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雷锋精神广播稿内容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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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山记翻译【第一篇】
中国古诗词也曾有一条西渐之路，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我们在此回顾、评说，意在一窥人类的共通之情是如何在诗歌中复兴并流转的，去印证110年前鲁迅先生所言“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郎然，与人生即会”。
用自然之力重构诗性
20世纪初，美国新诗运动（1912―1922）兴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推意象派运动。意象派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理论支撑点，掀起了一场翻译和阐释的热潮。作为意象派执牛耳者，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不解之缘。
1912年年底，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妻子玛丽在伦敦遇上了二十郎当、意气风发的庞德，可能是庞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屑、对异国文化的博闻和热情，让她决定把亡夫全部的中日文学笔记寄给庞德。
M诺罗萨主要研究日本美术，1896年至1900年他再赴日本常住，并向有贺永雄等著名汉学家学习中国诗，留有大量笔记。1908年他去世后，妻子玛丽整理出版了其东方美术史著作，但对其中国诗笔记却一筹莫展，一直思忖寻找一名诗人与亡灵“合作翻译”。
庞德得到遗稿时，惊异于汉字作为诗歌语言的伟大创举，他让中文开始作为诗性语言进入了西方美学视域。
其实，早在1912年之前，庞德发起意象运动时，就有自己的诗学主张，而费诺罗萨的笔记与之不谋而合。笔记强调，汉字不像字母文字，是约定俗成的符号，是大自然活动的生动速写画；而当时的西方文字“为了求快求准，我们被迫把每个词的意义锉到最狭小的边缘”，因此越来越抽象，就如涂香料的木乃伊，只有学者和诗人痛苦地沿着词源学摸索回去。
在费诺罗萨和庞德看来，汉字天然拥有诗性，是因为它保留着创造的冲动和过程，具体、真实而生动。“诗的语言永远振动着一层层的陪音和自然的亲和力，但在中文里，比喻的可见性把这种品质提高到最强的力度”。他将这种“尽可能返回自然物”的诗学带入了西方文学界。
1914年，庞德从费诺罗萨遗稿中整理翻译出十九首中文诗，包括《诗经》一首、古乐府两首、陶潜诗一首、卢照邻诗一首、王维诗一首、李白诗十二首，结为《华夏集》。除了礼拜《长干行》以外，与其说是翻译，毋宁说是改写。不太懂中文的庞德自然没有原诗掣肘，他用自由诗体再创作，也符合意象派诗人用口语与节奏创造诗歌意象的原则。
《华夏集》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语言简练流畅，文字无一赘述，意象简洁易懂，让艾略特盛赞庞德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庞德领会了中国古诗的意象在于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人生微妙之刹那”，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而我们再看庞德著名的《底下车站》（钟鲲译）：
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脸
潮湿的，黑色树枝上的花瓣
这首庞德最著名的诗起初有三十行，庞德在一年时间内做减法，最终只剩两行。它在句法、意象表达上充分继承了中国诗意象的衣钵，草草几笔将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人潮浮动的一瞬定格在了文字的画布上。庞德从汉字和最能体现“汉字诗学”的古诗中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情思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通过学习、借鉴、模仿中国古诗意象的创造和独特的句法结构，使自己的意象日臻成熟。
我们在荒原上跳舞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
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
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
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位在中国鲜有人问津的诗人之诗在大洋彼岸被广为传颂，诗人本人也被嬉皮士们奉为精神偶像，那名诗人乃浙江天台寒山子。
寒山子，唐代人士，不知原名，更不知何处来。他居住天台寒岩，喜于山林间吟诗啸歌。在中国诗歌史上，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被冷落了一千多年，学术界大凡认为因其彻底不仕，归隐山林，且作品多为白话诗，在当时不登大雅之堂，但这两个特点使他的作品为时所拘，也为时所兴。
因为是白话入诗，所以在翻译上，寒山诗比李杜的旧体诗更简单，也更生动，自然更易流传。寒山诗中背离社会、纵情自然的态度，正唱和“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对工业文明的抗争方式。于是，寒山在现代主义中被复活了。
寒山诗是经由日本传入美国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于1954年出版译作《寒山诗27首》；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于1958年发表《寒山诗》一文；波顿・沃森（Burton Watson）于1963年据入矢义高所编寒山诗，翻译出版了百首诗集。
然而，真正让寒山子嬉皮士形象深入人心的，是凯鲁亚克于1958年出版的小说《法丐》。这部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作者与斯奈德的一段友谊。书中描写斯奈德宣讲寒山精神、翻译寒山诗，把美国人的理解阐发到极致。而斯奈德这个在俄勒冈大山里长大的野孩子，不守常规，对东方语言情有独钟并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语言文化。他侧重选择寒山诗歌中有关隐居寒岩和“禅定”的诗句进行翻译。小说最后，斯奈德赴日本修行，作者来到山上，看见一名小小的中国乞丐站在静穆的晨雾中，枯槁的面容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幽默。他发现这正是他梦中的斯奈德。至此，斯奈德和寒山成了一体，或者说，“垮掉的一代”的文学流浪者形象和中国疯僧已不可分割。凯鲁亚克在《法丐》开头题上“献给寒山子”，就是献给自身。
嬉皮士们学着寒山子，也在深山奔跑蹦跳，高声呼喊，佯狂似颠。寒山子与尘俗决裂，“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嬉皮士们也背离现代文明，甚至解除与家庭的联系，把自己放逐到大路上、荒林中。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写他浪迹天涯的生活的――从加州到墨西哥，从纽约到丹佛，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凯鲁亚克称之为“一种逃遁”“对一切世俗观念的厌倦”。
工业文明对人的压迫与异化，信仰缺失与物欲横流，让嬉皮士们对灵魂自主有着近乎惨烈的渴求，为此，他们甘愿忍受痛苦和困顿。寒山诗中所表现的诗人身处寒岩而心情僻静泰然，为嬉皮士们供给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寒山子集儒、释、道于一身，这无疑给海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条捷径。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在现代主义荒原上，寒山子与“垮掉的一代”心意相通。
诗歌与巴别塔
电影《冷山》（也许译为《寒山》更合适）是由查尔斯・弗雷泽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人与土地的羁绊，并控诉了战争。小说起始便引用了《寒山诗注》第九首中“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一句，此处的“寒山”应为双关，既说明了男主人公逃离战争、回乡之路的艰难，毕竟要打通“寒山道”；又暗指了男女主人公背离社会，隐居山林的超脱与叛逆，与寒山子的精神不谋而合。
诗歌是人类语言的巅峰。中国古诗词作为汉语言所特有的一种有韵律、能含蓄凝练表达思想情感的文体之一，翻译的难度非一般文字翻译所可比肩。由于以英文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形合语”与中文的“意合Z”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古诗词走出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保留自身的神韵进入西方文化，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诚如弗罗斯特说：“诗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不能否认古诗词翻译之难，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双语文学造诣，但比之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诗词的翻译却有着其相对优势。前者如《红楼梦》，由于文化差异太大，在翻译成英文过程中，许多内容根本无法找到对等词。鉴于浩繁的典故与社会历史背景细节，或需要补充大量注释，然而累累的注解必然导致阅读的艰涩与诗性的丧失。而诗歌则不同。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中文古诗词，多天人合一，意象具体简洁，情感真挚率性，在情感共通的基础上，若能找到符合原诗的译文措辞及韵律，有“信达雅”的译文也非登天之事。我们可以看许渊冲对李清照《声声慢》首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翻译：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what I mis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在节奏、尾韵和情感表达上，许渊冲的译文皆为上乘，译文读者全然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惆怅落寞之情。
回顾历史，放眼今日，会发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过，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都曾借鉴过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此来矫正或繁荣自身。不论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派的影响，还是寒山诗对嬉皮士的影响，都是在西方文明需要新鲜血液时，其主动汲取中国古诗词精髓的结果。中国古典诗歌对世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古诗词作为一种直抒胸臆、化繁为简的语言形式，作为一种人类都能感同身受的情感与意志载体，难道不是让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已打通的切入口、一扇敞开的小窗？对此，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has become a poetical phenomenon. Launched in 2016， the television blockbuster aims to “promote Chinese poetry， seek cultural genes and interpret the beauty of life”。
Chinese poetry has long since gone international. It not only goes international， but also plays a part in showing the world how to express oneself in poem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 new poetry movement bloomed in USA from 1912 to 1922. The most eye-catching phenomenon of the movement was imagism. Technically， poets of this school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ancient Chinese poems. Ezra Pound， a leader of imagism， had close ties with ancient Chinese poetry.
Ezra Pound first accessed the Chinese poetry through the notes of 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 an American art historian of Japanese ar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from 1896 to 1900， he studied Chinese poetry under the tutelage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and jotted down quite a few notes. After he passed away， his wife published hi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 art， but didn’t know how to handle the notes he had taken. She pondered to find a poet who could interpret the notes and translate these notes into poems. Then she ran into Pound in London toward the end of 1912. In his 20s， Pound， tired of European centralism， was passionate about exotic countries. She sent all her husband’s note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to Pound. Pound saw in Fenollosa’s notes what he had been trying to find. In 1914， he published ， a book of translations based on the notes on 19 Chinese poems. With inadequate knowledge of Chinese， Pound didn’t do translation word for word. The translations were actually rewriting in the free verse style. His approach coincided with imagism. caused a sensation in the west and further established Pound’s fame as a poet.
In the 1950s， Hanshan， a fabled Chinese monk poet， was made widely known in the west. Hanshan or literarily Cold Mountain was a legendary person of the Tang （618-907）. He lived in Tiantai Mountain in present-day Zhejiang. Where he came from and what his original name was before he converted to Buddhism isn’t seen in written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the seemingly crazy monk was ignored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t is widely agreed in China that the poems written in a simple and plain style are worthy. However， the poems respond to everyday events and situations the monk encounters. They are much easier to translate than those by Li Bai and Du Fu， two great poets of the Tang. The poems， which portray a person who breaks away from conventions and abandons himself to nature， touched the hearts of the “Beat Generation”。 That explains why Hanshan appeals to some modernist poets.
Hanshan’s poems went to American readers via Japan. In 1954， Arthur Waley published 27 poems of Hanshan. Gary Snyder published an essay on Cold Mountain poems in Evergreen Review in 1958. Burton Watson published in 1962. In 1958， Jack Kerouac published . In this novel， a character based on the poet and essayist Gary Snyder talks about the Chinese monk and his poems in length. The book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Hippie counterculture of the 1960s.
石钟山记翻译【第二篇】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寒山诗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著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著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图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 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毒品、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 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1］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查建明，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3］ 贺莉。 情与貌略相同［j］. 唐都学刊， 2006（5）：149-153.
［4］ 胡安江。 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63-68.
［5］ 毛明，罗琳会。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与中国文学［j］. 当代文坛， 2006（5）：134-136.
［6］ 刘生。 加里•斯奈德诗中的中国文化意蕴［j］.外语教学， 2001（4）：77-81.
［7］ 耿纪永。 翻译与生态思想［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0-94.
［8］ 钟玲。 论史耐德翻译的寒山诗［j］. 中外文学， 1990（4）：11-28.
［9］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石钟山记翻译【第三篇】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着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着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山草香·》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着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着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着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着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
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图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 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 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 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1]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查建明，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3] 贺莉。 情与貌略相同[J]. 唐都学刊， 2006(5):149-153.
[4] 胡安江。 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J]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63-68.
[5] 毛明，罗琳会。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与中国文学[J]. 当代文坛， 2006(5):134-136.
[6] 刘生。 加里？斯奈德诗中的中国文化意蕴[J].外语教学， 2001(4):77-81.
[7] 耿纪永。 翻译与生态思想[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0-94.
[8] 钟玲。 论史耐德翻译的寒山诗[J]. 中外文学， 1990(4):11-28.
[9]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石钟山记翻译【第四篇】
从近几年来考生解答试卷的情况来看，文言文翻译这一题型的得分率一直很低，根本原因在于考生在答题时没有把握住文言文翻译的重点及应试技巧。为了帮助同学们科学、高效地掌握应试技巧，笔者特归纳出以下十个文言文翻译中的注意点，希望对同学们的复习有所帮助。
一、注意保留
原文中表示国名、年号、地名、人名、物名、官职名之类的词语应保留下来，不加以翻译。例如：
（1）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2004年上海卷）
译文： 假使尧在上主政，咎繇当法官，怎么会有夺人马驹的呢？
（2） 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2005年全国卷Ⅱ）
译文：楚相孙叔敖坚守廉洁一直到死，如今老婆孩子身处困境，背柴为生，廉吏不值得做啊！
分析：句（1）中的“尧” “咎繇”是表示人名的词语；句（2） 中的“楚相”“孙叔敖”是分别表示官职名、人名的词语。上述词语在翻译时均应给予保留。
二、注意增补
原文如果是省略句，那么翻译时应当注意补充完整。例如：
（1）主簿大惊，遽以白就。（2005年广东卷）
译文： 主簿非常吃惊，立即把（这件事）禀告阴就。
（2）李初不言，尼固诘之，乃以僧告。（2005年湖北卷）
译文：李超开始不说，尼僧一再追问，才把和尚的名字告诉（她）。
分析： 句（1）中介词“以”的后面省略了代词“之”（代这件事）；句（2）中动词“告”的后面省略了代词“之”（代尼僧）。上述省略的成分在翻译时均应给予保留并补充完整。
三、注意删减
原文中如果含有一些没有实在意义的文言虚词，那么翻译时应当注意将其删减。例如：
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 （2004年上海卷）
译文： 如果有人像这个老人一样被欺负，也一定不会给他马驹的。
分析： 句中的“也”是语气助词，没有实在意义，翻译时应删除。
四、注意对换
原文中如果含有一些古语词，翻译时应注意将其转换成与其意义相同的现代词语。例如：
（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2004年湖南卷）
译文：独自整天在山涧峡谷中，啄食青苔，踩着石头。
（2）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2005年浙江卷）
译文：时间长的三年更换一次，时间短的一两年更换两次。
分析： 句（1）中的古语词“终日”与句（2）中的古语词“岁”在翻译时应注意将其分别转换成意义相同的现代词语“整天”和“年”。
五、注意选择
原文中如果含有一些多义词，翻译时应注意从其众多的义项中选择出最恰当的一个来翻译。例如：
（1）范氏富，盍已乎？（2004年福建卷）
译文： 范家富贵，何不取消这门亲事呢？
分析： 句（1）中的“已”是多义词，共有五个义项：①取消，停止；②已经；③太，过分；④语气词，同“矣”；⑤通“以”。在上述义项中选择义项①最恰当。
六、注意压缩
翻译时要对原文言文中为了增强气势而使用繁笔的句子加以压缩简化。例如：
（1） 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 （《登泰山记》）
译文： 我与泰安知府朱子颖从南面山脚下开始登山。
（2）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过秦论》）
译文： 秦有并吞天下，统一四海的雄心。
分析：句（1）中的“孝纯”和“子颖”是指同一个人，此人名孝纯，字子颖；句（2）中的“席卷天下”与“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与“并吞八荒之心”为同义词。翻译时应将其压缩。
七、注意扩张
文中看似是一个多音节合成词的词语，在古代实际上是多个独立的单音节词语，翻译时应将其扩展成多个词语。
（1） 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口技》）
译文：中间夹杂着噼里啪啦房屋倒塌的声音。
（2） 楚相孙叔傲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2005年全国卷Ⅱ）
译文：楚相孙叔傲坚守廉洁一直到死，如今老婆孩子身处困境，背柴为生，廉吏不值得做啊！
分析：句（1）中的“中间”和句（2）中的“妻子”在现在看似双音节合成词，而在古代则是两个单音节单纯词。所以应将其分别翻译“中间夹杂”和“老婆孩子”。
八、注意套用
文言文中如果含有固定格式的短语，翻译时应注意套用它的固定意思。例如：
（1）其李将军之谓也！ （2002年全国卷Ⅰ）
译文：大概说的是李将军吧！
（2）尤为帝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2004年江苏卷）
译文：特别受皇帝礼遇器重，但没有得到重用，当时的议论为此感到惋惜。
分析： 句（1）中的“……之谓也”是固定格式，应译为“说的是……” ；句（2）中的“为……所……”是固定格式，表示被动。
九、注意调整
文言文有时会有一些特殊的倒装句式，如主谓倒装句、定语后置句、宾语前置句等，翻译时要注意将其调整成正常语序。例如：
（1） 赵国何求而不得也！（2005年天津卷）
译文：在赵国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呢！
（2） 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2005年福建卷）
译文： 吴王被困在姑苏城上，向勾践哀求饶命。
分析： 句（1）中的宾语“何”前置；句（2）中的介宾短语“于勾践”作状语后置。上述倒装句式应首先调整成正常语序，再进行翻译。
十、注意意译
原文言文中如果含有借代、借喻等修辞，翻译时应注意采用意译方式。例如：
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2006年四川卷)
译文：不合礼仪的俸禄，即使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是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