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自述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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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自述【第一篇】

关键词大学生；自杀态度

一、引言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自杀是我国年轻人死亡的第一原因，其中大学生更为突出，并且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杀率高低与当事人及公众的自杀态度状况密切相关。本文试图通过综述这方面的研究，为构建心理预防干预机制提供帮助。

二、大学生自杀态度的研究

（一）自杀及其分类

自杀是指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大学生的自杀分为情绪型自杀和理智型自杀两种。情绪型自杀是由明显的偶然事件所引起，在激愤、赌气、恐惧、绝望等失控激情状态作用下，所产生的突然性自杀行为，又称叫冲动型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进展快，发展期短，突发性强，预测和防范困难。理智型自杀是个体经过长时间的评价和酝酿，逐渐萌发自杀意念，并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自杀行为。这种类型自杀进程较慢，发展期较长，发展过程中有比较复杂的心理表现。

（二）自杀原因

自杀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自杀，其背后都有相应的心理机制。不管是社会因素、生物学因素，还是病理学因素均须通过影响心理因素才能起作用。但有一点，受大学生特殊的心理发展特点的影响，不仅一般的自杀心理规律影响大学生的自杀行为，而且也有其特殊性。大学生属青年的一部分，概括的讲，大学生面临的最大心理问题可归为人格顺应和情绪控制两方面。社会化的要求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促使个体与社会不断发生冲撞，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另一方面，性成熟促使青年期个体处于“疾风怒涛”的状态。能否调控情绪是个体能否顺利度过青年期的条件之一，而且情绪不稳定也是青年期心理的一个特征。

与一般青年个体相比，大学生心理上的各种需求相对较多，自我意识强烈，富有理想和抱负。大学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角色定位和独立性形成两方面，需要协调自己目前状况与将来角色的问题。而在不断变革的社会及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大学生自我期望也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加之个体自身生理和心理不成熟，使得大学生心理适应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进而更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各种心理反差，导致各种心理挫折，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低是导致其自杀行为的重要原因。

也有人将大学生自杀原因归为心理原因与事实诱因。心理原因包括：性格、气质、心理承受阈限、自我评价、情绪状态、期望值等，事实诱因包括爱情问题、经济困难、亲子关系、学习压力、适应困难、社会不公、误入歧途等。

（三）自杀态度及其研究

自杀态度是指个体对自杀行为的看法和认知，研究普遍认为，群体的自杀率与群体对自杀态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对自杀态度的研究有利于帮助进行自杀预防干预，且测量越具体，越能够预测行为。

目前，我国对自杀的研究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多限于医学专业大学生和医务人员群体；研究内容以对单一自杀行为性质态度的研究为主。随着研究的开展深入，已经逐渐地向多维度研究转变。有关于大学生自杀态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有自杀意念的人数比例为%，在以往研究中这一数字波动很大，从%到47%。对大学生自杀态度、自杀意念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女生比男生得分高；而对安乐死的态度上，女生对安乐死的认可、理解和宽容程度较高，而男生则持中立态度；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专业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存在差异，不同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存在差异。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学自杀是有其特殊性；关注大学生自杀原因时，不仅要重视大学生知识能力的提高过程，更要关注大学生心理发展过程；在对大学生进行自杀干预时，需要考虑大学生性别和专业等方面的差异。虽然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关于自杀和自杀态度干预的实践研究尚存不足，大多处在经验总结和理论推演上，需要用实践加以检验。

参考文献

[1] 白月薇。大学生自杀态度的研究[J].探索与争鸣，2005，6： 66-67.

[2] 傅晓荟等。大学生自杀态度与抑郁情况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1）：42-44.

[3] 李德云等。珠海市户籍人群自杀死亡流行病学特征[J].卫生研究，2007，36（4）：513-515.

[4] 刘茂玲等。大学生死亡，自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8，12（3）：255-258.

[5] 马剑侠。大学生自杀心理研究与危机干预策略[J].许昌师专学报，2002，21（6）：121-123.

[6] 钱玉燕。大学生自杀态度的心理社会因素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7] 王军等。大学生自杀态度、自杀意念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9）：830-831.

[8] 夏云等。高校师生对自杀态度的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6，33（2）：225-226.

大学生的自述【第二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 课堂教学 复述能力 培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22-056

在阅读教学中，根据课文特点，引领学生有效复述课文，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而且还可以提升学生的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从第二学段开始在阅读教学中就已注重学生复述能力的培养，并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复述的要求也有所不同。那么，在阅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复述能力呢？

一、教师示范引领，激发复述动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阅读教学中，怎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复述动机，让学生有复述的意愿呢？教师适时的示范引领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教师要根据课文特点，通过自己高明的复述技巧感染学生，使学生乐于复述。

如在教学苏教版语文《推敲》一课时，在讲课之前，教师先出示了唐代诗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这首诗。在学生读完全诗以后，教师再专门把“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句诗单列出来，并对学生说：“说起这句诗，它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呢？”接下来，教师再把贾岛推敲这句诗的经过讲给学生听。在教师讲完以后，再让学生打开课本，看看课文描写的内容与教师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区别，学生读完课文以后就会发现，教师讲的内容和课本上的内容差不多。在这种情形下，教师再趁机引导：“你们能像老师一样把这个故事讲给父母听吗？”在这里，有了教师的示范，学生就会觉得这样讲故事的形式比较吸引人，从而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复述动机。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根据课文的性质，示范引领，以讲故事的形式轻松地把学生带入新课的学习之中。同时，教师也及时把复述的内容、要求告知学生。这就为实现高效课堂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谨遵学段特点，明确复述要求

在复述的要求上，教师要以新课程理念为导向，遵循新课标中对各学段学生复述的要求，不可拔高或者降低标准。如第二学段要求“能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与他人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教师就要以此为目标，具体细化到每篇课文中，引领学生进行复述。

如在教学苏教版语文《“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一课时，课后题中要求朗读课文、复述课文。在课堂教学时，为了培养学生的复述能力，依据新课标中第二学段的复述目标，我制定了以下具体要求：（1）交代清楚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2）把课文描写的主要事情述说清楚，并且注意运用文本中描写生动的词语和句子，使复述更加精彩生动。（3）简要说说自己学了《“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以后的感受。这样教学，既避免了复述教学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干巴巴现象，又避免了学生“背课文”式的复述，学生复述起来生动精彩。

由此可见，在学生复述能力的培养方面，教师要谨遵新课标的要求，制定出一个相对细化的复述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正确、合理、生动的复述提供导向作用，有利于学生“背”中有“创”复述的发生与发展。

三、循序渐进训练，优化总结方法

复述既是一种学习语文的方法，也是一种语文能力。在学生复述能力的培养上，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年段特点，分阶段循序渐进教学，并且注重对复述方法的总结、优化，提倡学生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长此以往，必将使学生的复述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如在教学苏教版语文《牛郎织女》一课时，我让学生先按照自己读课文的感受复述，在复述完毕以后进行集体交流活动。在教师充分放手下，学生的创造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大致出现了以下几种复述情形。（1）按部就班式：严格按照课文中故事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复述，绝不添枝加叶。（2）创造式复述：根据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在保持课文大意不变的情况下，加上自己对文中人物的爱恨、憎恶、喜好等。（3）想象复述：针对每年七月七日喜鹊搭桥的传说，通过自己的想象，加上了一些喜鹊们在出发前、搭桥后的语言描述，使课文显得更加完善。在学生汇报完毕后，教师又让学生就各种复述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这样教学，有利于学生复述能力的完美提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采取学生个人复述与集体复述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这有助于学生吸取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有利于学生复述能力的优势互补。

大学生的自述【第三篇】

何以立身

众多传记、回忆录、实录、访谈都乐于冠名以口述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述历史的“火爆”，受到市场热捧，大凡以口述历史命名之作品总相对好卖一些。以曾经轰动一时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为例，光是山东友谊出版社版本，一年多就卖了万套。该书还荣获了国家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颁发的2002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新华社等国内100多家媒体报道和16家报纸连载。《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一书，皇皇90万字，然而在这90万字中，张学良的口述不到15%，有学者就这种现象发出了诘问：“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更令人深思的是，2005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该书存在侵权事实，要求出版社停止发行，登报道歉，并赔偿诉讼费、鉴定费等。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据曾任香港作家总会会长、现任职于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的胡志伟先生介绍，唐德刚先生的夫人吴昭文女士曾经申明此书在出版时并未获得采访者唐德刚授权，其序言《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署名唐德刚，实际上是作者王书君将唐过去的演讲、杂文拼凑而成。

一本曾经受到市场肯定并荣获部级奖项的口述历史畅销书，却因作者涉嫌抄袭而被乃至最终败诉，这从某一角度反映出口述历史作品的深层问题。那些表面看来属于概念不清带来的混乱，究其实质，乃是口述历史的身份危机问题。

当下口述历史的蓬勃发展并非根植于严谨、切实的学科张力，而主要来自于注意力经济带来的市场效益，是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媒体的强大运作，引导着口述历史表面的“火爆”。这就难免导致口述历史作品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范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

2010年出版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一书也曾引起争论。该书是季羡林先生的口述体自传，以整理者与季先生在10个月住院期间的75次谈话为基础，在季先生去世后14个月得以出版。有学者指出了书中的诸多问题：“通览《大国学》，很难从中发现真正有益于读者的精神营养，多的是无谓闲扯，且暴露如此明显的知识性硬伤和思维欠缺。”《大国学》一书之所以引起争议，除书中的知识性错误以外，也因为其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该书冠名“大国学”，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却是有关季先生私生活的：“首次全面回顾人生经历、求学历程、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首次披露过继叔父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叔父、婶母生活的经历；首次披露在北大任教期间与北大校花妹妹的交往经历”。作为第一本根据季羡林先生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口述历史著作，书中关注季先生的私生活本无过错，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还原口述者形象的饱满、丰富与立体。但将一本与“大国学”的精神格调相去甚远的著作强以为名就不免令人难以接受了，也难怪读者会发出“‘国学’何辜，被其亵渎乃尔”的喟叹。

翻检市面上的数百本口述历史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严谨之作、求实之作少之又少，而速成之作、拼凑之作为数甚多。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说明了学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与口述历史蓬勃的发展活力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当下口述历史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浅层次研究多，深度研究少。研究的薄弱与匮乏，使得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到底什么是口述历史，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在一个新兴领域的奠基阶段，实践工作的广泛开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与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滞后。面对乱相纷呈的实践领域，理论界缺乏以批评的态度、批判的立场加以澄清、鉴别的回应。大众传媒领域的出版者们自然也只能望文生义，各自把握。衡量的尺度就难免以畅销为准绳，以市场为归宿了。少数急于开疆拓土、跑马圈地的作者们为了眼球经济不惜强拉硬拽、牵强附会，共同构筑了口述历史出版市场的失范与乱相。

当然，因为口述历史本身的特殊性，各界有识之士出于抢救史料的急迫感，难免埋头实践，这并无可厚非。笔者呼吁的是，我们不要忘了口述历史的立身之本。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是基于人类在知识观问题上的自我反思及探索，是人们对记录时代轨迹的既有文献史料不满意或不相信的表现，这种不满意及不相信，反映出人类要用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来读史、写史的自觉意识。口述历史所彰显出来的力量，是人类得以在精神领域不断发展的力量，体现了人类对于历史本真及自由王国的向往与追求。口述历史既是一个理解一认识路径，同时更是一种叙述一阐释手段。作为访谈人的倾听者与运用文献史料的学者们相比，他们不仅在借用口述历史手段书写当代史，同时也在参与着当代精神的书写。从这个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从业者不仅选择了一种职业，也同样选择了一种志业，一种义务。特别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口述历史更有可能突破治学方法的身份规约，进入到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框架中。作为投身于此的学者，不应该丧失“学术方向感和目的论”，简单地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谋生工具或职业领地，而应该去谋求更深层次的学术自觉与自省。也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以何立身

口述历史作品虽一时有风起云涌之势，但明眼人也能从其盛中见衰，热中见冷。首先，口述历史仍未纳入主流史学界的生态循环之中。绝大多数学者持观望态势，少数身体力行进行口述历史实践的学者也都各有本职，口述历史只是兼顾而已。其次，真正有分量的口述历史作品屈指可数，可谓凤毛麟角。那么，口述历史如何能突破现有瓶颈，在解决了立身之本的意义危机后搭建起足够稳固的方法论平台，走上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呢？这就牵涉到口述历史以何立身的问题。

首先，口述历史要想发挥其实质性作用，必须要有独立于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之外的新平台。由于口述历史由活人论史，难免涉及一些仍健在的当世人、仍敏感的当世事，有些内容恐怕一时难以公开。如果以公开出版为目的，口述者论及有较强政治性或隐私性的内容时势必有所顾虑，或者当时三缄其口，或者事后要求删改，这显然都有碍于口述历史的求真。如果口述历史作品能够不以出版为目的，这显然为口述者提供了一个相对放松的条件和前提，但对访谈者或研究者来说，却又成为一件不那么轻易就能肯定与接受的选择。现行学术体制需要以公开出版的量化成果作为学术水平高低之衡量标准，如果成果不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不能纳入评价体系，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访谈者和研究者在职称评聘、工资待遇等等各个环节被边缘化，这难免会导致不少学者对口述历史敬而远之，严谨的口述历史作品当然会相应减少。如果能够设立专门机构对不适合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进行收藏、整理，并提供借阅、流通乃至鉴定、评价服务，使得口述历史作品拥有更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展示及评价体系，显然更有利于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

其次，口述历史的从业者们也要珍视口述历史的内在品质，在进行口述历史实践中深入挖掘其独特之处。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关照，口述历史工作的背后，应是对于某类问题的求解、某些群体的关注，或某些事件的思考。

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之所以成为典范，正如有学者评价的：“以历史证口述，以口述串历史，是唐氏对‘口述历史’最大的贡献”，唐先生有如一位高明的侦探，他借助口述历史俯瞰政局演进、破解历史迷局的功力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纵览当下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我们会发现，从问题出发的口述历史作品，在拓宽历史研究视野、加深历史认识等方面都会发挥出卓尔不群的作用。傅光明先生围绕着“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8年的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先后出版了《老舍之死采访实录》（1999年）、《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2001年）、《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2007年）三本著作，是依托实践对口述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与反思的代表性系列作品。傅光明夫妇作为访谈者，曾经经历过对于同一事件“相互矛盾的叙述”带来的疑惑甚至是手足无措、瞠目结舌，但经过不断探寻及思考之后，提炼出了口述历史所承载的深层意义：“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真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大学生的自述【第四篇】

[关键词]史学发展；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5年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一）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二）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三）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四）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史、社区史、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妇女史、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灾难史等，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2]梁子民，毕文昌。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中国青年报，2005（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