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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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双百方针1

一

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讲话，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

提出双百方针最初和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引发波兰、匈牙利事件有关。他在一段时间里多次强调双百方针，其他领导人随之呼应，很快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点。知识界受到感召，科学界出现了青岛遗传学讨论会等新气象，文学艺术界则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新作。费孝通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知识分子的心。”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鸣放从学术和艺术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一时间出现了众声喧哗局面。中共高层形成共识，鸣放就是对资产阶级引蛇出洞，然后大举反击，以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1957年6月上旬，反斗争开始，鸣放戛然而止。

对双百方针的集中论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此文原为他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整理稿在1957年5月上旬到6月中旬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于6月17日定稿，6月19日以在《人民日报》发表。讲话最初鼓励鸣放，发表时已经变为反右，新补充的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成为划分的依据。提出双百方针，本来就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部门可以有许多派别、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此逻辑，学术、艺术作品就会区分为无产阶级香花或资产阶级毒草。即使远离意识形态的作品，也往往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来区分。作品一旦定为毒草，便失去招架之功，哪有申辩余地。生前关注过的学术争鸣，像《兰亭序》真伪之争不贴政治标签的情况，十分罕见。

从提出双百方针，到去世，其间正好20年。这20年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却发生了一幕幕斯文扫地的悲剧。1950年代中期只有500万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沦为对象者竟超过十分之一。其中不乏最有才华和探索精神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他们遭遇阳谋，饱尝炼狱之苦。不学有术，只会整人者，却成为时代宠儿。也有少数人看破玄机，不为所动，被后人视为智者。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知识人视探索为畏途，民族文化自然失去生机。到爆发，又一代青少年响应领袖召唤，投身大鸣大放，悲剧再度轮回。

以文贾祸的风气一开，不但作家学者人人自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不安全，小说《刘志丹》竟导致下台，京剧《海瑞罢官》、电影《清宫秘史》也成为打击、刘少奇的突破口。双百方针20年的实践，留下太多的教训。

二

考察宪法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今天仍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分别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制定过四部宪法，每部宪法都有与科学和文学艺术相关的条款。

时代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是五四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但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对这样的规定写进宪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国人已经习惯方针政策治国的方式，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力量。

时代制定的第二部宪法是七五宪法，由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此前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由于发生913事件，没有拿到人大审议就流产了。七五宪法总纲第十二条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基本权利的宪法。当时的基调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这部宪法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却专门有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以适应世界革命的宗旨。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八宪法，是唯一写进双百方针的宪法。总纲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当时正值揭发批判高潮。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作了说明：“”公然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用的方法压制社会主义的香花，而使主义的毒草自由泛滥。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这方面的罪行。

七八宪法只存在了四年。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中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发生了变化，1978年第一次会议时是，1982年第五次会议时已经是邓小平。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又产生了一部宪法――八二宪法。这部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相关表述基本上回到了五四宪法。

彭真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说：文化建设的条文中没有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考虑到：第一，作为公民的权利，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写了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就是说，已经用法律的语言，并且从更广的角度，表达了这个方针的内容；第二，科学和文化工作中，除了这项方针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基本方针，不必要也不可能一一写入宪法。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实际上点破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非规范的法律语言。

不提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与两年前从宪法中剔除“四大”有相关性。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有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而“大鸣”、“大放”的语词源头正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1980年，针对西单民主墙，邓小平提出，要取消七八年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取消1978年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议案，1980年9月10日获得通过。

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作过几次局部修改，基础仍是八二宪法。八二宪法关于科学和文学艺术的规定，至今一直是稳定的。

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八二宪法与七五和七八宪法的区别，我想有两重意义。一是脱钩的意义。双百方针应该与阶级斗争理论脱钩。科学上的不同观点与学派，文学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与流派，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简单地挂钩，本来就不符合事实。二是归位的意义。双百方针作为执政党提出的科学与艺术的方针之一，必须服从于宪法。理顺这个关系，才能告别人治，进入法治。八二宪法规定了公民和政府双方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已经法律上构筑了科学和艺术走向繁荣的底线。当然，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更重要的。

八二宪法颁布30多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环境有所改善。虽然仍有党政机构和官员，动用公权力封杀学术和艺术作品的现象，乃至罗织罪名，构陷科学和艺术工作者，造成文字狱的现象，导致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不能充分享有表达成果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这30多年和时代毕竟不同。中国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规模了冤假错案，国家重申民主与法制，宣示以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意识，在国人心目中开始传播。国人已经觉悟到，宪法的权威应当高于任何领导人的讲话和任何政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国家权力的机构和官员，愿意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固然好，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侵犯更关键。现在，没有哪个权力机构或党政官员敢于公开无视宪法，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与宪法宗旨相悖的部门政策规定，仍然没有得到清理；一些无视宪法规定的长官意志，仍然我行我素。公民宪法权利处在缩水状态，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真正实施以法治国，依宪执政，还要排除许多障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家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充分享有科学研究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科学和艺术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繁荣。双百方针60年，回首漫漫来时路，这就是从历史中悟到的经验教训。■

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2

远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早在1951年已经提出，是针对戏曲工作而言；而“百家争鸣、厚今薄古”，提出于1953年，是针对于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正式的发展文化艺术学术的“双百”方针来宣传，则是1956年了，到现在60年，但有关问题和歧义，似乎还没有梳理好。

“双百”这个说法，既形象，又中国，又民主，又聚人气，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方针。历任领导人都不断提起，知识界文化界无人不拥护，已经成为一个是否发扬学术民主的试金石。但是贯彻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问题，还有人认为是直接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乃至认为这只是一个钓鱼、引蛇出洞的阴谋或者说阳谋。想与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王蒙：1956年，“双百”作为比较成熟的文化艺术学术方针刚一提出，就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欣喜若狂。

当时的情况似与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有关。当时等领导人面对苏联的麻烦，是比较有信心的，提出“双百”方针的时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宽阔包容的胸怀。强调，真理是在齐放与争鸣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如果只剩下唯唯诺诺，歌颂拥戴，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得到发展与创造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双百”方针的同时，他还强调要搞“小民主”，“小小民主”，这和他当时正在形成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理论有关。他认为“大民主”（指罢工示威、街头闹事等）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小民主”是用在人民内部的。他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个思想。他说要搞和风细雨，不要搞暴风骤雨，暴风骤雨就是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大民主”是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动摇了社会主义根基，“小民主”是开会提意见，是学术艺术争鸣。这些话有言在先，所以简单说钓了你的鱼，未必能讲得通。

远方：当时的意思很清楚，但一进入执行层面，分寸就掌握不好。本来是自家人，却对立起来了，往往弄到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的容忍度如何界定了。

王蒙：说得好！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一提倡“双百”方针，“大民主”就出来了，那种情况下，一些领导人就会对“双百”加以警惕与折扣，客观上闹成“引蛇出洞”，以“双百”始，以打终，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百家”还是“两家”。后来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无非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在斗争尖锐的国家命运关头，我党历来否定第三条路线，否定中间状态。可以说，由“百家”进入“两家”，是有它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背景的，也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尚同”、“尚一”有关。“天下定于一”，战国时期的孟子，面对四分五裂、血腥厮杀、民不聊生的局面，认为只有“定于一”才有希望。“两家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正义消灭邪恶，当然也就成了“一家论”，“双百”当然落实不好。

远方：所以改革开放前，遇到强调阶级斗争了就没有人讲“双百”了，遇到政策调整了，例如1961年末与1962年初，又谈起“双百”来了。之后再一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不怎么提“双百”了。 1960年，接见文艺工作者

除了“两家论”，还有过一些说法，说“双百”方针是“阶级斗争”的方针，或者认为是一种策略，是“钓鱼”。

王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是谈何容易啊！

第三个问题是，“双百”一提，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化艺术学术生态呢？谁能保证“双百”之后作品的质量呢？当时的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说，“双百”就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很现实，也代表了人们对于“双百”“鸣放”的印象。不是说一提百家争鸣就出来一百家真理了，反过来可能出的是80家直到98家含有某种胡说八道、片面极端、哗众取宠、大言欺世、投机取巧、迎合民粹或者市场的言论。如果认为一“百家争鸣”就到处是真理，都是思想家，孔子孟子都出来了，如果以为一“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国色天香，个个都是鲁迅巴金，那就错了，根本不可能。肯定是上来许多低级趣味、毒花野草、抄袭模仿、趋时附势，这种情况，很容易令人对“双百”方针失望与否定。

远方：你认为你的花要放要争艳，他提出你的某某作品根本不是鲜花，也不是香花，而是毒草。周扬讲过，毒草多了，工人阶级的锄草队就要上阵了。

王蒙：这也如老子所说：“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你要开花怒放，他就有了锄草的必要与理由；你要鸣夜莺，他就有了猎夜猫子的理由与必要。开了锄，放了收，就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远方：一直到改革开放后，80年代，还不断有“收了”，“寒流来了”，“下冻雨了”，这样的说法。为此你还写过关于“放与收”的文章。

王蒙：对呀！还有第四个问题，“双百”方针极大程度上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口与笔，解放了民众的议论纷纷。民众、知识分子，本身就不可能是思想一致、完全统一、个个顾大局、人人识大体的。不用他人，民众内部、知识分子内部先互相斗争起来了，告状信、告急信、请求行政措施的状子一份又一份，危言耸听、乱象丛生、互扣帽子。如喜欢引用的李贺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如何是好？

第五个问题，你一“双百”，境外的舆论、人员也都要参与介入，这个说你“解冻”了，那个说你“自由化”了，然后说反映了你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就更闹心了。你可能踏踏实实地搞你的“双百”吗？

远方：那就是说，“双百”方针实行起来出现不力的现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啦？而只有到了今天，互联网时代，才能真正实现？

王蒙：现在网上的互骂互诬的情况，也不是省心而是操心得很。这说明，言路是应该开放的，言论质量的提高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何依法规范百家争鸣是非常重要的。清规戒律太多了不如取消，不规范又可能产生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公害性的言论和作品。依法，既是不允许这种言论撕裂社会，又是保护发言人的合法权益。当年韩少功文友说，参加百家争鸣是可以的，但起码你得够了60分。马上有人说，谁来判定够不够60分？你想判定某个人的论点不足60分，他还想剥夺你的那个自以为是的80分呢！这里就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还有一个水准与经验问题。尤其是学术民主，没有起码的学术辨析能力，能使“双百”生态健康地存在与发育吗？

说“双百”方针，没有一个人说不好，都拥护。但怎么坚定稳步地实行，确实需要摸索。

远方：照你这样说，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似乎还要费不少劲，你是不是太悲观了呢？

我的感觉是，不论讲不讲“双百”，实际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学术空间，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充与开拓了。

王蒙：回顾“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它的起起伏伏过程，是为了以史为鉴。我们发现，美好的“双百”方针，实行起来不无问题与歧义，关键在于，有些时候“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出现互相制约的情况。我们希望看到“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能够产生良性的互动、互促、互补，我们希望看到文化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广度、深度。那时，我们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愿望，我们实现中华文化继承、弘扬、创造性的发展与转变的心愿，我们为人类作出新的文化贡献的愿望将得以实现！

你说的完全正确。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化艺术学术生活已经大大扩容。我多次回忆过，30多年前，能不能出版胡适的著作？音乐剧《猫》能不能在中国上演，会不会被批为牛鬼蛇神、群魔乱舞？尤其是中国能不能正面看待选美？能不能允许跳摇摆舞？能不能听邓丽君的歌？都有过严重的分歧。连李谷一唱的《乡恋》也被大批过，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双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上下左右，没有谁敢于公开否定这一正确的方针了。

执行“双百”方针，离不开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完善与成熟，离不开公众的认知水平，离不开人们在文化、艺术、学术生态问题上起码必要的共识。

远方：现在有一种说法，上世纪80年代是文化艺术学术的最好时期，也是“双百”方针执行得最好时期，你怎么看？

王蒙：是的，那时“”刚刚结束，提倡的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人们比较尽情地批判以“”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太天真，以结束后的三五年为文化生活常态，那样未免一厢情愿了。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双百”的方向是正确的，道路是曲折的，挑战是铺天盖地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长篇小说《青狐》里有过这方面的描述，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关于80年代的许多说法，不无梦幻曲的性质。

远方：以谈“双百”始，以促销自己的书终，你太会利用机会了吧？

王蒙：很简单，没有“双百”方针的提出、恢复与执行，就没有王蒙的1900万字的作品，我是“双百”的过来人、受益者。毫无疑义，我拥护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对之不做不切实际的延伸发挥。想当年，在讨论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就有英国记者讽刺，这篇小说成了“第一百零一朵花”即不受保护的百花之外的倒霉花朵了。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早就大步跨越过去了。现在我更是对“双百”充满信心。我希望“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与对于创造创新的提倡、与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目标，综合配套、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实处。建国已经67年，我们理应拥有更加伟大辉煌的文化艺术成果，我们理应拥有更加无愧于祖宗先辈与人类期望的文化贡献。

建设和谐文化要坚持“双百方针”3

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半个世纪以来，“双百”方针在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实践证明，它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入贯彻“双百”方针，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双百”方针是我们党指导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时，对于我们反对各种影响科学文化发展的错误倾向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解除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束缚，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一度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呈现出良好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后来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左”倾错误，在改革开放中恢复和发展了“双百”方针，积累了新的经验，迈出了新的步伐。当前，我们正处在建国以后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为贯彻“双百”方针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双百”方针，积极用好“双百”方针，深入贯彻“双百”方针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顺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必将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走出更广阔的道路。

二

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贯彻“双百”方针是应该统一，也是可以统一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什么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做到“两个促进”呢？这是因为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有它们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性，需要进行自由的学术探讨和艺术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自由的肯定和拓展。“双百”方针中的“百花”和“百家”，应是指参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的自由，人人皆可，更不用说各家各派。正如在1956年2月的一封信中所说：“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第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齐放”和“争鸣”应是指各自坚持自己观点和风格（包括不同意他人观点和风格、批评他人观点和风格）的自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又正如1956年4月在一次讲话中所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双百”方针体现了对科学文化工作者主体地位和学术人格的尊重，也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规律。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存在着矛盾，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不同思想和学派的对立，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解决这些矛盾，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允许“放”和“鸣”，允许形成不同观点和风格的学派或流派，才有比较和斗争，也才能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才能发展科学，繁荣艺术。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第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针对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顾虑，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的读书生活》第9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回顾中外历史，凡是科学文化比较昌盛的时期，都与当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鼓励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有关。无产阶级政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政党，是为公为民、彻底唯物主义的政党，坚持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既是党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品格的体现，也是党的政治胸怀和执政力量的体现。贯彻“双百”方针，首先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其次要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应该看到，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和渗透是必然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更为突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在对一些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学术探讨，这些研究成果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是不争的事实。讲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不是要人为地隔离学术与政治的社会联系，而是要尊重学术是非的学理辩明途径。在这里，既要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帜却违背学术道德和良心，做违反宪法原则的政治文章的倾向，也要反对把学术是非和政治立场特别是阶级立场简单混淆在一起、用解决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方法来对待学术是非问题的倾向。在学术研究领域，应提倡和尊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提倡公平、公正、平等、平和的争鸣和讨论；允许说理充分、坦诚相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支持和保证不同形式、风格的学术的自由发展和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

贯彻“双百”方针，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将它统一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我们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到底，是因为真理的确立，不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而取决于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理论都需要调整、补充和修正。在实践对真理最终确立之前，各种理论、学说的独立研究和它们之间的自由对话，有利于真理的形成和完善。在很多情况下，最后确立的真理，往往是集各家之长、综合创新的结果。实践之树常青。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自己的真实意义。自由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形成真理，但不能最终确定真理；有助于减少失误，但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尊重实践，付诸实践，才能使我们真正找到真理，修正错误。“双百”方针只有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生命力和作用，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趋向，而现代通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又赋予了这种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以快捷便利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那个时代不可能想到的事情。这些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使得贯彻“双百”方针有了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要求，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平台和更方便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得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的各种干扰甚至有害信息或因素增加。如何适应信息接受方式和意见表达渠道日益多样化的趋势，加强舆论引导，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和共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今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贯彻“双百”方针、发展“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