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范例【热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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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范文【第一篇】

—— 游良渚博物院

“到了！到了！”我看到了造型别致的良渚博物院，白色古墙仿佛静静地诉说它的历史。我十分兴奋，这幢神秘的建筑物似乎有着一种巨大的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我。

讲解员阿姨带我们去了第一展厅——发现求真。我们穿越了时空隧道，一块大玉壁散发着奇异的光芒，它渐渐将我们带回到久远的从前……时空坐标是用彩色的泥土和不同的陶器制成的，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一个时代，同时也展示考古学家发现良渚遗址、认识良渚文化、确立良渚文明的七十年考古历程。还有复原的良渚古国城墙，在延伸油画的衬托下，延伸，延伸……

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二展厅，因为那里复原和再现了良渚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展现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灿烂与辉煌。那里有活灵活现的良渚先民劳作场景，纺织场景，木作场景，盖屋场景……更有和和睦睦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由此可见五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多么的有智慧啊！我们还一起去玩了拼拼图，盖房子，搭水井，捕鱼……都非常好玩。不过我更喜欢捕鱼，那是一个横着的屏幕，只要等鱼游过来，用脚轻轻的在鱼后面走，鱼就会随着你游动。只要把鱼赶到渔网里去，就成功了。我们听完讲解员阿姨的说明，像一窝蜂似的，全跑到屏幕上去了，结果渔夫比鱼还多，鱼吓得跑光了。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三展厅。

第三展厅展示了大量的玉琮、玉璧、玉钺等良渚时期的精品玉器 。细心的我们还发现，在这些玉器上，都有人脸兽身的奇怪花纹。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在良渚时期，还没有金属这种锋利的工具，良渚人民是怎样刻出这样精细的花纹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迷。

良渚文化【第二篇】

与其他大多数考古新发现不同的是，良渚古水利工程并不是单独的考古发现偶得，而是有历史传承、有知识体系、有详细规划、有文物类别的系列发现。

科学考古，细致勘测：水坝创造世界奇迹

这次考古发掘始于2015年7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持发掘下，前后7个月的时间里，在良渚古城北面和西面共发现11条水坝。今年3月中旬，在杭州举行的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专家咨询会上，全国19家科研单位的考古学、水利史及水利工程研究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也将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多年，所以有专家表示，这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超过此前在埃及发现的一处有4000年历史的水坝遗迹。终评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这样评价：“这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发现，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记者为此访问了这次发掘的总指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刘斌表示，测年有两种手段，首先是碳14测年。根据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碳14测年数据，测了7条坝体的样本，时间都在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数据有了，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实物，也就是良渚人当年留下的生活垃圾。在塘山上，发现了良渚人的墓葬和玉器作坊；在老虎岭，发现坝上有一条良渚时期的沟，里面有良渚文化的陶器碎片。接下来，怎么证明这就是水坝？经过勘探，考古队员发现，大坝上的草裹泥，全都放在接近引水面的位置，说白了，就是靠近洪水受力比较大的位置，抗洪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发掘现场，考古领队王宁远，指着烂泥里一条条白色的细线说：“这就是烂掉的草，它混杂着淤泥，包成一块块的泥包，我们叫‘草裹泥’，良渚人就是用它堆筑成水坝。”

王宁远说：“良渚人的家，就在沼泽地边，沼泽下面是淤泥，上面长草。哪几种草呢：芦、荻、茅草。他们先把地面的草割倒，用铲把草下面的淤泥切割，放于草上一滚，淤泥粘湿，再用芦苇绑扎，就成型了。”

而且，因为草和淤泥都用掉了，这里直接变成为河道，良渚先民们只要把家旁边的小竹筏拉过来，把草包运过去，就能做好这项工作。这比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把土挑过去更省时省力，“就是一次性做完的事，而且因地制宜。”王宁远说，“草裹泥本身体量很小，又软，可塑性好，与外面草茎贴合紧密，所以堆垒后，彼此贴合紧密，完全不会漏水。”

精确选址，有的放矢：良渚考古发掘从未停止

那么，是什么指引考古队如此精确地选址，仅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有如此重大的发现呢？

刘斌说：“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事实上，近一个世纪来，对良渚的考古发掘从未停止。

“良渚”在宋代被称作“梁渚里”，到了清代，才改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则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小洲”。今天良渚的“美丽洲公园”正是得名于此。

清末之际，良渚及周边地区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广泛流传。到了民国时期，良渚一带的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正是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来几位学者，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复旦大学的何天行、余杭本地学者施昕更，就是被载入史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

1936年，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这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

之后的70年代、80年代，良渚文化一直被考古界所关注，草鞋山、反山、瑶山墓葬中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同时，上海、江苏、浙江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发掘相关遗址，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良渚考察时，曾经感慨地称其为“古杭州”。

2008年，被誉为“旷世之城”的良渚古城城墙被发现并报道，虽然时至今日，对古城墙的身份，学界还有许多争论，但其与历年发现的良渚文化天然的地理重合，以及与本次发现的水利工程的功能互补，众所公认。所以水利工程的考察选址于此，也算是“有的放矢”。良渚水利工程的“新发现”，其实是考古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对良渚文化遗址长期考古发掘的新成果的呈现。

“新发现”后，更重保护：大型遗址保护的标杆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选的三条标准中，一条就是强调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后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保护。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的最大难题并非防盗挖，而是遗址内万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对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和政府来说，令学术界一个个惊喜的发现，却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多了一道道“紧箍咒”。

“重科学，重投入，重持续，重民生。”这是当地政府提出的十二字口号，也是坚持至今的做法。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

2000年，余杭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按照这一要求，两镇分别在遗址区外新辟了工业园区。

2007年，余杭又启动了“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建设工程，包括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良渚文化博物院、美丽洲公园、中华玉文化交流中心、创意小镇、五星级度假酒店、良渚文化村（高档住宅区）和农民联片新村等，以“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为目标，打造集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惬意生活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了山水、人文、古今和谐的“美丽之洲”。

30年来，余杭共投入数十亿元对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遗址保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评上“全国十大新发现”，但良渚水利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结束。5000年前的水坝如何运行、库区里还藏着哪些秘密，等待我们继续去发掘。

去年开始，余杭良渚遗址管委会已经把良渚水利系统纳入良渚的保护管理体系中。良渚水利系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部门、余杭当地政府，显然感到保护的责任更重了。

良渚文化范文【第三篇】

无锡吴文化研究迄今为止，已有近30年的时间。回顾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状况，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评价泰伯奔吴功绩时，说法完全是一致的：泰伯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和耕作技术，改变了江南落后、蛮荒的面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以往史学界传统的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巨大影响力的体现。

把江南，或者说是吴地，视为蛮荒的不发达地区，也曾是很多古人的观点，不论是杰出的司马迁，还是不少其他的史学家，大都持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观点，这是我国数千年政治、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造成的心理定势，也是古人受当时考古方法与手段不科学、不发达的限制，因而对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不了解，造成了视野与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不足为怪。

随着考古学等学科介入吴文化研究，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史前文化考古与研究不断有新突破、新发现、新成果出现，使得人们知道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同样璀璨夺目，同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源头。于是，现在论及泰伯奔吴作用时，可以看到已有新的认识、新的铨释出现。例如，前不久无锡一学者撰文说，“太伯、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是投奔发达地区”；“‘荆蛮’是地名，‘文身断发’是文明之举，不是‘荒蛮’和落后的代名词”等等。这样的表述，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见解。

无锡吴文化研究中出现观点这样180°的巨变，提示人们，正确了解与认识泰伯奔吴前的吴地文化——先吴文化是多么的重要，这对于今后进一步的吴文化研究提升水准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先吴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它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二

仰韶文化——以住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正统”源头的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命名。陕西西安半坡村是这一文化的重要遗址，其中有居住区、陶器窑场及氏族公共墓地等。当时的原始先民已大量使用磨制石器，如刀、斧、锛、凿之属；能制作较为精致的骨器；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沙红褐陶为主，并彩绘几何图案或动植物花纹。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还饲养猪、狗等家畜。据碳-14法测定，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处于我国史前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河姆渡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故名，其遗址至1973年才开始发掘，虽比仰韶文化迟发现半个世纪，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但其内容、内涵却与仰韶文化一样灿烂。据碳-14法测定，河姆渡文化距今也是约7000年，也处于史前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河姆渡文化原始先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采集、渔猎和畜牧，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等，由于一些遗址发现水牛骨头较多，有人推断当时的家畜还应包括牛；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等；骨器制作广泛，相当精致，有农耕用的骨耜、骨镰，有渔猎用的骨制镞、鱼镖、锥等，而骨哨是狩猎用具，也似可视为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雕、象牙雕艺术品；普遍使用黑色陶器，分为釜、罐、盆、盘、钵等多种，并大量饰以稻穗纹及其他动植物花纹。

尤其要指出的是，河姆渡人所住房屋以木桩为支架，上面再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房屋基座，再在其上立柱、架梁、盖顶建屋，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这种在冬季能最大限度吸纳阳光取暖，夏季则可遮阳、通风、避湿，非常适合温暖湿润地区居住的房屋被称为“干栏式建筑”。很明显，它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半地穴房屋在风格、建筑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由于这种“干栏式建筑”的科学性、先进性，7000年过去了，云南一些地方的人们至今还居住着同样设计原理的干栏式房屋。

与仰韶文化能覆盖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样，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这说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确是一样地璀璨夺目，同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

河姆渡文化之后，在现今江、浙、沪长江三角洲地区，接着发展的史前文化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其中距今约为53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现今江、浙、沪的太湖流域，是我国史前文化中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

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先民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工具和武器仍然是石器，但已出现了以红铜（天然铜）器为主体的金属器，多为小型工具或饰物，史称“铜石并用时代”。当时人们已能制作石犁用来耕田种植水稻；以麻、丝织物做衣裳（在一处遗址出土的丝带、绢片，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早的丝织品）；陶器制作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木器制作品有桨、槽、盆、杵锤等，制作木桨，意味着当时人们已经使用舟楫作为交通工具；人们仍然居住干栏式房屋，但在良渚文化时代后期已在居住区周围建造城墙，构建城市——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2006年至2007年的考古发现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约400个足球场大小，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北京大学一考古学家称之为“良渚古城”，并说它“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但浙江有史学家曾对此质疑，撰文认为“城墙只是宋代以后的水坝”）。

然而，良渚文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玉器制作。出土的大量玉器，品种有琮、璧、珠、管、坠、璜、镯、蝉等，它们精雕细琢，展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准，令人叹为观止。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1995年笔者赴常熟市采访时，承蒙该市博物馆特许，曾零距离接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玉琮，浅绿色琮身外方内圆，匀称精细的线条把整个琮身分为6节，镌刻的人神兽面纹唇间还伸出一对獠牙，手感莹洁润滑，原始先民以玉琮作为媒介与天地沟通，卜问未来，祈求福祉，而笔者把握玉琮却刹那间似与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产生了“心灵感应”，仿佛看到了他们在碧水绿林间正用不知名的工具在磨制抛光这种珍贵玉器的身影，真有“妙处难与君说”之感。而在当时加工方法、工具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原始先民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至今还是一个谜。

马桥文化，从年代上来讲，马桥文化紧接着良渚文化，持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它的晚期与黄河流域的夏商相对应。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因此指出：“这种文化下限相当于商代晚期，当吴太伯、仲雍来到太湖流域时，他们所面对的应该就是这种马桥文化”。这个观点很重要、很关键。如同他曾为吴文化定义，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延用至今一样，李先生的这一“判词”，实际上又给先吴文化作了定义。

泰伯奔吴发生在3100多年前，而先吴文化就是泰伯到达吴之前的当地文化，也就是史前文化。就无锡地区而言，先吴文化——更远的旧石器时代不提，从新石器时代考察，它的发展脉络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与吴文化“接轨”。无锡本土的考古表明，半个多世纪来已发现多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遗址及遗物。如马家浜文化的赤马嘴遗址、崧泽文化的仙蠡墩遗址、良渚文化的高城墩遗址等；鸿山遗址有马家浜文化层、良渚文化层，并出土了精美的玉琮；据某考古学家2008年的报告，阖闾城遗址存在有马家浜文化层、马桥文化文化层，并称“胥山湾以马家浜文化遗物为多”。

所有这些都说明先吴文化在无锡的内容、内涵也是相当丰富又深广的。

三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存在着先后的传承关系，但人们也注意到，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相互联系却又比较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中断的现象。例如，大约4000年前，灿烂的良渚文化就非常神秘地消失了。

良渚文化这一奇怪结局，成为了考古界研究与争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在1999年举行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资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将当时关于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原因的争论归纳为3种不同观点：一是洪水灾害论。认为4000年前从淮河到太湖流域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彻底冲毁了良渚文化；二是气候严寒论。认为那时曾出现过300多年的冰期，气温下降彻底摧毁了稻作农业，以农业为生的良渚原始先民无法生存，导致良渚文化中断；三是内因消亡论。认为当时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引起激烈冲突，使得良渚文化毁灭。

然而，对这3种观点也有不同争鸣意见。有人从气候环境学分析认为，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灾害持续时间较短，不可能突然冲毁已经发展与存在千年之久的良渚文化。对于气候严寒论，则指出那时可能出现过冰期，但不会因此出现很冷的严寒气候，因为从地质时代研究，当时为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总的还是比较温暖的，北半球即使出现过短时间的寒冷气候，那么北方所受影响要比南方大，但事实是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北方龙山文化等仍在蓬勃发展，所以，地处南方、受影响较小的良渚文化不可能因气候寒冷，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内因消亡论，则认为从中国历史看，内部改朝换代频频，但从未见中华文化因此消亡的，因而质疑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对于良渚文化突然“人间蒸发”的问题，气候环境学提供的答案是海侵。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地质时代称为全新世，11500-10000年前开始至今。在这全新世的11500年间，曾出现过大小数个海侵。海侵时间长达百年乃至上千年，影响弥重弥远，可称是导致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断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

全新世前期，距今11500-7000年，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大量冰川融化，海平面随之升高，至距今约6300年时，海平面比现在高出约8米，长江三角洲海岸线比现在向西内退180-200公里，上海、无锡、常州、杭州、绍兴及太湖均在海水中。这名为“皇天畈”的全新世最强大海侵使得地处沿海的河姆渡文化消失。

至距今约4000年时，由于此前全球气温又持续升高，形成全新世以来的第二个最高海平面，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6米左右，被称为“钟家堍”海侵。无边无垠的海水滚滚而来，海水高度不见下降，只见上升，淹没了田地、村落，淹没了干栏式房屋，良渚原始先民只好撤离，一拨拨地分散着走向山地，走向遥远的他乡，四处漂泊，以求生存。这一强大海侵最终使得良渚文化遭遇灭顶之灾，就此消失。考古表明，在大量良渚文化层上，普遍存在一层厚约米以上的黑色水相沉积物，是长期处于浅海底或湖沼底留下的痕迹。这是海侵毁灭良渚文化的科学证据。

四

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因这一史前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上海闵行马桥镇而命名，它的地域覆盖环太湖地区，包括今上海、江苏东南和浙北。马桥文化特征是广泛使用石制生产工具，有三角形石犁、半月形石镰、石耘田器、翘刃石斧、三角形石刀、长条形石刀、石矛、石镞等；日用陶器为轮制泥质黑陶，有鼎、尊、觚、觯、簋、瓦足盘等，饰以压印的带状云雷纹，或拍印的几何形花纹等。

但是，良渚文化时期发达的玉器制作，那些精致加工的稀世珍品，包括各类玉器，图案细刻的陶器、雕琢优美的象牙器等，在马桥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良渚文化大量优秀、发达的元素在马桥文化中不占主导地位，很多工艺都退步了——有人称之为奇特的“返祖”现象——马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类文物做工都比较粗糙，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单，而玉器不仅雕工粗劣，而且品种少、质量差，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时期。同时，马桥文化原始文字的结构与表意方式，也比良渚文字更为简单幼稚。这些都是海侵摧毁良渚文化后带来的破坏性结果。

有研究成果称，马桥文化来源于浙西南山地的史前文化。这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但似并不全面。在良渚文化被海侵摧毁时，一部分良渚原始先民就近移往山地生活，并生存下来，最终成为马桥文化原始先民，是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逻辑的。但是也会有良渚原始先民走向其他的地方，与他乡居民融和后，又反过来影响马桥文化。如马桥文化的饰以压印的带状云雷纹陶器，很明显地受到了北方商周时期风格的影响，而拍印几何形花纹陶器则与南方印纹陶文化风格一致。一些马桥文化遗址出土有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但未发现铸铜工具，这说明这些青铜器并非马桥文化原始先民自己制造的，而是来自遥远北方商周时期的东西。可见马桥文化在一些方面虽比良渚文化落后，但当时的原始先民已经能够摆脱良渚文化封闭“围城”的束缚，开始广泛吸收各方先进文化元素，走向开放。

良渚文化【第四篇】

关键词：良渚文化 太湖地区 良渚遗址 地理环境

一、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

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并且远及赣南、粤北；北跨长江直达苏北；西起皖东；东到海滨，并远及舟山列岛，成为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同时它还与华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江西、广东的许多史前遗存，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良渚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并参考各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兹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

早期的具有代表性遗址有：张陵山第二层及其墓葬、吴江县龙南第二期、余杭吴家埠第一层，江苏吴县越城中文化层、浙江吴兴漾下层、邱城上文化层；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江苏昆山县绰墩、上海马桥遗址、吴江县梅堰、余杭良渚荀山等；晚期有浙江嘉兴雀幕桥、浙江湖州花城木构窑藏、嘉善新港、黄土山、上海金山亭林等等。各个遗址的分布与地图相对照，从详细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下现象：

1.早期的遗址数目就越少，其地理分布越靠近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流域，且其地理分布很多都与晚期的崧泽晚期文化相重合，显示良渚早期文化遗存与崧泽文化的密切联系；中期是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从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到，中期的遗存由原来早期的遗存向周围扩展，显示出扩张的繁荣趋势；晚期是良渚文化衰败时期，遗址分布范围逐渐呈现萎缩趋势。[2]

2.良渚文化早期遗址大多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到了中晚期逐渐向丘陵和山区发展。良渚时期海平面经历了一个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良渚文化初期到良渚文化中期，海平面逐渐下降，到距今4500年左右海平面迅速上升，到良渚文化末期，海面有米的升幅。由于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范围，当温度上升时，海平面提高，使得地下水位提高，迫使居民不得不加高台基或者直接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区。据此可以推断良渚文化晚期遗存集中在丘陵和山区很可能与当时海平面水位上升有密切关系。

3.文化的发展和延续离不开天然水域环境，太湖流域、西部山区各水系、沿江沿海水系是古遗址分布的密集地区。

二、良渚文化的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

1.台式建筑。良渚时期的建筑、墓葬和居址多为台式建筑。这与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地处平原，地势较低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台式建筑的修建很好的改善了局部环境，有效地摆脱了水患。良渚文化墓葬小墓多埋于平地，而大墓多建于高土墩上。高土墩墓的出现作为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之一，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盛行玉器也反映了古人为抵御自然灾害对天神的依托，很大程度上看，良渚文化玉器的盛行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密切的联系。

2.农业经济。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冲击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良渚文化的农业不仅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而且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高度的农艺水平。其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得意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次地势较地平，靠近沿海，地下水位的高低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由于农业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根基，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加剧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良渚文化的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相关，与此相应，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对气候的反映模式也不尽相同，从而反映在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良渚文化不同时期，在不同分布地区的文化特征都可以追溯至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研究地理环境能够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文化的特征。[3]

三、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结合

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还原古代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遗物、遗迹和考古学文化等。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的行为和活动也必然受其周边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古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也应该成为考古学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个遗址及其文化放到发生它的时间、空间中去审视，那么我们对它的特点、它的分布将会获得深层次的认识。考古学在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才开始传入中国。[4]

传统的考古学侧重于对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以及地层学研究，忽视其对地理环境的参考，从而无法全面的利用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所提供的信息，造成珍贵资料的流失。环境考古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可以预见，它将是考学学一个大有作为的分支，并与诸如地质、地理、生物等学科发生必然的联系。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地关系的地理分布、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阐明当时地理环境形成过程和特点，探索其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它弥补了传统考古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历史地理学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随着实际工作的展开，原有的问题会得到暴露并解决。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必将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进学科的发展和进步。[5]

参考文献：

[1]蔡登谷。森林文明与生态文明[M].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2]周昆叔。中原古文化与环境[M].海洋出版社，1993.

[3]周昆叔。开拓环境考古学新领域[J].中国科学基金，1993（4）.

[4]安志敏。良渚文化及其诸文明的剖析[J].考古，1997（9）.

[5]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湖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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