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和工作计划（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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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1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4-
杨晓：杨老师，很高兴能在南宁举行的第十二届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上对您做一个专访。透过您八部学术专著和百余篇学术论文的丰硕成果，可以看到您多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南方少数民族宗教仪式音乐、中国传统民歌与民间歌舞三大领域。在我的阅读体会中，您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与不断深化的理论建构均呼应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学界，尤其是“传统音乐研究”在观念与方法的持续转型。您能否从整体上回顾一下这个学科转型的过程，其中有哪些因素对您的个人学术研究形成关键性的影响？
杨民康：
首先，非常感谢你和这一选题的其他相关的策划人，给我这样一个可以陈述自己研究观念的学术平台。你的问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音乐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持续转型和我自己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这虽然涉及到整个学术共同体及我个人两个方面，但是在这里可以借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个案，来谈谈我对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几点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排除“左”的政治干扰，逐步实现了学术环境的正常化以后，汉族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两类研究中，明显采取了两种以“宏（中）观――微观”或“区域――个案”区分的不同的策略。当时在地域―族群的横向联系方面，有三类传统音乐研究的课题倾向比较令人注目：一类是以音乐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学者为主进行，以汉族民歌色彩区研究为代表的中观研究；另一类是以北方几所音乐院校的硕士研究生为主来做的，以南方和北方山区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个案研究。第三类是对中外传统音乐进行比较研究。若从研究人数、规模及其学术影响的持久性、后续性上看，前两类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中国音乐学界采取上述研究策略，其实有着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原因。从内在原因看，可以注意到，汉族与少数民族，前者居平原，后者居山地、草原或水域。在平原地区，由于交通、信息的便利，使文化的分布易于成块、成片；少数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南方山区的情况为例，崇山峻岭中到处分布着一个个盆地，大盆地套小盆地。因此，从研究对象自身因素看，汉族传统音乐研究较多采取前一类方法，同汉族居住区域有着地理、交通的相对便利和文化传播的相对便捷等环境条件，致使自身产生了族群文化与音乐风格特征的同质性因素有关；而少数民族音乐较多采取后一类方法，则同其上述外在环境条件的相反态势和传统音乐的非同质性因素有关。
从外在原因来看，当时国外的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已经对这样的研究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早在上世纪30年代，社会人类学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就在《社会人类学方法》 一书里指出过，比较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主要有两类非欧文化研究对象：一类是像澳大利亚的情况那样，作为一个单一的、相当同质的地区，其中的每一部落或部落中的小群体，都普遍具有同一类型的文化特征。通过尽可能详细地研究那些一般类型中的特殊品种，就可以完成某种通则化的过程和这种文化类型的一般定义的描述。另一种是对于大部分在单一性、同质性程度与澳洲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来说，在研究程序上也有所不同。比如对非洲班图文化进行的研究，就必须先将这一整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单元，首先对其中每一单元区域内的文化多样性特点进行细心的研究，然后再对两个区域进行比较，接着用这种办法考察整个班图地区。民族音乐学者中，巴托克、梅里安姆、涅特尔等都做过同样的研究，有过类似的论述。还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音乐学方法的发源地――欧洲与北美的学者，也曾经遭遇过同上述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似的两种学术研究的环境条件：欧洲学者主要的传统研究领地是澳洲、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北美学者则以本国印弟安人和城市的多元文化族群为主要对象。正是由于族群文化、音乐风格以及地理交通、文化传播等环境条件的明显差异，成为他们分别注重“宏（中）观――微观”或“区域――个案”研究方法的动机和原因。
可以看到，当时通过中外人类学和来自北美、欧洲的民族音乐学，把这种经验带到了中国学者手中。从方法论看，上述第一类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较多吸取了巴托克等东欧民族音乐学的经验，也可以从中看出间接受到欧洲社会人类学方法影响的影子。第二类研究则更多接受了北美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观念。
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两类以“宏（中）观――微观”或“区域――个案”区分的研究，仍然还是最为强劲的两种潮流趋向。但难以忽略的是， 80年代开始，上述各类课题研究都主要是以民间音乐及其艺术性特点为研究对象，从类型上甚少涉及宗教仪式音乐及文人音乐、宫廷音乐，从学术层面上则较少考虑艺术性因素与其他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直到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向“传统音乐研究”转型，以宗教仪式音乐研究为主的其他几类研究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中便可以看出某种从以艺术审美为主的音乐学取向朝着以文化阐释为主的民族音乐学取向过渡的学术发展趋势。
上述学术转型也同样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因看，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和学术环境的好转，为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从外因看，社会人类学强调无论是文化个案的内部研究还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都要对完整的文化系统进行比较，而不是仅比较那些从不同地区收集来的孤立的文化元素。而民族音乐学家强调的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这些，都对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另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赖于香港、台湾学者及欧美华裔学者从理论方法和教学实践上给予的帮助支持。
当然，上述不同的文化族群与其基本研究趋向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如今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已经进行了较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跨地域性比较研究或区域性研究。而汉族传统音乐的地理学研究或区域性研究，也同样需要大量的个案研究来做支撑，并且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它体现了在一种新的学术环境条件下，以上两类研究互相补充、互相借鉴的良好趋向。
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来看，我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可大致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来计算。从1986年入学读研究生到96年期间，我主要是从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传统民歌与民间歌舞研究，主要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这是一项着眼于微观个案和主要关注单一的民歌类型的研究课题。后来在90年代期间，我相继获得了两次约稿，完成了《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 、《中国民间歌舞音乐》 两本著作。这一时期在研究观念上，我明显得益于当时在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发生的转型现象。借此机会，我可以从少数民族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入手，对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传统民歌和歌舞音乐做一个比较宏观的综合比较研究。从96年开始，我与华裔学者卫立申请到美国“地球观察基金会”的资助，率团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音乐，自此便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写出了云南少数民族仪式音乐“三部曲”――有关瑶族民间道教、傣族南传佛教和后来的少数民族基督教等仪式音乐的几本专著。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又把重心转向了个案研究方面。此后，又在2006年左右，开始整理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的学习心得和多年来的教学、研究体会，在2008年出版了《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 一书。近年来，我又在重拾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南亚语系族群音乐的个案及比较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在继续进行。
杨晓：您目前的研究已经涉猎到南方十余个少数民族的几十种音乐样式，并已经从微观探索走向中观比较。在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中，是否考虑到对南方诸族群音乐进行更加宏观的整体解读？在您目前的考量中，对于这种跨区域、多族群的宏观研究是否已经酝酿形成了一些合适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呢？
杨民康：
上世纪末对中国民歌和歌舞音乐进行宏观思考时，我曾经注意到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有着“局部单纯简约，整体斑斓多姿”的分布特点，比较而言，汉族传统音乐则是“局部复杂多样，整体相像趋同”。因此，无论是单一音乐品种研究还是整体性的个案研究，要想去进一步展开区域性比较，在后一种同质文化中相对容易；而在前一种非同质文化中则需要另辟蹊径。所以，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有必要在“多元分层一体化格局”的前提下，着重展开“文化圈、文化层、文化丛”的比较研究，并且以此区别于汉族传统音乐及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区、色彩区研究。并且，南方少数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风格纵横相间，交错林立；既各有个性，又互相混融，因此，在进行这类研究时，必须注意‘混融性”这个基本前提。
目前，我个人正在准备着手进行的一些课题方向，主要是以傣族和南传佛教仪式中心、以基督教仪式音乐为中心和以瑶、壮等族和道教仪式音乐为中心的多民族音乐文化圈研究；在此基础上，还有联合同道和学生们开展的南方和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学者联合开展的宗教仪式与仪式音乐研究等。在后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已经进行了南传佛教史和中国寺观乐舞史等课题，并且已经进入了出版流程。
在研究方法上，我始终坚持采用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近年来讨论和应用较多的，有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以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整体性研究以及“核心、中介、”文化丛分析法、“模式――模式变体”音乐文化结构分析法、“一维两阈” 社会文化结构分析法等具体分析手段。
杨晓：在南方少数民族南传佛教和基督教音乐的研究中牵涉到大量的“跨境”文化，而在少数民族民间道教音乐的研究中又牵涉到汉人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跨族”交流关系。您如何在研究中处理这些复杂的音乐文化交流事实，尤其在南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中是否考虑将您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中南半岛甚至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
杨民康：
的确，你提到的“跨境研究”和“跨族研究”概念，是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两个关键词。以往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重点多半是放在“跨族”研究，尤其是境内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上。但根据我近年来的思考，我觉得在学科方向上，我们除了必须涉入少数民族音乐的自身研究外，还应该同时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范畴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跨境少数民族来说，这两个范畴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它们的内外两端。而在种种战略性思考中，我们最避不开的是由跨界少数民族为发端，来观察和思考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中不同文化圈因素互相作用和影响的情况。比如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与东南亚诸国接壤；身居中国汉文化圈、东南亚南传佛教-伊斯兰教文化圈和与中亚藏传佛教文化圈诸文化圈交汇处；既是各种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纵向传承的终聚处，也是不同文化圈（板块）音乐文化横向传播的交汇点。从理论上讲，作为文化现象，既有像汉字文化圈和汉传佛教那样由内向外扩展的情况，也有历史上的佛教整体以及现实中的南传佛教那样由外向内漫延的情况。这类文化圈传播因素是不以政治、行政疆界为限制的。
从我个人来说，受限于各方面条件，目前在这领域仅只关注到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和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当然，在对这类民族文化进行文化圈、文化层以及“核心、中介、”的整体研究时，必然会涉及到与宗教仪式音乐有关的各种不同音乐文化活动和音乐产品。除了我个人外，在我们的学生中，现在、将来都不断会有从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音乐文化关系以及南方、北方跨境族群音乐研究等方向者。我希望他（她）们能够在时间、空间乃至精力、视野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我们这一辈及前辈学者所未能完成的工作。
杨晓：您已经分别从南传佛教、基督教和民间道教的角度对南方少数民族信仰仪式音乐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并且在理论层面上以仪式音乐为核心，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三种认知类型：1）以宗教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2）以世俗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3）以山地民族村社仪式音乐为核心的传统音乐。我的问题在第三种类型。您在关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实地考察中，是否常常面对同一区域和族群中多种（如佛、道、地方信仰）混融共生的局面？这种情况如何表达在音乐行为和形式中？
杨民康：
我把中国仪式音乐划分为三种认知类型，主要意图是想去区分中国境内不同文化族群之间共同拥有的大传统和各自的小传统。可以说，前两种认知类型主要涉及大传统层面，其中第一种包括一些以某一个族群为主体人口，以某一种人为宗教为基本信仰的族群文化区域，比如以藏、维、蒙古、回、傣等族群为主体，以佛教、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少数民族地区。第二种主要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体制层面上的仪式音乐文化。第三种则涉及虽然受到以上两种大传统的影响和控制，但带有较多文化个性的地方小传统。这一类主要包括南方各少数民族的仪式音乐文化，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分布。至于你所说的同一区域和族群中多种（如佛、道、地方信仰）混融共生的局面，我认为它最典型的发生区域是在相对靠近内地的各省区的山地民族或丘陵、平原地带汉族和少数民族混融杂居的地区。这类地区里，往往佛、道、儒与基督教及地方信仰兼存，混杂不分。而在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跨界族群分布的区域内，宗教混融的纯度加大。以某一种民族化了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为主，同时与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并存的情况居多，多种在同一族群区域兼存和混融的情况较少。在我自己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后一种情况，如以滇西南各族南传佛教和云南境内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各族传统音乐文化做过相对深入一些的考察和研讨，其次是对靠近内地的瑶族、黎族等族群中，兼含道、佛、儒和本土信仰的混融音乐文化也进行了考察和研讨。如今，这个领域已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热点。
杨晓：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研究，尤其是大量无文字传统的族群音乐历史一直是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而这一难题的攻克又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音乐历史的宏观书写。您多年来用心于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从您的多部论著来看，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研究一直是您关注的重要话题。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在处理少数民族音乐，尤其是无文字族群音乐的历史研究中的体会和经验？
杨民康：
若论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的目的和方法，较重要的是音乐民族志为主的个案研究，另一个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两方面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共时性特点。我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目前针对地方性音乐文化和小传统的个案研究既是基础，也是主体。有关跨文化比较和“大传统、小传统”的结合研究虽然是一种重要而长远的发展趋向，但至少在当下，还不可能作为主体来看待。另外，如果把我们这个学科同音乐史学来做比较，我认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仍然是我们各自的主要特征，也是两个学科之间的分水岭。那么，这种观点和看法是否与跨学科研究的呼吁相抵触呢？
在以上前提下来看口传音乐文化与史料研究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文化族群，有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可以对它展开研究的可能性和所用的方法当然是不一样的。在含有大量历史记载和相关史料的汉族文化来说，静态的历史和动态的现实终归是不同的两个文化层面，以两者为对象的分别研究可以是互相补充，而无法完全相互替代。而对于某些本来缺少文字史料，其音乐文化以口传方式为主的少数民族来说，人类学所强调的共时性研究方法是主要的，但在开展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跨文化比较和“大传统、小传统”的结合研究时，我们便非常需要音乐史料、史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支持。然而，从根本上说，我们做研究时仍然有自己以共时性研究为主的基本目标。对于史学来说，我们所企盼的更多是去借鉴由音乐史学家做出的，属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相应成果，用来补充、丰富和证实我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和局部性想法。而并不意味着要让每一位民族音乐学家或人类学家像史学家那样，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而把主要精力投身于史学研究。所以说，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更多是指在不同学科学者“各司其位，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彼此再去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最后形成整体性成果。而不是让每一位学者都去亲身涉险，做“学术超人”。从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超人”只是极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我们所要避免的，是作为一位有志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青年学生或学者，若刚出道就以此为终身追求，可以预想的结果，不过是当一名“万金油”而已。
如果以云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族群的音乐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例，我们既要看到在这个领域里，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汉文和傣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作为研究依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当代史，更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动态的现实。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可以结合我曾经经历过的三类研究来谈：
第一类是配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音乐界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课题，我曾经对布朗族、德昂族等进行过讨论。当时存在的一种普遍做法，是出于某种为历史而历史的功利性目的，不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身规律，不惜以进化论的现成思路，套用其思路和方法，以图为异文化族群构建人为的音乐文化历史。在我自己的同类研究中，虽然尽可能去呈现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在研究思维和方法上也难免重蹈旧臼。所幸的是，在近几年有关傣族和南亚语系的整体研究中，我的这种学术偏向逐渐获得了纠正。第二类是在对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进行系统研究时，我曾经运用了近百年来产生并一直沿用的少数民族赞美诗、圣经和相关的中外文史料，对之进行了相当于当代史的研究。第三类是在有关中国和东南亚傣族和南亚语系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研究中，我通过对相关的古代汉文史料的运用，对两地不同族群的古代音乐历史进行了一定的考证，其结果证明非常有利于对这一领域进行的民族音乐史研究。
从以上例子来看，其中确实涉及了不少历史研究的内容。但总的来说，有的是应景而作，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一些可以说是值得加以总结的、所谓的成功经验。具体而言，我的这类研究工作中，凡涉及古代史的研究，主要是因为在史学领域，相应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以致自己不得不勉强、仓促地披挂上阵；而涉及近现代史者，虽然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有隔行的问题，但由于彼此在研究对象上非常接近，而且做为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在两个学术方向的融合度和个人的参与度等方面，都不乏好的研究先例，所以，我也就能够在其中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位置。总之，在一些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我至今认为自己尽管是一个不合格的史学研究者，但却不免屡屡是“唯一”去进行研究者。这也许不过是一个个偶然性的巧合而已。但是，偶然性现象聚集在一起，也就慢慢被人视为必然的了。
通过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研究实践，有时我在想：如今我们这个学科与音乐史学既有着区分的方面，也存在趋同的方面。若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好像不在目的，也不全在方法，而更多是在于对象。是看上去像“死去的”沉睡物或“活着的”生命体的两类研究对象，造成了我们在处理方式（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区分。但是，我们的学术目标似乎应该是一致的：无论古今事象，都要作为“活着的”生命体去对待，要把它放到历史的或传统的的长河中，去进行“活态”的研究。在这个大的目标下面，好的史学研究者，为了把“死去的”沉睡物“激活”，就会去参加做田野工作，想尽办法旁观“活着的”生命体，以此寻求“活态”的参照。反之，一个好的人类学者或民族音乐学者，在借鉴和学习史学成果的过程中，也会尽可能用自己从研究对象引发的活态思维去进一步“激活”史料。不同的是，若他仅使用某种静态的研究分析方法，即使面对的是“活着的”生命体，也会把它搞成一个“死去的”沉睡物。我想，作为个体研究者，站立在这个学术环链的哪一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若持有这种“活态”的历史观或传统观，就能让自己在整个环链的运动中纵横上下，游刃有余。
杨晓：从学科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您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民族志”书写这个问题上，并且已经出版了《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这部书不仅在元理论上梳理了民族音乐学在中西方的发展历程，而且从主位－客位、描述－诠释、共时－历时、微观－宏观等视角呈现出音乐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方式。更重要的是联系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案例，清晰地阐明了“西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关系，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澄清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借用并改造来自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困惑。请您谈谈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以及写作过程中理论梳理、课堂教学及个人研究之间的关系。
杨民康：
我开这门课的初衷，是据我在学习过程中获知，在欧美大学音乐系的民族音乐学教学中，通常有三门必修的主课：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田野考察方法和记谱与分析方法。在我自己围绕音乐民族志研究展开的教学过程中，仍然贯穿了这样的思路。可以说，《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这本书，主要涉及了三门主课的前一门课。
从研究对象看，中国音乐史是世界音乐史的一部分，中国音乐文化也是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彼此的文化隔绝，中国传统音乐学界和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经过多年的分道扬飙，基本上已经形成两种不一样的音乐研究思路。然若论两种分析思路的来源，可以说是出于同一个，即西方音乐的研究传统。80年代以后，由于新的一轮中西交流出现，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音乐时，基本沿用其后来在西方学界形成的研究和分析思路，但一定程度吸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方法。而在中国国内，则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多数人仍然继续坚持和沿用自己的分析思路，但是，由于它们与国外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有“同宗”关系的原因，彼此之间其实有很多殊途同归的地方。所以，另有一些中青年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便企图将前两种思路予以结合，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希望走出一条适合今天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现状的新路。我的这本书就是想去做这件事，但从目前投入教学和应用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杨晓：在《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这部著作之后，您又连续发文进一步讨论中国音乐民族志的书写风格与范式。通过对不同范式的梳理，您是希望通过整理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研究分析模式，为民族音乐学的文本分析与形态研究等等重要问题提供一些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吗？
杨民康：
科研课题研究思路2
[关键词]教师研究；教师发展；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09)06-0077-03
当前，许多学校都在努力争创示范性高中，建一流名校。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名校何以“成名”，起决定作用的是师资队伍和校园文化。中学因有名师而扬名。名师绝不是教书匠，而是具有教育思想、教育风格、教育能力的教育家。教师只有成为研究者才能不断反思教育实践，不断改进教育行为，才能真正成为教育的实践者和教育的创新者，进而达到成名成家的理想境界。如何才能使教师成为研究者呢？
一、唤醒科研意识，激发研究潜能
让教师成为研究者，究其本质，就是期盼教师以思考者、追问者、探究者与反思者的姿态来看待教育教学中的一切现象或事实；就是希望教师对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教育现象或事实追问“何以如此”“将该如此”等问题；就是希冀教师把那些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个人信念、预先假设推到个人理性的“审判台”；就是期待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从理性的层面上多问几个“为什么”，以促使教师增强问题意识和“解题”能力，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当教师以“思考”的目光审视校园，以“探究”姿态从事教育，以“反思”的襟怀走进课堂时，教师无疑就具有了“研究者”的特质。
(一)唤醒教师的研究意识，首先要唤醒他们的问题意识
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而创造始于问题。问题意识、问题能力可以说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基础。问题并不会自动地走进教师的头脑。教师要有可思、可研的问题，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就要做有心人，善于观察，深入思考；要以事实、经验和逻辑为依据，敢于怀疑，勇于质疑；不断变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并进行类比与移植；深入探究现象，勇于创新……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教师的反思。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校本教研制度正在逐步完善，这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极为有益的。以备课组、教研组为单位，以单元为阶段，以个人反思和集体讨论为方法，以集体备课为平台，以个体教学实践为对象，各抒己见，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师生互动等方面，积极探讨新思路、新认识、新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帮助教师反思教学行为、更新教育思想的方式。如果组织及时，带头人引导得当，这样的集体备课就是一次“头脑风暴”，对于激发参与者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曾跟踪观察我校高中部某备课组的集体备课活动一个学期，从初期备课组长的“独唱”到中期的“小合唱”再到后期的“大合唱”只用了半个学期的时间。在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会上，先前发言的多是中老年教师，后来年轻教师慢慢的由听众变成了“演员”，并逐步成长为“主角”。而讨论的问题也由初期侧重于“操作”(如何讲解例题、重点应该讲什么、布置哪些作业等)发展到关注“精神”(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如何处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某一个教学内容的拓展是否有益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等)。集体备课不仅要研究以后的课如何上，更要反思已经结束的课上得如何。这种集体备课活动，事实上是教师的教学研究过程，他们是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的，是要把“自己摆进去”，聚焦自己特定教育教学情境的经历、体验与感悟，描述自己教育教学生活中实际的遭遇、困惑与迷茫，以及尝试理解、诠释与解决的过程，其结果教师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研究者”的行列。
(二)唤醒教师的科研意识，也要唤醒他们的成功意识
在“科研兴校”观念日益获得广泛认同的背景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也都越来越重视和提倡教师“做研究”。在实践工作中，部分教师虽有参与研究的热情和愿望，但由于多年来只忙于教学而疏于“写作”，表现得不自信、不积极，成功意识非常薄弱。因此，教师开始“做研究”时，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指导与帮助，让教师在研究过程中赢得自信、体验成功，真真切切感受到“我能够做研究，我也能够获得另一种成功”。
我校数学组有几位中年教师参加了一次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组织的课程改革实验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很受鼓舞，产生了很强烈的“做研究”的热情和愿望，但又不知如何下手。后来，他们经过努力加入了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信息技术在中学数学创新教育中的应用研究》课题组，并承担子课题《信息技术在中学开展数学课外活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的研究任务。课题组成员聘请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教学论专业的教授、市教研室数学教研员等专家为顾问，制订科学周密的研究计划，有的放矢地进行实验探索。他们以校园网为平台，以网络杂志《数学角》《爱科思》为阵地，指导学生动手动脑搞研究，在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发展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等方面成效显著。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的教师们学会做研究的方法，改进课堂教学，密切师生关系，体验到研究成功的喜悦。该课题2006年结题以后，课题组又申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的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数学核心概念、思想方法及其教学设计》的子课题。为了带动更多的教师参与教学研究，学校有目的地组织该课题组教师通过公开课、展板等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并请参与的同学谈自己的感悟和收获。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数学教材修订会、教改实验基地学校年度表彰大会也在我校召开，课题组成员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受到了表彰，教师们做研究的信心与热情更加高涨。在他们的带领下，学校出现了多个研究团队。
(三)唤醒教师的科研意识，还要唤醒他们的责任意识
教师如果能将教书育人自觉地视为自己的职责，并化作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就会对教育教学过程精益求精，达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的境界。而一个教师具有了这种追求，达到了这种境界，其自我发展的愿望也会愈加强烈，投身教育教学研究的热情也就会高涨。因此，学校应唤醒教师的责任意识，使教师意识到：历史是发展的，教育是变化的，思想是流动的，一成不变的教育和不思变革的教育思想是缺乏生命力的，根据时代的特点不断调整我们的思想、发展我们的观点，我们才能成为教育变革的主动者。二、搭建学习平台，创设交流环境
教师的研究是通过反思性实践、先进教育理念的学习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合作，以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的活动过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教师提升个人经验、创新教育方法、更新教育观念的成长过程，学习与研究辩证地统一于教师的实践探索之中。为了帮助教师在繁忙的教育教学丁作中寻找到研究与学习的乐趣，我们曾经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一)以课题组为团队，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开展学习
中学教师教学任务很重，难以集中时间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为了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我们提倡将工作、学习、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边教边学、边学边研，走的是以学习引领研究、以研究促进教学的实践探索之路。无论是学校自主立项课题还是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立项课题，学校都给予一定数额的科研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既可以根据需要，购买一些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资料，供课题组成员研读。也可以从网络上下载一些论文、研究信息等，分发给其他成员，供学习之用。为了督促检查学习效果，课题组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相互传阅读书笔记、交流学习心得、发表研究成果、提供新的研究资料。这种集会，既是鼓劲会也是交谈会，参加者在分享与合作中学会学习、学会研究。
(二)搭建网络学习平台，营造平等交流的氛围
劳动手段的主体性和劳动方式的个体性特点，使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教师个体之间需要通过交流来分享喜悦，诉说困惑，展现自我，获得友谊。校园网给教师提供了这样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为加强校本教研制度建设工作的力度，2003年我校建立了“六艺牍”网站()，搭建了高中新课程改革的交流平台。教师利用它可以学习教育理论，研究他人案例，思考教育问题，记录教学(或管理)心得，积累实践案例，促进自我成长；学生利用它可以回看老师教学思路，自己动手操作课件，吸取同学经验，分享同学成果，发表自己见解。这个网站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资料，是一个极为便利的学习资源库。同时，它又为教师发表个人研究心得提供了一个园地，为师生的教学问答打开方便之门。2009年初，这个网站与学校网站整合，更名“教师发展网”，在帮助我校教师获取新课改信息、交流研究成果、更新教育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举办“杏坛百家”讲座，开阔教师眼界
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谈，对教师成长的影响是“苦干”和“苦读”所不能比拟的，这是更为有益的一种学习方式。我校设有为学生和教师分别举办的“杏坛百家”讲座。每年的五月和十月，我们邀请有关专家教授、特级教师来学校为教师做理论辅导报告或开设示范课，解答教师关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课题组深化理论研究。许多专家与我校的教师保持长期联系，担任课题研究顾问，充当教师研究的领路人。实践证明，专家引领教师参与是中小学开展教育研究的成功之路。
三、编制课题研究指南，规范教师的研究行为
教师成为研究者并不是让教师像专业研究者那样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教育进行研究，也不是让教师发表所谓“标志性”的论文，更不是让教师把教育教学撇在一边，埋首资料堆中“另起炉灶”进行研究。而是教研结合，在教育中研究，在研究中教育。换言之，教师的教育研究是在教育实践中、通过教育实践、为了教育实践的研究，是为了解决教师自己在教育教学中所遇到或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是源于教师自身解惑的需要且为了改变教师自身所面对的独特教育教学情境而进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使教师获得一种自我反思批判的、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养成一种反思、追问与探究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教师将体会到自己的责任，体会到教育的意义和自身存在的价值；教师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和服务对象(学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与之共同构成自己的生活世界。因此，规范教师的研究行为，帮助教师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是十分必要的。
为保证校本教研制度的有效建立，引导我校教师研究的健康发展，追求研究效果的时效性和可持续性，从2002年起，学校教科室会同教学督导委员会结合教学督导所发现的问题，效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指南，每两年精心设计一份我校的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指南，划拨一定数额的研究经费，供教师申请校级科研立项时参考。每年的四月，教师以课题组方式自由申报校级科研课题，申请课题获得立项以后，所得经费单项列支，由课题组按计划使用。这样一来，一方面困扰教育教学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立项课题的形式展开研究，体现出了教师研究内容的“教育性”；另一方面课题组基本上也是备课组，问题是从课堂中来，成果又应用于课堂，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实践性。为了建设学校课程，学校围绕科学与实验、亲近大师、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四个领域设计了80门课程，以课题的形式招标，教研组研发，不仅保证了校本课程建设的学校特色和学科分布，而且也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积极性。经过几年的实践，我校目前已经出现了“组组有课题，人人皆参与”的可喜局面，校本教研有计划、有落实、有检察，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建立激励机制，培养教师的研究习惯
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是需要后天培养、提高的。古人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教师发展既是目标也是过程，教育科学研究将伴随其整个教育人生。教师成为研究者，真正走上由学习——研究引领发展的自我完善之路，就必须由“要我研究”发展为“我要研究”，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形成良好的科研习惯。
为帮助教师研究由“任务”观念向“习惯”境界发展，学校建立了必要的激励机制。从管理的视角，一是设立科研管理部门，具体指导、督促、检查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常抓不懈。二是深入调研，确定研究重点，定期编制课题指南，安排研究任务，切实解决教师研究起步难的现象。三是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如研究经费、场所、仪器设备、资料印刷、参观考察机会等，帮助教师不断提高反思能力，转化课题研究。四是建章立制，定期奖励优秀研究成果和表彰科研优秀教师，营造“科研也光荣”的学校文化。同时，在教师职称晋升、聘期届满考核、评选学科带头人、推荐参加教学能手评比和优质课比赛等方面，一定量的教学研究成果是必备条件之一。这样逐步改变教师重视教学而轻视研究的倾向，引导他们反思教学行为、改进教学方法、总结教育经验、丰富教育思想。尤其是那些中年就晋升高级教师的骨干教师，极容易出现两极分化，或者教学与研究双丰收，或者教学与科研双欠收。对于后者，光靠自觉是不够的，必须用制度加以约束，让研究与学习成为他们不断进步的“助推器”。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教师研究是解决中年教师“职称后”教育的有效手段。
科研课题研究思路3
一、以课题研究为引领，深化教学改革
长春市第七十四中学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003年学校新班子成立之时，面对的是一所教师人心涣散、教学质量严重滑坡、学生纷纷外流、社会声誉低下的薄弱校。如何改变这样一所学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学校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研究，确立了规范管理奠基础——教育科研寻突破——特色发展创品牌三步走的工作思路。
经过三年多的规范化管理，学校步入了正轨，风气正了，教师工作热情高了，社会形象好转了，但是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出现在哪里呢？2006年，我们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对学校的课堂教学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中我们发现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多数是围着教师的指挥棒转，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始终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学习状态，课堂教学效率低，学生高分低能。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课堂教学既不符合“师生交往互动”这一新课程理念，也违背了学生发展的规律。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学生发展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遗传因素，它是前提和基础；二是环境因素；三是教育因素；四是主观能动性。而一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上进心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另外，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学习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是事物变化的内因，教师等其他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教师的知识再丰富，教学水平再高，如果学生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教学效果也一定是高耗低效的。
基于这种认识，2006年10月，我校依据区主导课题《关于学生主体性发展教育模式的研究》，确立了《学科主体性教学模式的研究》课题，并认真开展研究：一是隆重召开全校科研课题开题大会，提高广大教师对教育科研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开展通识培训，组织教师学习、研究国内外主体性教学的前言理论，增强教师研究课题的主动性；三是以学科组为单位确立子课题，并制定学科研究方案；四是各学科组任课教师结合课堂教学实际开展行动研究。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我们推出了许多典型课例，反复研讨、认真提炼、归纳总结，逐步构建出各学科主体性教学模式。如，数学“自主探究”教学模式设计为五个环节：1. 诊断学情、确立目标：通过检查作业、复习提问等形式了解学情，确立教学目标；2.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和氛围；3. 尝试探索、获取新知：教师为学生提供主动学习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自主尝试获取知识；4. 点拨理解、当堂训练：教师对学生不易理解的重难点进行点拨，帮助学生理解新知，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检测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教学策略；5. 总结归纳、延伸拓展：师生归纳总结学习内容，适当延伸，拓展学生思维空间。这一主体性教学模式的运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课堂教学效率明显提高。
几年来，我校通过“主体性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索，课堂教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成为课堂上思维活动的主体；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有效地推动了课堂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提升，涌现出许多能教善研的名师，其中区骨干教师4名、区十佳名师2名、市科研型骨干教师17名、市学科骨干教师7名、省级骨干教师2名，有3名骨干教师已经走上校级领导岗位。尤为可喜的是，2011年邢惠敏老师在三省四市优质课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二、以课题研究成果为载体，推动学校特色发展
特色是学校个性化的或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品质。创办特色学校已成为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尤其是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学校特色建设更是立校之本。坦率地讲，我校在特色发展的问题上也困惑许久，学校既没有传统优势项目，其他工作方面又没有拿得出手的亮点。学校特色发展方向在哪里呢？自从开展了“学科主体性教学模式”课题研究之后，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然问题就是课题，课题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不就是一个切入点吗？再沿着这个切入点发展下去，不就是学校的特色吗？思路清了，目标明了。2007年9月，我校在科研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将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育人模式作为学校特色发展方向。既在教学中突显学生的主体性，强调学思结合、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在学生管理中，突出制度规范——班级文化引领——内化行为——自我管理等环节，以学生会、学生社团为载体，强化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培养自我管理能力。经过几年的实践，学校特色日臻形成。2009年，这一特色在长春市“三A”学校验收中得到领导、专家的认同，学校也被评为长春市素质教育特色学校。
三、以课题研究为依托，提升领导能力
十几年的校长工作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校长既是思想引领者、教育者、管理者，但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思想的引领者。而校长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从哪里来，我的体会主要是从教育科研实践中来。几年来“主体性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促使自己不断地学习教育理论、思考问题、反思实践、总结经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作为一校之长，只有重视科研、善于科研，才能在办学治校中出思路、出策略、出思想，校长的思想领导力才能不断的提升。
1. 要树立科研兴校的理念，用科研的方法去研究解决学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教育科研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保障。如，成立科研室，整合科研力量；建立教育科研制度，调动教师科研的积极性；设立专项研究经费，奖励在教育科研上取得优秀成果的教师等。
2. 要善于组织、引领教育科研。校长要作为重大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帮助各学科组教师确立子课题并亲自参与课题的研究。这样既引起教师的重视，激发研究热情，主动参与研究，有效地推进课题研究进程，又能使校长掌握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捕捉到教师中先进的方法和经验，丰富自己的教育思想。
3. 要善于学习，做课题研究的表率。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问题，靠已有的学识、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更不能管理好一所学校。为此，校长要深入工作实际，勤学习、多思考、深研究。例如，我校地处净月开发区，随着开发区征地拆迁进程的加快，学生外流现象非常突出，到我校就读的学生大多数基础差、学习习惯不好。针对这一情况，“十二五”期间，我校又确立《关注学生差异，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校本课题，重点研究解决学生差异性的问题，寻求因材施教的策略，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研究思路和工作计划4
一、任教学科：
二、研究的课题：
如何提高课堂效率
三、个人子课题：
利用农村小学远程教育资源提高课堂效率
四、研究目标：
1、探索总结农村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模式二的教学方法，即采取什么样的教学行为方式把农村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模式二的资源运用到教学中去，从而构成新的理论、新的教学方法。
2、在实验的过程中，学习、培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成为学习型的教师，走教师专业化发展之路。
五、课题研究的主要资料：
农村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模式二的教学方法及与数学课堂的有机整合
六、研究措施：
1、认真系统地学习有关的理论。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一些相关的专著和他人的经验性文章，在学习中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转变陈旧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