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 乡土中国读后感样例【优推4篇】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第一篇】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第二篇】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第三篇】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第四篇】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