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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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范文1

论文摘要：忻城莫氏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忻城土司制度文化既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本身又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的基本特征。土司制度文化本身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土司制度下的其他文化．如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既存在特色因素。也存在文化再现的缺失。从制度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三方面探讨土司文化的历史源流．并对这些制度文化进行理性思考。

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这一源头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探讨与思考土司文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在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余．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土司文化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做好文化的继承工作。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莫氏土司制度由来已久．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土司制度首先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我国在历史上可谓地广物丰．为管理好这样一个东西南北跨度都很大的国家．历来．朝廷都是采取多种管理制度。隋朝以前．大多是世袭制，隋唐以来．朝廷采取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并通过铨选派遣官员到各地任职管理地方。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便于管理．朝廷不得不采取多种管理制度。对于广西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就经历过郡县制．羁縻制和土司制由于羁縻制不编户上籍．不向朝廷纳税．各州县处于“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明代。为加强地方管理，朝廷最终采取编户上籍“皆赋役之”的土司制度取代羁縻制土司制度一方面是中央通过少数民族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统治．另一方面还由此获得各民族首领承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忻城地属广西．瑶壮土民聚居．实行的土司制度正是多种制度文化之下的结晶。

明代是广西土司的极盛时期．大小土官有300多人。清初，仍有大小土府、州、县等128个。广西历史上被称为“南蛮”之地，忻城更是地处山区。要了解土司制度全貌，通过忻城土司制度可见一斑。忻城土司制由莫氏世袭．莫氏土司管理的忻城的土地、经济、教育等制度都是比较清晰的。他们“世官其土．世有其民”，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

(二)土司制度文化的理性思考忻城土司制度正式源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十七任土司．莫绳武因“纵匪殃民”罪被撤职废除．历明清两朝4l1年。而若从其始祖莫保协理算起，时问跨度为500年。奠氏土司能够长时间地统治地方．而又最终被取消．其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均值得我们思考。

1．进步因素。首先．忻城土司制度是固有社会生存发展的主动脉。忻城是山区．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莫氏土司是当地土著居民，熟悉忻城的主要交际语言瑶话壮话，编户上籍．帮助朝廷征收赋役，并且确立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比较顺应当地的社会发展。

土官不领朝廷俸禄．但得到中央王朝的确认．对土县境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有权对境内土地进行分配对于为土官及家人服役的土民。土官是不发银两的。但为了让士兵、厨子、厨娘、轿夫、鼓手甚或捕鱼捞虾的等人能够比较忠心地为土官服役．土官把能够维持其生活的地分给他们，这就是役田管理制。耕种役田的虽实为农奴，服劳役世世相袭．但对役田也能够世世相袭．并且无需缴纳租税．这就使得耕种的人能够相对独立地耕种役田．积极发展生产并维持生活。在阶级矛盾激烈的明清时期．这一举措满足了土民的愿望。基本符合社会生存发展需要。

其次．忻城土司制度还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础。世袭土官们不仅注意修正与朝廷的关系．还制定与完善一套适合忻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定历史作用。如土官及其官族还通过建立学馆，撰写诗文。加强教化，安抚民心，维护统治。

第四任土官莫廷臣开始举办学馆．“嘉靖年间，忻城土官莫廷臣在县城办学．延请名士专教莫氏官族子弟。”而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不仅创立义塾．以儒家正统思想教授官族及堡目子弟，还亲自制定类似今人校规的《教士条规十六则》示于学堂．从思想意识，道德修养到做学问和日常行为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土官当中有不少土官及族人勤于撰文的，土官莫镇威、莫宗诏、莫元相、莫振国、莫景隆等人及官族诗人莫震、莫云卿、莫煦南等人都有诗文传世。诗书礼乐教化显然对维护土司统治．安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落后因素。忻城土司制度的落后。首先体现在它等级森严的统治上“土司土官对辖境内从土地到臣民有自主之权……土司土官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而一般州县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属封建地方制。”日(p印6)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的忻城土县．生产力低下．土官对土民的统治等级森严土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严格体现出对土官的毕恭毕敬．不得有半点越级之举。如土民“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出行必须给土官、主人让路，见官必须跪拜土官出巡……路过村庄，村民须收藏所晒之衣物，人屋回避，小孩不许啼哭。村民如回避不及，或就地低头站立，或跪于路边迎候。所到村庄，村庄头人负责招待，按户派要食品，贡纳钱物．供土官及随员享用。”聊(嘲)在这样等级森严，尊卑分明，黄发垂髫不能怡然自乐的情况下．自然会延缓社会发展的步伐。

此外．莫氏士官在教育上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由于阶级的局限，私心的考虑，土官一方面鼓励官族子弟人学，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上相对较宽裕的土民百姓．虽然允许他们人私垫读书．但却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唯恐失去对他们户籍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土民，则实行愚民政策，不准他们读书。这样的等级教育制度显然是极不公允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忻城教育的滞后。这样等级森严的统治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土民暴动。

利用手中武器进行军事镇压．是忻城土司制度的又一局限及落后因素。忻城莫氏土司始祖莫保在元代即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其后代均有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表现．得到皇帝的信任．如第六任土官莫镇威甚至还在镇压瑶壮人民起义中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土官们针对土民的军事镇压以维护封建统治、土官利益为出发点，大大激发了社会矛盾，从而影响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莫氏土司统治忻城500年问，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节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等组成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这种民俗文化既有多种民俗文化的特征．又带有土司统治的等级烙印。

(一)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人民自古以来世代种田，缺乏商品经济观念，加上身处山区的封闭和地理障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但是，他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忻城民俗文化是多种民俗文化融合的结晶忻城自古以来生活着壮、瑶、苗、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生活生产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风俗。如过年时赶歌圩．开展苗侗族人们喜爱的上刀山、下火海等竞技类娱乐活动。三月清明节祭祀，家家户户要煮五色饭．七月鬼节吃鸭，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

1．特色因素。首先．丰富多彩的民俗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比如过年，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土司封官印停止办政事，～直到十五闹元宵后才又“开官印”办理政事。在封印期间．土官与土民同乐土民在这一个时候可以自由享受过年的快乐．猜拳划码，赶歌圩。此外，颇具生活趣味的传统竞技类娱乐活动，比如上刀山、下火海、踩梨嘴、斗牛、斗鸟、斗鸡等。也颇能吸引人这些传统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温情。

其次．忻城土司民俗文化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歌圩是壮族人民的情人节．明清时期．都有地方官严禁歌圩。而在“以故俗治”的忻城．歌圩得以保持下来，不仅土民平时的禁锢得以释放．而且土官甚至也可以参加歌圩。同享子民的这一盛大节日。如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刘三姐》中与刘三姐对歌的莫怀仁的生活原型就是莫氏第十一任土司莫元相。歌圩上．除对歌外．还有抛绣球、碰红蛋、放花炮等节目。热闹的歌圩体现了壮族人民奔放热情、乐观豪迈，向往美好的人性化需求。

忻城还有织壮锦的风俗。这些壮锦图案别致。有“狮子滚球”、“双龙戏珠”、“丹风朝阳”、“鲤鱼跳龙门”、“字纹”等十多个品种．体现了壮族人民的美好愿望。歌圩、织壮锦等民俗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2．民俗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民俗虽丰富而具趣味性．但这些民俗处于土司制度之下，文化再现存在缺失因素．如不少民俗带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呈现“异化”状态。即使是在最欢乐的年节也如此如除夕要给土官家族送扫把等礼物．而要进庙上香也要等土官祭拜之后方可。袭任的土官上任前一天要到城隍庙烧香．举行大祭。土民要承担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土民的衣服颜色不能鲜艳．只能着蓝、灰、黑三色衣服．长袍不能穿在身．嫁娶等人生大事不能坐车骑马。这些民俗文化呈现出的“异化”状态．其实也与忻城土司民俗文化的封闭有关。土司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人很少进入．忻城土民也很少外出．基本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民俗也就很少有变化．有些落后的习俗也无从改起。

三、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土司衙门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它的建筑艺术历来备受称赞忻城土司建筑是第八任土司莫镇威于明万历十年始建．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它雕工精致，气宇轩昂，既包括土司办公的衙门．也包括官族府．也就是土司官族的住所。这个建筑群，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底蕴。折射出厚重的地域色彩。

(一)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

1．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首先，忻城土司建筑群是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土司建筑群背靠翠屏山而建．尽得自然山水的精华。林语堂先生在《官家令》中说：“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合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土司建筑群无意间得到了山川地形之美。而且．为了配合这种地形之美，土司建筑的色彩也很巧妙和谐地与青山映和为了避开帝王的宫廷建筑常用的金黄颜色．它的镶镂窗栏．屋梁大量使用赤色，并且，I赤色为主调，以绿、黑、白颜色为补充。与苍翠的山色、明朗的青空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2．南国人居生存心理的再现。忻城土司建筑群还体现了南国人居的生存心理。基于地理环境以及族群关系的考虑．南国的建筑无论在选址、建筑形式还是结构与朝向上，无不体现着遵从自然法则，追求天、地、人与建筑相和谐的理念。忻城土司衙门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把北方以坐北朝南为尊改为坐南朝北，这不仅体现了注重实用的居住心理．满足了功能的需求．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莫氏土司衙门的祠堂兴建在土司衙门之东．便于祖先享祭．说明了是壮族建筑文化的内核．体现南国人居尊祖重孝的心理。弟妹、叔侄等家庭成员的住所定在土司衙署的西面，韦、刘、杨三姓亲戚的住所则在官族府第西侧，关帝庙、三界庙及关帝庙的附近。这些安排．反映着莫氏土官注重家庭关系，族群关系、邻里关系，充分体现了南国人居“以亲为贵．共荣共患”的思想。

(二)土司建筑文化的理性思考

1．土司建筑文化的特色因素土司建筑群首先是多种建筑文化融合的结晶。它被称为“壮乡故宫”．其实即可说明它既有壮族建筑的特色，又有汉族民居建筑艺术的特点。土司们引入了汉族民居建筑艺术，因此，忻城土司建筑群在布局上与明清时的故宫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可以说是汉族建筑的翻版，比如四合院式的内部结构。但它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又使它具有浓郁的壮族特色。

土司建筑群非典型的壮族的传统干栏式民居．但从它的建筑细节中仍然可以看出它立体地巧妙地呈现出了壮族的建筑特色。如大量运用石鼓作装饰。据《桂海虞衡志》，“铜鼓，古蛮人之所用”．“藏至二、三面者，即将雄居一方，僭称王号”。可见．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土司建筑群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装饰物就是石鼓。它们或在门口，或在庭院，或在百余座柱础之上．它们与铜鼓一道彰显出了莫氏土司的财富与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壮族的建筑特点与图腾崇拜。建筑色彩上，屋顶仍然选择壮族传统的黑、青灰为主的色调。而选择以蝙蝠、葫芦、鹭鸶、鹿为装饰，则寄托了壮族人民祈求福、禄、寿、举家富贵的美好意愿。而以草龙、草凤为装饰。更体现“龙风绕脊．瑞气盈门”的心理需求。超级秘书网

制度文化范文2

制度变迁即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的创造过程。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当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通过内在化实现时，相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试图克服种种障碍，变更旧的制度，创建新的制度，从而完成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逻辑起点是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探讨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来看，为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制度均衡的打破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不一致，如制度供给不足或过剩，也意味着出现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取得的获利机会，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选择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这时就会出现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此变化很慢，它需要长期缓慢的培育才能形成，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于制度变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通常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其缓慢的变迁过程会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趋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交易费用就是制度的运行费用，它指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或者“一切不存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中的费用，”包括信息搜集、谈判费用、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等。

交易费用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不可能事先准确地计算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也不可能精确预计每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无论制度安排如何的完善，机会主义的行为不可避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从而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它的建立和完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因而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影响。

在人类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非正式制度具有文化特征，在一定的背景中它们可能会对正式制度产生强大的斥能力。同时，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于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差得多。因此，形成一种对制度变迁有利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3企业文化与制度变迁

企业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事业为共同追求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精神风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活动等，而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还会有新文化的出现。一个企业的文化变革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企业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是否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匹配。其次，取决于企业的文化理念包括价值观能否得到员工的认同和严格遵循并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后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希望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1）企业文化有助于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

任何管理制度的推行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当一种制度不被认同时，员工就会从心底里拒绝这种制度。要确保制度执行，就必须加大执行监督成本。随着执行成本的提高，制度的效率就会大幅度下降。企业文化的推进过程也就是企业员工对新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具体制度由认知到认同，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当员工对某项制度认同之后，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这时制度的监督成本将大大减少。

（2）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

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些重视顾客需求、员工和股东利益等关键管理要素和重视各级管理人员领导艺术的企业，即那些贯彻以人为本的企业会比那些没有这种企业文化的企业经营业绩要好。在现在乃至未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3）企业文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重大作用，未来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其灵魂是企业精神。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成功企业一般都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它可以使员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员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

企业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一经确立，就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期初的成本和企业的最终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企业通常会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及其重要的位置。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指出：“企业文化，就其形式来讲，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是指人的价值理念；而就其内容来讲，则是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在人的理念上的反映，是从内在上约束和激励人的价值理念。”

制度文化范文3

关键词：文化背景；制度选择与变迁；工业化模式；私人教育投入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48－07

一、文化、制度与发展的差异

――经济、历史和制度分析视角的传统解释

在当代世界，与欧洲和美国同为基督教文化圈的拉美在现代的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相应的，儒家文明本来是作为人类农业文明和封建文明的代名词，从的时候就已经被彻底的遗弃，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在当代世界却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的巨大差异？

传统上我们往往认为是制度、殖民主义的掠夺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贻误了拉美经济。一般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拉美之所以贫困，是与殖民主义长期的掠夺分不开的。但历史上的殖民地并不只是拉美，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很多国家都曾经是殖民地，却一样在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看来单纯的这个解释行不通。

另外部分专家认为，拉美缺少经济发展所必备的自然资源，而且人口的增长过快导致了资源的相对匮乏，这是贫困的一个根源。但事实上，拉美各国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东亚恰恰是资源匮乏的国家，这样说来贫困的应该是东亚，不是拉美。看来这个解释也是行不通的。

还有些专家提出，“拉美没有象亚洲那样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拉美选择了错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但为何这些国家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亚洲的工业化道路呢？难道落后仅仅是因为道路选择的错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选择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历史决定的必然？

近来很多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建立起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或者建立了“错误的制度”。然而在绝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从广大的非洲到拉美，并不缺少经济学家所认为的这种“合理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但却依然贫困。因此单纯的制度分析仍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现象。而且进一步来说即使是制度导致的发展结果的迥异，但不同的国家为何会演变出不同的制度呢？

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拉美和非洲的停滞不前。在制度、历史、资源、经济要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决定发展的结果呢？

制度的不同选择影响了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水平，而文化的背景则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并进而影响发展的水平。阿夫纳・格雷夫认为文化影响制度的发展，如果将文化因素纳入社会制度之中，则文化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文化的背景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对于制度变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形成的根本性影响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本质原因。

但一些专家认为文化对发展毫无意义，他们指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高度的文明，却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即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文明仍然是一种农业文明，不具备产生工业文明的条件”。

但这个观点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西方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前同样是在其过去的农业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科学技术，也就是说肯定是先有的现代科技，才有的后来的工业文明，因此现代科技肯定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前，也就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指责儒家文明是农业文明，不具备产生现代科技的条件也是毫无根据的。

进一步，我们说东亚的奇迹和中国的发展根本来说是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对经济发展的独特的促进作用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是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对于落后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并通过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国家方面是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不是强调儒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率先产生现代科学与工业，是否可以产生现代工业文明。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不界定，我们研究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就毫无意义。

因此，很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亚洲获得了发展的奇迹，而拉美的发展滞后可能主要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但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同样影响美国，为什么美国高度发达？

虽然拉美也属于基督教亚文化圈，但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马克斯・韦伯所颂扬的新教有很大差异――新教倡导惜时、节俭、尽职、勤奋、自律和刻苦工作的伦理观念，告诫人们应该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则更多地强调运气、英雄主义、地位和身份，缺少对工商业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品格应有的尊重。这种文化差异可能是美国和拉美发展差异的一个原因。

二、文化与制度的界定

关于文化的概念很多，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概念。1952年，美国学者柯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对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所进行的回顾中，仅从英国和美国就整理出160多个不同的文化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是最具有概括性的：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综合这些概念，我们一般把文化分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和具体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正如我们将社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同样，广义的文化也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意是相同的。”因此一般意义上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社会化，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社会化的东西，它是相对于人的自然性而言的。文化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人类的社会性是重合的。

我们通常说的具体的文化往往是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定义文化――文化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群体的价值观，比如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反应了这个民族或国家对某个事物或从事某种生产活动习惯性的看法、生活方式、认同，这种看法或认同是长期的历史沉淀的结果，具有普遍性。英国马林骆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追求、品味和兴趣”。

制度同样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名词，一般人认为制度主要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国家制度、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以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制度实际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

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制度包括习俗、惯例传统与社会规范。从对制度的定义来看，制度往往会分为以成文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比如法律以及非成文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比如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由于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人文的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也就出现了在经济学中将制度作为规则和合约研究以及在其它社会科学中将制度作为文化来研究两种视角。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来说，制度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方面，因而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制度与文化并不是并列的两个概念。

但由于广义的文化是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文化，这样研究文化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这里研究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文化是一种显示不同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为模式，或称行为准则，即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适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后天学到的行为模式是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共同遵守的。”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具体的文化本身就代表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可见具体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又是同一个范畴，文化在具体意义上又是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通常说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具体的文化与正式制度的关系。

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人们对正式制度的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和改良的方式，这就带来了制度的演进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发展，带来发展的差异。凡勃伦认为，在经济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背后，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的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进。诺思也将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行动者的价值观体现在他的主观选择模型中，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的具体路线。

三、文化、制度与发展

(一)文化对资本形成、制度演进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

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同意：拉美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没有像亚洲那样形成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无论哪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的一个典型的资源结构是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但既然都是采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为什么非洲和拉美没有象亚洲那样形成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呢？

1、儒家文化的节俭传统通过影响储蓄率从而对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知道，资本形成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的水平，储蓄可以最终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因此储蓄率达到一定的程度是经济腾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东亚国家普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儒家的传统中，勤俭节约是一个根本的美德，而且为子孙后代留笔财富也是东亚文化的传统。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东亚各个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较高，进而转化为比拉美和非洲高得多的投资率。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大陆都保持着高达40％以上的储蓄率，日本在战后发展的初期也大体是这个水平，这种极高的储蓄率带来的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率。即使今天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是国内收入的40％以上，大约是印度的3倍。较高的储蓄率使东亚和中国发展的早期减少了对外来资本的依赖，从而没有较重的外债负担。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的充足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的增加让东亚各国不断放松市场和贸易管制，形成自由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这进一步促进了经济高效率的增长。

而拉美主要受欧洲殖民主义文化和其土著原始文化的影响。欧洲文化的传统一般比较重视消费。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指出：拉美缺乏俭朴精神，存在一个特权消费阶层！。拉美的这种文化遗产导致这些国家储蓄率偏低，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国家只有22％左右，仅仅为东亚的一半。极低的储蓄与投资率使得拉美和非洲无法形成发展所必需的有效资本，资本主要依赖外债，而沉重的外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储蓄率进一步降至16％－17％，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的缺乏让拉美各国普遍形成了严格的市场和贸易管制制度，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2、儒家文化的“勤劳”传统，对农业的重视使得东亚各国农业生产率率先得到提高，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市场和国内资本来源，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

儒家文化传统中吃苦耐劳的重要传统，不仅对经济早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同样影响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模式：东亚主要通过追加劳动增加生产率，而拉美主要通过追加资本投入增加生产率。儒家文化倡导的勤俭使得农业生产率在资本投入较低，仅依靠劳动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增加减少了购买粮食的负担，同时减少了外债的压力，使得东亚各国可以把资本更多的应用到工业发展中；这种农业模式不仅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同时，东亚各国普遍实行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让大量的农业剩余资本得以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国内资本来源。

同时在儒家文化传统上土地平均化往往是政府取悦于民、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这样东亚各个国家在战后普遍进行了有效的，以便“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改革以及文化中强调自己积累进行投资，并强调劳动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东亚各国的劳动积极性普遍有了极大的提高，并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以及东亚其它国家农业的基本模式。

相对来说，拉美普遍不重视体力劳动，使得拉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资本的投入并采用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减少了可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农场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土地越来越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吸收大量本可以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同时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劳动力。在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据统计，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它们却占有全国％的土地面积；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但这部分农户却只占有％的土地面积。

(二)文化、制度与劳动力资本的形成

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前提是具备充足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西方国家称之为“劳动力资本”，不同的文明中对教育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对劳动力资本的形成和顺利转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的投入对于增长的贡献有显著的作用。

显然，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东亚国家更重视教育，从而促进了东亚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极大提高。从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来看，主要的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基本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水平，部分拉美国家甚至比亚洲还高。单纯的从这点来说，很难说拉美国家不重视教育。但教育投入的方式决定了教育的效果，亚洲主要是私人投入，而拉美主要是政府投入。通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私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比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高很多。一些研究韩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学者在论及东亚的教育成就时认为，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儒教影响的结果。韩国学生读书的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中国大体也是这个情况：在义务教育期间，尽管中国存在非常不合理的教育乱收费，但重视教育的传

统仍然让中国家庭收入的相当部分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就已经几乎达到100％，中学入学率也达到75％。

家庭对教育重视的后果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得以顺利的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较丰富的高层次人才使得这些国家更易于接受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参与国际化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前提，东亚国家有着比拉美和非洲更多的熟悉国际经营背景的人才，促进了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拉美的发展模式和制度。

在拉美，尽管政府同样把国内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教育，但普通的民众仍然缺乏对教育的重视，拉美国家在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上与东亚和中国有明显差距。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比较低，结果是带来了较高的辍学率和留级率，教育效率大大降低。同时教育水平偏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国家虽然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但由于无法适应工业化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因而无法顺利的向工业部门转移。

(三)文化、工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及劳动力转移视角的经济发展

我们注意到成功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主要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比如早期的日本、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采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相反失败的经济体往往在工业化的初期就采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比如拉美国家。对此我们传统的研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论证和论据来说明这点了，但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让东亚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让拉美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呢？

传统的研究主要注意到了一些经济因素对于这种选择的影响，比如工业发展投资的主体以及资本的来源主要是本国还是外国资本：东亚早期的发展在资本来源上主要强调自己积累，而拉美早期的发展主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但问题是为何拉美在发展的早期不像亚洲那样强调自己积累，亚洲在发展的早期又为何如此强调自己积累而不是像拉美那样直接由外国投资主导呢？

东亚的文化传统让东亚各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更有优势，因而东亚国家利用这种文化传统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中国大陆和“四小龙”的早期产业模式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在西方产业升级的时候，劳动密集型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东亚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在工业化初期利用传统文化对于劳动的重视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

制度文化范文4

[关键词] 企业文化 “逻辑态” “实践态” 制度性生成

世纪之交，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发展的巨大价值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进一步，实践中的企业文化如何生成，成为摆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面前的亟需研究和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企业文化与制度

1.企业文化是什么？

尽管研究和认识的视域差异，带来企业文化内涵解析的众说纷纭，但无论研究对象的同一性还是认识、实践活动的共同需要，都要求我们界定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边界。实际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的兴起，是对企业经济效益、社会形象竞争的一种回应，很明显，“企业文化”指谓一种精神现象。有代表性的当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的论述。他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至于文化的内涵，从发展演变来看，尽管可以将其内涵广延为“人化”，但基本内涵离不开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关于文化的定义具有奠基性，在他看来，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它是铭刻在人内心、缓慢诞生并具有激活性的。有人认为，企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实际上，物质性的活动、成果和制度等等，只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而不是文化本身。显然，非物质性是企业文化的边界。

如此看来，企业文化是企业活动中的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企业共同体拥有的，企业大多数成员认可和践行的，引领企业经营与管理的一套价值体系。尽管企业文化往往离不开人的设计、策划，但就存在形态看， 其并不是“逻辑态”，而是“实践态”，是活生生的，是企业共同体、企业大多数成员思想上认可、感情上接受、行为上践行的价值形态。

2.什么是制度？

制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上作为社会体系的制度；中观上作为社会器官的制度，是一种社会架构；微观上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企业活动直接相关的或内部的制度，显然涉及中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微观的层次，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p3-4）诺斯将制度界定为人们交往中减少不确定性的规则，实际上，制度的切近价值是抑制人们交往中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人们交往的“交易成本”，长远价值是为人们的自由创造提供必要的保障。

按规则的起源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从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规则诸如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礼貌和商业习俗等称为内在制度；把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规则称为外在制度。亦有学者称其为隐性制度和显性制度。实际上，外在制度也好，显性制度也罢，均指要求明确、具有权威性、靠外在强制而执行的规则体系，而内在制度或隐性制度则反之。在我们看来，相对于企业文化，与企业活动直接相关的制度，或企业内部制度指谓外在制度或显性制度。

3.企业文化和制度是何关系？

对于企业人来说，制度是外在监督和强制，是“必须做”的下限，“创造性做”的空间；企业文化则是内在自觉与自律，是“可以做”的下限，“自由发挥”的区域。企业文化高于制度，所以是引领和提升制度的灵魂；企业文化提高人们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因而还是降低制度执行成本的“润滑剂”。而制度不仅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而且还是后者生成的基本路径。

二、企业文化生成为何需要制度性路径

对企业文化的生成机制，有学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领导风格外化，即领导者的价值观、经营观演变为企业文化；二是累积生成，即企业文化经缓慢积累形成。在我们看来，这里涉及到了企业文化生成的具体内容，尚未涉及根本机制。实际上，企业文化，尤其中国企业文化生成的根本机制是“制度性”的，何以如此呢？

企业文化的特点。如前述，企业文化是活生生的、实践中存在、运行的价值体系，它为企业共同体拥有，大多数成员认可。尽管企业领导者的示范倡导，部分成员的影响，可以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但缺乏“组织化”规约、熏陶，很难有保障地、持久地使特定的价值观，形成存在于大多数成员实际活动中的共同的意志和行为。此其一。

制度的本性。制度是什么？当然是规约性的、保障性的，但不可忽视，制度还有“普遍化”之本性。制度对于其所涉的行为人是“尽收其中”的，没有相关成员可以例外于制度。尽管制度似乎受动于企业文化，承当后者的载体，但制度以其“普遍化”之本性，可以使企业文化的“起始因子”普遍化于企业大多数成员乃至共同体。此其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离散”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和合”精神等，均是现代企业文化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但毋庸讳言，由于传统文化中匮乏制度意识、制度习惯和制度路径，因而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企业成员的“基质”难免带有“离散”特性，此对于企业文化因子在企业成员中的普遍化很不利。而通过制度路径，可以有效制约、改变这种“离散”特性。此其三。

现代企业文化生成特点。现代化加速社会生活节律的同时，也加速了企业文化生成的节奏。企业文化是以行为人的自觉、自律为特征的，因而其生成不会是一躇而就的。但历史性比较，不难推测，较之先前，现代企业竞争客观需求新的企业文化生成适当“加速”，由此，制度性生成路径更难以替代。此其四。

三、企业文化怎样通过制度性路径生成

现代竞争促使企业重视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不少企业设计出自身的企业文化，并试图尽可能大地发挥企业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且不说这种文化应当是传统文化资源、现代企业文化资源的挖掘、选择，以及与本企业特质的有机结合，单就这种“设计”的企业文化而言，其还仅仅是“逻辑态”而非“实践态”的。那么，企业文化的“逻辑态”怎样通过制度性路径生成“实践态”呢？

这种制度性生成大致需要两条路径。

“内核性”生成。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自然也应当是企业内部制度的灵魂。企业文化的实践生成，基本的路径是实际成为企业内部制度的灵魂、“内核”。首先是要使企业内部制度相关的规则，遵循和和体现企业文化的基本精神。无论是实体性的规则，还是程序性的规则，都要被企业文化的价值、精神、道德取向所引导和统领，不能与其错位、相背。因此，企业文化是高层次检验标准，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凡符合标准者，留之；错位者，改之；相背者，去之。如此形成的制度，才有可能使规约、引领企业成员意识和行为的过程，成为企业文化熏陶、耳濡目染的“养成”过程。

其次，要使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遵循和和体现企业文化的基本精神。规则是框架，执行是“场”。制度的执行、落实是通过人来完成的。制度执行比制度本身更有“弹性”。对规则的理解，对条文的落实，对执行情况的了解、反馈，对违反规则的行为的处置等等，都要依赖企业文化基本精神来统领。如此，使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落实、执行过程，成为企业文化的“演练”过程。

“保障性”生成。“内核性”生成尽管是企业文化生成的基本路径，但其并不能囊括其所有生成路径。企业文化是一种向高层开放的“无限”空间，依赖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生成还是有限的，其还需要以自身为“主体”的生成，也就是“保障性”生成。这种生成是通过一系列持续的制度性措施，直接保障“逻辑态”的企业文化，内化为企业大多数成员所想所行的“实践态”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