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语集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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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集范文【第一篇】
2、一个个日子升起又降落，一届届学生走来又走过，不变的是您深沉的爱和灿烂的笑容。祝福您，亲爱的老师！
3、像天空一样高远的是您的胸怀、像大山一样深重的是您的恩情、请您接受我诚挚的祝福吧，教师节快乐！
4、我最想念的是妈妈，而最尊敬的就是你，天下最慈祥最关心我的是妈妈，你好像妈妈一样爱我。
5、我永远不会忘记您那时的根根白发，老师，您是我绘画时的画笔，您是我考试时的纸条；您是我毕业后的怀念，您是我生命中的航灯。
6、让我这份美好的祝福通过电波，跨过重重高山，越过滔滔江水，掠过高楼大厦，飞到您的身边：祝您教师节快乐！
7、亲爱的老师：感谢您用心血和汗水为我做的一切，您的美好身影在学生心中永远不会磨灭。
8、您是摩天大楼的粒粒基石，您是跨江越河的座座桥墩，您是祖国建设的中流抵柱。老师，节日快乐！
9、您的教诲，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您的爱，比父爱严厉，比母爱细腻，比友爱厚重。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诲，祝您教师节快乐！
10、老师是一声光荣的称谓，教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其实，你可想过没有那些老师的引导，我们会迷失在哪，所以，在教师节，我要告诉老师：谢谢您！
11、老师的教诲，我没有在意！如果能让我重来一次，我会再做一次您的学生！假如要加一个期限，一百年！
12、老师，假如我能搏击蓝天，那是您给了我腾飞的翅膀；假如我是击浪的勇士，那是您给了我弄潮的力量！
13、敬爱的老师，您为了教导我们，付出了太多血汗，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对您说声：老师，珍重！
14、今天当第一缕暑光洒进您的窗户，那是学生给您的深情祝福：老师，节日快乐！
15、教师节提议：所有的手机用户必须亲自编辑发送短信，文盲除外；所有的短信内容必须有“教师节快乐”的字样，文盲除外。你傻笑啥，难道你是一文盲吗？
16、教师节快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以前，现在，将来，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17、恩师！我在心里无数地呼唤，你因我们而老，我们因你而傲！这深情的称呼，恩师，是我们真诚的谢语。
18、多想再一次注视您的目光，多想再一次倾听您的讲课，衷心道声谢谢，用我所有的真诚。
19、伴着教师节的深情，把美好送给园丁；迎着中秋节的来临，愿好运陪着你旅行；我对你的祝福不曾停，衷心祝愿你事业爱情双双赢，时时刻刻好心情！
20、白色的粉笔末，一阵阵的飘落。它染白了您的黑发，却将您青春的绿色映衬得更加浓郁。祝您心想事成，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
21、一个个日子升起又降落，一届届学生走来又走过。不变的是您深沉的爱和灿烂的笑容，祝福您，亲爱的老师！
22、如果说我们是彩虹，那您就是太阳，给予我们七彩之光，如果说我们是鱼儿，那您就是水中的空气，给予我们新的呼吸。如果说我们是小草，那您就是春季的雨滴，给予我们生命的源泉。
23、心血育桃李，辛勤扶栋梁。（经典语句 ）节日快乐，敬爱的老师！
24、追忆似水年华，描述师生情深，在那青涩的年代，是；老师郑重的嘱托为我们纠正了偏离的航向，是老师坚实的双手拖起我们灿烂的明天。
25、让阳光送去美好的期待，让清风送去我们深深的祝福，让白云和蓝天永远点缀你的饿生活，愿你的生活充满快乐！
26、祝福是真心意，不用千言，不用万语，默默唱着心曲，祝教师节日快乐！
27、想念您，怀念您――老师！对您的怀念与祝福将于日俱增，让一幕幕脉脉深情与祝福盈满，好人一生平安！
28、面对讲台，背靠黑板，在时光长河里，老师是您把一个个45分钟，用辛劳汗水和智慧编织成无数耀眼的光环。
29、将来，无论我会成为挺拔的乔木，还是低矮的灌木，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
30、对您的感激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您的祝福百十万年也不会改变――老师，祝您万事如意！
31、老师你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人，因为有了你，让我的生活出现了乐趣，有了你我的人生出现转折，谢谢你。
32、老师―感念的季节风吹过我的眼眸雨落在心中几番幕起又幕落忍不住又忆起童年往事悄悄问候您。
33、恩师永铭记，师恩久难弃。祝天下老师快乐开心！！！节日快乐！幸福永远！
34、当我们采摘丰收果实的时候，您留给自己的是粉笔灰染白的两鬓白发。向您致敬，敬爱的老师！
35、人生旅程上您为我点燃希望的光芒丰富我的心灵，增添我的智慧谢谢您！老师愿您永远健康！愉快！幸福。
36、秋风落叶轻拂过宛如当年您敦厚的手慈祥的话给我最温柔的抚慰最诚挚的教化。祝福您亲爱的老师…
37、在着美好的节日里，我要用老师教我写的字，用老师教我的美好词句，为老师写一首最美的小诗……
38、老师，你用心点亮了我的心，以爱培育了我的爱，有你，我才感觉到世界的温暖……
39、悦耳的铃声，妖艳的鲜花都受时间的限制只有我的祝福永恒永远永远祝福您给我智慧之泉的老师。
心语集【第二篇】
关 键 词定语短语；定语；中心语；语义模；的。
作者简介李天广，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模”是形象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某个形式类的语法框架或语言框架。定语和中心语的语义关系，我们称之为语义模，语义关系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义模。出现在中心语前面的定语可以同时有多个类别，和中心语构成多种语义关系，中心语前面只出现一类定语的定中短语我们称之为一元定中短语。
定中短语往往有“的”字标志。前贤对定中短语“的”字隐现的结论各有说法。吕叔湘（2002）《现代汉语八百词》，从结构框架着眼，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符合全部的语言事实，如形容词重叠后加“的”，口语中却经常没有“的”，如：大大泡泡糖、蓝蓝天空、高高山岗。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注意“的”字存现使得定中关系发生某些变化。张卫国（1996）认为限定性定语后面不带“的”；区别性和描写性定语后面一般要有“的”。刘丹青（2008）认为定语后的“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的”字的隐现看起来有着更复杂的制约因素。本文尝试借助语义模的研究，从定中语义模的角度探讨“的”的隐现，也从其他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考察的对象是一元定中短语，多元定中短语和不是定中短语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一、语义模和“的”字的隐现
定中语义关系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语义模，“的”字的隐现和语义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试着在语料库中检索一元定语短语，根据定中语义关系的异同，划分出如下语义模。
1.领属模。定语表示中心语的所属，中心语归属于定语，比如：我的爸爸、张明的汽车、中学校长、大众电影、河马的性情。定语由代词、人名充当的，书面语或正式场合有“的”，口语场合没有“的”，无“的”情况更多是一种称谓，如：我的祖父、我祖父、张明的舅舅、张明舅舅。定语由表人的词语充当的，中心语表事物，一般要有“的”。如：鲁迅的书、哥哥的衣服、张明的衣服、导师的书、群众的力量。
一部分定语也是由代词或表人名词充当的，但定语和中心语在语义上不是真正的领属关系，有些学者称之为伪定语。我们把这类语义模叫表象领属模。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要用“的”，如：他的杨白劳、李明的杨子荣、张磊的座山雕。借助一定的语境，这类短语才能被正确的理解。“他的杨白老=她演杨白老”。邢福义（1996）认为：“这些例子里的定语‘他的、你的、我的’都只是采取了定语的形式，实质上没有领属定语的限定，他们都是表象领属定语，从语义上跟中心语的实际联系看，是假领属定语。”
定语和中心语由表机构、单位、处所等的词或短语充当的，构成领属关系后，可以加也可不加“的”。如：学校医院、学校的医院；工厂食堂、工厂的食堂。
带“的”构成领属关系，不带“的”容易引起歧义，也可能构成其他关系，如：“学校的医院”和“学校医院”，前者明显是定中关系短语，后者在语境中才能确定是否是定中关系的短语。
定语是由事物名词充当，加“的”倾向于构成所属关系的定语短语，不加“的”定语显示中心语的性质。如：熊的脾气、熊脾气；孩子的脾气、孩子脾气。带“的”构成领属关系；不带“的”，定语显示中心语的性质，整体构成隐喻。“孩子的脾气”中“孩子”是具体的人，对脾气的所属进行限定。“孩子脾气”中的“孩子”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短语整体指爱哭、倔拗、顽皮等特点。
定语是由国家名充当，中心语是职务名（官衔名），不带“的”。如：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理、中国总理、日本首相、约旦国王。
2.时空模。定语表示中心语的时间、空间的范围。中心语是定语所指时空范围内的事物，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一定要有“的”。如：改革开放后的临沂、五十年代的北京、站台上的火车、十年的时间、家乡的变化、地铁里的故事。
3.数量模。定语称说或计量中心语的数量。分如下几类：（1）量词是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的。个体量词后“的”字不出现，中心语一般是可计数的，如：一位老师、三头牛、八匹马、三件衣服、两盆花。借用容器名词作量词后没有“的”， 中心语是不可数。如：一碗酒、一桶油、一腔热血。这类数量模定语重复使用时，后面一般加“的”，如：一碗一碗的酒、一桶一桶的油、一堆一堆的苹果。（2）量词是度量衡词的。中心语一般用度量衡来度量，“的”字可以出现，也可以隐去，如：三斤桔子、三斤的桔子、三十公里山路、三十公里的山路。不可数名词或集合名词直接出现于数词和度量衡名词组成的数量模之后，加不加“的”都可以。（3）量词是频次动量词的。定语表面修饰中心词，实际修饰动词，加不加“的”都可以。如：（看了）三天书 、（看了）三天的书；（吃了）三年闲饭、（吃了）三年的闲饭。（4）存在修辞的。量词多是借用名词，前面的数字多是“一”，且不能变化。中心语具有量词的某些特征。如：一叶轻舟、一线天、一抹流云、一钩残月。
4.指量模。定语由指示代词和量词充当的，加强中心语区别特征。“的”不出现，口语中往往省略量词，如：这个人、这人、那座楼、那楼、那辆车、那车。
5.情状模。定语描述中心语某一方面的状貌特征，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单音节定语后一般不带“的”，两个以上音节的，一般要加“的”。如：大老虎、重担子、小女人、小屋漂亮的围巾、干瘪的河床、稀奇古怪的想法、一望无垠的大草原。
6.类属模。定语指称或限定中心语的类属，定语和中心语经常在一起使用，有凝固化的趋势，中间不能用“的”。如：白纸、黑字、红花、手提电脑、大学老师、高等学校、妇女主任。
这类短语人们习惯上理解为熟语或复合词。定语是中心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语义融入中心语，两者的组合不表示两个成分的交集，而是事物约定的名称。如：“手提电脑”不只表示“电脑”是“手提”的，当然也可以背着，这个结构实际上蕴含了缺省的语义内容，指“携带方便、袖珍的那类电脑”。定语和中心语往往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语义上无法分割成两部分，因此定语和中心语间的组配不需要“的”来标记。
7.修饰模。定语是由词组充当，是对中心语表示事物的修饰、介绍、陈述、说明。修饰模定中短语一般要有“的”。如：戴手表的老师、同学打架的小事、会处理事情的办事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刚发射升空的神舟飞船。
通过语料库检索，借助添加、变换、删除等鉴别方法，归纳出七大类定中短语语义模。根据认知语义学在词类和语义学、语用功能三个范畴之间建立的“关联标记模式”，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字的隐现规律，定语和中心语组合间有无标记“的”取决于定语和中心语在语义上是否自然匹配：语义组合自然的、经常性的，定中间一般不出现“的”字；语义组合不自然的、临时性，定中间需要“的”字来标识。表属性的语义模的关系要比表非属性的语义模关系紧密，人们在认知习惯上更多把定语表示的属性和中心语直接连在一起，无“的”标记定语短语与这种语义关系相匹配，如类属模定语短语，定中语义关系的一体性、稳定性最强，变化性最弱，定语表示中心语的一种持久的性质，被修饰的中心语通常泛指一类事物的大类名，定中短语指称一个下位的类名。例如“黑字”，“字”是一个大类名，“黑”是某一类字的恒定属性，“黑字”就是一个小类名。如果中心语是个体名，与类属语义模中的性质形容词是不能组配的。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的数量模、存在修辞的数量模、指量模定中短语表示的语义关系与定语的固定性、静止性语义特性和中心语稳定性的类名事物特征是匹配的，因而这类语义模定语短语是自然的、无标记组配，不加“的”。修饰模、情状模定中短语定语对中心语描写、说明、评价，语义结构松散，定语不是中心语的固有特征，和中心语的关系是临时的。在认知习惯上，人们不是经常性把定语表示的这类性质和中心语连在一起，有“的”标记定语短语与这种语义关系相匹配。量词是度量衡名词的数量模、量词是频次动量词的数量模、时空模、领属模表示的定中语义关系固定性较差、具有一定可变性，在认知习惯上，人们不是经常性把定语表示的这类性质和中心语连在一起，定中短语“的”字有无具有不确定性。
各类语义模定中短语“的”出现的概率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修饰模、情状模定中短语――量词是度量衡名词的数量模、量词是频次动量词的数量模、时空模、领属模定中短语――量词是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的数量模、存在修辞的数量模、类属模、指量模定中短语。
位于两端部分的定中短语类，带“的”与否都具有绝对性，位于中间的定中短语类带“的”与否有一定相对性。确立定中短语的语义模的不同，可以大体确定定中短语“的”的隐现规律。相同语义类的词语可以进入同一语义模充当定语，“的”的隐现规律相同；不同语义类的词语不可以进入同一语义模充当定语，“的”的隐现规律也不相同。
二、其他语言规律和“的”字的隐现
汉语“注重意合、略于形态、依靠语境”，“的”字隐现和定语与中心语的语义关系密切，还受其他语言规律的影响。这里的其他语言规律包括语言的节奏、音节数量、习惯表达、语言的语体风格、修辞等方面。
1.音节数量制约“的”字的隐现。现代汉语定中短语音节数量越少，越倾向于不用“的”；音节数量越多，越倾向于用“的”。
汉语中，单音节定语修饰单音节中心语，一般不出现“的”，定中短语更倾向于指称一类事物。如：红花、白纸、黑字、皮鞋、草帽、电灯、公牛、大树。
单音节定语修饰双音节中心语，一般也不会出现“的”。如：我爸爸、大杯子、新课本、大桌子、老黄历、乖孩子、男同学。单音节定语后出于表意的需要，为凸显前面定语可以带“的”。如“我的爸爸”，则更多强调中心语的所属。
双音节定语带不带“的”，表意有所不同，如：鲁迅小说、学者风度、最大容量、高档住宅、普通物理。
“学者风度”，一般理解为类似学者的风度，带“的”表意学者所有的风度。
多音节的定中短语，定语或中心语是三个以上音节的，一般要有“的”，如：李老师带来的水果、美丽的西沙群岛、英勇的红军战士。音节影响一元定中短语“的”字的存现具有相对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出于表达的需要，也可以带“的”。多音节的定语和中心语一般要有“的”。
2.节奏韵律制约“的” 字隐现。具体语境中，出于节奏韵律和谐的需要，取舍“的”字。如：国民党军队退守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中共十大元帅》）。从没有进过大学，也不曾涉足大的城市（《读者》）。“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中共十大元帅》）。
上面第一个句子“大、小”后没有“的”出现，在第二个例句中“大”后面用了“的”，意在突出定语“大”。第三例中“大”的后面用了“的”，“小”的后面为了和前面的节奏一致，也用了“的”。这样读起来才和谐上口，如果去掉其中一个，句子读起来就拗口。
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周恩来传》）
旧的矛盾还未彻底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出现。（《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
上面前一句没加“的”，后一句加了“的”，前一句的“新东西”和“旧东西”是一种指称，后一句“旧的矛盾”“新的矛盾”凸显前面的“新、旧”，前一分句“旧”的后面有“的”，后一分句“新”的后面为了音节节奏的和谐也要加“的”，如果只有一个分句加“的”，读起来句子会感觉非常别扭。
3.修辞制约“的”字隐现。隐喻定中短语不出现“的”。定语和中心语隐喻另外一类事物，具有了凝固性。大多已成为固定词语或熟语，不容易扩展，带“的”后表意和不带差别很大。如：狐狸尾巴、水蛇腰 擦边球、破罐子、老虎屁股、猪腰子脸。
这类短语的产生一般有自然界的某种事物原型，最初的语义关系应该是表示领属关系，后来认识到该事物某方面的突出特征可以转喻有相似性的另一类事物，因而原先表示领属义的定语逐渐固化为可以显示某一突出特征的属性定语。例如“老虎的屁股” 毫无疑义的领属关系，通过“认知――抽象――转喻”取其老虎“凶狠不可触摸”这一特征，“老虎屁股”固定化后用于指一切具有这一特征的事物。“水蛇腰”整体说明某事物具有水蛇腰的特征。用具体事物特征转喻相对抽象的事物的特征，使抽象意义和抽象特征具体化、形象化。这类具有隐喻意义的定中短语一般不带“的”字。
借喻定中短语不出现“的”字。定语是中心语的喻体，多数已经成为了固定的搭配。如：一叶扁舟、一丝希望、一抹残阳、一轮明月。
“扁舟”，由于视点较远，或强调船的体积小、吨位小，比喻成树叶，整个定中短语可理解成“像树叶那样的一条船”，“一叶扁舟”定语和中心语具有了凝固性。本体“希望”的大小用具体的喻体“丝线”来展现，“一丝希望”用具体事物的特征来比喻抽象事物的特征。
4.语用表达制约“的”字隐现。带 “的”突出强调定语。如：三碗酒、三碗的酒、美国朋友、美国的朋友。
“三碗的酒”，凸显定语，强调中心语的数量；“三碗酒”，表意重点在中心语“酒”上面，短语强调类名。绝大部分既能带“的”又能不带 “的”定中短语，两者客观内容相同，意义也没有大变化，但是主观表意重点有所不同。没有“的”更多是凸显中心语，有“的”凸显定语，传递信息的重心从中心语移向定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加了强调的意味。
5.熟语化制约“的”字的隐现。一些定中短语，在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几乎被当成熟语或复合词，具有了凝固性，一般不带“的”。如：语文老师、中学老师、大众电影、领导干部、农业社会、男青年。这些短语，大家习以为常的，似乎不再把它们看成定中短语。
6.语体风格制约“的”隐现。口语体，力求语言简练，定语使用较少，尽量不带“的”；书面体，定语从句使用较多，“的”字较多的出现。书面语里说“老张的老婆”，口语直呼 “老张老婆”。叙事、描写、形容性作品，定语使用较多，描摹中心语的性状定语较复杂后面一般带“的”；法律、科技、新闻类作品，追求语言简练、结构紧凑，用“的”字相对少些。程书秋（2009）对不同语体中二元定语短语和三元定语短语“的”字在使用情况的统计，也和我们观察到的一元定语短语“的”字的隐现情况相似。
参考文献：
1.程书秋：《现代汉语多项式定中短语优先序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2.郭 瑞：《表述功能的转化“的”字的作用》，载《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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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黄国营：《的”字的句法、语义功能》，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6.林杏光、张庆旭：《现代汉语槽关系研究》，载《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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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丹青：《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载《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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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邢富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袁毓林：《定语顺序的认知理解及其理论蕴含》，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4.张卫国：《三类定语、三种意义及三个槽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心语集范文【第三篇】
摘要
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借以增进革命话语的历史支撑和厚重感，增强革命话语的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帮助中国共产党获取革命话语主动权。毛泽东借助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实际凸显了其一贯秉持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逻辑，对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革命话语；历史资源；建构逻辑；《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图分类号：A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36-07
作者简介：孟令蓉，江苏常州人，博士，（广州 51066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既因它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亦因其具有求真致用的价值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尤为重视借助历史学习、历史继承、历史镜鉴来推动历史发展。当然，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是基于阶级史观、国家民族立场和“古今中外”分析方法，借助历史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和政党文化，从而发挥历史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也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重要依据、资源和支撑。
众所周知，中共七大是“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会议，亦是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性场域。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频繁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俄国革命历史等历史资源，作为建构革命话语的文化基因、实践基础、历史佐证和国际参照。从总体上看，此举既有利于增强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历史厚重感、历史解释力和认同度，也切实帮助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话语主导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汲取历史智慧、吸收历史经验和获得历史认同。为此，本文拟从《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文本分析出发，梳理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资源，管窥个中革命性的话语内容及其“古今中外”的建构逻辑，以期镜鉴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革命话语建构的文化基因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要“充分地批判地利用”，其旨趣“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
。简言之，毛泽东是要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及其隐喻功能建构革命话语，此点反映在中共七大上尤为典型。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际冲突的本质和制定斗争策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引用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古籍新解”，二是“古为今用”，皆为“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如在政治报告中，借用俗语“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35页。 ，揭露国民党对日消极作战、积极反共、“借力打力”的抗战政策；为揭露“国民大会”的本质，将国民党的历史逻辑喻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意指其抵制联合政府、维持独裁统治、准备内战理由，并最终背叛民主革命之本质。 在口头政治报告中，借用林黛玉身上的“软弱香”，讽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强调对其斗争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对其宣传不要太过刺耳，因其“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在论及自卫和反击的关系时，借用老子的“不为天下先”、《左传》中“退避三舍”的典故、《礼记》中“礼尚往来”的观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应坚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的斗争策略。在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援引该内容，以应对中国出现的斯科比问题，并将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形象地解释为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可见，如埃德加·斯诺所言，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使其能在中国革命语境中，通过对传统文化“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借中国传统“旧学”建构革命“新言”。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露党内思想问题和协调党内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建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指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建构革命话语的立足点。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揭示党内思想问题，改造党的作风。如使用歇后语“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讽喻党内读书“偷、装、吹”现象，强调党的学风应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用“心之官则思”鼓励党员干部多动脑筋、多想问题，以去掉盲目性和增添预见力；用“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形象揭示审干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解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及其民主方法。另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协调党内关系，确立党建政策和方针。如援引“韩荆州”历史典故，强调知识分子应与工农兵结合；援引并改写龚自珍的诗句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提出尊重党员个性有利于党的进步和党员积极性发挥。同上，第143、22页。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 ，更善于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党建话语。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阐明党的革命策略和明确党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学习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对指导当前革命具有重要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尤其是对其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应给予辩证利用。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曾借助“梁山泊”历史典故及其斗争策略，来阐明党的军队政策，借以强调全军要“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又借助评价周公旦、姜子牙、公孙胜、吴用、萧让等历史人物，来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革命的胜利务必广泛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只要“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三是援引“大鹏鸟”神话，来说明“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转变政策；同时，还援引歇后语“聋子放爆竹——散了”，告诫全党战争转变不能急促，打不开堡垒就把队伍分散；四是多次援引历史典故“愚公移山”，鼓舞全党坚持斗争，坚决打倒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和反动派。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毛泽东而言，“具有特别切实的借鉴、训诫与实践性质的”价值，实际构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性格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意在“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中共七大毛泽东借助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构革命话语，实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范畴，更为建构指导中国革命之科学“公理”。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既构成了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文化因子，也启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的历史文化向度。
二、以中国共产党史作为革命话语建构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认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要有革命理论，更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不可能取胜。为此，务必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借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构中国革命依据和未来。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运用建党24年历史，实际建构了中国革命的“重心”、“信心”和“决心”。
回顾党的历史进程，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而且，历史已经证明，“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就其原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和“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而且“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关于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的积极的革命历史主体”，在民族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已经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重心”。 中共七大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回顾党的历史和肯定党的“重心”地位，不仅是为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基础上，进一步“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二十四年的历史” ，更是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现实斗争中，建构中国革命领导“重心”的历史依据。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心”。毛泽东曾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才逐渐增进获取革命胜利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和道路自信。其实，早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就对建党18年和24年的历史经验和革命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至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多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回溯建党以来的“三次伟大的斗争”，借以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为指导的，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在推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并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和“新阶段”，也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新作风”。 毛泽东认为，正是有了上述“新变化”，才“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即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可能的。可以说，经由“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并坚定广大人民对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伟大政治任务”的信心。
剖析党的历史曲折，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心”。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毛泽东也认为，错误不是单纯的耻辱，也是一种财产。因此，要勇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凝聚革命力量和坚定革命决心。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历数了党的历史上的曲折与错误，认为党自成立以来，“尝尽了艰难困苦”，既遭遇了“陈独秀主义”的影响，也闹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别扭”，还在大革命中“被一巴掌打在地上”、在土地革命中“被拦腰一枪打在地上”。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条重要教训，即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既给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使党经由了从发展到被打散，再发展到再被打散，最后发展到120多万党员的历程。“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足以说明，我们的党、人民群众和国家是有生命力的，是任何政治压迫和军事打击都不能摧毁。 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既惩前毖后而又治病救人，并在“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中“锻炼得成熟起来”，然后赢得革命胜利的保证。这也正是党为什么能够始终秉持团结一致和争取胜利政治方针的原因所在。
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昨天的革命实践就是今天的革命根据和出发点，通过对党的历史进程的梳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曲折的剖析，毛泽东革命话语获得了直接的历史支撑，也明晰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决心和信心。新时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仍需借鉴党的历史资源和汲取党的话语建构经验。
三、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
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佐证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钟情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一是基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二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史之间的直接历史演变关系。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既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基点和逻辑起点，也是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历史佐证。
厘清百年斗争失败根源，建构中国革命的核心话语内容。在救亡与启蒙、改良与革命的多维历史实践及思想运动中，总结百年来探索国家出路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重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旨趣所在。百年近代史与中国革命现实及未来息息相关，而对此没有经由“部门的分析的研究”到“综合的研究”过程，是无法科学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 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就总结了百年来中华民族斗争的成败史，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作了铺垫。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将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的原因归结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其中关键是“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而在百年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核心就在于“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路线和纲领的指引下，开始“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同上，第105页。 可见，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分析，表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与政治理念，主要是为了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及其得失中寻求历史资源和话语借鉴，借以建构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目标、纲领等中国革命话语的核心内容。
镜鉴26年国民党史，反思中国革命轨迹和发展规律。国共两党相伴而生、相随而行，国民党史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重要的历时性和即时性比较价值。由“彼”及“此”，鉴“往”知“来”，恰是毛泽东中共七大据以探索中国革命轨迹和规律的镜鉴对象。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60年，中国共产党尚不及其一半。为此，我们要认清形势并敢于斗争和争取胜利，借以降低国民党影响和提升共产党影响。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政治力量压迫，反而会造成革命队伍壮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亦是如此。而涉及到国民党的现实政策，毛泽东也给予了历史的分析，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源，实际可以追溯到1927年国民党“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由此，中国出现了内战、独裁和黑暗的中国代替团结、民主和光明的中国的局面，国民党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此外，毛泽东还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经济建设，“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史”清楚说明，不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可以说，毛泽东对国民党史的省察，无不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未来密切相关，借助其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取辛亥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权，亦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根本方向和规律。
省察8年抗日战争经验，明晰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对比中国近代史和国民党史，8年抗战恍若昨日，以致于“对于中国八年抗战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共七大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此“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着力分析了“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认为两条路线冲突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之道就是坚持“人民的全面的战争”。同时，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为此要充分认识到两个问题，一是“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的胜利必将归于中国人民”。由此，毛泽东强调为动员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也就是要在“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的一般纲领指引下，“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可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史实的总结，主要聚焦于国共两党抗日路线问题，他希望藉此建构未来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这一点毛泽东日后颇为肯定，认为抗战经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规划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信心所在。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析和运用，主要立足于时间上的中国历史视角，本质上是以服务现实革命斗争为价值诉求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曲折的民族解放斗争史，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智慧和斗争经验，也带来了历史反思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的重要参考。以史为证、继往开来，是政治话语建构的一般性要求和逻辑，毛泽东革命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都应如此。
四、以俄国革命历史作为毛泽东
革命话语建构的国际参照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吸收俄国革命话语，此缘于两国相似的国情任务、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密切的党际联系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共七大毛泽东对俄国革命历史的频繁借用，正是出于为中国革命话语建构提供国际参照的现实考量。
评价俄国的十月革命，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论及十月革命赋予中国革命的意义，斯大林认为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如何才能架起桥梁和建成战线呢？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概括其为“走俄国人的路”，并认定为“结论”。因为十月革命是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并且作为“一战”产生的积极后果，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世界的面目和历史的方向”，中国历史也就此发生了根本转向；何况，十月革命还推动着“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并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为此毛泽东强调，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革命已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成功，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中国革命“师俄”之路的正当性。正如列宁所言：“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借此建构革命话语，既是十月革命“意义”的诠释和彰显，也实际构成了判定和建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参照。
援引联共（布）党史，阐释中国共产党建党规律。马克思曾指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并将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一再表现出来。事实上，该“原则”确在之后联共（布）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再现”。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懂得外国革命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特别是学习《联共（布）党史》，借以建构革命的“原则”。其中，特别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建党辩证法，是毛泽东从《联共（布）党史》中概括出来的核心“原则”。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联共（布）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也正是遵循上述“原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世界和苏联共产党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毛泽东认为立足于该“原则”而撰写的《联共（布）党史》，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规律的诠释。为此，在整个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至少5次呼吁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既为认知国际革命的一般“原则”，更为科学认知和系统总结中共党建科学规律。
梳理苏中关系的史实，寻求俄国革命的话语支持。民主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之间是“亲密的兄弟关系”、“意识形态一致的同志关系”、“利害相同的盟友关系”。由此，在中国革命抑或革命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寻求联共（布）话语支持、建构对苏积极话语态度，成为毛泽东建构革命话语的题中之义。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是“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还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而且，认为苏联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苏联不仅是“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实际上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所以，中国共产党未来“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因为我们既“相信苏联的力量”，也相信“国际无产阶级（主要是苏联）也一定会援助我们”。 从上述话语的政治语义可见，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苏联的评价是充满“敬重和期望”之情的，此举既利于协调中苏关系和获取革命援助，也有助于赢得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政治认同和国际支持。
民主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开创的革命历史道路对中国革命而言，无疑具有理论指导、实践参照、方法启示作用等多维价值。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借助俄国革命历史资源建构革命话语，有助于消解话语资源匮乏和建构经验不足带来的难题，亦有助于拓宽革命话语的历史视域和国际认同，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建构也应充分拓宽国际视野和借鉴域外资源。
五、结语
心语集范文【第四篇】
一、从调查问卷看高职学生课堂行为倾向
此次问卷的调查对象是大一公共英语教学班级的学生，样本数量为335人，即6个公共英语教学班级，样本回收率为100%。为确保问卷调查的真实性，调查方式为匿名问卷，而数据统计方式为分组统计再由老师统一回收汇总。此次问卷调查至少显示出四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为什么选择沉默的答案中，85%的学生选择了想要回答但不知道答案或是害怕犯错。由此可见，绝大部分的学生是想要参与课堂活动的，但为什么他们纷纷选择了保持沉默呢？难道真如他们所说的问题太难吗？而这一疑点从另一个问题的选择可以找到答案。2）当被问及是否会主动回答老师提出的已知答案的简单问题时，有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视情况而定”。明明知道答案，为什么不愿意主动回答呢？通过笔者的观察，这里的视情况而定可以解读为视他人的反应而定，如果其他同学都举手回答，那我也举手，如果大家都不举手，那我也不回答。3）当被问及对于课堂活动或老师提问的态度时，78%的学生选择“偶尔会回答或参与”，而选择始终不参与或是始终积极参与的学生占比很少。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们的态度缺乏一致性，受外界情境的影响非常之大。4）学生们填写问卷的方式也存在着同质化倾向。调查问卷虽然采取的是匿名答题，但其分数统计方式采取的是分组统计。我们发现各小组成员在进行答题选择时的同质化倾向极为明显，同一小组内各成员倾向于选择相同的答案，即与小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由此可见，置身于群体压力之下的高职学生普遍存在一种从众心理，其所处群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个体的选择。
二、高职学生英语课堂集体沉默现象的心理学分析
1.羊群效应。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渴望被自己所在群体接纳认同是社会人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求，而追随大多数是融入集体的最佳途径。羊群效应，“它是指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或特定人物）的影响，而去跟从大众（或精英）的思想或行为，并不加以分辨的盲从，也被称为从众效应。”（VilfredoPareto，2011）影响从众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体的人格因素，群体的规模、凝聚力以及群体成员的一致性等等。（，2006）
一般来说，独立自信的个体较能摆脱群体的影响，而对于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学生们来说，他们虽具有独立意识却缺乏独立的能力，容易受到同伴及所在群体的影响。另外，群体的规模与凝聚力也对个体的从众有相当的影响力。由于公共英语采取合班授课，学生来自于不同班级且班级人数较多，老师们普通采取分组管理的方式来进行日常教学管理。根据同质相吸的吸引力法则，来自同一个行政班级的学生会聚集到一块，形成一个小组。这样自由选择而形成的小组比起随机编排的小组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也意味着更强的群体影响力，置身其中的组员们倾向于与小组核心人物及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因此，当小组大多数成员或是其核心成员选择沉默时，即使想要参与课堂的学生也会随大流的保持沉默。反之，当小组大多数成员或核心成员选择积极参与时，即使是平时最害羞的学生也会在大家的鼓动下主动回答问题。由此可见，班级学习气氛的营造极其重要，而小组核心成员的适当培养与引导对于改变其小组学习积极性发挥着关键作用。
2.社会懈怠。羊群效应让那些举棋不定的骑墙派选择与沉默的大多数保持一致，而师生比例的严重不协调也加剧了“集体沉默”现象的漫延。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述的正是社会懈怠，即个体在群体中会减少努力。其主要原因是“个体在群体活动中的责任意识降低，被评价的焦虑减弱，因而行为的动力也相应下降。”（郭令锋，2012）而且，社会懈怠现象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而加剧。公共英语大班授课的现状造成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甚至上百的学生进行教学管理。这不仅削弱了老师作为课堂权威的影响力，也大大降低了学生们承担课堂活动任务的责任。责任感的缺失直接造就了大批持观望态度的看客，老师就像是剧场里的独角戏演员，而学生们则成了戏院里的观众。这种看客心态如果不能在开课初期得到有效遏制，将直接导致“集体沉默”现象的发生。
学生个体在公共英语课堂上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当个别现象演变为群体行为时，就一定蕴涵着某种规律性的心理因素。其中，羊群效应和社会懈怠让原本只属于个体态度的沉默现象逐渐扩大演变为“集体沉默”，这不得不引起老师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郭念锋（主编），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M]，民族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