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调查报告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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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调查报告【第一篇】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起诉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五）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
法律专业调查报告【第二篇】
关键词航空事故；调查报告；损害赔偿；证据力
进行飞行事故调查有两个目的，一是查明事故原因，预防事故；二是改进飞机的安全性。这两个目的已经广泛被世界航空界所接受。
国际公约国际民航公约附件13 开宗明义地指出，事故调查的唯一目的是预防同类事故或事故征候的再次发生，不是为了分摊过失和责任。国际民航组织颁发的《飞机事故调查手册》对飞行事故调查给出了明确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同时还明确提出，主要是去查清是什么原因造成事故，而不是去查清是谁造成事故。因为找出事故原因就能预防事故，而找出事故责任者并不一定能预防事故。飞行事故调查实践证明，如果一味强调责任就有可能找不出或不承认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影响事故原因的分析，进而无法采取预防措施，也就难以避免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飞行事故调查按其自身特点不应该是起诉性的，其目的是预防而不是处罚。
事故调查的第二个目的是根据查清的事故原因改进飞机的安全性。这对事故调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民航组织《飞行事故调查手册》中对这一点提出两层意思：一是要通过事故调查，检查飞机的耐坠毁性和机上人员的安全防护；二是要对事故调查中暴露出来的各个影响安全的问题都要采取措施。总的要求是通过飞行事故调查和失效分析，不断提高飞行安全性。飞行事故调查和失效分析的根本目的是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措施，不断提高飞行安全水平。
我国民航事故调查的机制从国家层面来说，民航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部门组织调查，民航局参与调查。国务院调查组下设技术组和管理组，技术组的任务是查明原因，管理组的任务是追究责任。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由民航局组织调查，地区管理局参与调查。涉及军民双方的航空器事故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或者两者授权的部门组织调查。一般运输航空事故、航空地面事故、事故征候，由地区管理局组织调查，或由地区管理局授权监管局进行调查。在行业层面，民航局、地区管理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具体组织、指导和协调航空器事故的调查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参与事故、事故征候调查或根据事件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其中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是我国民航事故调查的组织管理部门。在事故调查过程中，民航局、地区管理局及监管局的其他业务部门一般都会参与调查，并牵头负责各专业小组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民航事故调查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包括： 承担运行的企事业单位，负责行政审批、规章制定和运行监管的民航局相关司局，航空产品的设计制造商以及保险公司等。目前，无论是国务院还是民航局组织的调查，其技术调查都是由民航局主导。故此，在航空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航空事故调查报告具有一定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法院审判案件的佐证材料之一，同时也是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及法院调解的重要依据之一。
航空事故损害赔偿是受害方基于航空运输合同的违约行为或航空侵权行为而向航空器运营人索赔的一种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基于航空事故损害赔偿的私法性质，在赔偿关系中，双方主体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对于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双方可以平等协商，协商的结果排除由欺诈胁迫导致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即只要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赔偿数额，无论低或者高于赔偿责任限额，均具有法律效力。
航空事故调查报告对于司法机关处理航空事故的损害纠纷而言，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限制，更不能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依据。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事故调查报告时只能将其作为一种参考，并且需要区分事故责任主体和事故行为主体。
首先，如前所述，事故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事故原因，因此调查活动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一项极其困难、耗时且充满压力的工作。并且随着航空技术的提高，航空事故的调查难度也在不断增加。有些重大的空难事故原因的调查十分复杂，持续的时间很长，迟迟无法最终确定事故的原因。但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中对于案件的审限有着明确的规定，不可能因为事故调查工作的长期持续性而任由案件无限拖延，这对于受害方无疑造成了二次伤害。
此外，空难赔偿的归责原则一般实行的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即严格责任制度。此外也适用先行给付制度和强制保险制度。依据严格责任制度，航空事故调查报告即使确认了空难发生并非是由航空承运人的原因造成的，也无法免除承运人对于受害方的赔偿责任，受害方依然有权利要求其赔偿。
最后，事故调查报告的结论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提升还可能会发生变化，航空事故调查往往主要依据飞机残骸和飞行中遗留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中纪律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技术鉴定。
综上，航空事故调查报告只是调查组在查明事故真相的基础上，对事故的性质、防范整改措施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的一种意见或者建议而已，至于其是否正确适当，以及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司法责任，应当由司法机构依据法定程序进行认定，不能依据调查报告的结论直接实施法律责任追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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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调查报告范文【第三篇】
先从大学生道德修养的现状方面谈起，根据对调查问卷的研究分析，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现状的主流是好的，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思维活跃、目光远大、乐于助人，廉洁自爱的，他们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道德伦理建构中的作用有清楚的认识，努力地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做一个知荣辱、讲道理的大学生。
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现状的主流是好的，例如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当中，就有%的大学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经常让座位给老，弱，病，残人士；在大学里，课桌文化，墙壁文化一直都十分盛行，而有%的大学生对乱图乱画的现象表示否定，等等。从一定程度上看，当代大学生道德意识还是比较高的。
然而，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部分当代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却偏离了主流的发展方向，与主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学习上，缺乏学习热情，上课经常迟到早退，课堂上不专心听课，睡觉，敷衍完成学习任务，甚至出现随便逃课现象，这对任课老师极不尊重，不识尊师重道之礼。第二，社会公德意识较差。有部分大学生在公共场所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爱护公共财产，在互联网上一些不雅信息，在公众场合行为举止不得体，特别是一些大学生情侣，他们毫无顾忌地在大街小巷里亲热，一幅幅异常令人肉麻的画面真是不堪入目，以上种种行为，都直接破坏了大学生的形象。因为在公众的眼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与其所受的文化教育层次成正比的。那些在公众面前表现得道德如此低下的大学生，真的让所有的大学生蒙羞啊！第三，勤俭节约意识淡化。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社会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今天，有些大学生的生活便开始奢侈了，他们生活不节俭，铺张浪费，穿名牌衣服，买高档手机，根本就把他们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私人取款机。第四，缺乏应有的诚信。有的大学生在考试时作弊，例如，传纸条、发短信等，这些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就算是拖欠助学贷款等违反国家法规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了。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大学普遍实行扩招，这导致大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的同时，大学教育的问题也开始凸现，根据调查问卷显示，有%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大学生数量上升的同时，大学生的总体道德素质并没有随之上升，那为什么绝大多数受调查的学生都持这种观点呢？我想这无非是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可能因为在受访者的身边或周围经常出现一些能够直接体现大学生道德素质低下的现象，他们已经看烦了，所以他们会认为大学生数量上升的同时，大学生的总体道德素质并没有随之上升，这样讲起来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造成大学生道德素质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有45%的大学生认为社会上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同了，环境导致大学生更加注重实际利益，有%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盲目扩招，林子大了就什么鸟都有了，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我是比较认同第一种观点的，也就是环境导致大学生更加注重实际利益，而大学虽盲目扩招，但飞进林子里的不一定以劣鸟居多啊！
在如今这个充满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部分大学生已经看透了社会竞争的残酷性，一旦出现了有利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办妥事情，从而获取相关利益。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感受与享乐，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自然也就变了。
大学生是促使国家未来能够繁荣发展的生力军，面对着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有所下降的现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去改善它呢？我们大学生应该怎么做才能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呢？
第一，以人为本，推崇仁爱原则。
要使大学生明确道德风尚的内涵，就要他们深刻理解以人为本，学会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直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孔子曾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人为本是公民道德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个人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是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损害。理解人、尊重人才是可贵的。
第二，怀有感恩的心。
作为一个学子，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每一个曾经施恩于自己的人，学会知恩图报。父母饱尝艰辛把我们拉扯长大，我们应该记住父母的恩情，发奋学习，好好孝顺父母，但是感恩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感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人。有了这颗善心的支撑，才能在走向社会后处处散播爱的种子，才能回报社会和他人，从而形成高尚的人格，完善我们的道德品质。当代大学生是不能缺少感恩意识的，否则，往往会使他们存在着人格缺陷，而马加爵残害杀死四名同学就是例证。
第三，加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
当代大学生应加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解，从而形成正确的荣辱观，引导自己能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行为导向，推进自身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加强对荣辱观的理解和认识，能够让大学生知道做什么事是光荣的和做什么事是耻辱的，通过自身不断地反省、批判与激励，使荣辱观逐渐转化为自己内在的道德品质，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的培养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大学生的法律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法律素质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大学生法制现状的需要。
在这次调查中，有很多的被调查者例如被问到你买了某种商品但你后来发现被骗了，你会怎么做？假设不幸遭劫或被盗，你会报案吗？等关乎自身切实利益的问题时，他们都会积极地运用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但是当被问到当你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偷正往路人口袋里偷东西，你会怎么做等不与自己利益形成直接冲突的问题时，虽然有%的被调查者会立刻告诉被偷者，但是却有22..5%的人会选择明哲保身，视而不见，选择后者的比例虽然不高，但这就表明了当某些大学生遇到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时，他们那种维护别人权益的主动性不会太高，因此，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面对着这些问题，我们大学生应该怎么做才能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呢？对于大学生来说，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保持愉快的心境。要做到心理健康就要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有了良好的人格品质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去超越道德的底线。我们可以通过参加各类实践活动，阅读优秀文学作品，观看优秀影视剧等，去培养良好的人品。我们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四周发生的一切现象，提高自身的抗挫折能力，促进自身心理的健康发展。
2、加强法制教育，积极宣传法律知识。大学生应自觉加强自身的法律素质，努力掌握法律知识，适当地参加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讲座、模拟法庭、辩论会等活动，自觉地做到遵纪守法。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要善于、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就好像在本次调查中，有%的大学生都肯定了以上这个观点，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可以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大学生在自己学习、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促使人们多一点了解、熟悉我国的法律法规，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遵纪守法风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发展。
法律专业调查报告【第四篇】
1．处理依据性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和处理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按照国务院2007年颁布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调查报告经过人民政府批复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经过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是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的依据，也是将涉嫌犯罪的事故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
2．行政确认性事故调查认定在行政法学上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行政确认在我国还是一个学理概念，现行法律尚未将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使用。行政确认行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行政确认包括非独立的行政确认行为和独立的行政确认行为。事故调查认定即是行政机关所作的独立的行政行为，其行为效果就是制作生成具有法律意义的事故认定结论。在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经过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具有行政确认的法律效力。
二、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利用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1．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直接采纳事故调查报告的结论并据以作出刑事裁判有违证据裁判原则。应当承认，事故调查报告完整地阐述了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原因等内容。经过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依据经过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对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要求，对被告人定罪应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案件事实只能以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为依据。不经过刑事证据认定而直接采纳事故调查报告结论的做法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
2．违反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证据法原则，直接和言词原则对证据的法律资格提出了专门要求，也就是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由法官亲自接触，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那些未经法官当庭接触，未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的证据，原则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具体而言，这一原则要求所有提供言词证据的证人都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所作的庭外证言不具有证据能力。法院如果对公诉方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加区分地一律采纳为定案的根据，就违反了刑事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
3．在崇尚行政权威的法制环境下，事故调查报告容易成为司法机关办案的唯一依据有观点甚至认为，“事故批复的实施机关，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两类国家机关。”这种将司法机关视为行政命令执行者的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司法工具论是不可取的。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在面对经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事故调查报告时，怠于行使判断权和裁量权，只对其进行形式审查，几乎不可能改变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的事实和结论，以求得刑事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高度统一。
三、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的规范和限制
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利用固然存在上述问题和风险，但完全排斥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做法也不值得提倡。一方面，事故类犯罪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相比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在案件事实和责任的认定上，专业性比较强，行政机关比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一律由司法机关重新调查取证的做法也浪费了本已非常紧张的司法资源。应该将解决问题的视角放在如何对待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上，即事故调查报告的哪些内容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被告人、辩护人对调查报告有异议时如何处理，法官应该如何审查事故调查报告。
1．调查报告应附具原始证据材料国家安监总局印发的《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经过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的正文部分由组织事故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在政府网站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全文公开，但依法需要保密的内容除外。”据此可知，一份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至少包含了“正文部分”和正文以外的部分。从安监总局法制机构工作人员的相关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调查报告及其证明材料包括主报告及其附具的调查记录、讯问笔录、鉴定报告、物证、书证、视听材料和其他相关材料。所谓“主报告”大致可以视为能够公开的“正文部分”，而调查报告中事实认定所依据的证据，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对外公开。但在刑事诉讼中，调查报告所附具的证据材料应当为被告人、辩护人、审判人员所知悉。未附有证据材料的调查报告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更不得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调查报告所附具的证据材料。
2．调查报告正文不具有证据效力在刑事诉讼中，调查报告所附具的证据材料应当为被告人、辩护人、审判人员所知悉。不仅如此，在庭审中就事实部分进行的法庭调查环节，公诉人应该优先出示调查报告附具的证据材料，而不是直接引用调查报告正文中的文字内容。这是因为附具的证据材料才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第一手材料，而报告正文是行政机关根据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得出的事实认定意见，报告正文不具有刑事证据的效力。调查报告正文只对法官具有参考意义。法官通过审查判断后对于报告主文中的结论意见可不予采信。
3．在辩方提出异议时，调查报告所附言词证据应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关于证据衔接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形式的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鉴定意见以及勘验笔录等笔录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尚有争议。在事故类犯罪案件中，如果被告人对于行政机关在制作事故调查报告过程中收集的所有证据没有异议，法官对其予以采纳，确认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具有证据资格尚不成问题。但如果被告人、辩护人对于调查报告所附言词证据提出异议时，就不能够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应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
4．法官应对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责任认定部分进行实质审查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相关人员对事故发生是否负有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结论，仅仅是行政机关的意见，而该责任人员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仍要根据犯罪构成的要求来认定。经审理后不能满足全部犯罪构成要件的，不能认定构成犯罪。法官不能机械化地直接采纳行政机关的责任认定，应严格区分行政法范畴对违法行为评价标准与刑法范畴对犯罪行为评价标准之间的差异。经审查，法官对事故调查报告中不符合案件事实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