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一的诗歌范例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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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一的诗歌【第一篇】

关键词：诗话； 诗学著作； 诗歌批评； 发展演变

诗话有二义，其一是指品评诗人诗作或记载诗人议论、行事的著述，是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特有形式：其二是指我国说唱艺术的一种。本文仅就第一义来谈。

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诗话于何乎 赓歌纪于虞书，六艺详于古序，孔孟之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矣。汉魏而降，作者渐多，遂成一家之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按照何氏之说，诗话的出现可以上溯至夏、商、周更为久远的年代，大凡“六经”、诸子中有关诗的言论，例如《尚书 尧典》里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论语 阳货》里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等，都可以视为诗话的滥觞。汉魏以后，谈诗论诗的人渐多，至梁代钟《诗品》、唐代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遂成一家之言”，成为专门批评诗人诗作优劣高下的诗学著作。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诗话篇》中认为诗话当源于南朝梁代钟嵘《诗品》，也不无一定道理，因此，何文焕把它作为首篇收入《历代诗话》中。《历代诗话》系诗话丛书，它是历代重要诗话的汇编，汇编了南朝至宋、元、明诗话共二十八种。近人丁福保在《历代诗话》的基础上也有《历代诗话续编》，辑录唐代孟《本事诗》以来宋、金、元、明诗话共二十九种，是对《历代诗话》的补充。

其实，“诗话”一名的正式出现，始于北宋欧阳修的《诗话》，后人称引时又名之为《六一诗话》、《欧阳公诗话》等，这是诗话首次成为一种品评议论诗人诗作的带有随笔性质的著作。《六一诗话》首句开篇明义：“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继之，司马光仿效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温公续诗话》，说到其续《六一诗话》的原因在于“记事一也”。可见诗话在宋代最初是以“闲谈”、“记事”的面貌出现的。所谓“闲谈”，就是关于诗人诗作的随笔漫谈；所谓“记事”，就是记诗人诗作的本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早期的诗话不同于《诗品》一类专门评论诗人诗作的比较严肃完整的诗学著作，其批评意见和论诗主张是在“闲谈”、“记事”之中反映出来的，因而显得比较零散，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其形式大多比较短小精悍，便于作者发表论诗的意见和主张，也便于读者用较少的时间领略诗歌原理、吸取创作经验、了解诗坛掌故等。下面仅举数例以见一斑。例如：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语，就是一段很重要的理论见解：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以《诗经 小雅 苕之华》中的诗句作比照对杜甫《春望》诗进行了颇有见地的点评：

《诗》云：“羊坟首，三星在。”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 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 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一则中记述了苏轼贬官黄州，为何以“东坡”为号一事，读后使人茅塞顿开。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 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

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这种诗话，可谓随手拈来，信笔写去，虽是作者的闲谈漫笔，但它“体兼说部”（《四库全书提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性质和资料性质。后来，许在《彦周诗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写作诗话的宗旨：“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此论虽未尽当，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进一步扩大了诗话的内容。继欧阳修、司马光之后，刘颁的《中山诗话》、王直方的《直方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百余部诗话相继问世。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统计，今尚流传的有四十二部，部分流传或由他人篡辑成书的有四十六部，已佚而仅知其名的有五十一部，合计一百三十九部。由此可见宋代诗话发展之盛。其中，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两部值得重视的诗话，而张戒论诗对严羽又有直接的影响。这两部诗话的出现，才逐步摆脱了宋代早期诗话的狭小窠臼，着重于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和规律，在对诗人诗作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评论的同时，对诗歌创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的创作和理论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发。至此诗话已由记述轶闻遗事，考释用事造语，寻章摘句的批评转到比较系统地阐述论诗主张方面来，由说部转到诗评，这与前代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诗学著作颇相类似，大有一脉相承的意味。所以，《岁寒堂诗话》和《沧浪诗话》堪称宋诗话的里程碑。近年，由著名文论研究专家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代诗话全编》（共十卷），集宋代诗话之大成，以人立目，收录近六百家，是第一部内容、体制相当翔实、完备的宋代诗话的大型图书。

诗话在宋展的盛况表明，这种诗歌批评的特有形式已经得到了时人的普遍认可和欢迎。以后，元、明、清各代，亦不乏此作。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诗话来看，元代诗话仅两部，可作诗话读的十五部，共十七部。明代诗话十七部，可作诗话读的三十一部，共四十八部。清代诗话五十四部，而传世的诗话超过此数。从宋末到元明两代，诗话逐步向文学批评方面发展，内容逐步扩展和丰富起来，论诗日趋精细，诗歌内容、诗歌流派、风格特色、渊源演变、批评赏鉴、考讹订误以及格律音调等，都在谈论批评的范围之列。例如，元代杨载的《诗话家数》、范椁的《木天禁语》、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韦居安的《梅诗话》、明代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都穆的《南濠诗话》、陆时雍的《诗镜总论》都是内容丰富，较有见地的诗话。其中以《唐才子传》和《升庵诗话》的成就较高。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一部唐代诗人的评传，共十卷，叙及了唐代诗人三百九十八人，内容丰富具体，评述言简意当，勾画出唐代诗歌的大体风貌。杨慎的《升庵诗话》，共十四卷，其中补遗二卷。上自远古，下迄明朝，对历代诗人、诗作、诗风有独到的批评。

诗话发展到清代，不仅作者较多，规模较大，而且影响也日益广泛。诗话著作更趋专门化。影响较大的诗话有：叶燮的《原诗》，这是一部理论体系较为严密的诗话，其论诗的纲领是：“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有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这部诗话探讨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对诗歌的源流和本末，诗歌的创作与批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著名的神韵说，由此可以看见，其核心是主张诗歌应该含蓄、蕴藉，诗歌艺术应该清远、淡雅，力求表现人和事物的风神韵致，并以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翁方纲的《石洲诗话》，倡导肌理说。肌理，本指肌肉的纹理，这里借指诗歌的义理和文理。肌理说要求以儒家经籍和学问为作诗的根本，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袁枚的《随园诗话》，倡导性灵说。主性情，重个性，尚诗才，强调独创，反对摹拟、矫饰、堆垛学问的复古主义，是其论诗的基本主张。沈德潜的《说诗语》，提倡格调说，对诗歌的格式音调有深入的探讨，主张诗歌风格应该浑厚雅正，把格调看作诗歌创作的关键，发展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说。

纵观我国古代诗话的演变和发展，我们会发现它走过了相当漫长的历程，滥觞于三代，形成于南朝梁代，盛于宋代，迄于元、明、清。这些诗话，是研究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和诗歌理论的重要资料，对我们今天借鉴古代诗歌的创作经验，指导我们的诗歌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清]何文。历代诗话（上、下）.中华书局，1981

[2]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篇（上、中、下）.中华书局，1983。

[3]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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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一的诗歌【第二篇】

关键词：司马光 《温公续诗话》 北宋史学 北宋文学

司马光作为北宋之名儒大臣，“故不以辞章为重”[1]，但从其一生实际创作来看，并非不精通于诗歌的创作，反而是众体兼备且转益多师。其晚年所著《温公续诗话》对当时以及前代的诗歌与诗人更有独到的批评眼光和自成一体的诗学观点。学界对于《温公续诗话》已有所探讨，取得了些许令人信服的观点，然而很少将此著作及其诗学观点放在整个宋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加以定位与评判。郭绍虞先生有绝句：“醉翁曾著《归田录》，迂叟亦提涑水文。偶出绪余撰诗话，论辞论事两难分。”[2]这首诗确实道出了《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的渊源关系和这两部著作内容的大致风貌，不过也给后学留下了很多可以继续深挖的突破口。

首先，欧阳修在其笔记类著作《归田录》外又撰写《诗话》，如果这是属于欧阳公偶尔之作，那么司马光选择撰写《续诗话》这部著作的原因何在？司马光在“濮议”期间与欧阳修多有冲突，虽然不能因人而废文，也无可否认欧阳修后来对司马光的提携，但是纵观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文集，两人既没有来往的书信，也没有诗词的唱和。司马光撰写《续诗话》是对“诗话”这一文学批评体例和名称的首次自觉的传承，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

此外，宋代望族极其重视对自身诗歌修养的磨练，“辞赋文章是维系家声的常春藤”。[3]宋初百年夏县司马氏一族，以进士及第者并不少，而司马光一脉，从其父亲司马池到其兄司马旦到其子司马康皆能写诗，而且有名篇佳作存世，所以《温公续诗话》的诗学观点与司马家族的诗歌创作必有所关联。但与此同时，在望族之间的联姻和门生故旧之间的交往中，诗艺的传授与切磋也是重要的手段。刘攽与司马光在史学与散文创作上是同调的，同时刘攽在司马光谢世之后撰写《中山诗话》亦不是偶然，这正是宋代诗歌创作与诗学传承从宗族走向宗派的端倪。

一、《温公续诗话》与文学批评的新体裁

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的自序中说道：“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4]这是司马光的自谦之辞，从字面来看司马光仅仅做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书且多为事件的记录而已，但是综合考察当时其它以记事为主的著作，这其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欧阳修除《诗话》之外，尚撰有笔记《归田录》，在这部书中同样记载有关于诗歌创作的事件。例如：“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重金，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5]这种关于诗歌批评的记载如果摆到《六一诗话》之中是同样合适的。又如与司马光基本同时期的范景仁所著笔记《东斋记事》，此间记载有各类杂事，其中也包含有关于诗歌创作和品评的事件。例如其中记录：“薛简肃贽谒冯魏公，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晚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3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6]有宋一代，在笔记之中记录文人诗赋创作事迹的并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此时的司马光却有着独立的思考。通观《涑水记闻》一书中所记载的事件，基本上都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文学创作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温公续诗话提要》中提到：“考光别有《涑水记闻》一书，载当时杂事。岂二书并修，偶以欲笔于此册欤？”[7]因此当时的四库馆臣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记载有关文学的事件，而在《涑水记闻》中力避关于诗赋创作的内容，这是首次自觉的将“诗话”作为一种有关文学批评的文体，从笔记之中独立出来。与之相比欧阳修所做《归田录》是为了“朝廷之遣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8]范镇所作的《东斋记事》是为了“追忆馆阁中及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因纂集之”。[9]因此《归田录》《东斋记事》之类的笔记和《涑水记闻》有着明显的区别。比较之下，不难看出司马光将文学事件和政治事件有意分开记载。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之所以撰写《涑水记闻》以及《温公日记》《朔记》是因为他和刘恕曾有编纂《资治通鉴后记》的计划，但因为刘恕的辞世而最终搁浅，诚如李焘所说的：“文正公初与刘道厚共议：取实录、正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记》。属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后终，卒不果成。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记》之具也。”[10]因而司马光对于《涑水记闻》一书完全是以史学著作来对待的，不带有一丝文学色彩。《续诗话》虽也颇多记事的成分，但被司马光有意识地从史部之中脱离出来。

如果将司马光编写《温公续诗话》作为一种自觉将“诗话”转变为文学批评体裁的行为，那么也就能解释司马光为何续写《六一诗话》了。欧阳修在“濮议”之中与韩琦站在同一阵营而司马光、吕诲等人始终与之对立。虽然治平四年英宗驾崩，神宗即位，“濮议”宣告结束，时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上疏荐司马光，略曰：“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司诤谏，谠言嘉话，著在两朝。”[11]然而，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并没有因此缓和，欧阳修晚年著《濮议》，对“濮议之争”一直耿耿于怀。司马光虽然承认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但也并未与欧阳修有很深的交情。司马光元丰二年作《答孙长官察书》中说道：“光自幼接待周旋，今日得附以不朽，何荣如之！……今尊伯父既有欧阳公为之墓志，如公可谓声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传后世矣。他人谁能加之！伏愿足下止刻欧阳之铭，植于隧外以为碑，则尊伯父，自可光辉于无穷。为来之法，不亦美乎？”[12]这是司马光的推却之辞，也能看出即便在欧阳修谢世之后，司马光依然与其时时划清界限。

因而，司马光续写《六一诗话》并非是师从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的结果，而是因为受到了欧阳修在笔记随笔之外另开“诗话”一体的启发，从而有意识地更进一步明确了“诗话”区别于一般笔记随笔的功能。同时，也能解释为何《温公续诗话》所记录和品评的内容中除了对欧阳修的错误进行补正外，未对欧阳修的诗歌作品做出任何评判。

二、《温公续诗话》与北宋诗学观的宗派化

“两宋士大夫整体之博学多闻远过于唐人，他们大多能兼‘政治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三者于一身。究其原因，或与世家大族“诗书传家”的普遍做法及示范效应密切相关。”[13]夏县司马氏家族不但是注重儒学传承的北方望族，也同样注重子弟的文学修养，司马氏家族进士及第者不在少数，司马光更是进士高等。虽然宋初科举有重北抑南的倾向，但也足以说明司马氏家族对于文学的重视与热衷。然而不幸的是司马光子嗣匮乏，司马康又早逝，因而在家族学术的传承上遭遇了障碍。所幸司马光的史学精神与文章风格通过那些参与修编《资治通鉴》的青年才俊得以流传，在此过程中其诗学观点同样在其后学之中得到了传承。在“江西诗派”出现以前，这是北宋诗歌创作从宗族走向宗派的先声。刘攽的《中山诗话》和他对司马光诗学观的继承与实践便是体现。

司马光晚年重视其家族诗歌艺术的传承，他在《温公续诗话》中继承“欧梅”诗歌“状难写之景”的诗学观点，从而援引了其父司马池的《行色诗》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14]类似此诗风格的诗作多见于司马光闲居洛阳时的诗作。如诗《和复古小园书事》：“饱食复闲眠，风清雨霁天。叶深时坠果，岸曲乍藏莲。波面秋光净，林梢夕照鲜。东家近亦富，满地布苔钱。”[15]“苔钱满布”当为落魄冷清之状，却反语“东家近亦富”，不但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亦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此种自嘲以玩笑语中见心中之悲凉，实为佳句。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亦留有诗句：“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16]同样具有相同的风格。然而，司马氏家族毕竟没有在宋诗发展的过程中大有建树，但是刘攽对司马光诗学的继承与发展却是在宋代诗学宗派化发展的过程中颇具意义。

司马光卒于元祐元年，“赠太师、温国公”。在刘攽的《中山诗话》中记载：“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17]因而其书应成于元祐元年之后。刘攽卒于元祐三年。因而《中山诗话》成书时间在元祐元年至元祐三年之间。刘攽生前参与修编《资治通鉴》在熙宁年间为王安石排挤而与司马光相友善。《温公续诗话》最初名为《续诗话》是司马光对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书，而《中山诗话》是一部独立的诗话。司马光的贡献在于首次将“诗话”之体与单纯的野史杂记相区别，而刘攽既而撰写了一部独立的诗话。“诗话”这一文学批评体裁通过此过程才得以进一步得到独立和成熟。“诗话”的出现与史学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司马光为首的史学家进一步划清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同时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所提倡的诗学观同样被刘攽所继承并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山诗话》载：“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18]这一观点摒弃“后西昆”专注辞采华丽而转而求“意在言外”与司马光传承于“欧梅”的诗学观为同调。

在“元祐史学”宗派开始形成之初，文学同样开始出现与其相平行的宗派化趋势。

三、结论

虽然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是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续作，但司马光首先有意识地将“诗话”这一体裁从史部的笔记随笔中分离出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进一步分化的标志。早期的“诗话”皆出自史家是不争的事实，也造成了后世“诗话”长于记事的随笔漫谈式的风格。“诗话”之所以最终成为文学批评的体裁正是有赖于司马光身兼史学家与文学家的特殊身份。进而可以说“诗话”这种文学批评样式的出现与宋代文人的博学多才和身兼数种身份的特点密不可分。

从司马光撰写《温公续诗话》到刘攽《中山诗话》问世的承递过程中，可以发现，在“元祐史学”这一学术宗派形成的早期，宋诗的批评与创作也有从家族传承向宗派传承的端倪。司马光的家族学术与诗学由于子嗣的匮乏而断绝，却在其门生故旧之处萌发新芽，这是宋代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互动的结果，也是宋诗“宗派化”时代到来的前兆。

注释：

[1][7][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页。

[3][13]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第110页。

[4][11][12][14][15][宋]司马光：《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8页，第105页，第182页，第1792页。

[5][8][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28页，第601页。

[6][9][宋]范镇：《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页，第1页。

[1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7页。

[16][明]马峦，[清]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5页。

[17][18]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第442页。

关于六一的诗歌【第三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3－0064－08

杼情集》多著录于宋元官修或私撰的目录书中。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卢瓌《杼情集》二卷”。郑樵《通志·艺文略·诗总集》著录“《抒情集》二卷，唐卢瓌集”。《崇文总目·总集类》著录“《抒情集》二卷，卢瓌编”。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抒情集》，不题撰人与卷数。元脱脱《宋史·艺文志》著录“卢瓌《抒情集》二卷”。《杼情集》在《宋史·艺文志》后几乎不见于史书著录，亦不见于目录书的记载，疑在宋末元初之际已亡佚。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提到“卢瓌《抒情》，实小说之流”，胡震亨《唐音癸签》将《抒情集》归入“唐人诗话”类，但二人只是依据文献记载论之，并未亲见其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抒情集》一卷，卢怀撰”，亦有错讹。本文在整理各类著述中有关《杼情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杼情集》一书的书名与作者、内容与体例进行初步考辨，进而探究其价值所在。

一

《杼情集》，又作《抒情集》、《抒情诗》、《抒情录》。“杼”本通“抒”，杼情、抒情同有表达情思、抒发情感之意。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解释其书名为：“按‘抒情’一词，出于《楚辞·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此书以此命名，表明著作宗旨，实为记载唐人吟咏故事之专集，与《本事诗》之性质为近。”〔1〕

虽“杼”、“抒”二字义同，但“杼”却比“抒”内涵更丰富。何焯《义门读书记》中提及古人多用“杼”替代“抒”，“盖取杼轴予怀之意”〔2〕。“杼轴予怀”出于陆机《文赋》：“虽杼轴于予怀，怵佗人之我先”，李善注：“杼轴，以织喻也”〔3〕。本指以梭子织经纬线而成布，借此以喻诗文的组织构思。因此“杼情”一词，除表示抒发情感，还有组织、构思诗文之意。从《杼情集》的内容来看，大部分条目与《本事诗》相似，主要记述人们关于诗歌创作的事实原委，这些内容不仅关乎诗作产生的背景，也涉及诗歌创作的过程。故书名作“杼情”比“抒情”更符合本书的内容及作者的原意。

宋元目录书如《新唐书》、《通志》、《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均以“集”为此书命名。“集”有汇辑之意，意谓此书为汇辑诗人缘情之作。《抒情诗》一名见于《太平广记》引用书目，以“诗”为此书命名的原因一方面为其所记之事与诗歌相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缘于对《本事诗》书名的仿效。《四库全书总目》称《本事诗》“采历代词人缘情之作，叙其本事”〔4〕，即《本事诗》题名就已表明内容是记载缘情之作“诗本事”的，可见其题名与内容的相契合。但《抒情诗》这个书名却并不能完整概括该书的内容，即该书并非只载录诗人的“缘情之作”，而主要是记述诗人“缘情之作”背后的故事，因此书名并不能简单仿效《本事诗》。

卢瓌《杼情集》考论《抒情录》一名见于《中国丛书综录·集部·诗文评类》。《百川学海》乙集、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二十二、《古今说部丛书》二集、《名人小说》第二册均载一卷本的《抒情录》。据宛委山堂本《说郛》记载：一卷本的《抒情录》仅存材料八条，俱见于《诗话总龟》前集，而第一条“江邻几”所载苏子美为北宋前期诗人，非唐末时人，其事迹亦非唐末之事，故疑书为后人辑佚之作，其书名也为后人添加，不足为信。可见，此书定名为《杼情集》最为合理。《杼情集》一书在一些载籍的征引中还有其他称谓：如《诗话总龟》引用书目称其为《卢瓌抒情》，其中“裴余庆”、“薛宜僚”、“李朱崖”、“杜牧”、“元白”、“李延壁”等条目又称引自《唐贤抒情》；而《竹庄诗话》中“闻歌”一条题为引自《抒情诗话》。《卢瓌抒情》、《唐贤抒情》、《抒情诗话》书名虽有差异，但从材料的标题和内容来看，与《杼情集》同为一书却是无疑的。

关于《杼情集》的作者，前人有“唐代卢瓌”、“唐代卢环”、“宋代卢怀”三种说法。关于“宋代卢怀”之说，未见宋以前史籍及目录书著录。《百川学海》乙集、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二十二、《古今说部丛书》二集皆于《杼情集》下注：“宋·卢怀”。但此三书为明以后人的辑录，所辑材料并不完全可靠。我们从现存《杼情集》佚文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唐代天宝至龙纪年间，其内容涉及的全是唐代作家可以推断，《杼情集》的作者应为唐末之人，“宋代卢怀”之说不符合《杼情集》的创作情况。

关于“唐代卢环”，据《宋史·艺文志》载“卢环《抒情集》二卷”校勘记中云：“卢瓌，‘瓌’原作‘环’，据《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崇文总目》卷五、《通志》卷七〇《艺文略》改。”〔5〕将“环”改为“瓌”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据现存材料考证，《杼情集》作者为唐代卢瓌最为合理。其原因如下：

首先，在宋代的目录书中，均记为“卢瓌”。而“环”、“怀”的繁体“環”、“懷”与“瓌”形近，因此“环”、“怀”二字疑为后世目录书编者的抄纂之误。

其次，卢环、卢怀二人生平均无所考，惟《唐代墓志汇编》中收录与“卢環”、“卢瓌”有关的墓志两方。第一方墓志题为“唐故太子司议郎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子婿朝散郎前河南府河南县尉柳寥撰”〔6〕，此为唐贞元九年（793）柳寥为其岳父卢寂所撰写的墓志。此方墓志中并未见“卢瓌”，惟有卢寂的长女名卢環，也就是柳寥之妻。此卢環生活于贞元年间，而《杼情集》中有龙纪年间的材料，贞元九年至龙纪年（889）的时间跨度为96年，若卢环（卢環）为此书作者，年龄应在百岁以上。由此推断，卢环为《杼情集》作者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方墓志题为“扶风窦氏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撰于会昌六年十一月，结衔为“乡贡进士卢瓌书”〔6〕。此方墓志是卢瓌为窦师亮的夫人李氏所撰墓志，李氏于唐会昌六年（846）十月六日卒于河南府的河南县家中。从此方墓志所提供的信息可对卢瓌生平做出以下推测：第一，卢瓌身份为乡贡进士。《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7〕唐代科举的生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生徒”，指在中央及地方学馆完成规范学习，选送到尚书省受试的考生；而另一类则是“乡贡”，指一些自学或受教于私学的考生，他们先要通过县及州府的层层考试，合格者才能拥有和“生徒”一样的考试机会。所谓“乡贡进士”实际上是“乡贡”考生在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中未能及第者。由此可知卢瓌在会昌六年之前参加过进士科的省试，并未能中第。第二，卢瓌在会昌六年左右应生活于当时河南府的河南县一带。墓志的内容一般是对逝者生平的叙述，撰写者需熟悉逝者生平，因此墓志大多由亲人撰写。从李氏的墓志内容来看，除了对于李氏生平的叙述，还有对于李氏家族事迹的介绍，比如祖上所历任的官职等，可见卢瓌对窦师亮和李氏较为熟悉。但由于墓志中并未显示卢瓌与窦师亮或李氏有任何亲属关系，以此可推断卢瓌与窦师亮或李氏一家有较为长久的交往关系，极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在同一区域。从墓志撰写时间来看，至少卢瓌在会昌六年左右生活在河南府的河南县一带。

那么此卢瓌是否为撰写《杼情集》的卢瓌？第一，从时间上来看，二者应同为一人。从上述卢瓌所撰唐墓志内容可见，其撰写墓志时间为会昌六年，而《杼情集》现存的35条材料中有17条材料的撰写时间都集中于会昌至广明年间。第二，从地域上来看，卢瓌所处的地域范围为其撰写《杼情集》提供了基础。河南县在《元和郡县图志》所介绍的河南府二十六县中排列第二位，仅次于洛阳县。从唐代地图可以看出，河南县离洛阳县距离较近，在当时也应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政治、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捷，能够吸引更多的文人。卢瓌也能有更多机会与文人交流，为编写《杼情集》搜集素材。第三，从《杼情集》与《本事诗》在创作时间、创作背景的相似之处，也可推断出唐墓志中的卢瓌确为《杼情集》的作者。《杼情集》的内容与《本事诗》相似，这已是定论。除此之外，《本事诗》和《杼情集》二书的创作时间、创作背景都有相似之处。学界已有多位学者对《本事诗》成书时间进行考论，大致认为其成于唐光启二年（886），当时作者孟启已年逾七十。王梦鸥《本事诗校补考释》以及胡可先、童晓刚的《〈本事诗〉新考》则认为《本事诗》成书于景福以后。从《杼情集》中材料撰写的时间范围，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杼情集》亦应作于唐末昭宗时期。卢瓌会昌六年为乡贡进士，以此推算，《杼情集》也应为卢瓌晚年之作。《本事诗》、《杼情集》二书不仅内容相似，并且都成书于唐末，都为作者晚年之作，这些巧合能进一步证明会昌六年的乡贡进士卢瓌确为《杼情集》的作者。

二

现存《杼情集》材料主要见于《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太平广记》载有19条；《诗话总龟》前集载有23条，其中“江邻几”一条注云引自《唐贤抒情》、《中山诗话》，但因所记为宋代之事，疑其将刘攽《中山诗话》中的条目误入《杼情集》中；《诗人玉屑》载有2条；《能改斋漫录》载有2条。去其重复及误入的条目后，共辑得材料35条。

《杼情集》的内容均与诗相涉，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对诗歌的直接载录，共计3条。

如“李建枢”条：

李建枢咏月云：“昨夜圆非今夜圆，却疑圆处减婵娟。一年十二度圆缺，能得几多时少年！”①

此诗收入《全唐诗》卷七七五，云“李建枢诗一首”，但无作者李建枢小传，作者生平事迹无考。

“刘禹锡”条：

刘梦得《送人下第》诗云：“今此卜行日，高堂应梦归。莫将和氏泪，滴向老莱衣。”又有诗云：“新诗一联出，白发数茎生。”②

现存《刘禹锡集》中未见此诗，《全唐诗》卷五四四“刘得仁”名下收有此诗，题作《送友人下第归觐》，知此诗非刘禹锡作。《杼情集》误，《诗话总龟》沿袭其误。

“权审”条：

权常侍《题山寺》曰：“万叶风声利，一山秋气寒。晓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栏。”又：“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悲多恨漫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③

此二诗收入《全唐诗》卷五四六，前一首题作《题山院》，后一首题作《绝句》，云：“权审，字子询，天水人，累官常侍，诗二首”。但后一首绝句又见于《罗隐诗集》中，题作《自遣》。明赵宣光《万首唐人绝句》、《全唐诗》卷六五六《绝句》皆作“罗隐诗”，题作《自遣》。其中除两三字不同外，余皆同。《诗话总龟》乃北宋人阮阅所著，时代较早，当必有据，而赵宣光《万首唐人绝句》是据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增补编选，《罗隐诗集》亦有版本依据，故后一首究竟为谁所作，值得进一步探讨考定。

第二类为对诗人、诗作的品评，共计3条。如“于濆”条、“唐备”条：

于濆为诗，颇干教化，《对花》诗云：“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希。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有唐备者，与濆同声，咸多比讽。有诗曰：“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题道傍木》云：“狂风拔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又曰：“一日天无风，四溟波尽息。人心风不吹，波浪髙百尺。”又《别家》曰：“蝉鸣槐穗落。”又有《离家》诗曰：“兄弟惜分离，拣日皆言恶。”皆协骚雅。④

《对花》一诗，收入《全唐诗》卷五九九“于濆”名下，又云：“一作武瓘诗，题云《感事》”。《全唐诗》卷七七五“唐备”名下有诗三首，其中《失题二首》，即此处所引“天若无雪霜”及“一日天无风”二诗，另一首为《道傍木》，无“题”字，与此处所引诗题稍异。但《全唐诗》中“唐备”名下无《别家》与《离家》二诗，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据《唐才子传》卷九《唐备传》辑补断句“兄弟惜分离，拣日皆言恶”，却题名为《别家》。此条材料从儒家的诗教观出发，对于、唐二人之诗作出“颇干教化”、“皆协骚雅”的评价。

“杜牧”条：

杜牧之绰有诗名，纵情雅逸，累分守名郡。罢任，于金陵舣舟，闻倡楼歌声，有诗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倡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风雅偏缀，不可胜纪，与杜甫齐名，时人呼为大杜小杜。⑤

此诗收入《全唐诗》卷五二三“杜牧”名下，题为《泊秦淮》，历来征引较多，流传较广。《杼情集》作者认为杜牧此诗“纵情雅逸”，“风雅偏缀”，即继承了《诗经》的“风雅”讽谏的传统，故云杜牧与杜甫齐名。

第三类为诗事记载，其中小部分是关于诗人、诗歌的逸闻趣事，共计3条。如“李进周”条：

天宝中，李进周颇有道术，多在禁署。徙居宫观，于所居院内，题诗不啻千言，皆预纪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后方豁然。略举1篇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阿环，山下鬼嵬字也。⑥

《全唐诗》卷八六收有此诗，名《题壁》，作者名“李遐周”，非“李进周”。《小传》云：“李遐周，有道术，开元中，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天宝末，安禄山跋扈，遐周一旦隐去，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言禄山、哥舒翰及幸蜀之诗，时人莫晓，后方验。”与《杼情集》所记趋同。《全唐诗》小传所记或本于《杼情集》，亦未可知。

“罗隐”条：

唐罗隐与周繇分深，谓隐曰：“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乃为绝唱。”隐不喻何为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是隐题花诗。隐抚掌大笑。⑦

《诗话总龟》卷六“评论门”、卷三九“讥诮门”皆载此条，注云“卢瓌《抒情》”，内容较《太平广记》为多。全文如下：“曹唐罗隐同时，有诗名。罗曰：‘唐有鬼诗。’或曰：‘何也？’曰：‘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唐曰：‘隠有牡丹诗。’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以“曹唐”替“周繇”，并补入曹唐诗句。曹唐诗收入《全唐诗》卷六四，题为《仙子洞中省怀刘阮》；罗隐诗收入《全唐诗》卷六五五，题作《牡丹花》。这则故事记载了罗隐与曹唐（或周繇）二人以诗相交的深厚情谊。

《杼情集》中绝大多数条目则是对诗歌创作原委的叙述，计有26条。如“李翱女”条：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壻，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舎，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⑧

元计有功《唐诗纪事》亦载有此条，文字稍有不同。《全唐诗》卷三六九“卢储”名下记有此条中二诗，分别题为《催妆》、《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催妆》题下注云：“李翱典郡江淮，储以进士投卷，翱置几案间。其女见之，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翱闻，选以为婿。明年，果第一人及第。”与《杼情集》所论大致相同。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卢储元和十五年(820)状元及第，则此二诗或作于其及第后之第二年，即821年。这则材料介绍了卢储创作这两首诗的具体情况，我们从中亦不难看出卢储与李翱女儿之间的爱慕之情。

“李蔚”条：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浃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篙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处士拱而前曰：“因兹宠饯，是某之过，敢请笔砚，略抒荒芜。李从之，乃以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宾从皆赞之。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嵘献诗云：“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倚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果入相。⑨

《诗话总龟》卷四“称赏门”引用此条时称“李蔚”为“裴余庆”，其“咸通来佐李北门为淮南幕”。其中涉及的人物与诗歌内容均有差异。《诗话总龟》称其引自《古今诗话》，却又补充说：“《唐贤抒情》谓李蔚守淮南日，布衣孙处士作。”可见在宋时，此事已有歧异。《全唐诗》卷五九七收录此诗于“裴虔余”名下，题作《柳枝词咏篙水溅妓衣》。李嵘之诗，并收入此卷。

《杼情集》中的这些诗歌故事虽然体裁短小，言辞简略，却广泛展示了当时文人的生活境况，如文人的婚恋情感、文人的科举仕途，以及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等等。特别是有关文人的情感故事，多讲述夫妻或恋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尤丰富多彩，生动感人。如“李曜”条和“张睽妻”条就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闲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曵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掌内看。”⑦

会昌中，边将张暌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暌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疋。以彰才美。

前一条所记二诗均载于《全唐诗》卷七六八，李曜诗题为《赠吴圆》，题下注云：“抒情诗”，可见所据乃卢瓌《杼情集》；吴圆诗题为《答李曜》。此条抒发了李曜与“佐酒录事媚川”难舍难分的留恋之情。后一条载于《全唐诗》卷七九九，描写侯氏对丈夫十年戍边不归的想念与怨恨，颇为感人。

不难看出，《杼情集》中的故事都与诗歌相关，且均为缘情之作。其中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亦有对诗歌的评论，更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有关“诗本事”的内容。据现存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杼情集》一书是由几十条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这些文字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体例已无法探寻。

三

关于《杼情集》一书的归属，历来说法不一。从目录书的著录及其他相关材料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将《杼情集》归入总集类；《遂初堂书目》将其归入小说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论及“小说”时云：“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启《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8〕；胡震亨《唐音癸籖》将《杼情集》归入“唐人诗话”，并指出：“诗话在集部，与文史同类，用以标成法，搉往篇，备琐闻，一切资长吟功，此焉在，不可无录。第作者篇目泛滥。多杂糅小说家言中”〔9〕；《中国丛书综录》将其归入集部诗文评类的诗话文话之属。那么，《杼情集》一书究竟为小说之流，还是总集或诗话？

从上面我们对《杼情集》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杼情集》中每个条目都与诗歌有关，诗歌故事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但若因此便将《杼情集》一书归入小说或诗文总集，并不恰当。那么，《杼情集》是否如胡震亨所说是一部“唐人诗话”呢？

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话作品为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此后历代文人便以“诗话”为名创作了一系列的诗话作品。据郭绍虞、吴文治、蔡镇楚先生的考证：宋代诗话总计约一百四十余种，明代诗话约一百二十余种，清代诗话则更是多达四五百种。丰富的诗话作品为诗话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而诗话的界定则是诗话研究的关键。关于诗话的界定，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10〕；许顗《彦周诗话》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1〕；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云：“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12〕。

这三种关于诗话的界定分别从诗话的体例、内容、分类入手。欧阳修的“以资闲谈”有两层涵义：第一，作者写作心态的闲适；第二，诗话体例的随意。既是“闲谈”，就不需要刻意构思、安排，只要是相关内容，便可随心所欲地漫谈。而这些记录下来的“闲谈”内容之间并无逻辑顺序，编排也不需缜密思考，随意连缀起来即可。郭绍虞在《清诗话》前言中也谈到，从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自题之语可看出“他的写作态度是并不严肃的。假使说钟嵘《诗品》是文学批评中严肃的著作，那么欧阳修的《诗话》，只是一种轻松的随笔罢了”〔13〕。欧阳修虽以闲适之心创作《六一诗话》，但其体例却成为后世诗话的范本。《诗话概说》一书中称其为“诗话体”，指出其主要特点是“随笔漫录，分则札记，笔调轻松活泼，文风亲切平易，娓娓叙谈，可长可短，通常一则就是相对独立的一段，前后既不需要衔接连贯，也没有一定的排列次序。总之，它在形式上是极其灵便的”〔14〕。

许顗则是从诗话内容的功能入手来界定诗话，将诗话功能归结为考辨字句用法、追溯古今源流、记录诗教盛德、录载奇闻异事、订证字词讹误五个方面。

章学诚的“论诗及事”、“论诗及辞”是关于诗话内容的分类，这种分类较为全面地囊括了诗话内容，郭绍虞、罗根泽等学者在论及诗话分类时均持此说。所谓“论诗及事”，指诗话中有关诗事的部分，而“论诗及辞”，则为诗话中的诗歌理论部分。蔡镇楚认为，诗话中的“及事”与“及辞”部分虽是相互交汇的，但随着诗话创作的发展，“及辞”的内容远超过“及事”的内容，而这也是诗话成熟的一种标志。

从以上对诗话界定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诗话，除了看其是否具有诗话之名，还应看其是否具有诗话内容和体例上的特点。简言之，诗话内容首先要与诗相涉，包含“论诗及事”、“论诗及辞”两部分；其次，诗话体例灵便随意，由独立条目连缀而成，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从诗话内容和体例的规定来看，《杼情集》除了不具备诗话之名，在内容与体例上都与诗话相符。因此，将《杼情集》归为“唐人诗话”是较为合理的。

“唐人诗话”不仅说明了《杼情集》所属朝代，更是规定了《杼情集》的性质。不能简单地称《杼情集》为“诗话”而只能称“唐人诗话”，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诗话在成型前或许历经长期发展，但确实是到欧阳修才首创诗话之名，因此，大多数学者只将宋代之前那些具有诗话性质的作品作为诗话的渊源来考察，并不认为这类作品就是诗话。第二，诗话是发展的，流动的，就宋一个朝代而言，北宋和南宋的诗话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诗话之名出现前后的作品，其差异更为明显，因此《杼情集》在唐代可以说是一部诗话作品，但在宋代只能看作是一部类诗话作品。

四

为了说明《杼情集》一书在诗话发展史中的价值和地位，我们不妨将《杼情集》与唐代孟启《本事诗》及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作一简单比较。人们在论及诗话的来源时，总将孟启的《本事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罗根泽先生就曾提出“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其来源则与笔记小说有关”〔15〕，以此解释为什么诗话侧重于探求“诗本事”。刘德重、张寅彭在《诗话概说》一书中提出：“《本事诗》一类著作，比起诗格、诗法、诗句图来，更接近于诗话。后来的诗话正是直接从唐宋这一类著作中脱胎而来的。”〔14〕蔡镇楚从性质、体制、采录对象、写作动机四个方面对《本事诗》及《六一诗话》进行了比较，指出诗话之体深深烙上了《本事诗》的印记，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16〕。由此可见，《本事诗》的问世是诗话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杼情集》一书。

《杼情集》较之《本事诗》更能体现先宋诗话的特点，更接近北宋诗话。《本事诗》与《杼情集》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两书的内容、体例相似。二者都是以记载诗歌本事为主，都是由篇幅不长的条目连缀而成。第二，两书创作时间相似，都应该是作于晚唐时期。第三，两书都为作者晚年之作，因而作者拥有相似的创作心境。陈尚君在《〈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一文中谈到孟启作《本事诗》时已年过七旬，在失官闲暇之时，才能创作出如《本事诗》之类的闲适之书。卢瓌亦然。不仅卢瓌、孟启如此，欧阳修创作《六一诗话》时的境况也与之相似，由此可见诗话的随意性源自作者闲适的心境。第四，两书作者均只此一书传世。

《本事诗》与《杼情集》虽有多处相似，但二者仍有差异。比如《本事诗》一书的条目显然经过了编排，其内容被归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而《杼情集》因其亡佚，无法窥其全貌，从现存材料也无法探究其编排规律。另外，《本事诗》主要是记载诗歌创作的背景故事、诗人诗作的闲闻逸事；而《杼情集》除了以上内容外，还有关于诗人、诗作的品评等方面的内容。

从《杼情集》和《本事诗》的异同之处可见，虽然两书同具有“诗话”的特点，但《杼情集》内容结构的丰富性较之《本事诗》只集中记述诗歌故事更接近于宋代诗话。因此，无论是研究先宋诗话还是探求诗话渊源，《杼情集》都是重要的材料。

北宋《六一诗话》的出现，正式确立了诗话这一体裁。若将《杼情集》与《六一诗话》比较，便可看出其间的承继关系。首先，《六一诗话》较之《杼情集》更具备系统性。《杼情集》内容组成较为单调杂乱，虽然诗事、诗评、录诗等各方面内容都有，但却相互分离，分开来看每个条目较为单调，组合起来又较为混乱。相比之下，《六一诗话》内容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完整简洁。每条内容既有诗歌，又有诗事，或考证，或评论，虽以一人一事为中心，但又巧妙扩散开来，显得立体丰富。因此，尽管《六一诗话》每个条目内容不同，体例随意，但这种表面的随意之下有一条脉络贯穿，并不杂乱。

其次，《六一诗话》较之《杼情集》更具创造性。虽然《六一诗话》中诗人的诗事、诗评并不全出自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如何应用、组合自己所闻所见的材料方面，却是着力不少。通过对材料进行梳理、截取，并围绕一个主题撰成一条诗话，可见欧阳修的创造之功，因此《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才识的体现。相比之下，《杼情集》的创造性就明显不足。《杼情集》中无论是载录诗作、诗事还是诗评的内容，几乎都是保持其原本面目的誊抄，并未加入卢瓌本人的见解。虽然《杼情集》中对于诗人、诗作的选取可以看出作者的审美倾向，但仍缺乏理论光辉。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知，若以宋代诗话的标准来考量，《六一诗话》才是一部成型的诗话作品，而《杼情集》只是一部主要辑录与诗有关材料的类诗话作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杼情集》是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诗话作品。它不仅本身具有对诗歌、诗事的记录价值，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诗话发展历史链条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杼情集》不仅是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也是先宋诗话的代表。除此之外，它也是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是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注释：

①辑自《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后同）卷二十“咏物门上”，其注云：引自“《抒情集》”。

②辑自《诗话总龟》卷四十三“送别门”，其注云：引自“卢瓌《抒情》”。

③辑自《诗话总龟》卷十“雅什门上”，不著所引书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此条，其注云：引自“《抒情集》”。

④辑自《诗话总龟》卷一“讽谕门”，其注云：引自“卢瓌《抒情》”。

⑤辑自《诗话总龟》卷二十五“感事门下”，其注云：引自“《唐贤抒情》”。

⑥辑自《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版，后同）卷一六三“谶应”，其注云：“出《抒情诗》”。

⑦辑自《太平广记》卷二五二“诙谐八”，其注云：“出《抒情诗》”。

⑧辑自《太平广记》卷一八一“贡举四”，其注云：“出《抒情诗》”。

⑨辑自《太平广记》卷二“文章三”，其注云：“出《抒情诗》”。

⑩辑自《太平广记》卷二七一“妇人二”，其注云：“出《抒情诗》”。

蔡镇楚在《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诗话的流变与演进轨迹”中将诗话之体分为两个流派，一为“欧派”，一为“钟派”，这种划分实以章学诚之“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为据。“欧派”诗话指“朝着‘论诗及事’的既定方向发展，以论事为主，旨在‘以资闲谈’，风格比较轻松、自由”；“钟派”诗话指“朝着‘论诗及辞’的方向发展演进，以论诗为主，重在‘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风格比较严肃、缜密”。诗话历经由“欧派”诗话向“钟派”诗话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体现了“诗话之体由初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尽管诗话有“欧派”与“钟派”之分，但蔡镇楚同样提到“诗话应该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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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一的诗歌【第四篇】

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一个月又过去了，回顾一个月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规范幼儿园管理

为规范幼儿园管理，提升幼儿园服务水平和质量。我们让家长参与加强政风、行风和作风效能建设，进行家长评学校、教师评学校、家长评教师、教师评教师活动。并对家长上交的资料进行分析，作为对教职工考核的依据之一。

为进一步强化教师的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浮桥镇幼教中心浏家港幼儿园于2011年6月10日召开了全体教师会。

首先园长组织大家共同学习了《关于在我市幼教中心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学校评估的通知》，使大家认识到了语言文字工作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学习了《关于公文、报告、试卷等文字材料中规范使用序号标点、汉语拼音等的通知》，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自己在平时工作学习中存在的错误，应按照要求规范使用；大家还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测试；最后园长要求大家要营造一个“人人说普通话，处处见规范字”的氛围，对以前的活动计划、总结、报道、备课等积极开展纠错工作，并在今后的文字材料中不再出现不规范的使用，掀起语言文字工作规范的活动高潮，为迎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检查做准备。

二、继续开展听课日活动

6月9日上午，小班组的陈红莲老师为我们展示了听课日活动《小兔子开铺子》。活动中，教师运用了美丽的图谱、角色的表演、乐器的介入，帮助孩子在美的情景中学习、表演儿歌，整个活动孩子的学习兴趣特别高，本次活动也为我们小班组的课题展示活动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大班的蒲红娥老师在听课日中进行了“亲亲热热全家福”的教学活动。老师引导幼儿先观察自己、朋友和老师的外表、特征，让他们用画笔“记录”下来，然后用剪刀剪下后，把所有的“人”都贴在老师事先准备好的的“大相框”中。当最后作品完成后，幼儿还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在这张“全家福”前合影留念。幼儿对活动很感兴趣，效果也较好。

6月14日 是中班组听课日，同时也是他们 “美之韵”课题展示活动的前期准备一磨活动。活动前中班组成员进行了研讨，将诗歌《夏夜》进行了句式结构的改变，使诗歌的内容展开形式更符合幼儿的思维模式。

6月17日小班教师陆燕婷的展示活动“太阳感冒了”为听课日活动画下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三、接受中心及太仓市 的调研活动。

5月26日，浮桥幼教中心对浏家港幼儿园进行了半日活动调研，中心行政领导及各园的保健教师共16人一起参加了这次调研活动。调研活动是从早上幼儿来园接待开始，调研教师对晨间游戏、户外锻炼、盥洗点心、集体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午餐等各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和记录。活动结束后调研人员和上课教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探讨。大家就晨间活动中集体游戏合理性，晨间锻炼的有效性、半日活动中各环节

的组织与安排等进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这次调研活动，对于浏家港幼儿园来说是全面工作的大检验。通过调研活动，我们看到了在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相信在中心的统一引领下，我们将不断优化和改进保教行为，使幼儿园的管理更科学、更规范。

为了更好地做好幼儿园的保教工作，第二天中午，我们组织全体的班主任和保育员，把在调研中存在的问题和上级领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向教职工进行了反馈，并一起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整改措施，要求教师学会思考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和策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四、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6月10日下午，我们小班组的陈鑫瑜老师为我们进行了课题展示活动《小兔子开铺子》，活动中通过生动形象的情境表演，使儿歌中的角色、物品鲜明可见，帮助孩子较好的理解了儿歌的内容。

将表演手段贯穿于整个活动，把生活中的经验用游戏的形式再现，是本次活动的一个亮点，借助着这个教学活动，我们在座的老师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当然，我们的活动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尝试、探讨，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等待我们的是一片广阔的天空。

6月16日下午，在三楼多功能厅，我们中班组的“美之韵”课题展示活动如期开展。闵妍老师向各位课题组成员和空课老师展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诗歌活动——《梦》。在这个活动中，闵妍老师采用了图片策略、语言策略以及美乐、美图的有机整合的策略，将诗歌《梦》的意境美展现在幼儿面前，让幼儿在美美的背景音乐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诗歌所带来的美的享受。

五、组织开展庆“六一”活动。

今年的六一节，是我们大班孩子在幼儿园度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了，欢庆六一的方式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我们请爸爸妈妈们都来到幼儿园，和孩子一起“念响诗歌，欢庆六一”。首先在各自的活动室内举行“六一诗歌朗诵会”，大胆展示各自家庭预先排练过的诗歌：“感谢”念出了孩子们对爸爸、妈妈的心声；变成各种动物，在不同的地方“画圆”；孩子们化身“小树叶”，勇敢的离开大树妈妈，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用手中的“魔术师”，装点五彩的世界……深情的朗诵，精彩的表演，活动室内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每班选取几个家庭一起在全体大班的家长和幼儿面前进行了表演。

为了给孩子们一次不一样的节日感受，中班的六一庆祝活动我们结合园本课题“美之

韵”，将诗歌教学活动渗透到亲子半日活动中，让孩子们在“诗情画意”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别出心裁的节日。孩子们通过大幅背景美图和精美的小图片，学习了一首新的诗歌《家》，在“家”的美好与温馨中感受和家人一同仿编诗歌并以“诗与画”的形式进行展现的艺术创作的成就感，并从中获得新的审美体验。看，老师们全“情”投入，孩子们热“情”奔放，家长们也被感染得深“情”款款，在这一刻，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诗“情”画意的美妙与美好！

小班组结合本园的课题研究，组织开展“我和爸、妈学诗歌”的庆祝活动，活动中，我们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完成儿歌《拔萝卜》的创编，又让各自的家庭自由组合，自选角色，戴上各种道具创编动作，进行儿歌的表演，使孩子们在积极的参与中更激发他们对诗歌活动兴趣，培养孩子创造美、表现美、欣赏美的情趣，促进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家长之间的合作交流和学习，增进孩子与伙伴、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感情，也使家长在参与儿童节的活动中进一步感悟儿童教育的新观念，对如何教育孩子有所启发，让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

6月1日，我们幼儿园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长爱心捐助活动。此次爱心捐助的主角是浏家港幼儿园樱桃班李亚楠的一家。李亚楠小朋友的父母是宁夏中宁人，天创公司职工，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李亚楠妈妈说：“他们本来想把裙子捐赠给灾区有困难的小朋友，但因种种原因捐赠不成，今天就把裙子捐赠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只希望能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共同创建和谐校园。带着孩子来，主要是培养她从小有爱心，让孩子也受受教育。”活动中，李亚楠的爸爸把一件件带着爱心的裙子送到小朋友手中，孩子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他们表现感谢。最后浏家港幼儿园授予李亚楠家长 “爱心家长”荣誉称号。

“六一”儿童节我们幼儿园党员还积极开展了一帮一活动，对扶贫帮困对象进行了家访，并带上了节日礼物表示祝贺。使孩子感受到了节日的快乐。

六、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

6月7日，中心在我们幼儿园开展了小荷杯评优活动，我们幼儿园的陈鑫瑜参加了这次活动，还获得了二等奖。

6月15日，行政人员参加了时思幼儿的园本教研活动《好课的论证》，17日，全体党员参加了党员活动，全体的公办教师到小太阳聆听了教师职称评定的述职报告。

七、加强卫生保健工作

夏季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为了让广大教职工进一步了解“手足口病”，掌握手足口病的症状及预防措施，防止幼儿园手足口病的发生和蔓延，促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近日浏家港幼儿园开展了“手足口病”知识的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有：什么是手足口病？手足口病的表现症状？手足病的传播途径、潜伏期、预防措施等，并且结合手足口病的传染特点，作为幼儿老师，可以为孩子做些什么呢？教师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讲座不但对日常工作大有帮

助，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为幼儿服务，而且调动大家积极行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本月中旬，保健教师对全体幼儿进行了视力等几方面的测试，对幼儿的健康进行了评价工作。

八、抓好后勤管理

我们在本月重点做好了资产的登记和核对工作，同时，对幼儿园的环境进行了安全排查，把损坏的滑滑梯进行了修理，保证幼儿的活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