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案例精选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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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一篇】

翻开竺可桢日记后页的通讯录，可见其朋友圈之精彩，似乎所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与他有着往来。胡适、赵元任是与他同期的“庚款生”，陈寅恪是他的同学，还有中国科学社中的同人任鸿隽、杨杏佛等，每一个名字叫出来都响当当，或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先驱，或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人。

说起来，似乎那是个谈笑皆鸿儒的时代，我们或许能从竺可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身上，找到一些当时学人的共性及背后时代的特点。

§中西合璧的一代。

“他是最早一代受过严格科学训练，进而以科学的眼光来生活、来看世界、看社会的中国人。”这是王作跃对竺可桢的评价，对于竺可桢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他认为他们是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国学基础很好，但是没有严格的科学训练，后来的人现代科学训练很好，但说实话国学基础已经很难跟这批人比了。”

谈到第一代科学家的共性，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最强联合，是所有学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桢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从古书、俗谚中找到证据与自己的气象专业结合，为众多学人津津乐道，1926年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获得学者徐炳昶“欢喜赞叹，感未曾有”的评价，“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1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这样一批学人在国学和西学上实现了“1加1大于2”，对于他们的出现原因，散木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他们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与樊洪业的想法遥相印证：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折期——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把维新变法里的主张以新政运动的名义推出来。

新政运动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兴学堂，废科举，出现了留学大潮。“兴学堂”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学制、教材，聘请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习，学的是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而在此之前，中国推行的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儒学经典，讲究的是伦理纲常，学堂除了教会办的，就是洋务运动中推出的几个，主要用于培养军工、外语人才，中国自己的学堂非常少。

“原来是想学堂跟科举制度并行前进，逐步废掉科举兴办学堂，到后来看人才培养实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举制废除了。”樊洪业认为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在人们对其意义还远远不够看重：“通过废科举，整个教育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就跟着改变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原来都是‘诗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变成要学数理化才有出路，毕竟伦理纲常对抗不了洋枪大炮。”

竺可桢生于1890年，义和团起义时大约10岁，废科举那年15岁，在此之前，他已在故乡绍兴读了新式学堂。后来到上海求学，读的是复旦公学与澄衷学堂，先后与陈寅恪、胡适同学，这几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领军人物；再后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同学里有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1910年，刚满20岁的竺可桢参加了庚款留学的考试，成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是当时留学大潮中造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当然也不止他们，譬如地学方面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欧洲留学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功劳也非常大。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竺可桢都属于一个时期。”樊洪业说，他们身处学制改革时期，在年轻学习的阶段赶上了这个潮流，与比他们年长的学人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

踏上美国国土的竺可桢，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且他与其他赴美留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20世纪初年美国引进德国学制，改革了美国的大学，此举使得美国大学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桢等留学生选择的一些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桢到美国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业，因为发现所学的东西与国内实情不同，所以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名校。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积累优势，每一个台阶都处在优势上，就造就了诺贝尔精英。就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而言，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情况。”樊洪业总结了一下：“首先，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识结构又走在国人的最前面。他们出去后，学到的内容比如地学在科学最前沿，又适逢美国大学改革，很多的导师都是世界大师的水平。当他们学到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科学方法后，结合自身的国学底子，再来研究中国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其中的翘楚自然就成为大师了。”

在散木看来，第一代科学家是弄潮头的那拨人，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某种“过度化”、“极端化”的“文明污染”，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等过程，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簇新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貌似“先进”的东西左右，而是取其长处，因地制宜。“尽管当时的科学尚未展现出其负面性，但竺可桢等人已经非常重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避免彼此的负面，这个非常罕见。”正如王作跃所说，第一代科学家都不是死读书的人，这源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他们强烈责任感驱使下一颗学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也非常广，博学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樊洪业说：“竺可桢那一代的学人出去学习的时候处处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适看书都看得非常广，从专业性书籍到医学、文艺、政论无一不包。而且他们没有陷在学校的课本里，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跟各国人打交道，广泛地吸取国外的东西。”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二篇】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

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三篇】

。

“她真的爱它，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

屠呦呦的父亲是一位开堂坐诊的大夫。那时，每当父亲去书房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他旁边，装模作样摆本书看。虽然看不太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童年的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读图岁月，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屠呦呦爱上了医学。

父亲的诊所曾接诊过一位重症病人，病人已经去过不少地方医治，都不见好转。父亲很认真地察看了病人的情况，又问了家属一连串的问题，都没能找出病因所在。那天晚上，父亲茶饭不思，早早地躲进了小阁楼里，翻阅那些厚厚的医书。第二天，病人又一次出现在诊所里。这一次，父亲不再像昨天那样眉头紧锁，而是胸有成竹地给病人诊治，很快确定了他的病因，并开出了药方。没过几天，那位病人又来到诊所，这一次，他不是来看病的，而是给父亲送来一面大红锦旗。

“我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感觉特别崇高。我的眼前好像浮现出自己也穿上白大褂给别人医治的模样。我一定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在1篇回忆文章里，屠呦呦这样写道。

后来，屠呦呦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没有选择中医，而是选了当时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屠呦呦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这样的情怀，始终支撑着她在制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当时，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出现过某些指标升高等现象。她的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甚至导致她肝中毒。

这两天，面对来采访的记者，她把两本书摆在沙发上，推荐给他们，说：“你们想知道我的生平，这里面讲得很详细了。”

两本书里，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则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还蒙着薄薄的尘土。

“她真的爱它，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一名记者感叹道。

“她在石家庄，她离职一个月了……这期间，没几个人知道，连爸妈都是瞒着的……你找到下家了吗？没有，那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不想干了……不上班的日子，她看自己喜欢的书，去不常去的街道，高峰期去坐公交……”这是名为“一位在石家庄打拼的姑娘”在网上发的1篇帖子中的一段话，大概有1000字。它以散文的形式，细腻的笔触，讲述了毕业三年的漂泊生活，工作的更替、生活的迷茫，还有梦想和对人生的思考。（燕赵晚报）。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年轻人的酸楚与无奈。毕业生就业难、频繁辞职主观上说是大学生好高骛远、过于追求梦想，不能脚踏实地。但从客观来看也与社会因素和教育结构不无关系。

显而易见的是，我国当前的宏观就业环境不容乐观，高校扩招导致毕业生数量出现“井喷”，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再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因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往具体了说，还有我国饱受诟病的大学教育模式，多数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设置有很大的盲目性，拿工科为例，与所学专业关联不大的高数、英语等课程几乎占据了全部课程的“半壁江山”。而专业课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可想而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连一般图纸都看不太懂。学校在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上也缺乏专业性，导致许多学生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根本没有规划，缺乏自我表达、自我推荐的技巧。

大学生就业是一项浩大的民生工程，需要做更多的仍是社会和政府，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规范招生规模，优化专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等等。解决好大学生就业，才能为我国下一步整体发展战略储备高层次人才，才能为社会的发展不断的注入新鲜血液。

刚十月，不少明年要毕业的大学生已投入到找工作之中。对七百万数量之巨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来说，工作“试用期陷阱”值得关注。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工作试用期频现程序违规、超期设置、待遇打折等诸多怪现象，更为某些用人单位获取“廉价劳动力”提供了理由，大学生“试用期”变“白用期”。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四篇】

达尔文小的时候，一次跟妈妈到花园里为小树培土。妈妈说：“泥土是个宝，小树有了泥土才能生长。别小看这泥土，是它长出了青草，喂肥了牛羊，我们才有奶喝，才有肉吃；是它长出了小麦和棉花，我们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泥土太宝贵了。”

达尔文问：“妈妈，那泥土能不能长出小狗来？”

“不能呀！”妈妈笑着说，“小狗是狗妈妈生的，不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达尔文又问：“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姥姥生的，对吗？”

“对呀！所有的人都是他妈妈生的。”

“那最早的妈妈又是谁生的？”

“是上帝！”

“那上帝是谁生的呢？”

妈妈答不上来了。她对达尔文说：“孩子，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个谜，你像小树一样快快长大吧，这些谜等待你们去解开呢！”

达尔文自幼喜欢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上学以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他骑马、打猎、钓鱼、采集矿石、捕捉昆虫、钻进树林观察鸟类的习性。对达尔文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问号，要探索、思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常常边观察边沉思，甚至忘记了危险。有一次，达尔文在一个古代城堡上散步，像往常一样陷入了沉思。他心不在焉地迈动着缓慢的脚步，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垛上跌了下来。这时候，达尔文的神智非常清醒，头脑还在思考。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五篇】

邓稼先(1924—1986)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是安徽人，后来在北京大学当物理老师，1948年10月，邓稼先去美国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级科学进步特等奖，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邓稼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是安徽人，在同一个中学上学，从小两人在一起弹玻璃球、打墙球、比赛爬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就是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邓稼先等科学家研究的原子弹和氢弹就是非常厉害的核武器。

核武器爆炸的五大危害：

光辐射，又称热辐射。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产生几亿摄氏度甚至几十亿摄氏度的高温，能快速融化一切。光辐射只要涉及到人的皮肤，皮肤就会立即变成焦黄或黑色，并致使人体死亡。

冲击波，是一种机械波，通过介质震动传播能量。核爆炸冲击波与普通炸药的震动波性质相同。一枚当量为100万吨tnt的核弹在爆炸时会即刻摧毁公里范围内的全部建筑。冲击波直接作用于人体可造成各种直接冲击伤。

早期核辐射，又称贯穿辐射，是核爆炸最初十几秒内放出来的y辐射和中子流。它是核武器特有的一种杀伤破坏因素。人体在早期受到核辐射影响时，易出现休克和中枢神经系统失调，造成器官损伤、内脏组织损伤和免疫系统功能退化等症状。

瞬间电磁波，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使空气发生电离，产生巨大的电磁场，电压为几百千伏。瞬间电磁波可破坏各种武器装备的电子设备，杀伤人员。

放射性沾染，这是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地面、空气、人员和武器装备等各种物体的污染，主要释放粒子的y辐射。这些放射性裂变的小微粒悬浮在空气中，造成地面、人员和物体表面沾染，可引发人体引起造血障碍、眼睛白内障、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生育能力下降或胎儿畸变等症状。

既然核武器有这么多的危害，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研制它呢？以下是我国政府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表的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由于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为了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就如何防止核战争问题一再提出了建议。中国的这些主张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六篇】

在交大的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试卷，做这份试卷的人就是钱学森。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各门学科都得90多分以上。

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对了所有的6道题，他的任课老师金老师很高兴，给了钱学森100分的满分成绩。但钱学森却发现自己答题时把一处符号“ns”误写成“n”了。钱学森主动把这个小错误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把100分的试卷该为了96分。

这份小小的试卷反映了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学习、科研的一丝不苟、虚心诚实。

克服重重阻碍艰难回国。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痴迷学术，组建“自杀俱乐部”

193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钱学森留校任教。为从事火箭研究，他和几个同学结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没有资金和设备，他们就到旧货摊上、废品仓库里去拣废旧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在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由于成天和电机、火药、二氧化碳、废弃零件之类的物体打交道，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他们将这个小组戏称为“自杀俱乐部”。

有一次，小组在古根海姆大楼实验室里进行火箭喷射推力的试验，竟然发生爆炸，古根海姆大楼都摇晃起来，钱学森等人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金属零件也被炸飞，好在大家都没有受伤。不过这次爆炸后，学校便勒令火箭研究小组停止一切活动。为了继续搞试验，这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将实验室迁移到远离洛杉矶的马特里山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还亲自动手盖起一座简易的火箭试验台。

几十年后，这里成为美国宇航局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中心所在地。

那时，钱学森年轻的头脑里只有科学，他思维缜密、治学严谨，利用一切时间和条件进行学术研究。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七篇】

爱迪生是世界闻名的发明家。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只上了3个月学，十一二岁就开始卖报。他热爱科学，常常把钱节省下来，买科学书报和化学药品。他做实验的器具，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一些瓶瓶罐罐。

爱迪生12岁的时候，在火车上卖报。火车上有一节给乘客吸烟的专用车厢，车长同意他在那里占用一个角落。他把化学药品和瓶瓶罐罐都搬到那里，卖完了报，就做各种有趣的实验。

有一次，火车开动的时候猛地一震，把一瓶白磷震倒了。磷一遇到空气马上燃烧起来。许多人赶来，和爱迪生一起把火扑灭了。车长气极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全扔了出去，还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省吃俭用，重新做起化学实验来。有一次，硫酸烧毁了他的衣服；还有一次，硝酸差一点儿弄瞎了他的眼晴。他没有被危险吓倒，还是顽强地做实验。

爱迪生试制电灯，为了找到一种价钱便宜、使用时间长的灯丝，不知做了多少次实验。他常常在实验室里一连工作几十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躺在实验台上睡一会儿。他这样不懈地努力，终於找到了合适的灯丝，发明了电灯。后来，爱迪生又发明了电影、留声机。他一生中发明的东西有1000多种。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八篇】

鲁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传说，有一年鲁班理解了一项很大的任务——建筑一座大宫殿。这需要很多木料，可是工程限期很紧。

鲁班的徒弟们每一天都上山砍伐木材，可是当时还没有锯子，仅有用斧子砍，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并且徒弟们每一天累得精疲力竭，可是木料还是远远不够，耽误了工程的进度。那个年代，完成不了奴隶主的任务是要受重罚的，鲁班心里十分着急，就亲自上山察看。

他把草折下来细心观察，发现草的两边都长有许多小细齿，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齿划破的。既然小草的'齿能够划破我的手，那带有很多小齿的铁条应当能够锯断大树吧。

于是，在他的想法加上金属工匠的帮忙下，鲁班做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把锯——一把带有许多小齿的铁条。他用这个简陋的锯去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锯就这样发明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从这个故事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实践出真知，钻研出智慧。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九篇】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专业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读后感【第十篇】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

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