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分析报告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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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报告1
20xx年5月，我们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海分公司（现已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海分公司）在推销保险的经营活动中，有假借代理手续费的名义向投保单位支付财物的现象，涉嫌给予他人商业贿赂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查清事实，保护我市保险业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中队于20xx年5月20日呈请大队领导批准正式立案，并指定王朝、马汉为本案承办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章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的有关规定，询问、调查了经营者、厉害关系人、证明人，提取了证明材料、资料；查询、复制了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帐册、单据、文件等其他材料。至20xx年11月5日本案已全部调查终结，现将案件事实、处罚理由、法律依据和处罚意见等情况报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淮海分公司），经营场所：海马区沙鱼路88号；负责人：马大哈；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人身保险的再保险，各类人身保险的咨询、代理，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当事人的主要违法事实
经查，20xx年6月，淮海分公司与第五建股份有限公司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购买保险，淮海分公
司按照实收保费的8%为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7月，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投保国寿团体人身险，保险费：410000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11月23日以转帐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32800元。20xx年9月，淮海分公司与中国五建集团有限公司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购买保险，淮海分公司按照实收保费的5%为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10月，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投保国寿团体人身险，保险费：100000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11月22日以转帐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5000元。20xx年9月，淮海分公司与淮海轴承集团有限公司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购买保险，淮海分公司按照实收保费的5%为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10月，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投保国寿团体人身险，保险费：130000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9月21日以转帐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6500元。20xx年元月，淮海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淮海分行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购买保险，淮海分公司按照实收保费的10%为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2月，该公司在淮海分公司分别投保国寿团体人身险和团体住院医疗险，共计保险费：211689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6月28日以转帐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元。20xx年8月，淮海分公司与淮海大学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为淮海分公司代办国寿学生幼儿平安险，淮海分公司按照实收保费的8%为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9月，该学校为淮海分公司代办该险种保险费：124740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6月10日以转帐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10000元。20xx年11月，淮海分公司与淮海市实验小学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为淮海分公司代办国寿学生幼儿平安险，淮海分公司按照实收保费的8%为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11月7日，该学校为淮海分公司代办该险种保险费：36800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11月16日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2944元。20xx年元月，淮海分公司与河阴县城关镇教育组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该公司为淮海分公司代办国寿学生幼儿平安险，淮海分公司按照实收保费的5%向其支付“手续费”。20xx年2月，该单位为淮海分公司代办该险种保险费：80210元。淮海分公司于20xx年3月11日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其“手续费”元。
经调查核实，淮海大学、淮海市实验小学、河阴县城关镇教育组等单位均无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颁发的“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无合法保险兼业代理资格，不得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第五建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淮海轴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淮海分行等单位均为自身购买保险，属投保单位，并未给淮海分公司代理保险。淮海分公司为了更多的销售保险，在明知以上7家单位没有“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或者属于自身购买保险的情况下，为规避监督检查，在公司帐目中假借给保险代理人支付代理“手续费”名义，制作“业务批单”，在公司财务凭证上，将该项支出费用以“手续费”的名义下到“手续费支出”这项科目中。淮海分公司在帐目处理上假借代理手续费的名义提取所谓的“手续费”，使这7家单位在帐目上成为合法的代理保险单位，达到违法支付财物的目的。
我们认为，淮海分公司为了销售保险，假借代理手续费的名义给予无合法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和自身购买保险的单位以财物，增加交易机会。其行为防碍了保险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损害了其他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保险市场的竞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商业贿赂（对以上7家单位的违法行为另案处理）。
经核实，淮海分公司在以上业务中收取保费1093439元。关于非法所得的计算，依据国家工商局公字[1998]第240号《关于保险公司违法经营保险案件非法所得计算方法问题的请示》答复：“对行为人已交纳的税金和已上缴国库的法律、法规规定支出的费用，可以从违法所得中扣除，对不属于上缴国库的费用，不应从违法所得中扣除”之规定，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因保险费业务收入当中明细项目太多，故部分费用项目按照全部业务收支的平均数值计算（详见淮海分公司提供的获利明细表），现扣除以下3项费用：
1、交纳税金及附加：元；
2、赔款支出：元；
3、实际支付手续费：元；
合计：1＋2＋3＝元
违法所得为：1093439－＝元
三、当事人采用商业贿赂手段推销保险行为的主要证据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海分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有以下证据材料为证：
1、淮海分公司情况说明1份；
2、淮海分公司委托书1份；
3、淮海分公司被委托人询问笔录1份；
4、淮海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
5、淮海分公司获利明细1份；
6、淮海分公司利润报表及财政部通知9份；
7、淮海分公司财务凭证27份；
8、淮海分公司保险单7份；
9、淮海分公司赔单及调查通知书28份；
10、对方7家单位情况说明7份；
11、对方4家单位营业执照4份；
四、国家对保险行业手续费支出的相关政策及文件规定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海分公司为推销保险，支付给上述单位手续费的行为，均违反了下列有关规定：
1、财政部于一九九九年颁发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目“公司直销保险业务不得对外支付代理手续费或佣金。
直销保险业务是指公司不通过保险代理人而直接经营的保险业务 ”。
2、中国保监会二○○○年颁布实施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保险公司及其职员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提供保险费回扣或违法、违规的其他利益；也不得超范围、超标准向保险代理人支付佣金或手续费”。
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二OOO年颁布实施的《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保险兼业代理人向保险公司投保自身的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视为保险公司直接承保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人不得提取代理手续费”。
五、处罚理由、法律依据和处罚意见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海分公司实施商业贿赂的行为，扰乱了保险市场竞争秩序，违背了平等、公平的原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的规定。属于《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本规定所称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及第三款“前款所称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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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析报告范文优秀范例2
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比如机构臃肿、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副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关系复杂，内耗严重；行政层级过多，管理成本过大；副职职责不清，角色不明等等，集中表现为副职的设置过多过滥。必须遏制“副职过多”现象。其中有三件事情非做不可：一是减事，基层常常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并非没有道理。所以，减事是减人的前提，政府不该管的事一定要放开，形式主义的事一定要清理，唯有这样，那些忙而无用的岗位才能退出。二是减支出，公共财政预算的“钱袋子”管住了，吃财政饭的副职“帽子”才会减少。三是畅出口，干部能上不能下，仍是当前一大突出问题，不出格、不到龄、不惹事，就难以通畅地退出领导岗位。在“官本位”的思维主导下，干部出口很难拓宽。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严格的干部任期制，届期满了必须退出岗位。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的案例调查报告
一、案例概要
（一）案例来源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案例来自于《半月谈》（内部版）xx年第2期。
（二）案例内容概要
最近，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副职过多的问题也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议论话题。一些地方配备的副市长、副秘书长等竟然超过了两位数。
客观上说，领导干部的职数配备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xx大前的新一轮地方党委政府换届中，中央对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作出了减少的统一规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是出现了副职干部过多、甚至过滥的问题，副秘书长10多个，副镇长一大桌还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减牌子难减人。一些地方启动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员难消化，所以只能都挤在一个牌子下；二是增新人难减老人，干部退出机制不畅，导致干部走得少，来得多；三是挂职干部“身份需要”。虽然挂职干部不占职数，但客观上还是多出了不少带有副职名头的官员。
二、案例分析及对策
（一）案例中发现的问题
第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对于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副职多是导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设副职，岂不“精壮”？副职配多必然引起权力均衡、利益均等、关系协调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加重百姓负担。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南宋的史尧弼指出：冗员多生旷职，无其事虚设其官，无其功空食其禄，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有穷之财。致使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苦不堪言。
第二，副职过多，分工不明确，职能交叉，有利的事争着办，无利的事互相推诿，造成出勤不出力，办事效率低下。有人不无讽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捣蛋。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凡是副职过多，冗员过剩的单位和部门，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难调动和发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最终下场难逃“为官一任，山河依旧，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结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则，即使有一千只手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门，互相制肘，无所适从。副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一点实权也是明争暗斗，正职整天疲于平衡关系，权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摊，不能有丝毫的偏心和马虎大意。否则，矛盾不断，小事难办，大事叫你出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权”力之乎也，权是角逐的最终目的。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产生的各种成本由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二）行政管理学理论依据
第一，主体部分失灵，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来设置官位的多寡。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编制部门没有决策权，不管编制的手里握着使用权。编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担任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干部的决定权却在党委部门的一把手；这样自然会造成管事者说了不算，不管事者说了绝对管用。有时再加上文件规定有弹性，诸如可配副职若干和可适当增配副职，无形告之副职配置可随意性，久而久之，副职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书长任用程序简单，又无需人大部门通过，更为副职泛滥开了绿灯。
第二，作为监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选举权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时为了一团和气和怕得罪党委政府，放弃监督权和主张权，亵渎了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社会上现在都质疑大量超员的副市长、副县长、副乡长是怎么能通过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应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监督者不主张自已的权力，就必然导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国旧体制带来的老病，只要没有“新药”对症下药，很容易旧病复发。比如特权思想和官官相护等，一旦发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身体多病最容易被细菌乘虚而入，是贪官腐败的绝佳时机，收了人家的钱不提拨人家怕被“撕票”，违规提拔又怕出问题，只好给人搞个容易的“肥缺”（副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最起码不会踩红线犯错误。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让法律使想犯错误的人不敢犯错，让制度使有机会犯错的人犯不了错，让正义使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犯错，让道德使犯了错的人自已认错，让良心使犯了错的人感到忏悔和自责。用法律和制度去约束手中的权力，改变权大于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现象，科学设置机构编制数额，精兵简政，不因事设庙，因事设人，建立高效的干部队伍。
第二，寻求良方，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标本兼治。对非法设置的机构和副职一律砍掉，新提拨副职采取竞争上岗，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开用人条件，公开缺位职数，公开选拨程序，公开公平竞争，公
开竞争结果，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彰显竞争魅力。对违规提拨副职者实行追究制，负连带责任，轻者丢官，重者法办。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历史会重复它的规律，对待副职过多的最佳方法是对症下药，最好的状态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第三，有了法规，还要加强对执行的监督和检查。组织和人事部门对下属单位报批的干部提升报告应当严格把关，违反规定的坚决不预批准。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加强对机构编制和副职设置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监督，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监督职能的尽到监督责任，有实施设置职能的要尽到科学合理的责任，有权力提拔副职的要尽到不违规的责任。管好一个职位，选好一个人，避免劳民伤财，提高办事效能。克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造成管理成本加大，人力资源浪费。
三、分析的结论及其推论
（一）结论
民意希望政府精简不合理的官员设置、切实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克服人浮于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廉洁、高效政府”。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来越甚，机构设置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臃肿，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副职配备越来越豪华，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配备和任命副职的豪华阵容，副职过多过滥似乎成了一种趋势，大有蔓延扩展之势。冗官冗员似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员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了财政预算和行政开支，而且人浮于事，一些官员互相制肘，互相推诿，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时也助长了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错位，实在是弊大于利。
（二）理论及实践推论
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这里所说的各种资源，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以及其他各种有形无形的各种资源；这里所说的成果，是指管理成果；它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成果，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成果；这里所说的效益，既是指社会效益，也是指经济效益，但主要是指社会效益，实现公共利益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效益的主要标准。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
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增多的人员和机构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三）感想
官职本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数量和范围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过度开发和使用就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解决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任用干部尤其是副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待破解的沉重话题。副职过多过滥造成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又各自独立成圈，反而愈发难以协调和统筹兼顾。它直接导致层级和环节的增多，摩擦增大，效率低下。有的事看似人人都管，实际却谁也不管；有利的事又人人抢着管，棘手的事却个个都推诿。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领导是人民公仆是观念已经异化了，异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权的官僚了。其实，对于行政工作来说，金字塔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越处于上面的领导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组成塔基，因为决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员是要到一线中干具体事情。如此，才能让工作有效开展，也才能体现行政效率。
案件分析报告3
一、涉外婚姻的概念：
是指一国公民同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的婚姻，包括涉外结婚和涉外离婚。在我国，“涉外婚姻”也指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之间的婚姻。根据我国法律，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凡涉外婚姻当事人在我国境内结婚或离婚的，都必须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办理。
二、文书送达问题：
1、如果涉外离婚当事人均在国内的其文书送达方式和国内居民离婚的文书送达方式一样在此不在赘述。
2、如果涉外离婚当事人有一方在国外的则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第一种情况是知道国外一方准确地址的：
1）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2）法院一级级将诉讼文书转到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3）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4）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5）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第二种情况是国内一方不知道在国外一方的准确地址的，这时候在国内起诉离婚的一方最好在起诉时明确告知法院，以免耽误诉讼时间。这种情况一般采用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三、法院管辖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3条规定，对于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些规定，涉外离婚案件，只要一方是中国境内居住的人，不管是对居住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被告提起的离婚，中国法院都有管辖权，居住在中国境内的配偶，无论是对居住在中国境外的外国人，还是居住在外国的中国籍公民，提出离婚诉讼都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国法院受理，审理时，均适用我国婚姻法。具体总结如下：
1）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我国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我国民法院有权受理。如果双方均为出国人员，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向出国前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2）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我国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受理。
3）在海外结婚并定居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受理。
4）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5）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我国境外要求离婚的，当地法院是否受理，由该法院依其国内法决定。
6）涉港、澳、台的离婚案件的管辖，可比照涉外案件处理。
7）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的，如果双方的婚姻缔结地是在中国的，我国法院有管辖权，如果双方的婚姻缔结地在国外，此时我国法院一般不受理；如果双方达成离婚协议的，我国法院可以受理管辖，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就受理一对法国籍在法国结婚的的夫妇离婚案件。（法院受理的理由是他们两人都在上海居住生活超过一年，因此上海已成为他们两人的经常居住地。为此，静安法院可作为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法院享有管辖权。此外，二人都书面同意通过静安法院离婚。）
四、婚姻效力及证书认证问题：
一般来说婚姻效力应以符合婚姻缔结地的法律为前提条件，只要在婚姻缔结地合法，我国法院一般认定其合法性。但我国的法院要求对国外登记结婚的结婚证书进行认证。
1、国外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当事人对在国外登记注册的结婚证书在该国进行公证（该国的公证机关或有公证权的律师行），然后到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进行认证。
2、台湾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首先由台湾地区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台湾公证机关将公证书副本寄交上海公证员协会，大陆一方将公证书副本带到上海公证员协会核证。
3、香港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由我国司法部指定的公证律师做公证，然后至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敲转递章。
4、澳门地区结婚证书的认证程序：
由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做公证即可。
五、涉外离婚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公民和外国人或双方均为中国公民在我国申请离婚，应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办理；对双方均为外国公民，一方或双方常住中国的可以适用中国法律。 由外国法院受理的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的离婚案件，按外国的法律规定办理。
六、涉外离婚子女的抚养问题
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我国和国外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未成年子女在国外的，一般由国外一方抚养，如果相反在国内的也是一般由在国内和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抚养。
七、涉外离婚财产分割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协议解决，在国内的财产分割不是问题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予以分割，但对一些在国外的财产主要是证实问题，如果无法查证或证实的法院是不予处理。
八、涉外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1、国外的离婚判决书和调解书
对国外的离婚判决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办理。
2、我国的离婚判决书和调解书
对中国和外国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请求外国司法部门确认其域外效力，和中国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或外国司法部门不确认其效力的，必须在境外重新进入司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
九、律师的代理权限问题
1、在国内的一方提出离婚诉讼，按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委托。
2、在国外的一方，可以不回国就委托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离婚。但当事人必须向法院出具委托书和意见书，委托书和意见书须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亦可由我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意见书包括同意离婚或不同意离婚的书面意见，要求离婚或同意离婚的，还要出具公证后的对有关财产的分割、子女扶养等的书面处理意见。
案件分析报告4
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比如机构臃肿、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副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关系复杂，内耗严重；行政层级过多，管理成本过大；副职职责不清，角色不明等等，集中表现为副职的设置过多过滥。必须遏制“副职过多”现象。其中有三件事情非做不可：一是减事，基层常常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并非没有道理。所以，减事是减人的前提，政府不该管的事一定要放开，形式主义的事一定要清理，唯有这样，那些忙而无用的岗位才能退出。二是减支出，公共财政预算的“钱袋子”管住了，吃财政饭的副职“帽子”才会减少。三是畅出口，干部能上不能下，仍是当前一大突出问题，不出格、不到龄、不惹事，就难以通畅地退出领导岗位。在“官本位”的思维主导下，干部出口很难拓宽。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严格的干部任期制，届期满了必须退出岗位。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的案例调查报告
一、案例概要
（一）案例来源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案例来自于《半月谈》（内部版）xx年第2期。
（二）案例内容概要
最近，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副职过多的问题也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议论话题。一些地方配备的副市长、副秘书长等竟然超过了两位数。
客观上说，领导干部的职数配备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十七大前的新一轮地方党委政府换届中，中央对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作出了减少的统一规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是出现了副职干部过多、甚至过滥的问题，副秘书长10多个，副镇长一大桌还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减牌子难减人。一些地方启动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员难消化，所以只能都挤在一个牌子下；二是增新人难减老人，干部退出机制不畅，导致干部走得少，来得多；三是挂职干部“身份需要”。虽然挂职干部不占职数，但客观上还是多出了不少带有副职名头的官员。
二、案例分析及对策
（一）案例中发现的问题
第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对于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副职多是导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设副职，岂不“精壮”？副职配多必然引起权力均衡、利益均等、关系协调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加重百姓负担。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南宋的史尧弼指出：冗员多生旷职，无其事虚设其官，无其功空食其禄，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有穷之财。致使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苦不堪言。
第二，副职过多，分工不明确，职能交叉，有利的事争着办，无利的事互相推诿，造成出勤不出力，办事效率低下。有人不无讽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捣蛋。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凡是副职过多，冗员过剩的单位和部门，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难调动和发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最终下场难逃“为官一任，山河依旧，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结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则，即使有一千只手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门，互相制肘，无所适从。副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一点实权也是明争暗斗，正职整天疲于平衡关系，权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摊，不能有丝毫的偏心和马虎大意。否则，矛盾不断，小事难办，大事叫你出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权”力之乎也，权是角逐的最终目的。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产生的各种成本由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二）行政管理学理论依据
第一，主体部分失灵，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来设置官位的多寡。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编制部门没有决策权，不管编制的手里握着使用权。编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担任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干部的决定权却在党委部门的一把手；这样自然会造成管事者说了不算，不管事者说了绝对管用。有时再加上文件规定有弹性，诸如可配副职若干和可适当增配副职，无形告之副职配置可随意性，久而久之，副职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书长任用程序简单，又无需人大部门通过，更为副职泛滥开了绿灯。
第二，作为监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选举权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时为了一团和气和怕得罪党委政府，放弃监督权和主张权，亵渎了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社会上现在都质疑大量超员的副市长、副县长、副乡长是怎么能通过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应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监督者不主张自已的权力，就必然导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国旧体制带来的老病，只要没有“新药”对症下药，很容易旧病复发。比如特权思想和官官相护等，一旦发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身体多病最容易被细菌乘虚而入，是贪官腐败的绝佳时机，收了人家的钱不提拨人家怕被“撕票”，违规提拔又怕出问题，只好给人搞个容易的“肥缺”（副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最起码不会踩红线犯错误。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让法律使想犯错误的人不敢犯错，让制度使有机会犯错的人犯不了错，让正义使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犯错，让道德使犯了错的人自已认错，让良心使犯了错的人感到忏悔和自责。用法律和制度去约束手中的权力，改变权大于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现象，科学设置机构编制数额，精兵简政，不因事设庙，因事设人，建立高效的干部队伍。
第二，寻求良方，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标本兼治。对非法设置的机构和副职一律砍掉，新提拨副职采取竞争上岗，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开用人条件，公开缺位职数，公开选拨程序，公开公平竞争，公
开竞争结果，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彰显竞争魅力。对违规提拨副职者实行追究制，负连带责任，轻者丢官，重者法办。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历史会重复它的规律，对待副职过多的最佳方法是对症下药，最好的状态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第三，有了法规，还要加强对执行的监督和检查。组织和人事部门对下属单位报批的干部提升报告应当严格把关，违反规定的坚决不预批准。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加强对机构编制和副职设置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监督，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监督职能的尽到监督责任，有实施设置职能的要尽到科学合理的责任，有权力提拔副职的要尽到不违规的责任。管好一个职位，选好一个人，避免劳民伤财，提高办事效能。克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造成管理成本加大，人力资源浪费。
三、分析的结论及其推论
（一）结论
民意希望政府精简不合理的官员设置、切实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克服人浮于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廉洁、高效政府”。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来越甚，机构设置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臃肿，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副职配备越来越豪华，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配备和任命副职的豪华阵容，副职过多过滥似乎成了一种趋势，大有蔓延扩展之势。冗官冗员似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员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了财政预算和行政开支，而且人浮于事，一些官员互相制肘，互相推诿，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时也助长了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错位，实在是弊大于利。
（二）理论及实践推论
行政效率是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这里所说的各种资源，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以及其他各种有形无形的各种资源；这里所说的成果，是指管理成果；它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成果，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成果；这里所说的效益，既是指社会效益，也是指经济效益，但主要是指社会效益，实现公共利益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效益的主要标准。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
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增多的人员和机构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三）感想
官职本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数量和范围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过度开发和使用就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解决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任用干部尤其是副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待破解的沉重话题。副职过多过滥造成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又各自独立成圈，反而愈发难以协调和统筹兼顾。它直接导致层级和环节的增多，摩擦增大，效率低下。有的事看似人人都管，实际却谁也不管；有利的事又人人抢着管，棘手的事却个个都推诿。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领导是人民公仆是观念已经异化了，异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权的官僚了。其实，对于行政工作来说，金字塔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越处于上面的领导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组成塔基，因为决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员是要到一线中干具体事情。如此，才能让工作有效开展，也才能体现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