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学习的心得体会范文（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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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一篇】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法治__建设的总体目标，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全民学法和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推进全民学法用法常态化、制度化，弘扬法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县进程，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法治__、和谐__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全县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公职人员均要参加到这次活动中去。从__年2月起，每月第一个礼拜五为“全民学法日”。

重点学习宣传关于法治建设系列重要论述，中央、省、市、县委关于法治建设的系列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以及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学习《宪法》、《刑法》、《民法》、《国家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以及适合各行业的其它法律法规。

1、集中培训。各镇（社区）、各部门要以中国普法网为载体，以《宪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及与本部门本行业相关的法律为学习内容，采取以会代训等方式进行集中培训，每月集中培训不少于1次。

2、专题辅导。各镇（社区）、各部门要邀请法官、律师等法律专家作专题法律知识辅导，从更深层面深刻理解法律知识，用好法律知识。全年至少举办法律专题辅导不少于2次。

3、个人自学。个人自学时间全年不少于120小时，抄写笔记不少于10000字，个人自学重点是阅读原文，记写学习笔记、撰写学习心得体会等。特别是新进入单位的人员和新任职人员，要求其加强宪法、基本法律、党纪政纪规定以及相关业务的法律法规学习，有效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4、创新方式。各单位、各部门要不断创新学法的形式和方法，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以及远程教育等平台，采用征文比赛、演讲赛、学法考试等多种形式的学法活动，加强交流，不断增强全民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效性。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镇（社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活动开展的重要意义，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发挥表率示范作用。各镇（社区）、各部门要根据本方案和上级有关部门规划要求，结合各自实际，确定一名主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2、营造声势，扩大效果。要加大“全民学法日”学习活动的宣传，通过设立专栏、报送信息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开展学习活动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以及各单位的特色做法，及时宣传报道好的典型，[！]要坚持宪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二篇】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目前接受社区矫正的少年犯主要有以下五类：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由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具体日常管理工作。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过去只包含了社区矫正的一些内容，例如，管制、缓刑、假释等，却没有社区矫正这一法律概念。直到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确定了它的法律地位，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对社区矫正进行界定。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学者们对此概念有不同的诠释，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分类。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们普遍接受两高两院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且不满十六周岁者只对《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罪行负刑事责任。因此，少年犯是指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的人。少年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不成熟，他们触犯刑法与成年人不同，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发犯罪。少年犯罪一般没有事前的充分考虑和酝酿过程，没有预谋，其往往是受到某种影响或刺激，一时冲动就容易突发犯罪；2.逆反对抗。少年虽年幼，但在他们心里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立，渴望获得平等的权力和尊重，然而大多数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往往忽视了少年的这种心理需求，只是一味地压制不予考虑，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对抗或报复；3.冲动好奇。少年因为年少对于社会上的事物见识不多，所以对许多事物都充满好奇心。但是由于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常常出于好奇之心而实施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4.盲目模仿。少年尚未社会化，因此缺少是非辨别的能力无法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对或错，他们的行为大多数模仿他人，少年所模仿的对象都是比他自己年龄大的，他们的模仿性特别强，如果被模仿对象的行为是不法行为，则该少年也会作出不法行为来。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三篇】

(一)政治学习

在政治上全局干警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始终，"全局干警在开展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活动中，每个阶段都认真学，仔细地记，段段有学习笔记、学习心得。人平均记政治学习笔记2万余字。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心得体会文章3篇。

(二)业务学习

全局干警组织学习了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赔偿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除此之外，还参加了分院统一举办的学习培训。大家以学习促工作，以工作检查学习，人均记业务学习笔记在2万字左右，同时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心得2篇。

二、查办贪污贿赂案文秘站网件的基本信况和存在的问题

新年伊始，院里召开了全院干警大会，确定了院里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因我院被省院评为C类检察院，为此要求反贪污贿赂检察局工作要有新发展，特别是在办理案件上要有新突破，反贪立案数定为3，其中大案一件。我局按照上级院和院党组的要求，制定了二0__年反贪污贿赂检察局和个人工作规划，确定了工作目标。重点查办在木材流通领域、基本建设领域、土地管理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深入查办在国有企业发生的贪污、挪用公款和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案件。

在查办案件中，全体干警节假口不休总，起早贪晚，废寝忘食，有的同志带病坚持工作。截止至今，立案1件3人，已移送部门。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开辟案源依赖群众举报，在涉案信息上视野过窄。二是干警的业务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

今后要认真总结经验，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增强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加大办案力度，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开创林区反贪污贿赂工作新局面，为林区反腐败斗争做出贡献。

三、开展了"学优"活动

按照院的要求，制定了如何创建"学习优、业务优、能力优型"科室、个人工作规划，并在工作中实施。

1、积极参加了院里组织的政治业务学刀和各项会议，并坚持自学。听取了林区分院检察会议精神和总局政法会议精神，学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检察业务知识，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去学习、去工作。

2、开展了调研工作，撰写论文5篇，上网论文3篇。

3、按照林区分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综合考评办法的要求，认真完成了报表、材料的呈报等各项工作。因在管辖区内没有发现大案，没能完成大案指标，考评分数减5分；其他各项考评内容都按要求完成。我局去年被集体授予分院的先进集体称号，加2分，故综合考评成绩为97分。

4、开展了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活动；写心得体会6篇。

5、全局干警参加了由总局政法委和林区局政法委组织的公、检、法、司四机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考试，取得了好成绩。、

四、下一步工作目标。

1、加大办案力度，扩大线索收集面。争取多发现线索，加大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

2、下一年度案件初查、立案终结率达到100。保证案件质量，按法律程序办案。

3、加强学习强素质，提高侦查水平和工作能力。精通财会技能和电脑技能。年记学习笔记人均不少于二万字，撰写1一2篇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的调研文章。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四篇】

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注：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 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注：（日）福田平、大冢仁著，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学者们认为， 自由刑是作为死刑与身体刑的代替刑走向刑罚体系宝座的。在以死刑与身体刑为中心的社会里，定罪与量刑的特点是罪刑擅断、刑罚残酷与刑罚适用不平等，刑罚目的是威慑社会，因此，滥施刑罚现象极为严重。恩格斯曾对血腥残酷的《加洛林纳法典》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加洛林纳法典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7页。）在中国，先有黥、劓、fèi＠①、宫、大辟等旧五刑，后有笞、杖、徒、流、死等新五刑。文艺复兴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日渐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从而要求限制或废除死刑、废除身体刑，并提出了刑罚人道、罪刑相当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由刑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且迅速成为刑罚体系的主角。

自由刑具有可分性、伸缩性、隔离性等特点，因此，自由刑曾被予以很高的评价。报应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隔离性，能够实现刑罚的威慑目的；具有可分性，能够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刑法公正性。功利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伸缩性、可分性，能够实现刑罚的矫正目的，认为封闭性的监狱是一个矫正罪犯的好地方。罪犯在社会化过程中失败后-即在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失败后，需要接受强制再社会化以使其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监狱是一个使罪犯再社会化的好地方。（注：房传珏著：《现代观护制度之理论与实践》，台湾帝成打字印刷行1977年版，第1页。）然而现实却是， 罪犯在服刑期间出现社会化迟滞问题及监狱化问题。

罪犯被投入监狱后，需要同时进行社会化与再社会化。一方面，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罪犯需要进行社会化，以使罪犯自身跟得上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罪犯同时还需要进行再社会化，即罪犯被迫重新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以弥补原来的社会化不足。监禁刑是一种剥夺罪犯自由的刑罚。监禁刑的执行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通过监狱执行刑罚，惩罚罪犯，向社会昭示违法犯罪的后果，同时，监禁刑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使犯罪者改恶从善不再危害社会。但是，监禁刑的执行势必影响罪犯的社会化。罪犯被判处徒刑，隔离于社会，使罪犯丧失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罪犯社会化速度迟滞于社会正常成员，素质劣于社会其他成员，从而表现出“监狱化”的特征。

所谓“监狱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描述监狱使人异化的概念。按他的解释，监狱化是指罪犯对监狱文化的学习与内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二是对监狱当局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学习与接受；三是对监狱普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由于罪犯监狱化的过程主要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过程，因此，罪犯监狱化过程是一种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犯罪化的过程。（注：参见王平：《理性化及其局限-监狱行刑观念的价值定位》，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有学者从罪犯释放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注：（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为避免自由刑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极力倡导监外劳动。他们认为，监外劳动可以使罪犯吸取更多的新鲜空气，有更大的活动天地，心情开朗，避免监内劳动造成的心神抑郁沉闷之弊。监外劳动可以为罪犯在监内生活和监外的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个中间过渡地带，使罪犯逐步适应社会，不致回归社会后无所适从。（注：参见何鹏等编：《中外罪犯改造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7页。）美国学者巴特勒斯曾经指出：（监狱行刑对罪犯）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以使罪犯恢复与社会、家庭的联系。（注：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事实上，行刑社会化正是在人们重新审视刑罚与行刑效率之后产生的全新刑罚思想。由于行刑社会化更符合刑罚与行刑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完全是刑罚发展史的逻辑结论。

二、行刑社会化：改革开放时代监狱行刑新课题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政治决策中最浓重的一笔，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大特征，它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给监狱行刑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监狱行刑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而只有外在压力没有罪犯内在的改造动力便不能达到罪犯改造的目的。因此，改造罪犯必须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使罪犯由“要我改造”变为“我要改造”。为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我国的狱政管理政策在坚持他律性管理的前提下，突出了自律性管理。他律性管理表现为通过强制方式，迫使罪犯逐步放弃恶习并改变思想，从而促使其养成好的习惯，塑造新的人格，重新做人。自律性管理表现为通过激励罪犯改造动机，从而促使罪犯改恶从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用以激励罪犯改造的主要是表扬、物质奖励、记功、减刑或者假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68条规定：“犯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根据不同表现，给予表扬、物质奖励、记功、减刑或者假释等奖励。”在上述奖励措施中，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是行政奖励措施；减刑与假释是刑事奖励措施。上述罪犯改造激励措施产生于计划经济社会，是与计划经济社会的监狱管理相适应的，是与计划经济社会中罪犯的需要结构相适应的。在过去，上述措施能有力地激发罪犯改造的动机。在建国后30多年里，我国不但将大批战犯、反革命分子改造为新人，而且改造了一大批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罪犯改造激励手段显得力不从心，激励效果开始下降，不再能够有力地激励罪犯改造了。虽然减刑、假释仍保持着强有力的激励效果，甚至激励力度更大，但由于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激励力度下降，致使整个监狱的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监狱的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罪犯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变化-追求自由的需要，包括尽早离开监狱和扩大监狱内活动空间的需要，成了罪犯最突出的需要。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曾组织过一次6000名罪犯的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反映情况的真实性，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调查对象合理分布。他们对从事工业生产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刑期长的和刑期短的、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在押犯按比例抽样调查；二是答卷不记名。问卷调查设计了十项内容：争取减刑、干部公正、家庭、时事政治、身体健康、百分考核、改善生活、子女、电视电影、三课学习。调查的结果是：有％的罪犯把争取减刑列为第一关注目标。（注：参见刘声祥：《从罪犯最关心的问题引出的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1996年第6期。）这就是说， 罪犯追求的自由需要在罪犯的需要结构中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虽然罪犯追求自由的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也较突出，但远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前，很多罪犯是希望狱内生活好一点、影视多一点、劳动轻松一点，并且这种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罪犯追求自由需要的突出，在罪犯需要结构中的升位，是市场经济社会个人自由价值升位在狱内的反映。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基础，个人自由的价值空前突现出来。

要改变罪犯改造激励手段系统的低效状态，必须从关心罪犯希望自由的需要出发，增加一些能够满足罪犯想获得更大自由的需要的奖励措施。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变迁给罪犯改造带来的新特点，1991年10月司法部监狱局出台了《对犯罪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修改稿）》首次正式肯定了分级处遇制，并将分级处遇制推向全国。分级处遇制实质是逐级扩大罪犯自由以激励罪犯改造。鉴于表扬、物质奖励、记功等行政奖励措施激励力度衰弱，很多监狱借助百分考核，将表扬、物质奖励、记功与减刑、假释联结起来，借以提高表扬、物质奖励、记功等行政奖励措施的力度。此外，《监狱法》还规定了一项新的行政奖励措施，即离监探亲，以提高行政奖励的激励有效性。根据规定，监狱可以允许符合条件的罪犯返家探亲。这实际修正了监禁刑执行的完全封闭原则，使罪犯在法定剥夺自由期间也可返回社会。

不难看出，我国适时调整监狱行刑政策，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在监狱法规中的必然反映，而如何推进行刑社会化，已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我国监狱行刑的新课题。

三、行刑社会化：我国的基本措施及其重要意义

就世界范围而言，行刑社会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例如：在德国，行刑社会化主要包括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就业”，和没有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走廊”。在这两种情况下，罪犯通过接受私人企业雇佣参加劳动。此外，还有被称为“狱外放风”和“狱外散步”的形式。（注：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在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以“自由工资雇佣制”为典型形式，即监狱允许罪犯白日在狱外工作，接受社会企业雇佣，晚间必须返回监狱报到的制度。（注：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目前，世界各国为促进行刑社会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设置开放监狱，使罪犯靠近社会服刑，或在社会中服刑。开放监狱是相对封闭监狱而言的，是指在不影响刑罚执行的情况下，通过取消监狱围墙、铁栅栏、手铐等形式，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的监狱；第二，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第三，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如瑞典的《监内矫正法》规定，在押犯“可以获准离开监狱一段时间，以便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只需没有滥用这种请假的严重危险；”第四，用公共服务（community service）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

那么如何促进我国的行刑社会化呢？显然，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东施效颦似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通过大量适用假释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注：参见武延平主编：《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5页。）在他们看来，假释是一种有条件释放罪犯的行为，由于假释保留了原判自由刑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法定条件，就应撤销假释，因此，它既维护了自由刑刑罚执行的价值，又促进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然而，我们并不赞同此一观点。因为，假释固然具有行刑社会化的意义，但仅仅靠假释是不能完成行刑社会化这一重要任务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在肯定假释、缓刑、管制等已有的具有行刑社会化性质的制度基础上，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即在现行分级处遇级别基础上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从而构建以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为核心，以假释、缓刑、管制等为基本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体系。

在这样一个行刑社会化体系中，我们特别强调了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1.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促进罪犯适应社会，缓解或消除罪犯社会化滞后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后，罪犯只要积极接受改造，就可以获得开放性处遇。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基本可以全方位接收社会发展信息，同时可以掌握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虽然监狱企业为罪犯学习劳动技能提供了一定条件，但限于监狱企业生产专业范围、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罪犯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如果罪犯直接服务于技术更新相对较快、更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企业，就可以促进罪犯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能。这样可以缩短罪犯社会化的时间，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促进罪犯尽早适应社会生活。

2.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现实。刑罚与监狱的发展变化均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在我国，自由刑的执行是在监狱或劳改农场以封闭形式进行的。虽然我国刑罚制度中早就规定了假释、管制，但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具有行刑社会化意义的刑罚措施却适用得很少。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国对假释、管制运用缺乏监督机制，二是因为我国刑罚文化中的重刑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封建法制在我国曾经延续了2000余年，其刑罚威吓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商鞅说：“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注：《商君书·画策》）尽管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到今天，刑罚文化中的重刑威吓思想仍然占有重要成分。我们倡导的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既促进了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又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传统与现实。

3.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符合我国监狱行刑发展的内在要求。理由如下：

其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是提高分级处遇激励力度的需要。对罪犯实施“三分”，实施分级处遇，是改革开放后监狱系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分级处遇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应当加以完善与发展。然而，目前分级处遇的不足之处也较明显。分级处遇管理中突出的问题是处遇差拉不开。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1年提出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处遇设置的构架是：宽管罪犯在监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外出劳动可以不实行武装看押；通信会见次数可以适当增多，时间可以适当延长；管理可以适当放宽；会见的设施、条件可以好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批准配偶来监同居。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其监内活动范围，严禁单独活动；通信、会见只限于直系亲属，严格控制次数、严格检查、严格监听。该《意见》以罪犯活动范围、通信会见等处遇差别要素，将罪犯处遇分为宽管、普管和严管三个处遇级。虽然实施分管后，不同级别的罪犯处遇不同，但是处遇差别不明显。虽然宽管罪犯在监内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但监狱空间有限，如果再考虑分类管束后分管单位需要实施封闭性管理，以及监狱重要设施需要专用空间，宽管罪犯的最大程度的活动范围也不会与普管级罪犯活动范围拉开理想距离。虽然监狱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监内活动范围，但监狱应当保证罪犯的基本权利。罪犯活动范围是处遇差别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受制于该要素作用发挥不充分，通信、会见、管理、文体活动等处遇差别要素的发挥状况也不尽人意。处遇效价将大大降低，根据弗伦姆的激励理论，处遇效价的降低直接导致处遇激励力的低效。分级处遇工作要有突破，必须将处遇差拉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将罪犯活动范围由监内引向监外，从而大大提高了监狱对罪犯活动范围的调控能力，并由此牵动罪犯通信、会见、管理、劳动报酬等处遇要素调控能力的提高。监狱对分级处遇要素调控能力的提高，为监狱加大处遇差提供了前提。而处遇差的提高则可以大大提高分级处遇的激励力度。

其二，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有利于提高监狱行刑的经济水平。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监狱的产品多为普通产品，且产品质量一般，而产品成本久降不下、产品价格高、销路不畅、致使监狱企业内部出现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监狱劳动力的剩余不仅影响了劳动改造手段的运用，不仅使监狱管理正常关系失衡，部分罪犯在监内无活可干，不仅增加了监狱对留监罪犯的管理难度、增加了监狱对参加劳动罪犯的管理和教育工作量，而且大大增加监狱在罪犯方面的支出-监狱需要养活这些罪犯。为罪犯寻求劳动岗位成为监狱管理的迫切需要，也是减轻监狱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

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组织有悔改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离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符合条件的宽级罪犯白日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返回监狱，为罪犯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而且可以调整：当监内劳动岗位不足时，监狱可以组织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会上开展劳动承包等活动；当监内劳动力紧缺时，监狱可以紧缩监外劳务活动，满足监内需要。这样，可以解决监内劳动力剩余问题。

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不仅可以解决监狱现实的经济问题，为监狱提供劳动岗位，而且可以给监狱带来较可观的直接经济利益。监狱组织管理罪犯在社会上的劳务承包，除投入少量人力资源，如进行劳务联系，对获得开放性处遇罪犯进行监督管理无需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也不承担投资风险，而可以获得收益。由于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组织罪犯在社会上进行劳务承包是利用社会上的资源组织罪犯劳动，因此，较之于监狱重新投资办企业组织劳动改造，显然具有投资小、风险小，劳动投入少，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特点。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五篇】

有幸参加刑法学国家级**课程的培训，聆听孙国祥教授和刘伟博士对刑法学的教学剖析，收获颇丰。大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深受启发。我是治安学专业教师，对刑法学并不熟悉，由于专业**课程建设的需要，参加了本期培训。尽管本人所教课程与参加培训课程诸多不同，但这次培训对我今后的教学工作和下一步我校**课程的建设仍有很大帮助。下面我结合本次**课程培训学习，谈谈个人对课程教学及教学资源利用的一些肤浅认识和体会。

一、教学探索

基于个人教学的体会，以及对一些同仁教学实践的了解，教学上的挑战和困惑可以说是高校教师普遍性的遭遇。此次培训学习，虽然我对刑法学不熟悉，但从孙国祥教授借助刑法学课程对教学的剖析中，也受益颇多，主要有三点：

一是，孙国祥教授特别讲到了教学方法，对刑法学教学中可以使用的方法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比如辩论式的案例计论、撰写学术观点综述的小论文、旁听*、专题讲座等等。我所任教的治安学课程，虽然与内容与刑法学不同，但从孙教授予的讲述中，我发现有我值得借鉴的很多东西，孙教授提到的诸多的教学方法，我几乎都可以作个尝试。

二是，孙教授提到了刑法学教学中要处理的几个关系，其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对我触动较大，我所就职的*类院校**正逐步转向于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在教学中如何做到理论够用，技能够强，各*院校都在探索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不少教师已有多年的教学经历，但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有不少人还走了极端。孙教授的观点让我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不能因为强调实践而割裂理论知识的系统化。对于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必须讲透，为学生建构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强化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三是，孙教授中讲座中多次特别提到教学中必须充分把握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和领悟能力。我个人认为，这实质上是对“以学生为主导”、“以学生为本”之类教学指导思想的一条践行途径，也是我今后教学中需要贯穿的一个重要理念。

二、教学资源的获取

这次培训，在教学资源的利用上，对我的启发较大，除了日常的教材、期刊杂志外，还可以搜集与本学科知识有关的**外各知名学校的网站，下载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给获取各种教学资源带来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在日常教学工作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各种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教学和科研的视野。只有不断更新、充实教师的知识结构，才可以始终站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只有教师个人知识的深厚积淀，才能给课堂带去信息含量高的知识内容，才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形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也才能实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教学目标。

三、**课程的建设与使用

**来，各校**课程的建设如火如荼，不少学校的**课程建设水准很高，对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如何使这些的成果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从此次培训中，我个人认为目前对此类教学资源还处于“低共享、高成本、交流不足”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体现为：一是，共享范围极其有限，很多是建设单位内部共享。使很多同仁既使知道某学校的**课程，也无法获取其内容。二是，高成本有限共享，在一定范围内高成本共享，这里的高成本既指需求者，也包括供给者，最终造成运转不良，难以维持。三是，交流不足。交流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即避免重复性建设和取长补短。但个人感觉目前在**课程建设上，同行专业人员交流机会极少，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交流*台，特别是直接的、动态的交流。当然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教育部门的支撑。

两天的培训时间很短，所见所闻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深度消化，我相信这次培训将对我今后的教学起到一次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