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医生进农户工作计划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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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医生进农户工作计划1
一、广泛宣传，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是贯彻计划生育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性别歧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偏高水平，特别是一些乡镇二孩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比较严重，如果任其发展，将对我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一定要充分认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进一步增强人口安全意识，增强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开展好这项工作。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大张旗鼓地开展“关爱女孩、树立新风”的宣传活动，大力倡导和传播以人为本、少生优生、男女平等、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经济帮扶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引导广大群众少生快富奔小康；大力宣传农村妇女在发展经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宣传男到女家落户，“好公婆、好媳妇”等典型事迹，提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力宣传性别比失衡的危害，引导广大群众消除在生育行为上的性别偏好，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从而为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二、明确职责，齐抓共管，形成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合力
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要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责，统筹规划，密切配合，突出重点，综合治理。
县委宣传部要加大对人口、资源、环境等国情和计划生育法规政策的集中宣传，把“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规划，纳入评选表彰文明单位、文明村和十星级文明户的指标体系，并部署落实。
县计划生育局要加强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调查研究，制定全县3—5年内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的治理规划和具体措施，抓好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检查考核，建立和完善生育管理与服务的各项制度，依法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各项优惠优待政策规定；会同卫生、药监等部门制定和完善B超管理、终止妊娠药物管理、终止妊娠手术管理、出生死亡报告以及孕后随访、产后回访等制度。
县卫生局要认真贯彻落实《母婴保健法》及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医疗卫生单位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和终止妊娠药物使用的技术规范和规章制度。对从事B超操作或染色体检查等可能涉及胎儿性别鉴定岗位的医务人员要严格管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督促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建立健全避孕节育、孕情检查和访视、终止妊娠以及孕产期保健等服务的信息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在医院出生婴儿的统计和婴儿死亡登记、报告制度。做好并督促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加强与计划生育部门的信息沟通。
县教育局要制定和落实促进女童教育的相关措施，认真落实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子女义务教育杂费减免的政策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女孩在接受义务教育、缴纳杂费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升学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降分录取，提高女童入学率和接受高一级教育的机会，培育女孩健康成长。
县公安局要依法严厉打击溺弃女童、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协同相关部门及时查处非法送养女婴、新生女婴去向不明等违反有关法规的典型案件。
县民政局要进一步规范婚姻登记管理，积极研究解决婚姻登记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加强对收养子女的严格管理。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先保障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基本生活。探索和建立农村独女户和双女户优先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要制定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妇女就业技能的培训，采取措施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县农业局、扶贫办等部门要确保各项农村、农业和扶贫工作政策措施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对农村妇女的实用技术培训，安排适合妇女参与的经济发展项目，增强妇女的经济参与能力，维护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分配中的合法权益。
县统计局要加大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的调查分析，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情况内部通报制度。
县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建立终止妊娠药品流通的管理、监督制度，定期检查，严禁终止妊娠药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县财政局要提高对人口与计生事业经费的投入水平，加大关爱女孩行动的资金投入，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家庭奖励优惠政策的落实。
县妇联、县司法局要广泛宣传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维护女孩家庭合法权益的措施。县妇联要深入开展创建“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活动，切实维护妇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县电视台要开办专题栏目，定期播放“关爱女孩、树立新风”的宣传片和公益广告，弘扬新型生育文化。
三、健全制度，落实措施，强化重点环节的服务与管理
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必须立足长远，着眼当前，狠抓重点环节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为育龄群众提供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实施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出生缺陷干预和生殖道感染防治“三大工程”，坚持开展经常性为育龄妇女查环、查孕、查病服务和生殖健康系列服务，提高育龄妇女落实节育措施的及时率和有效率，减少非意愿妊娠和人流引产现象，使育龄妇女享受良好的生殖保健服务。
二要加强生育管理，建立完善二胎生育管理与服务的相关制度。全面推行计划内二胎孕产期随访服务制度，乡村两级要做到定期上门，责任到人。全面推行计划内二胎定点分娩制度，对自觉按合同定点分娩的计划内二胎孕产妇，定点单位要给予生育保险和收费优惠。确定为定点分娩的单位必须是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县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计生服务站和乡镇医院，严禁未取得执业证书的医疗卫生单位、计生服务机构和个体诊所非法接生。严格执行照顾二孩生育只给一次机会的规定，对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有溺弃女婴行为或婴儿出生后去向不明的家庭，均不再安排生育指标。
三要加强B超和中期引产管理，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行为。未经许可，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得施行胎儿性别鉴定和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对违反规定的要依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要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溺弃女婴、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对发现和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及时立案查处，依法追究当事者责任，并通过案件查处教育当事者和广大群众。
四、落实政策，利益引导，切实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
完善和落实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依法维护女孩和生育女孩家庭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是关爱女孩行动的重要任务，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各乡镇要认真贯彻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切实兑现已经出台的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各项优惠优待政策，真正做到取信于民，树立“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当前在执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同时，要特别在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双女结扎户保健费发放、义务教育杂费的减免、放弃二孩生育奖励、宅基地划批、土地承包、劳动就业以及集体收益分配等方面落实政策，使利益导向机制在关爱女孩行动中发挥根本作用。同时，要把关爱女孩行动同计划生育“三结合”、扶贫开发、救助计生困难家庭等工作紧密结合，加大帮扶力度，解决实际问题，真正使计划生育家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障。
保健医生进农户工作计划2
2、精准扶贫“六个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干部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
3、小康建设六项行动计划：小康路建设；小康水建设；小康房建造；小康电建设；小康讯建设；小康寨建设。
4、精准扶贫“四看法”：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有没有读书郎。以“四看识真贫”工作法在全镇对扶贫户开展精准识别工作，确保不漏一个贫困户，找准贫困对象。
5、精准扶贫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安排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6、脱贫“五个一批”工程：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7、精准扶贫两个所有：就是到2020年全省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落实兜底政策；到2020年全省所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脱贫摘帽”。
8、精准扶贫两个不掉队：“两个不掉队”就是聚焦所有民族脱贫，不让一个民族掉队；聚焦三片六山地区脱贫，不让一个地区掉队。
9、贫困对象识别程序：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张榜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备案。
10、“5321”结对帮扶活动：即厅级领导帮5户，县级领导帮3户，科级领导帮2户，一般干部帮1户。
11、扶贫主体责任：党委主责，政府主抓，干部主帮，基层主推，社会主扶、群众主体。
12、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项行动”
①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行动。完善高速公路路网连接通道，实施农村公路建设三年会战；实施水利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支持水利工程建设向贫困村倾斜；实施贫困地区农村水电开发，到2020年全面实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
②实施产业和就业扶贫行动。扶持贫困县、贫困乡镇规划建设不同层次的农业示范园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农村小微企业。实施乡村旅游扶贫计划，大力实施电商扶贫。实施“雁归兴贵”行动计划，引导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③实施扶贫生态移民行动。到2020年把“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深山区、石山区和生态脆弱地区142万人全部迁出。合理规划移民安置点。
④实施教育扶贫行动。大力推进“四项突破”工程和教育“9+3”计划，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继续压减6%的行政经费用于支持教育，各级教育经费继续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倾斜。
⑤实施医疗健康扶贫行动。构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推进新农合和大病保险全覆盖，提高贫困人口大病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加大医疗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加强农村贫困残疾人健康服务，建立贫困人口健康卡，加强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标准化建设，实施“百院建设工程”。
⑥实施财政金融扶贫行动。发挥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省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基建投资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农业综合开发、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等涉农资金优先投向贫困村。建立健全省、市（州）、县三级扶贫投融资平台，设立扶贫产业发展基金和县级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
⑦实施社会保障兜底扶贫行动。加强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制度衔接，持续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到2020年农村低保与扶贫两个标准实现统一，将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人口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加快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和临时救助等救助制度为主体，以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开展“救急难”工作。
⑧实施社会力量包干扶贫行动。加快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聚合各类资源实现与全省9000个贫困村“一对一”帮扶全覆盖。用好对口帮扶力量，完善联络协调机制。用好各类企业力量，深入开展国有企业“百企帮百村”活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扶贫公益基金和开展扶贫公益信托。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
保健医生进农户工作计划3
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缓慢的收入增长速度，无法跟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为数众多的贫困农民，更是陷入了无钱看病、吃药的困境。近年来，相当数量农民的健康状况甚至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大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仅直接危及这些家庭的生命健康，而且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退出与农民税负的不断增加，形成强烈的对比，削弱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统治的道义基础。农民面临再一次被抛在现代文明进程之外的危险，而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隐忧。
一日益突出的农民健康问题
收入增加、医疗技术改进和实施公共卫生计划，是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居民健康状况显着改善的三个基本因素。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宣传、教育、强制等手段，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实施计划生育、儿童免疫、控制传染病和地方病等公共卫生计划，比较有效地抑制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流行，使中国农民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中国在总体卫生投入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大幅度地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提高了整体人群的平均期望寿命。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50‰以下，农民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倍，由20世纪30年年代的34岁提高到70年代末的68岁。
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成功，大大改善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健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这一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也非常突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创新，比如中西医结合、改善饮食、生活环境等等，这些优秀成果被世界银行专家称为“中国模式”。
80年代以后，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使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几乎完全变成了自费医疗。医疗费用的攀升，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元增加到元，增长了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元和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倍和倍。对宁夏回族自治区2470户、11140人医疗费用调查显示，全年人均医疗费用为178元，医疗费占人均收入的％，45％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农户医疗费占全年收入的％。即使考虑到农村的医疗费用相对较低的因素，农民医疗费用的增幅仍大大超过了其承受能力。
医疗费用的快速、大幅上升（高于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一倍以上），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但其经济风险却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7－30倍。农民住院一次，意味着承担20倍于未住院就医者的经济压力。在缺医少药的短缺时代过后，中国农民出现了新的“看病贵、住院贵”问题。70％的农民认为目前医疗费用增长过快，20％明确表示已看不起病。无钱看病买药、无钱住院治疗的病人增多。据调查，农民生病无钱就诊的比例由1985年的4％上升到1993年的7％，需住院而无钱未住院的比例由％上升到％。在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农民患病未就诊的比例有72％，应住院未住院的有89％。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医疗费用，成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80年代以后，受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增强、劳动保护不足、部分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不大，有些指标出现恶化趋势。1993年与1985年相比，农民的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因病休工天数、因病卧床天数等指标都有明显增加，分别从‰提高到‰；从‰提高到‰；从天提高到天；从天提高到天。农村居民因病休工和卧床天数高于城市，说明农村居民患病的严重程度高于城市。同时反映出农村居民一般“小病抗”，积累成大病不得不“躺下”。农村居民患病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需要住院而没有住院治疗。1993年与1985年相比，农村居民需要住院而未住院率高了42％，比城市高35％。“经济困难”占未住院原因的60％以上（见表1）。农民健康状况的相对和绝对恶化，是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又一特征。
受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十分薄弱。预防保健服务属公共卫生产品，供给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投入。目前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只占支出的1/3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轻视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现阶段农村预防保健的任务仍然非常繁重。计划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传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传染病（如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据对400个村卫生室调查，2/3的村卫生室缺乏病历记录，对注射器和针头的消毒率低于50％。90年代以来，中国HIV阳性报告年均增长率高达30％。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有计划地开展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农村妇幼保健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低于城市。1993年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产妇在家中分娩的占％，住院分娩的仅占％，全国农村儿童的健康体检率只有％。地方病主要分布在农村，如地方性氟中毒、碘缺乏、血吸虫病等在很多县还没有得到控制（见表2），地方病的防治任务还十分艰巨。传梁病和地方病的回升，是当前农村卫生保障的另一个特征。
疾病增多、人口预期寿命下降是“经济转轨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社会阵痛，却仍然出现了“转轨经济”一些消极的社会后果。反映农民健康状况的一些主要指标停滞不前。婴儿死亡率继续保持在50‰左右，一些贫困地区甚至高达60‰。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农村地区19岁以下死亡者占死亡者的比重为％，城市为％。[10]1980年以来，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不仅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而且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见表3）。与80年代以前人口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相比，近20年来，中国城乡人口的预期寿命增长缓慢（见表4）。一些地区，农民预期寿命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
疾病与贫困有不解之缘。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以年人均收入低于900元作为农村居民的最低贫困线，199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高达亿人，其中50％集中在西部。[11]在农村最贫困的农户（约占4％）中，50％左右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12]在江苏省泰州市，根据1997年对全市6乡30 村进行的普查，在重点调查的499户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占％。[13]因而，当前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义、公正或者是关乎稳定的问题，而且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经济问题。它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的素质下降。更不必说一些恶性传染病的严重后果。
二农村合作医疗能恢复吗？
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比较完善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中国在收入相当低的情况下，对城乡居民普遍开展了医疗保障制度。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4]合作医疗“是在各级政府支持下，按照参加者互助共济的原则组织起来，为农村社区人群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医疗保健制度。”[15]“合作医疗”（制度）与合作社的“保健站”（机构）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人员）一起，被誉为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
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滑坡的局面。根据1985年的调查，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5％。1989年统计表明，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16]我们调查过的上海市、长治市、合肥市、烟台市等，除上海市基本坚持下来外，其他地区的合作医疗都出现了大面积滑坡，很多地区合作医疗完全瘫痪。90年代初期，全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17]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惟一范例”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解体的危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成为导致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中最难完成的指标之一。
由于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成就，加上它对政府财政没有依赖性，从民间到政府部门，都对合作医疗制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继续让合作医疗发挥更大的作用。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4年，国务院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国7个省14个县（市）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及跟踪研究工作，重点抓了开封林州市的合作医疗，旨在为合作医疗立法提供理论依据。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举办合作医疗，要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民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济意识，动员农民积极参加。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预防保健保偿制度作为一种合作形式应继续实行。要加强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民真正受益。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为贯彻上述决定，卫生部等部门于1997年3月份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并得到国务院批复。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达到高潮。
但是，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之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像希望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在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高潮”的1997年，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农村居民中参加合作医疗者仅为％。[18]卫生部1998年进行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合作医疗（表5中的二、三、四类地区）停顿后恢复起来比较困难（见表5、图1）。这比80年代末的5％有一定提高；但与70年代90％以上的合作医疗覆盖率相比，有很大差距。说明政府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的努力，并没有达到目标。
政府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受挫，引起了人们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反思与争论。对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根源，有的学者强调政治因素是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有人认为合作医疗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正是毛泽东的亲自提倡，导致了合作医疗的普及。“文革”结束后，合作医疗自然没必要存在了。[19]有的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认为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合作医疗在经济上、财务上出现了明显的筹资难题。还有的强调农民思想觉悟低，基层政权组织没有积极性，合作医疗的管理存在诸多漏洞，干部和社员在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中的不平等，失去了群众信任。[20]
学者们的分析表明，由于影响合作医疗制度的因素日益复杂，如政策调整，疾病流行模式变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恢复合作医疗在实践中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不应抱有太大的希望。我们认为，影响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合作医疗政策的不稳定，有关政策之间相互冲突。合作医疗制度的曲折变动，与国家的宏观决策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期间到8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合作医疗的提倡，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对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政策。一个地方合作医疗能否发展，往往由地方政府自主决策。9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重新提出“发展与完善合作医疗”，但是部门之间在合作医疗基金提留问题上的看法不统一。1997年国家出台的合作医疗政策，仍然“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这就使发展合作医疗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威力，而地方、部门条块之间的利益分割和对立，使他们的主动性大大下降，因而可以说事实上没有人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看法。
90年代以来，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农业部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项目视为“交费”项目，列为农民负担不允许征收。这一政策与国家支持发展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结果导致一些恢复合作医疗的试点地区，再次放弃合作医疗制度。
第二，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缺陷。国家对合作医疗制度没有投入，地方政府对合作医疗的财政支持有限，随着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的下降，向农民集资成为建立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经济来源。向一家一户的农民筹集合作医疗资金，不如利用集体公益金来得容易。除了筹资困难外，关键在于农民对合作医疗的认识和信任程度。“合作医疗能否发展起来、能否维持下去，最重要的是要看群众愿不愿意参加。”[21]农民的支付意愿，主要受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考虑。如果用不太多的投入，确实能够（部分）解决看病费用的话，对农民应该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态度有较大差异。一些农民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卫生部等部门1997年对2960户农民的调查，有近1/3（897户）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22]陕西省旬邑县原底乡对301户的调查，只有36％的农户对合作医疗满意或比较满意，44％的农户不表态，20％的农户不满意；有44％的农户愿意参加合作医疗，56％的农户不愿意参加。[23]也有一些地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评价比较高。上海市嘉定区1999年的1093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医疗，58％的农民满意合作医疗。[24]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从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看，参加合作医疗的比重比较小，大多数地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比较低，意愿不强。
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意愿较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迅速上涨，为数不多的合作医疗基金（农民承受不起过高的收费），无法为大多数参加者的看病支出提供很高的补偿。为了报销一点医疗费浪费很多时间不值得。不少农民觉得合作医疗大问题解决不了，小伤小病即使不参加合作医疗自己掏钱也掏得起，而且看病自由度也大一些，合作医疗给予的实惠并不大，影响了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组织者不太信任。社队干部及其家属往往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一般村民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有些农民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在当时的体制下，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比如安徽凤阳县在1969年至1979年间，合作医疗就已经几度大起大落，经常出现“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局面。1979年只有％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25] 经济体制改革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而农民拥有了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制度的自主权，不满意、不想参加的农民增多，在集体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集体组织经济力量的弱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党政不分、政企合一，公社兼有党、政、企、军、群数个大组织系统，兼管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 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作为凌驾于农民之上的集体组织，不仅拥有各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农村的各项资源，“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 [26]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民拥有了自己可以长期使用的承包土地，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乡村组织在农业生产与收益分配上的权力大大弱化。在乡镇集体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等沿海地区，乡村组织还拥有和控制一定的集体经济，对合作医疗还有一部分投入，对村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合作医疗制度保存了下来。9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基层社区政府控制的集体企业越来越少，对合作医疗等集体福利事业的支持力度下降，这些地区的合作医疗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第四，基层组织与管理者对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下降。乡村基层政权是合作医疗的组织者与管理者。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乡村基层权力组织控制的集体财产减少，本身对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下降。合作医疗实行“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取消了从农民公粮款中强制提取合作医疗基金的作法。面对相当数量群众对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支持、不满意，基层干部动员群众参加合作医疗的难度增大。面对一家一户的农民，筹集合作医疗资金十分困难。基层干部对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高。目前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除了一些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外，其余几乎都是一些试点县。面对复杂繁重的日常工作和城镇医疗保障问题，市县政府难以长期把合作医疗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第五，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的变化。合作医疗是在“缺医少药”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从“同层次、低需求”，转向“多层次、高需求”，农村疾病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合作医疗制度的削弱，使农村目前基本的公共卫生质量下降；而另一方面，农民对于医疗健康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一切制度设计，都应紧扣这一现实。
三农民医保国家责任重大
由于以上论及的几点因素与国家的宏观体制有关，在短时期内很难扭转，所以农村合作医疗的作用明显下降，而且短时期内不会好转。沦为自费医疗的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以保证最基本的卫生健康。这是最起码的社会权利，也是保持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医疗保障是重要原因。[27]这是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需要新的思路。一方面，用解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办法解决农民医疗问题在短期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与国力不相符。另一方面，在强调农户个人责任及农村基层社区责任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国家的责任。
目前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各种税赋持续增长，负担过重。1994—1995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负担增长（超过23％）(见表6)。这实际上降低了农民家庭的自我保障能力。
自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向上级政府集中，越到基层财力越弱，相当数量的乡镇政权都是负债运转，很多县市都是吃饭财政或者“补贴”财政。实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合并乡镇，固然可以减少部分行政费用，但是无法解决基层社区政权财力增长的问题。一个重要根源是国家把主要财力用于解决大中型国有企业问题，在教育、卫生、电力、公路、信贷、水利建设、邮电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城乡之间基本上是“一国两策”，决策的城市倾向较为严重。[28]对农村征取太多、投入不足，导致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户经济困难重重，县域经济萎缩。相当数量的基层政权在教育支出、职工工资、退休金发放等问题上疲于奔命。如果说国家没有决心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基层政权机构既缺乏解决农民医疗保障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愿望和动力。
城乡居民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固然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国力不足形成的。但我们认为绝不可以为此为借口，推卸国家的责任，甚至将这种差别视为理所当然，而将其固定化、制度化。一句话，如果要使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就不能将这个国家人为地割裂为两部份，而必须致力于拉平、弥补这种差距。只有这样，整个改革事业才能获得足够的道义基础和合法性资源，经济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其主要理由第一，农民比城镇职工更需要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的支持与保护，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更低。我们的卫生政策不能仅仅使部分健康的人群更健康，而应当促使那些没有健康保障的人群得到最基本的健康保障。第二，医疗保障尤其是公共卫生保健，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产品”，它要面向全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城镇居民。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使整个社会都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公共投资。因为只有公平的竞争才能形成良好的秩序，促进效率的提高。第三，随着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民营医院的大量涌现，国家对卫生投入的重点应当从扶持卫生服务的提供方，逐步转向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因为目前的问题不是“缺医少药”，而是大部分地区的人群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通过国家的扶持，可以促进医疗消费的增长，也可以带动医疗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人们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与生活质量。除偏远地区及国家必须控制的部分医疗机构、公共保健机构仍需国家投资外，可以放开医疗机构的进入限制，使医疗机构从市场中融资，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既可以促使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又可以减少国家投资，使这些资金转向建立面向国民的医疗保障。从总量上看，国家对医疗保健事业的总投资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效果将更加显着，也更加公平。第四，建立面向全体国民尤其是农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维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康运行的需要。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镇迁移（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36％），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势必对城镇医疗保障制度造成巨大冲击，影响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
强调国家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上的重大责任，意味着国家需要在农民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与财政投入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措施。
国家在农民医疗卫生保健领域的重大责任，至少应包括以下主要领域：第一，合理布局卫生资源，切实减低医疗费用。中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城乡差别就不用说了，在农村内部卫生资源也是“短缺”（设施能力不强）与“过剩”（服务人员与网点散乱、规模失控）并存，结果使医疗费用上升。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上升，应当把控制医疗服务规模的扩大与内部成本的上升作为重点。根据区域卫生规划，严格新建医疗机构的审批，严格控制现有规模的扩大，撤并不合理的重叠机构，调整理顺服务功能。针对医药、医疗市场的混乱局面，加强对药品生产、销售环节及医疗机构的监管，是控制医疗费用的上升与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城乡医疗市场的改革与监管要同步进行，以堵塞漏洞、提高效益。
第二，加强公共卫生保健工作，完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预防保健面向全体人民，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公共卫生，投入低、效益好、成效显着，应继续成为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一个重点，在经费、人员、设施等方面加强投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公共卫生（卫生防疫、卫生监督、爱国卫生运动为主要标志）、妇幼保健、医疗预防卫生保健体系，成绩显着。但三套体系的交叉重复、相互分割，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应结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调整，以现有乡镇卫生院和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点为基础，建立“一网多用”卫生保健制度，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性质（是公共卫生保健及预防还是一般的经营性业务、是卫生扶贫还是普通治疗等），合理解决公共卫生与预防的补偿机制问题，促使公共预防工作具有稳定的经费投入，保证预防保健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三，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还应当包括医疗救助制度。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更要重视“雪中送炭”，要把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卫生扶贫作为促进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是完成“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更是发展生产、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中国实施的扶贫计划，侧重于经济上的扶贫。应当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合理结合起来，通过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持，首先解决贫困地区的卫生设施建设与“缺医少药”问题，并且在国家扶贫专款及有关扶持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专门解决贫困地区的医疗扶贫问题。对于区域内、地区内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实施医疗救助计划。医疗救助计划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医疗保障又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应当把卫生扶贫纳入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体系，把医疗救助计划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如借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确定实施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这样既可以真正使贫困者得到救助，又方便可行，减少组织成本。
注释：
[1]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第1－1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3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210－21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中国统计摘要》(2000)第89页；《中国卫生年鉴》(1996)，408页，“中卫网”统计资料。
徐锦华等：《宁夏农村居民收入及医疗费用的调查研究》，《中国卫生经济》1999年第8期，第51－52页。
王禄生：《农村卫生服务供需状况与规划策略选择》，见国家计委社会司编《区域卫生规划论文集》，第236－25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中国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机构主要包括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乡镇卫生院、村医疗点组织提供。有些地方病、传染病严重的县还设有血防站、地方病防治所等机构。据调查，县保健所67％的经费来自业务收入。业务收入中％来自门诊、38％来自住院，％来自妇幼保健有偿服务。
陈宁珊：《政府作用至关重要》，北京“中国卫生改革”研讨会论文（2001年5月）。
王禄生：《农村卫生服务供需状况与规划策略选择》，见国家计委社会司编《区域卫生规划论文集》，第236－25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2]蔡仁华主编：《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用全书》，第358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3]陈宁珊：《政府作用至关重要》，北京“中国卫生改革”研讨会论文（2001年5月）。
[14]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210－21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15]景琳主编：《农村合作医疗实用手册》，第6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8。
[16]顾涛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相关问题分析及政策建议》，《中国卫生经济》1998年第4期，第42－43页。
[17]课题组：《中国农村卫生服务筹资和农村医生报酬机制研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0年第7期，第3－10页。
[18]马振江：《试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中国卫生经济》2000年第5期，第51－52页。
[19]蔡仁华主编：《中国医疗保障改革实用全书》，第347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20]朱玲：《农民看病吃药究竟该如何提供保障》，《中国社会保障》2000年第8期，第22－25页。
[21]刘远立等：《论新形势下合作医疗成败的关键点》，《中国卫生经济》1999年第4期，第43－46页。
[22]刘远立等：《论新形势下合作医疗成败的关键点》，《中国卫生经济》1999年第4期，第43－46页。
[23]顾杏元主编：《中国贫困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干预试验研究》，第17页，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
[24]朱华英等：《上海市嘉定区农村合作医疗完善与发展意向调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0年第4期，第14－15页。
[25]朱玲：《农民看病吃药究竟该如何提供保障》，《中国社会保障》，2000年第8期，第22－25页。
[26]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9－1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
保健医生进农户工作计划4
关键词：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供需缺口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70-04
农业、农村、农民在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工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提高农村医疗技术服务能力，增进农民健康水平，对河北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尤为重大。各地、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在围绕继续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基础上，加强推进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和建设，受到了农户的欢迎。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药品与服务的供给与广大农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医疗保健需求状况相比仍然比较滞后，制约着农村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广大农户健康水平的提高。基于此，笔者在对654份调查问卷中农户医疗卫生的需求及医疗卫生的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求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途径。
一、样本与调查说明
本次调查笔者选取了河北省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区位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保定、沧州、承德、邢台、唐山、石家庄为分析样本。此次调查中，男性被调查者占%,女性被调查者占%。在农村，男性与外界的接触与了解较女性更广泛、更深入；而女性对家庭及其成员的身体状况较男性更熟悉，因此调查中男女比例的分配比较合理。被调查对象的年龄集中在20~55岁，而且年龄在30~49岁的农户所占的比例超过50%,这恰好能体现各自的重要作用，对他们的调查更具有普遍意义。从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超过了80%,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占到了%,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较高，进一步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调查显示%的农户生活在山前平原，这与问卷发放地区的区位特征相符合。另外生活在山区和城市郊区的农户分别占%、%。农户的分布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水平较差、适中、较好的区域，增强了问卷分析及结论的普遍意义。
二、农户的医疗卫生需求特征
(一)对乡、村两级诊所的利用率较高
农户对就诊机构的选择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医院，所占的比例分别是%、%、%。这主要是源于传统思想的积淀，另外在这三类机构就医比较便利。农户对县级以上医院选择的比率最低，这主要是由于前往这类机构路程远、时间长、花费的费用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农户认为如果不是必须去县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则不会选择这类机构。
(二)初诊对自我医疗药品的需求较大
对于一些常见病，通常情况下的处理方式，%的农户选择“扛一扛”,%的农户能够及时就诊，%的农户选择自己去药店买药。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户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公共和私人医疗服务具有很高的替代性，价格或使用费的增加将导致小部分人选择自我医疗{1},所以选择自己去药店取药的农户所占的比例最高。再加上近几年“非典”、“甲流”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爆发，农户对常见病的警惕性越来越高，选择及时就诊的农户比例也较高，说明农户对疾病处理的方式越来越科学、合理。
(三)重视妇女保健，尤其渴求孕产期保健
在调查中绝大多数农户认为妇女保健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生育期的妇女而言，要经历怀孕、分娩、哺乳等特殊的生理过程，还要承担家务和生计的双重劳动，因此孕产期保健工作应该是妇幼卫生工作的突出重点。调查显示，%的农户认为良好的孕期保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户有条件为保健做出更大的投资，更直接的是孕产期的保健是优生优育的关键环节之一。
(四)拥护计划生育，期望连贯服务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河北省因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展开而少生3 400万人，节省社会抚养费万亿元。{2}调查显示%的农户表示用自己的行动拥护并支持计划生育。但是在整个怀孕周期，育龄妇女有固定医生的占%,没有固定医生的占%,这可能会造成孕检的不连续性，降低了对优生优育的保障作用。%的农户对计划生育的手术和药具比较满意，然而有%的农户反映村里没有免费发放的计生用品。究其原因可能是：第一，政府的扶助尚未到达该农户所处地区；第二，基层政府对政策执行不到位。免费发放的计生用品分配不均可能会降低部分农户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信任。
三、农村医疗卫生供给的特征
(一)基础药品来源广泛，但种类不齐全
调查显示，%的农户反映村卫生室的药品由相关部门统一分配，%的农户反映村卫生室的药品是由其自由采购。可见村卫生室的药品采购自由度较高，来源渠道比较广泛，但同时也为劣质药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应加强对村卫生室药品采购渠道的管理，为营造安全、健康的村级就诊环境打下基础。
药品渠道来源广泛，并未实现种类的多样化。调查显示，初级卫生室的药品均不齐全，其中村卫生室不齐全的比例占%,乡镇卫生院稍好于村卫生室占%。初级卫生室药品的不齐备，尤其不利于疾病的及时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耽误生命的救治。因此丰富初级卫生室药品的种类迫在眉睫。
(二)对儿童疫苗均有普及，但尚未达到全面覆盖
在对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卡介苗等13种疫苗的普及情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所调查地区对全部疫苗均有涉及，但是程度不同。其中排在前六位的是：乙肝疫苗、甲肝疫苗、流行性乙型脑炎、脊灰疫苗、百白破和卡介苗。这六类疫苗属于大众疫苗，普及情况较好。其他疫苗可能是由于地方专用或其他的一些原因，普及率不高。
在对13种疫苗是否“查漏补种”调查中，选择进行“查漏补种”的农户所占的比例均低于70%,集中在59%~69%,说明即使进行“查漏补种”也不能达到全面覆盖的真正目的。而且对于实施“查漏补种”的单位，农户依次选择：县防疫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的疫苗由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进行管理是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的可靠保证，但是对于“查漏补种”这一特殊环节来说，及时性更为重要。因此应进一步强化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职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实现农户最大的就诊效用。
(三)妇女保健措施较完备，但落实工作有所缺失
妇女保健工作是促进全民身体健康、增强身体素质的基础性工作，初级卫生机构在妇女保健方面的工作措施较完备，尤其是在孕产期保健方面，如对相关知识的宣传、对孕产妇进行必要体检、建立孕产妇档案、对个别孕产妇进行专门的护理、建立应对孕期突况的必要设施均有涉及，保健措施较完备。
从调查项目整体来看，在上述五项工作中，前三项工作做得较好；从检查项目的执行机构看，县妇幼保健院依次好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这个结果与社会公众的认识相符合。同时，统计结果显示，在上述五项工作中各主体的执行情况都在90%以下，尤其是村卫生室的各检查项目均低于60%。对农户而言，村卫生室的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应是最便利的，但是调查显示村卫生室的服务却是最差的。这可能与优质医疗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型医疗机构有直接的关系③。
(四)重视农户健康，但教育途径单调
国家通过制定各项惠及农户的政策，提高农户的就医权益，从制度上保障农户的健康。并且通过资金扶持、医改等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就医环境，提高其就诊效用。随着健康工程的进一步深入，对农户进行健康教育愈受重视。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健康教育的宣传和供给是贫乏的。占%的农户反映村里没有举办过与“健康教育”相关的活动，占%的农户反映举办过。通过对健康教育内容――对地方病和流行性疾病的预防、辨别和简单处理，针对慢性病的日常保健，生殖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卫生常识教育的调查，发现对各类型知识的宣传都很不到位，分别占%、%、%、%。再加上村卫生室关于“保健”或“疾病预防”等书籍的缺乏，农户对一些疾病预防和处理的方法主要是来源于三个方面：“老辈”留下来的，从电视、报纸上得到的，听别人说的，其分别占%、%、%。
四、影响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供需缺口的因素
(一)农户负担的成本种类多、金额大
农户就诊和费用报销均需要一定的机会成本。笔者共设计了(1)前往就诊单位的时间成本，(2)前往就诊单位的交通费用，(3)报销就诊费用的成本，并从这三个方面对农户承担的成本进行衡量。
1. 前往就诊单位的时间成本。考虑到农户与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县级以上医院、私人诊所的距离不同，前往就诊单位的时间成本选择依据为前往就诊单位的方式及在该方式下花费的时间进行衡量。调查显示，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县级以上医院、私人诊所等医疗机构距离农户最近的是村卫生室，其次是私人诊所。值得一提的是，私人诊所的就诊率并不高，这可能与私人诊所本身的水平以及农户对其的信任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在这里笔者认为需要借助交通工具前往的农户，步行将需要比20分钟左右更长的时间，即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由此可见，对于可能成为新农合定点的医疗机构，农户前往县级以上医院花费的时间成本最多，其次是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2. 前往就诊单位的交通费用。农户前往就诊单位均需要借助交通工具，通过对农户花费的前往就诊单位的交通费用进行调查，发现农户前往村卫生室的交通费用最低，其次是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县级以上医院。并且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县医院作为全县医疗技术、设备、管理水平的代表，整体分布比较合理，如果将交通费用花费的多少理解为距离远近的话，那么距离县医院近、较近、较远的农户在空间的分布上比例相当，分别占%、%、%。
3. 报销就诊费用的成本。报销就诊费用是和农户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但是报销就诊费用所需农户自身承担的花费也不容忽视。调查显示，报销村卫生室的就诊费用时，大部分农户认为所需的花费比能报的药费少得多，占%;报销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就诊费用时，认为报销的药费跟自己的花费差不多的农户占的比例最大，超过了38%;报销县级以上医院的就诊费用时，认为自己的花费比药费多得多的农户占的比例最大，达到了%。因此，从新农合推行的宗旨来看，应进一步提高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及其以上医院的补偿比例和封顶线，以使农户得到更大的实惠。
(二)初级卫生室的环境建设有所缺失
1. 初级卫生室医务人员整体素质水平偏低。医务人员素质的提高对于农户的健康能够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保障。调查显示，仅就村卫生室而言，医务人员中1人有高中或中专水平的占大多数，为%;%的农户反映村卫生室没有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医务人员；农户反映没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的和1人有卫生专业技术证的比例相当，分别为%、%;%的农户反映村卫生室的人员没有医师资格，%的农户反映一人有医师资格。尽管如此，反映卫生室的医务人员进行外出交流学习的仅占%。可见村卫生室的人员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整体偏低，但学习的主动性较高，因此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农户服务，应通过各种手段例如强制学习、资金支持等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个人素质建设。
2. 乡镇卫生院的“领袖”作用不明显。乡镇卫生院的作用不仅仅是要做好榜样，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其在医疗卫生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乡镇卫生院是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载体，有必要也有能力承担政府委托的对村级卫生机构的管理职责。但是调查显示，在乡镇卫生院举办的活动中，免费的健康普查所占的比例最大为%,鉴于公共卫生体系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各部门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对于与提高医疗水平有直接关系的技术、知识的普及所占的比例很低，分别为%、%,这一局面令人堪忧。
(三)对初级卫生室的监督力量相对薄弱
调查显示，相关部门对村卫生室的监督普遍存在力度不够、透明度低以及对农户意见反馈的速度慢等问题。农户反映有关单位或上级部门到村卫生室进行检查的占%,公开或通报检查结果的占%,对农户意见或建议作出及时反馈的占%。一个完备的服务系统，科学、快速、高效的监督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但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社会，还是相关机构对初级卫生室的监督力量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对药品价格的调查显示，认为村卫生室药品价格高的农户占%,认为乡镇卫生院药品价格高的是%。农户看1次普通流感的花费随着医院级别的不同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可见，随着新农合建设全面推进，医药及医疗用品的价格监管体系应加快建设的步伐。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服务与药品的供给是满足农户需求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
(一)完善区域卫生规划，合理调配卫生资源
首先，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扶植。在财政上要增加投入，为基础医疗实施的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在政策上要予以保护和奖励，预防现有资源流失，并能够引进新的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留住一批“永久型”的医疗护理合格人才，充实基层技术力量，提高镇乡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其次，对城市中过度的医疗资源，政府要给以限制和及时的引导，减少浪费，并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
(二)狠抓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建设，促进医务人员素质提高
人力资源是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拥有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医疗服务队伍，是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服务水平提高的基础。因此，加快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的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迫在眉睫。第一，要加强领导的凝聚力。初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环境比较艰苦，条件比较简陋，这就要求每个医务人员都要沉下心来，明确个人责任，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尤是其领导同志要起到表率作用，加强团结意识，增强行业的凝聚力。第二，对现有人员开展各种培训以提高其专业技能、服务水平和个人素质。建立统一的初级卫生室的运行标准，在行业内形成“比、赶、超”的良好氛围。提高初级卫生室的行业参与能力，如外出学习、举办技术交流会、参加行业互助小组等方式，加强初级卫生室的软环境建设，树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服务信念，提高职业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第三，鼓励优秀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深入农村基层工作，为农户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制定优惠政策或提高工资待遇吸引人才，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建设，为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注入新鲜血液。
(三)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
政府对农村公共医疗服务机构的直接补贴可以拿出一部分，转向引导和补助农民参加体检、健康教育培训等，而医疗机构可以在市场服务中间接获益。另外农村公共医疗服务机构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加强自身的行业和文化修养，在督促自身进步的同时，促进农户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农户的身体素质。另外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广大农户的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方式，让农户得到及时、有效的就诊和保健信息，以拉动农户的潜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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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Supply-demand Insu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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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医生进农户工作计划5
一、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促进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1、认真部署、积极动员。卫生中心党委按照农场党委的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动，成立了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和指导检查组，结合实际，研究制订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召开“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相关文件5次，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2、开展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卫生中心党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各类学习培训活动的作用，采取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党的成就、学习党史、领导干部讲党课等形式，对党员普遍进行党性教育。在“七一”建党节前夕，组织全体党员召开庆“七一”活动大会，学习，重温入党誓词，举办党的知识竞赛；组织93名党员前往石河子参观纪念馆和军垦博物馆，重温老一辈物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历程。
3、结合“岗位奉献”开展帮扶活动。为积极相应农场党委《关于向师市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帮扶资金捐款的倡议书》的通知精神，结合“岗位奉献”活动的开展，组织101名党员开展捐款活动，农场卫生战线党员踊跃捐款2820元。在争当先锋岗活动中，医院口腔科和功能科在保证日常工作的前提下，积极配合疾控中心开展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试点项目和农场畜牧养殖从业人员免费包虫病检查工作，为农场2000多6-9岁儿童开展免费窝沟封闭，为垦区3000多畜牧养殖从业人员开展免费肝脏B超检查。
4、加强督导检查、表彰先进、保障医疗安全。为进一步做好农场卫生系统各项工作，卫生中心党委成立了领导小组，组成三个检查组，利用三天时间，于7月下旬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连队卫生室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政治思想、医疗卫生、安全等工作进行综合检查，检查结束后进行了总结反馈，评出了2个先进党组织、1个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奖励。
5、认真开展党员公开承诺活动。一是开展“亮牌示范”活动，为94名在职党员制作党员身份胸牌，亮出党员身份，接受群众监督。二是开展党组织、党员公开承诺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向职工群众和患者公开承诺，发放公开承诺书94份、征求意见和建议表94份，收回188份，经整理对各级党组织提出意见38条、建议11条，三是为丰富活动载体，制订了以“建农场和谐医院、树白衣天使形象”为主题的公开承诺栏13块，悬挂于大厅，接受群众监督。四是成立争创“党员先锋岗”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党员先锋岗”争创活动实施方案，设立了管理服务党员示范岗、临床医技党员示范岗、后勤服务党员示范岗和社区卫生服务党员示范岗。
6、创新开展自选动作。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卫生中心党委积极丰富活动载体，一是提出了“四争创八争当一永葆”和“六创建八争当”争创活动。在党员先锋示范岗活动，提出“五比五带头”活动内容，制订党员先锋岗创建标准和考核细则，开展“五个模范”评选，评选出党员先锋岗26个，培树典型人物2名，先进党组织1个。二是开展“创先争优杯”医疗病历评比和处方评比及护理操作竞赛活动。评比出一、二、三等奖通报表扬。
7、认真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卫生中心在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教育活动中，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组织党员干部进行规定科目的学习培训，组织60名医护人员参加农场举办的“我爱新疆、我唱新疆红歌”比赛活动，组织100多人参加主题宣讲活动；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在职工群众中营造了爱场如家、和谐发展、团结稳定的氛围。
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充分发挥党员在推进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和激发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改善了医疗服务质量，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农场卫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定的政治思想保证。
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促进民主决策。
卫生中心党委领导班子党政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团结协作，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加强长效管理机制的建设，认真贯彻执行《芳草湖农场卫生中心党政领导班子落实“三重一大”制度的实施办法》、《院务委员会办公会议事规则》等制度，坚持制度，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民主决策原则，坚持重大问题集体研究、民主集中的原则，严格落实党委议事制度和决策程序，凡涉及医院重大问题，坚持集体讨论，工作中讲民主，讲团结，讲大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决定、决策、政令通畅，没有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行为。全年共召开党委会议和党总支会议16次，对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在第十五个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中，卫生中心党委制定出《芳草湖农场卫生中心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方案，召开动员会，组织党员学习《》《廉政准则》《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撰写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2010年初卫生中心领导与师卫生局签订卫生系统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医院各部门、各科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责任人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17份、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目标责任书23份、党风廉政承诺书44份、家庭助廉承诺书44份。
四、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取得新进展
为扎实做好党组织的建设，卫生中心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建长效管理机制，今年中心组学习11次，上党课6次，组织党员学习6次，召开支部党员大会6次。发展党员工作成绩显著，卫生中心党组织十分重视发展党员工作，在继续抓好党员教育工作，积极开展“两级联创”“党员设岗定责““双培双带”等各种党性实践活动。各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党委关于发展党员工作计划，注重在临床一线及青年、妇女中发展党员工作，今年发展预备党员4人，预备党员转正6人，入党积极分子4人，写入党申请书5人，使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党组织的新鲜血液不断增加。
五、注重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医疗质量不断提高。
（一）医疗工作量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1、医院2009年10月-2010年10月份住院病人7654人次，较2009年同期增加1087人次，病床使用率%，较2009年同期上升了24%；门诊就诊人次61785人次，较2009年同期上升7644人次，急诊2596人次，较2009年同期下降了420人次；手术670人次，较2009年同期下降了60人次。健康体检2286人。
2、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0年1-10月份共就诊32854人次。
（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预防和控制医疗纠纷，确保医疗安全。
在2010年工作中，医院注重十三项核心制度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强基础质量、环节质量和终末质量管理，使各项制度得到较好的落实，确保了医疗安全。一是坚持每月院长行政查房制度；二是积极开展住院病历质控，定期开展对危重疑难病人的抢救会诊及死亡病例的讨论工作；职能部门实行每月综合目标考核，三是严格落实三级医师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死亡病例讨论、会诊、术前讨论、“三查七对”等制度；四是加强院内感染工作管理，强化感染知识及防护技能的训练，提高医护人员自我防护能力；五是严把药品进货质量关，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与反馈，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六是加强医疗器械及材料购进管理，杜绝无“三证”器械及伪劣材料流入，保证医疗安全。七是认真执行科晨会、科周会交接班制度和业务学习、病例讨论制度。为了监督各项制度的落实，医院职能部门实行每月综合目标管理考核，把各项工作纳入综合目标管理考核中进行考核，通过检查、督导、奖惩并举的方法，使医疗人员安全意识明显加强，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明显提升。
（三）加强专科建设，不断提高医疗专业技术。
医院进一步加强专科建设，2010年5月医院将内科分为心血管、消化、内分泌科和呼吸、神经科2个科室。继续抓好外科、妇产科、急诊科建设，提高了专业技术人才力量。在师市残联和农场社政科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投入近20万元资金购买医疗设施及康复设备，于2010年9月在医院成立了康复中心。
（四）加强继续教育力度和专业人才培养及人才引进工作。
切实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医院计划2010引进大专以上毕业生4-6人，到目前已引进大专以上毕业生5人。加快卫生系统现有专业人员的培养力度，今年派出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外出学习进修23人；外出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55人次。进一步加大医护人员继续教育力度，医院组织医护人员“三基”理论考试6次，“三基”考试合格率100%。组织院感知识考试一次，考试合格率达100%。组织全院医护人员业务学习13次；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及卫生部新发的病历书写规范。举办院感知识学习班一期、岗前教育培训班一期、法律法规学习班一期、药品相关法律培训班一期、传染病防治学习班一期、优质护理示范学习班一期。医院护理部举办临床科室的67名护理人员进行手卫生、静脉输液和无菌操作技术竞赛一次。组织全体医护人员进行院感知识竞赛一次。通过办学习班和网上培训，为医护人员颁发了一类学分15分、二类学分10分。今年医护人员6篇。2010年继续聘请专家来医院讲学6次，对临床疑难病例请上级医院专家来院会诊处理16次。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使农场医院涌现出一批能力强、专业精、年富力强的学科带头人。
（五）加强院内感染工作，预防控制医院感染。
医院认真落实《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认真开展抗菌素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管理，加强对重点科室消毒、灭菌、隔离与医疗废物的管理，严格落实供应室标准化灭菌消毒制度建设，今年灭菌物品消毒286次，灭菌合格率为100%，对医疗废弃物进行了集中焚烧，加大对感染控制小组人员的培训，举办院内感染管理学习班一次，参加人员134人，考试合格率达100%。组织院感知识竞赛一次，组织了院感知识考试4次，考试合格率达100%。加强了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连队卫生室院感工作的监督管理。
六、认真开展重大疾病预防控制，提高农场职工健康水平
农场疾控中心认真做好适龄儿童建证、疫苗接种工作，扩免后基础免疫疫苗由原来的5种扩大到12种，全年共计完成预防接种24569人剂次。
开展强化免疫工作，为2月龄—4岁儿童应种强化免疫脊灰糖丸2640人，接种率97%；为8—15岁儿童补种第三针次乙肝疫苗690，接种率90%人；为6月龄以上3年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实种A+C流感疫苗2994人；开展强化麻疹强化免疫活动，实种1501人，接种率%；开展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今年农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传染病网报率和网上报卡及时率均在98﹪以上。
开展妇女保健系统管理工作，建卡率%，产后访视率%，住院分娩率100%，新法接生率100%，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100%；开展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工作，保健管理率100%。开展健康体检和健康教育工作，免费为农场在校中小学生进行健康体检12639人，体检率%。农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户数14587户，覆盖率%，健康档案建档人数41111人，覆盖率%。农场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完成人数568人，完成率%。包虫病防治项目完成3000名畜牧养殖人员的包虫病筛查，阳性9人，感染率%。
七、积极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执法，确保居民食品卫生安全。
今年卫监所深入贯彻落实兵团2010年卫生监督工作和师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认真组织学习《食品安全法》及自治区卫生厅对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一是在农场157户餐饮服务经营单位中开展餐饮服务业卫生监督工作，入户监督330户次，从业人员体检、培训289人次，停业户12户，对五一、中秋、国庆、秋收拾棉期间等重大活动期间的餐饮卫生安全进行监控，严防食物中毒发生；二是开展卫生许可证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卫生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做到卫生许可工作程序合法；三是做好学校、幼儿园集体食堂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建立餐饮卫生专职管理员制度，落实餐饮业食品索证管理规定和验收制度；四是做好公共场所、医疗卫生、放射卫生监督工作，开展公共场所经常性监督户次178户次，2010年医疗机构效验80家，监督户次102户次，停业的个体诊所2家、连队卫生室4个。在2010年的卫生监督考核中，农场卫生监督所的各项工作，得到兵师两级卫生监督所检查组的好评和肯定。
八、继续做好“降消”项目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
为认真落实《兵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实施方案》任务，提高我场妇产科医务人员对急危重症孕产妇的治疗水平，保障母婴安康，配合农场于今年4月召开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工作专题会议，举办了一期由各分场妇幼儿保、计划生育专干、连队卫生员、医院妇产科、儿科医护人员参加的学习班。认真发挥好急救绿色通道作用，及时地为农场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提供了救助32人计7700元，无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病例。
九、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断完善卫生服务功能。
为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确保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和卫生行政主导作用，农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连队卫生室的服务功能已转变为以公共卫生为主，集预防、医疗、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指导“六位一体”的卫生服务机构。连队卫生室全部达到甲级卫生室的标准，为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卫生人员的能力培训，派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外出参加短期学习班17人次。维修老生地和官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新建白蒿滩社区六连卫生室、大东沟社区四连卫生室、官地社区一连和二连卫生室、东河坝社区三连卫生室。
十、积极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为抓住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新疆的工作历史性的机遇，医院全力争取项目支持和技术支持，全力以赴做好支援项目的各项工作，一是成立医院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2011—2013年医院3年发展规划，使医院今后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二是设立了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院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对口支援工作联络员，负责对口援助
联络工作。三是积极推进对口支援工作开展，在今年8月，已于山西、山东两个对口支援单位召开了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了医院的现状和急需支援的技术及今后的发展思路。经过多方努力，对口支援工作已有了一个良好的起步，在今后的工作中，医院要与支援单位加强沟通，互通信息，推动对口支援工作的尽快启动落实，让农场广大职工群众早日感受到中央对口支援政策带来的实惠。
十一、加强医德医风和行风建设工作，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在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工作中，医院注重抓好医德考评工作，积极探索行风建设新途径。制定了《医德医风建设实施办法》、《医德医风考评实施方案》和考核细则，结合创先争优，进行了一年二次的综合考评，通过考评，对医德高尚者给予奖励表彰，对医德欠缺，低劣者进行批评教育，并按规定进行处罚，促进了医德医风的建设。
在行风建设工作中，医院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把纠风工作同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积极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和《工作规划》有关规定，大力推进院务公开制度的落实。严禁医务人员在临床活动中，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及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财务、回扣或提成的行为；同时设立举报电话、举报箱和意见本，设立领导接待日和出院病人回访制度，受理病人的投诉和建议，2010年召开行风监督员会议一次，听取了行风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2010年医院收到锦旗8面，感谢信13封，表扬意见820条，功能科医生拒收红包4次，住院病人满意率达到95%以上。
十二、进一步抓好工会、女工、共青团、计划生育工作
医院工会进一步加强职工民主监督，规范办事程序，增强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今年召开职代会2次，讨论审议了二一年医院工作计划、医院财务计划、职工假期工资待遇的通知和医院绩效工资分配管理暂行办法。把群众较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公布，让群众监督。医院女工委继续开展“巾帼文明示范岗”、“女性素质达标”活动和“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和技术竞赛活动，活跃了职工的文化生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各项奖励优惠政策和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制度。积极配合农场计生办开展各项工作，在师计生委的检查中获得好评。医院团支部积极开展各项活动，配合护理部排练文艺节目，选派5名青年团员参加农场举办的庆祝“五四”文艺活动，青年团员在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十三、继续加大基本建设的投入和医疗设备的投入
2010年医院购置24小时动态心电监护仪一台、利普刀一台、全自动血球分析仪、15千瓦电热蒸汽消毒锅一台、洗衣房购置全自动洗脱机和烘干机及单輁烫平机各一台；新修医院院内路面2000平方米。维修了老生地和官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了5个80平方米的连队卫生室，新建户外卫生户厕550户。使职工群众的就医条件和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十四、存在问题及今后改进措施
1、要讲一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
2、加强各项制度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强制度学习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工作。
3、继续加强对医护人员“三基三严”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的理论水平，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职工队伍素质，更好地为农场职工群众服务。
4、农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尖端医疗设备主要集中在农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设备配置达不到规定标准，部分连队卫生服务站基础设施成旧，房屋破旧，工作环境和医疗条件亟待改善。
5、疾控中心要加强对农场疾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带动农场疾控系统整体水平的提高。
6、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队伍建设，积极做好公共卫生监督工作。
7、继续做好农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各项工作。
十五、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工作目标
在新的一年里，卫生中心党政领导班子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廉洁，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为农场职工群众健康服务为宗旨，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为全面提高农场广大职工群众健康水平努力奋斗。
1、各农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转变服务理念，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卫生人员的能力培训，不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
2、农场疾控中心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对农场疾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带动农场疾控系统整体水平的提高，巩固计划免疫工作，结合“降消”项目，提高妇幼保健工作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