建议采用“经济为基，金融为核，计量为法”的基本思路来构建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
“经济为基”是指以经济学的核心课程作为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与金融专业属于经济学科，是在经济学与金融学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金融学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性学科，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金融学发展的源泉。因此，培养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人才，首先应该使其具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课程体系构建中设立经济类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具体设置课程上，可以在不同学期开设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
“金融为核”是指在专业课程的体系中以金融类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金融学的理论和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现实金融问题的能力。经济与金融专业从开设之初归属于“经济学科（02）经济学类（0201）”到2012年调整到“经济学科（02）金融学类（0203）”的这一变化，也表明经济与金融专业应以金融学的课程为核心。因此，在课程体系构建中，根据教育部规定的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金融类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
“计量为法”是通过开设计量经济类的课程，使学生能熟练运用数学工具来解决经济与金融问题。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数学工具的运用。掌握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能，才能更为科学的认识和分析经济与金融问题，在投资实践中发现规律，进行决策。同时，计量经济学也是将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融会贯通的重要途径。而计量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学习，需要以高等数学为基础。因此，在课程设置时，要根据学生的数学水平开设相应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如经济数学、初级计量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等。
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下，依据“经济为基，金融为核，计量为法”的基本思路，可以构建由公共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三大课程模块组成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模块是为通识教育服务，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素质，包括政治理论课、数学、英语、体育等课程。专业课程模块是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由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技能课组成。专业基础课包括经济学类的基础课程，如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经济学、会计学等。专业核心课以金融类课程为主，如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保险学等。专业技能课以经济计量类课程和金融实务训练为主，如计量经济学、经济数学、金融数学、商业银行实务、投资理财实务等。商业，专业方向课程是根据学生兴趣和结合社会需求，来细分的专业方向，如会计金融、金融经济、证券投资等，根据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理论和实践课程，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为学生就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2012.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届毕业生就业报告[D]，2011.
[3]教育部。教高[2013]4号，教育部关于公布201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附件：2012年度经教育部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2013.
[4]清华大学。清华大学2007级本科生培养方案。2007.
Study on Curriculum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pecial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AN Guang-wan，ZHUANG Ping，YU Tao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Dalian Ocean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3，China）
金融与经济学2
[关键词]农村；金融结构；经济增长
一、引 言
20世纪60～7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纲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该领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试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演绎，而且从两个方面对该领域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注重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带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于是便致力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两个方面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纵向深化”和“横向衍生”。 本文认为，如果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继续拓展，即将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纵向深化”，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横向衍生”，其交点便是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相关领域。因而，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述评，并针对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结合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提出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将是下一个研究的重点。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虽然学者们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至今对金融结构的内涵及其衡量的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思路。
(一)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
毛定祥(2006)把金融结构界定为金融资产结构，即货币性资产(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证券性资产(包括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保障性资产(包括商业性保险资产、政策性保险资产)的构成及比例。毛定祥依据协整理论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处于从转轨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不协调。蒙丹(2006)同样以金融资产结构为代表，对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非货币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和债券这两类)在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银行结构与经济增长
王红(2005)以银行集中度及银行的市场结构为代表，利用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银行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银行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胡峰(2004)对关于银行集中对企业融资影响的两种假说，即结构一绩效假说、信息基础假说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我国银行的集中度有可能会提高。我国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相关政策，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银行业在集中的过程中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
陆益美(2005)引入单一区域模型，分析了银行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机理，从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总结了中国银行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调整银行结构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
林毅夫等人认为主要有两类金融结构现象：一类是指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即信贷资产在不同银行间的分布状况，特别是不同规模的银行在信贷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应的分工；另一类是指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即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资和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的相对比例及其分工。而这两类现象都可以用金融体系结构解释；金融体系结构包括了中介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中介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银行业的结构即第一类现象，市场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融资结构即第二类想象。基于金融结构的这种理解，林毅夫、章奇、刘明兴(2003)，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此后，林毅夫、姜烨(2006)又利用分省面板数据对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做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如果金融体系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
(四)小结与评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已有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于金融结构的界定，主要有金融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三种观点；第二，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认为金融结构应该与经济结构、产业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研究的角度都从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分析的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现象，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城市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的差异。
三、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诚然，学者们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但是，我们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可以隐约地发现，学者们实际上一直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了。
姚耀军、和丕禅(2004)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1年间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郭沛、蒋俊鹏(2005)运用双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选择1985～2003年的有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就区域层面而
言，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对于构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安翔(2005)在对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帕加诺模型作适当变换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决定性变量；另外，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应以凯恩斯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佳。邓莉、冉光和(2005)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研究重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说明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乡镇企业贷款对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直接贡献有限，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金融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却较为突出，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些研究都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必须与农村经济相协调。但是在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时采用的大都是采用金融相关率、农业贷款等指标衡量表示，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变迁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因而，他们是将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进行研究。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再次拓展将会在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上形成交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个相关领域。前者忽视了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结构与城市金融结构的差异，后者把农村金融结构隐含与农村金融发展中。因而，研究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对于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金融与经济学3
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7“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问：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影响巨大。现在有这么一种说法，本来中国到2050年才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由于这次金融海啸的来临，中国到2020年可能就会成为火车头了。我们要提前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比原来的更大了。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提出要“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怎么看？
孙立平：如果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是早晚的事。但是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倒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现在面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问题。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认为虽然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的问题引起，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清，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美国这次出了什么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当中美国要解决的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规范，从长远来看是美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如果把把这一类的东西当作是中国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新型的”或者说是“全新的”金融危机，但它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主要是：企业开工不足、效益下降、一部分企业因此倒闭、造成失业率上升、社会就业压力加大，进而产生一系列影响。而中国金融市场本身没有出现美国的那些问题。
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很新的眼光看待现在中国金融危机的问题，而应该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更加传统的问题。
孙立平：对。此外，在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过程中，有两个细节很有意思：第一，美国7,000亿救市计划通过的戏剧性过程。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提出7,000亿的救市方案，9月29日进行表决的时候被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但之后一个星期不到，10月3日众议院再次表决的时候又是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方案，我计算了一下票数，差了将近60票，也就是说大约有60个众议员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从表面的原因来看，可能是美国政府修改了救市计划，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第一次否决救市方案之后，美国国会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改变了人们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些议员或者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眼里，这次金融危机还主要是一个次贷危机，至多是一个股市危机。这样的话，人们就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家、投机家们惹的祸，那他们拿自己挣的钱去弥补就行了，凭什么让政府买单，最后实际上是纳税人买单呢？当时一些议员投否决票，包括老百姓上街进行抗议，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但是，几天的激烈辩论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在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或者是股市危机，而是正在演化成一个全面的经济危机，这个经济危机会带来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个衰退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会波及到实体经济，我认为这是这件事情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表明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
第二，是这次大选的结果。这次大选是候选人奥巴马获得胜利，虽然两党互相替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次大选和上世纪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中的大选比较一下的话，就会看到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是共和党的总统在执政，而在大选过程中，都是的候选人获胜，上一次是罗斯福，这一次是奥巴马。我想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共和党和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主要代表的是中产阶层的力量，而共和党代表的主要是草根和经济寡头的力量。
问：对于这一次全球经济衰退您怎么看？中国企业的“冬天”是否来了？这个“冬天”会有多长？
孙立平：事实上，这次中国所面临的金融危机和上世纪30年代美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在遭遇这次金融危机之前，与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一样，都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甚至用“快速发展”来形容都不足以概括。当时有人把1921－1929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称之为黄金十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就发生在那十年。从1922年到1929年，美国的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失业率从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的价格在迅猛上升，股市经历了一个十年的大牛市，1926年3月到1929年10月间，每股收益率上升了倍。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而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也保持了30年GDP年均增长超过9％的速度，特别是前两年，中国的股市快速发展，沪指一度冲高至6,000多点，房地产价格也迅猛上升，整个市场都欣欣向荣。这与当年的美国何其相似！
第二，我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也很相近，我之所以强调中国这次更具有传统经济危机的特征，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们后来分析30年代大萧条后得到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霍普金斯曾经做过一个估算，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基本生活大约一年需要2,000美元，但美
国当时60％的家庭年收入达不到2,000美元。社会中新增长财富的56％集中在1％的人口手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一是工人的工资低，二是就业机会扩大缓慢，三是农业不景气，这些最主要的原因跟今天的中国都很相近。
问：您刚才说的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那么从本质上来说，造成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原因与目前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原因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孙立平：30年代大萧条，假如说我们把中间的环节都略去了，那么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这么多研究经济危机的人，很少看到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东西过剩？我们现在回想30年代大萧条，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卖不出去？首先会想到的是卖不出去的牛奶，奶农把牛奶都倒入河流，使得密西西比河成为“奶河”，这几乎成为30年代大萧条的象征性符号。但是如果深入的去了解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因为美国当时真正卖不出去的主要不是牛奶，而是房子、汽车、简易冰箱、洗衣机、摩托车、收音机、电话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卖不出与牛奶卖不出去的区别非常大，因为房地产、汽车、摩托车、冰箱、收音机、电话等等这些东西代表了一种消费类型，与牛奶所代表的消费类型截然不同。牛奶代表了生活必需品，而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代表的是耐用消费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消费品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消费类型和消费模式。
生活必需品的特点是什么？比如说柴米油盐这些东西，首先它的特点是消耗量大，单价低，一年就得吃几百斤米，一斤也就是1、2块钱，这些东西可以用现在即时的收入支付购买。另外，生活必需品几乎是没有弹性的，粮食的价格即使涨到10块，你也会买，因为不吃就会饿。因此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模式很简单，它对制度条件和结构条件的要求不高，主要是生理上的需求。而耐用消费品就不一样了，比如房子和汽车，它们的特点是消费量少、单价高。比如房子，可能一辈子就买1、2套，而单价却非常高，一套房子甚至上百万。同时耐用消费品的弹性比较大，没有钱的时候就不买房、不买车，而且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时候往往无法一次支付所有费用，要采取按揭的方式。因此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模式，就要求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结构条件支撑，不然无法实现。
问：具体来看的话，您认为都包括哪些制度条件和结构条件？
孙立平：从结构条件来说，第一，要有较高的城市化率，即要有超过一半的人住在城市，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一半了。这不仅是因为城市居民的收入高，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不支持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在农村，房子都是自己盖的；汽车有没有无所谓；蔬菜和粮食都是新鲜的，因此冰箱用不用也无所谓；没有上下水，洗衣机也没有办法用；农村冬暖夏凉，对空调的要求也不像城里面那么迫切。第二个就是得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
那么从制度条件来说，我觉得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社会保障。因为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支撑信贷消费，或者说至少能减少储蓄。还有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就是人们收入的特点和收入的性质，就是指在社会中人们的收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般来说，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要求人们的收入中常规性收入占得比重高，偶得性收入占得比重低，这样才有可能稳定持续的实现信贷消费。目前中国则是普通人的常规性收入要比偶得性收入要少，就是说工资水平还比较低，很多人的收入中固定工资的比重并不高。
所以我们说，要实现生活必需品消费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转型，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的条件的支撑。那么我们回头来看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的美国实际上就是在完成这个转型，在过这个坎。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在过这个坎。
实际上中国现在也在过这个坎，所以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我们照样会碰到，只不过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些问题。所以说今天的中国与30年代的美国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
问：那么当时美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这场大萧条并实现经济复苏的呢？
孙立平：1933年总统罗斯福上台后，开始拯救经济，最重要的措施我概括为三条，最主要的是第一条，政府干预经济。当时经济已经崩溃了，要稳定金融重振经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开始实行凯恩斯主义。为了干预经济，政府的权力非常大，当时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让我拯救危机，必须答应一个条件，那就是国会不能否决总统的决定。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权利结构中，对总统权利的最大制约来自国会。国会不能否决总统的决定意味着总统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美国与法西斯德国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条是全面建设福利国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也许到现在我们还有一种误解，认为社会保障是花钱的，只有等到经济非常繁荣、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钱花不出去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这样想是大错特错的。美国是在什么时候搞社会保障的呢？就是在1935年经济一团糟、政府财政状况非常差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进入房子、汽车耐用消费品时代，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会买东西，不会消费，因为他们有着很多的后顾之忧，比如住房需要花钱，小孩上学需要花钱，医疗需要花钱，等等。
第三条是规范劳资关系。当时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工人收入很低。当时新政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规范劳资关系，利用什么规范劳资关系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中，把发挥工会的作用作为振兴经济的措施和最基本的法律文件提出来。到了1935年又通过了《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会合法性，工会能够代表工人和企业主讨价还价。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就出现了工人不断游行、示威、罢工等一系列的群众性事件，就是通过这样的斗争之后，美国进入了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呢？从我们今天讲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消费的主体。
金融与经济学4
关键词：虚拟经济 金融危机 法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P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081-02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的一个概念，对其认识有各种不同观点。一类观点认为虚拟经济是基于实体经济而产生，但又相对独立运行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另一类观点将虚拟经济视为与人们心理密切联系的虚拟的价值系统；还有一类观点认为金融就是虚拟经济、或至少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本文采用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经济是指基于劳动力经济和资源经济等实体产业，并与其相对的、以虚拟资产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方式，如金融证券、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和与黄金脱钩的货币等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却创造国民财富虚拟部分的经济成分。虚拟经济虽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却是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渠道，而且对市场信心有很大的影响。它既有繁荣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背离和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可能。
在虚拟经济中，资本投机逐利的本性得以极度扩张。在期货、股指、期权、外汇掉期交易等虚拟交易制度下，投机者期望通过市场的不断波动而得以快速赚取利润的动机，与管理者期望维护市场稳定发展的愿望是相矛盾的。虚拟经济日益由产生于、服务和助益于实体经济，而演变为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并左右其发展周期。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2卷第68页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的本性趋使其不断寻找新的载体以实现迅速增殖的目的，这样本身不具有价值、其价值量主要由需求决定的虚拟资产便成为资本快速逐利的最佳选择。“由于虚拟资本创造过程较为轻易，衍生速度快且回报率较高，因而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这样资本大量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里独立增殖，再加上当代货币的虚拟化使得货币与虚拟资本的界限日益模糊，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就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也正是当代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具有潜伏性的主要原因。”
在经济虚拟化并日益背离实体经济的变化中，境内资金在储蓄、资金和资本市场之间来回搬家，境外游资或虎视眈眈、或快速斩获于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虚拟资本有时犹如脱缓的野马在市场上肆意驰骋(日益背离和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资本家们认为，既然可以通过虚拟交易创新而以钱生钱，又何必在乎那些辛苦的实体经济中间环节呢？所以，广大资本家便绞尽脑汁地开发国民经济中的虚拟成分，使虚拟经济“一枝独秀”，而实体经济则远远滞后。然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其未来现金流量(微观或宏观的)预期的不确定性、大量投机资金的游弋炒作等，常常导致虚拟资产价格远远偏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加之信用监控体系的不健全和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现代经济中的资本化定价方式和高杠杆资本运营，迎合了经济虚拟化的需要，虚拟经济中的定价方式与实体经济的成本定价不同，其定价中除了成本因素外，更多地包含了折现的未来收入流量，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建立在许多假设条件下的。这样，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天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与人们的心理、信心、行为偏好等主观判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市场信心由于某些事件发生而遭受打击时，未来收益的假定条件便会发生很大变化，预期收入流量甚至会转变为负数。“以其为基础的资本式定价方式也将回归到成本定价方式，这样经济的整个虚拟化过程就会出现逆转，资本的价值增殖载体就会不断地向低层次的形态回归。经济发展也暂时止步。当资本的价值增殖载体回归到相对以前较低的形态以后，社会在此重建了信心，从而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得以确立，资本化定价方式开始泛化，资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过程。”以虚拟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用美元现金买回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而卖出产品及资源的其他国家再用得到的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债券等金融资产，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金融账户流回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通过资本金融账户不断回流的美元刺激了美国境内可以炒作的虚拟资本的不断膨胀，这些虚拟资本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金融资产。”2007年4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贷危机迅速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究其原因，经济过渡虚拟化导致的实体经济的衰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结构的失衡，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金融机构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企业的它们必然要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其市场地位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决策和市场行为可能会带给社会巨大的外部性(或正或负)，这就是规制金融机构和虚拟交易的动因和理性基础。比如国家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准人、存贷比、利率、汇率、交易规则、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范，以及国际上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资本金构成、对敞口、违约概率和损失估算的要求。然而，“由于资本不l~i)A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扩张，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越来越表现为一套价值系统，而资本则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要求打破国家的界限，在不断地运动中实现价值增值。这样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的虚拟化，而经济虚拟化的动力则来自于以获利为动机的资本的扩张冲动，它要求经济的发展打破国家的界限，走向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虚拟化扩张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制和监管的滞后。投机资本跨境游弋、阻击、斩获，谋求在短期内仅靠价格波动而获得巨大超额利润。在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鼓噪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各自的立场和目标，在博弈中一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鉴于国际资本阻击和金融危机日益频繁的冲击，逐渐趋向于由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向统一的金融综合监管发展，以便协调行动应对金融危机。
三、应对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的法律分析
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给处在转型期攻坚阶段的中国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法律的视角看，为稳定金融和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应对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危机。
第一，加强对虚拟经济的规制，保障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虚拟
化给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规则和制度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将推动其变革创新。不断防范和化解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大力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质量，严格控制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相关会计准则、交易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完善，规制成本化定价的范围和方法、虚拟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交易方式、跨境资本交易的程序和监控，完善资本市场运作机制，维护社会安全和经济有序发展，使虚拟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转型。
在我国现实社会二元结构和环境资源的约束条件下，转型时期相关法律制度必须将改变二元社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特殊的历史使命。例如在农村金融领域，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分散和小规模的经营实体，在资金融通方面缺乏规模效益和竞争能力，由此导致的正规商业金融组织自1997年先后退出农村。从社会转型和长远发展来看，如能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引导和金融保险等制度性激励，通过疏通渠道吸纳社会流动性“灌溉”到急需资金支持的农业等薄弱实体经济领域，将促进农业的升级换代、农民的致富和农村的发展。这将对我国社会转型、农村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巨大的支撑和牵引。
第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引导金融运营模式的变化。我国目前的金融运营体制已呈现出分业下的混业经营趋势，而监管却是鲜明的分业监管构架。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就会产生监管要求、方式甚或目标在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异或摩擦。比如2008年10月份为刺激消费在各银行出台具体房贷办法时暴露出的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的失谐和职能的矛盾。现已形成的“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与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的混业运营模式已不相适应。这种监管体制既不利于金融法的整体框架设计、金融创新和提高监管效率，也容易造成对金融机构多头监管、监管功能盲区和成本叠加。
未来改革方向，可先行在此监管模式上通过强化监管协调，统筹社会整体利益与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交易透明度，调控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的匹配。然后，逐步实行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由简单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形成合理有效的监管规范、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
第三，以国情为基础，不断探索新的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企业治理模式被定义为一套保护外部投资者免予内部人盘剥的机制。然而，在资本化定价的基础上，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各种异化，在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框架下。绝大多数所有者(股东)更多地关注短期获利而不再是企业的长期发展。经济虚拟化使得经营者在私益和外部歪曲压力下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加具有动机和渠道便利。如此导致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经营者与内部财会人员和外部中介组织合谋，误导、造假、提供虚假信息的欺诈行为层出不穷，大张旗鼓的做市、造市和以强凌弱行为也时有发生。有些情况下人们很难判断，这究竟是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呢，还是对他们更大程度的伤害？欧陆法系的传统法人理论视公司的团体人格为组织载体的基础，是调整公司成员间相互关系而确立的诸多法律规则的条件。而重视企业组织财产运作的英美法系的法人理论认为，法人制度不过是为了赋予企业组织独立的人格而在法律上拟制的产物，促进资本增值才是其首要目标，公司的法人资格不应受公司成员人数和相互关系左右，而应以资本增值为核心。
在我国。一方面，传统上的家族式企业，于现实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另一方面，转型期间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制，但实际生活中国有企业情结依然根深蒂固。金融机构“傍国”、“垒大”、歧视中小企业的经营偏好，是有其深刻社会根源的。鉴于在虚拟经济环境下传统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暴露的缺陷一时难以克服，大型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有必要根据国情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要研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领域中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的特性和实用性，设计和规范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度以适应不同的需要，不能搞一刀切。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四，规范金融中介组织和中介市场，最大限度地抑制发展虚拟经济的负面效应。为虚拟经济提供服务的投资顾问、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房地产中介、资产评估和信用评级等机构，即是虚拟经济的助推器。又是相关规则的执行者。要适应虚拟经济的发展需求，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行业自律以及社会监督机制，规范中介市场和中介行为，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中介组织能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促使其遵守诚信、勤勉原则，维护健康的社会信用关系，尽力缩小虚拟经济的膨胀空间。
第五，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适时调控全球化步伐。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开放意味着外国资本进出国门更为自由，境外热钱游弋的便捷、外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大量境外游资在其本国资产高估或经济下行使资本收益率大幅下降时，便会蜂拥至新兴市场国家。追逐超额资本利差。国际游资的蛰伏潜人和突然撤离均会给国经济稳定形成冲击。人世后仅在2004年，就有大约1151)--1200亿美元规模的国际游资，因为赌人民币升值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中国在1997年和2007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避免了危机对本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金融运营和监管更有利，而是得益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未完全开放和政府有很强的直接干预能力。以往的经验证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及时监控，密切注视国际投机机构的动向。要根据国情的发展变化和国际游资的发展动向适时调控全球化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合作之路。
经过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正在经历重大重组，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联合救助和相关规则制定，争取在构建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有更多话语权。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会改变，但增长方式有待转变，金融国际协调监管合作渠道和方式有待发展，资本跨境流动和运营的新方式尤其要关注，全球化进程调控的灵活度也应加强。
四、结语
金融与经济学5
金融行业的法律风险，是指金融行业因违法行为导致法律纠纷而引发的风险。主要包括金融合约不能履行或条款不周密引发的风险、创新金融交易的合法性引发的风险、金融主体的违法行为对金融资产的安全造成的威胁以及导致的自身职业风险等等。法律风险往往是其他风险的一个源头，是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的风向标，是影响金融机构质量的重要因素。
根据近六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行业法律风险基本格局变化不大，金融保险业法律风险指数一直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诉讼次数大幅领先其它行业。上市公司的大量诉讼发生在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诉讼比例、数目都较高。而在金融机构所有的法律风险中，因高管责任引发的法律风险最多。所以，强调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提高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业务素质与法律意识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由于受利益诱惑或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金融从业人员违反犯罪案件频发，如银行内外勾结金融诈骗、证券内幕交易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保险业截留客户保险金和退保金等问题非常突出。在银行业，曾经发生的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金额达亿美元，一时震惊中国金融界。近年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的违法案件则以李旭利案和光大案最为典型。李旭利案是迄今为止基金经理老鼠仓第一大案。2012年11月，李旭利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审获刑有期徒刑四年。2013年10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决维持了原判。2013年11月4日，中国证监会对光大证券的内幕交易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共计亿元。对直接负责人徐浩明、杨赤忠、沈诗光、杨剑波给予警告，证监会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并宣布为终身证券市场禁入者、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对时任董事会秘书梅键的信息误导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20万元罚款。所以，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不仅直接损害客户或投资者的利益，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声誉以及资金损失，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命，自己也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金融从业人员法律风险的发生，尽管有管理体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方面的原因，但基本的原因还在于金融从业人员自身不注重职业操守，缺乏法律意识。因此，立足法律风险防范、加强金融从业人员违法犯罪的预防才是治本之策。而在大学期间，《经济法》作为金融学专业唯一的必修的法律课，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讲述具体金融法律制度背后的法理，让学生了解理解金融行业的操作规程，使学生更能理解从而更自觉遵守。教师们通过法律责任的讲解，让学生对法律后果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能够最大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强制作用、预防作用，从而让我们的学生深刻了解金融行业的职业风险、规范其将来的职业行为，保护学生们的职业生命。
二、金融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要求对《经济法》教学的挑战
（一）《经济法》教学面临的问题首先，金融学专业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教学时数有限。金融学专业学生在学习《经济法》之前，唯一与法律相关的先修课程只有《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而法律基础的内容在这门课程中的学时数是极低的，任课教师也基本不是法学专业教师。所以，在《经济法》之前，金融学专业学生基本是不具备法律基础知识的，对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法人制度、物权、债权、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等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经济法》教学中，教师们必须在讲授法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给学生讲授针对金融专业的专门的经济法知识。而目前金融学专业《经济法》课程定位是专业基础课，课时为54学时，虽然已经是相对很高了，但是要想在这么有限的课时内又要教授基础理论知识，又要结合专业要求真正理解和掌握各种具体的金融法律法规，这就给金融专业学生的《经济法》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次，《经济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特别需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同时，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也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但是目前普遍缺乏实践教学的条件。因为课时较少，无法引入足够案例辅助教学，讨论课、辩论课的设置也力不从心，模拟法庭、实地调研等实践教学方式就更难开展了。同时，考虑到《经济法》课程的基础课性质，在获得相关实践教学环节的支持方面自然也是位于专业课程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