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英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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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英文1
然而文化交流可能并不平等。中西交流就是如此。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绝大多数的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熊猫”、“长城”、“京剧脸谱”上;当英翻中的翻译家代代相像层出不穷,能够将中文作品翻译成英语、并在翻译质量上广受认可的翻译家,却只有区区数人、寥若晨星。
然而他们毕竟存在着,顽强地,执著地,持续地存在着。他们的努力,让中国人的故事、传奇、情感、文化、价值呈现在西方读者的眼前,尽管边缘,尽管少量,尽管“非主流”,但毕竟鲜明而具体地汇入全球文化的洪流。
首席“接生婆”葛浩文
著名的英翻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经常以“接生婆”自称――孩子不是他本人的,他负责的是让孩子生出来。
单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说,葛浩文是这个接生婆领域内无可争议的“首席”。他的翻译清单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至今还有许多作品排着队,等着他一本一本地往下翻。
葛浩文是美国人,为人处世潇洒而豪放。在接受采访时,这位已经72岁的老人烟不离手,一根接一根,时而曝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大笑,震得烟灰洒落一地。谈起翻译,他的语气里充满激情:“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天呐!”
他说自己是“性情中人”,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过。”在南加州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读了大学,毕业后找不到事,只好去当兵。1961年,他进入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都被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被派到台北的协防司令部。在台湾当通讯官的两年,他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等到被调到日本、即将随部队前往越南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申请回台湾――那是葛浩文翻译生涯的起点。
问他当初不愿去越南是否是出于反战的心理,老先生哈哈地笑了:“是台湾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我。”他一边说一边还眨着眼。
回到台湾,他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这个老师给他起了“葛浩文”这个中文名字。退伍后,他进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修习中文,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返回美国。
回美国后,他又一次找不到工作,因为“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无奈之下,只好申请中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就这样,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硕士一路读到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读博期间,他的指导老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葛浩文跟着柳公子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之所以会开始翻译中文作品,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人”。大约是1970、1971年间,他偶然读到萧红的作品。在西方的中文研究界鼎鼎有名的夏志清对左联作家的评价一向不高,但葛浩文读了《呼兰河传》之后却感叹“这文章写得太漂亮了”。之后,他从柳无忌那里听说了“二萧”的故事,知晓了东北作家群的情感纠葛,对萧红愈加着迷。《呼兰河传》成为了葛浩文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不仅如此,他还出版了专著《萧红评传》,那是国际上第一本有关萧红的传记。在该书的序言中,葛浩文表达了自己对萧红澎湃的情感――
“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愈来愈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
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1980年,已经翻译了多部中文作品的葛浩文来到中国,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萧军、舒群、冯牧、萧乾等在王府井烤鸭店迎候他。“我差不多要昏倒了,读了这么多年他们的作品,终于在北京见到他们真人了!”在那些作家的帮助下,葛浩文得以前往当时还没有向外宾开放的哈尔滨。飞机降落在哈尔滨机场,葛浩文下了飞机,站在停机坪上,远远望着航站楼上“哈尔滨”三个字,眼泪就滚了下来。他参观了第一女子中学和道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方,之后又去到了朝思暮想的呼兰河镇,拜访了萧红故居、她就读过的小学,一偿心中多年的夙愿。
此后几次重返中国,葛浩文遍访萧红旧友,与萧红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交流。1984年,黑龙江省社科院王观泉编辑的《怀念萧红》文集出版,收进丁玲、许广平、萧军、靳以、白朗、梅林等人的纪念文字。葛浩文表现得像一个狂热的追星族,拿着这本书,请一个一个在这本书中写过萧红、并依然健在的作者签名,包括当时重症缠身的丁玲。
这本《怀念萧红》成了葛浩文的珍宝。“所有那些留下签名的人都不在了,最后一个走的是端木蕻良。”葛浩文伤感地说,“现在,我再来中国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都走了,我连那些往事都不敢再想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葛浩文比较偏爱的是莫言,当初一个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向他推荐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一边读这部作品,一边惊讶,惊讶于作者字里行间蓬勃而出的热情,那种爱恨交织的浓郁让他一见如故。他马上写信给莫言,表示想翻译对方的作品,后者欣然应允。于是,葛浩文开始翻译莫言的作品,第一部是《红高粱》,接着是《天堂蒜薹之歌》,然后是《酒国》、《丰乳肥臀》、短篇小说集……一发而不可收拾。由于他集中而全面的翻译,莫言成为西方读者最熟悉的当代中国作家。
葛浩文翻译的一大特点是“快”。他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因此翻译起来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常常是随胜所至、笔随心动。“我跟许多翻译不一样,我翻译,很多时候是凭灵感,越想那些理论,就越觉得没把握。”葛浩文说,“我翻译起来,差不多就是看一句、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写英文,回过头来再对一下。就这样了。对于书评什么的,我不太在意,有人说我翻得很棒,有人说很差,其实说这些话的人连中文都不懂,怎么能知道我翻的是好是坏呢?”
葛浩文特别在意的,是他翻译的作品在西方缺少读者。葛浩文告诉记者,美国人本来就不太读翻译作品,读中国小说的就更少了。一本中国作品的译本,一般的书店可能就进两本书,看两个星期内卖不卖得掉,卖不掉就退货。一本中国小说如果能在书市上卖掉一万册,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好成绩。《红高梁》卖了十几年,还有张艺谋的电影助阵,至今也就卖了两万册而已。
正因如此,这位在中国出版界眼中炙手可热的翻译红人,在自己的故乡,却常常体验着令人难堪的寂寞。他经常到书店寻找他接生出来的“孩子们”,但基本上一本都找不到。
“我希望再过5年,中国文学的地位能超过日本,中国能出现一两位像村上春树那样为西方人熟知的作家。”葛浩文说,“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想。我本人所能做的,只是趴在桌上一本接一本地翻,考虑到现在的年纪,估计我还能翻个十几二十本吧!”
霍克思:毕一生于一译
和葛浩文相比,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显然不是一个高产的翻译家。他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其实只有一部,但那一部足以奠定他在该领域内的声誉和威望。因为那一部,是中国最伟大、也是公认最难翻译的文学作品――《红楼梦》。
霍克思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是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他刚刚考取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奖学金,是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一名学生。同学裘克安借给他一本《红楼梦》,他尝试阅读,却发现一点都读不懂。
那时正值二战期间。霍克思入学不久,就应战时之需改学日文,读了一年,便到伦敦参与二战服务――他所参与的情报部门要求他解读拦截下的日本电讯。但他对日文没培养出什么感情,倒是通过日文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战结束,他回到牛津,要求用原来的奖学金转读中文。校方许可了,但霍克思很快发现,自己居然是全校唯一一名学中文的学生,老师也只有一个――原先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的休斯先生。霍克思对休斯并不太敬仰,因为后者把中文弄得跟拉丁文、希腊文一样古老而僵硬,成天只能读四书五经。
在牛津觉得无法实现抱负的霍克思,连续写信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表明自己想要到中国继续对中文的学习。那些信散落在胡适的办公桌上,一直没有得到处理,却幸运地被当时北大唯一的外国学者燕卜荪(William Empson)发现。燕卜荪旋即回复霍克思,表示愿意收他为自己的研究生,而那个时候的霍克思,已经在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的情况,从南安普顿做船到了香港――他心意已决,要在中文之乡求学精进。
等到霍克思辗转来到北京,已是风雨苍黄的1948年。他在北大刚安顿下来,就遭遇了的围城。北大先是停水,他便和同学们从自己打的井里提水度日;接着又断电,他便和同学一起,把桌子放在走廊里,坐在那里玩游戏、聊天――看似荒废学业的行为,却是他练习中文的绝佳场所。半个多世纪之后,生活在牛津的霍克思接待中国客人,仍然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带着浓厚而优雅的北京口音。
为了学好中文,霍克思还独创了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人和他一起读一部中文的经典著作。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一位失业的老人,两个人天天坐在一起读书,老人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只能用中文作解释,一开始霍克思只能弄懂一点点,但久而久之,日积月累,总算都弄明白了。那本书,就是《红楼梦》。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霍克思行走在游行的大学生队伍中。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他和同学们一起高呼:“万岁!”在霍克思的回忆中,当时一直在说“同志们万岁!”的,在认出北大学生后,特地换了一种答语:“同学们万岁!”然而这没有史料的支持;也许,这只是霍克思的想象,或是他误解了的湖南口音。
霍克思在中国没有住多久。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霍克思新婚的妻子怀孕了,他们两夫妇被“强烈建议离开”。于是,霍克思回到了牛津的中文系。他的恩师燕卜荪于次年返英。不久后,霍克思在牛津结识了一生的挚友――红学家吴世昌。
1959年,霍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权威的《楚辞》专著,并接替德效骞出任牛津中国文学教授。10年后,他与英国企鹅经典文库达成共识,决定把《红楼梦》翻译成一个较为通俗的版本,使之“对英语读者来说更容易接受”。由于这一工程过于浩大,他干脆辞去了牛津教席,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
霍克思当年的辞职在西方的中国研究界轰动一时,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奉献精神,然而他本人对此的解释却非常谦虚。“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出色的教授,”霍克思在一次和中国友人聊天时说,“我只能尽力去做一个像样一点的翻译。”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他对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译本,分别于1973、1977和1980年由企鹅经典文库分三卷出版。霍克思对中国古典文字的精通,对英文音韵修辞的把握,加之辛勤不辍的努力,使他得以跨越文化的界线,将中国18世纪的巨作以通俗、易接受的方式传达给英文受众。在翻译的过程中,霍克思努力将文本所含的原作者的视界与译者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视界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界,使原作获得了再生。且看他对原文中《好了歌》的翻译――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have done.”
“Where al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mow,every one.”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霍克思的翻译一丝不苟,努力做到逐字逐句地翻,连双关语、诗词的不同格式都要表现出来。从香港岭南大学2000年出版的《英译笔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了翻译出原著中众多场景的方位和繁复的人物关系而反复斟酌、推敲的艰辛过程。举例来说,他为了陡英语读者理清故事中不同阶层的人物,首先将贾府里的主人名字通通冠上汉语拼音,比如宝玉(Baoyu)、王熙凤(Wang Xifeng);其次将丫鬟的名字英译出相关的汉语意义,比如晴雯(skybright)、袭人(Atoma)、麝月(Musk);再次将戏子的名字全部法语化;此外,道士、和尚、尼姑的名字都用拉丁文来表示,以烘托其宗教身份。如此四条线的处理方式,让英语读者不至于为小说中复杂的人物脉络搞得晕头转向。
当然,霍克思的《红楼梦》译著并非完美无瑕。评论界对他译著最主要的批评,集中在他对于“红”的处理上。霍克思似乎在竭力回避“红”这个字:他抛弃了“红楼梦”这三个字,选择以“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作为书名,还将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红转绿”,翻译成House of Green Delight。对于相关置疑,霍克思的解释是,他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英文语境。就像他在译著的序言中写道的:“我不能自认处处都处理得很成功,可是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得到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获得的乐趣的百分之一,也就不虚此生了。”
《红楼梦》并不是霍克思的唯一译著。他是《楚辞》的首个西方译者,翻译了杜甫的诗篇和不少元代杂剧,还帮他的大女婿、《红楼梦》后四十回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过一章《鹿鼎记》,不过并没有署名。他似乎认为,不需要翻那么多,一本《红楼梦》足矣――就像曹公一生只写了这么一本书。
霍克思2009年去世后,英国《卫报》发表长篇悼文,其中指出:“霍克思将以其译著《红楼梦》青史留名,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之外最著名的红学家,也由于其灵感与技艺,将原作的真实与诗意双双转现。此时,他已远远跨出了中国一地……不仅属于东方学的世界,亦属于文学的世界。”
霍克思享年86岁。自1951年被迫离京之后,他再也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终生思念北京。“我会梦游北京,一如50年前。”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在访谈中,他回忆起一个地名又一个地名,说起了那些不断在梦中复现的街道、城门以及尘土飞扬的胡同。
他魂牵梦绕的那个老北京已经消失。而他翻译的《红楼梦》仍矗立在西方的书架之上,构筑着英语世界对于东方的华美梦境。
新生代英中翻译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对这条“东方巨龙”产生兴趣。与此相应的,中英译者也不再局限于沙博理、葛浩文、霍克思、魏理(《西游记》英译者)、华兹生(《史记》译者)那样的“老人家”,而出现了一些风华正茂的青年译者。
这批新生代译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学院出身,在大学任教,从事当代中国研究之余,翻译自己感兴趣的中文作品。
比如金凯筠(Karen )。这位曾经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度过14年光阴的美国女学者,以她对张爱玲的翻译而享誉文坛。在她眼里,张爱玲是一位世界级的天才,那种应该被每个向往世界主义的读者所知晓的作家;而她的翻译,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送入了“企鹅经典”。今天的金凯筠已回到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克林顿镇的长老会学院(Presbyterian College)担任副教授,一面教授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和女性研究,一面伺机翻译更多的张爱玲作品。
比如白睿文(Michael Berry)。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著有《光影言语:对话当代中国电影人》(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A History of Pain:Trauma jn Modem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等书。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而英国女子蓝诗玲(Julia Lovell)也许是这批“新生代”中最杰出的一位。有人将她与葛浩文并列,称他们是英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双子星座”。在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时,美国兰登书屋特地找到她,请她将张爱玲的原著翻成英文;而她更为杰出的成就,是将鲁迅的作品带入“企鹅经典”。
事实上,蓝诗玲刚开始学习中文,就接触到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那时,她刚刚进入剑桥大学,是中文系的本科学生。对中文和中国历史的爱好终于将她引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98年,她来到中国南京大学交换学习。短短的一学期时间,不仅让她强化了中文,还让她确定了日后的博士课题: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
正是这个课题,让蓝诗玲不但走近了中文,还走近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在研究过程中,很多人跟她说,中国文学对于西方研究者或者读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翻译,这不禁让她跃跃欲试,“想亲身体会这个痛苦的过程。”
2000年,她再次来到中国,为博士课题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在此期间,她写信给韩少功,提出要翻译《马桥词典》。韩少功同意了,但提出“警告”,说书中有太多的湖南方言,翻译将会相当困难。然而蓝诗玲看似轻易地跨越了那些方言的障碍。2003年,《马桥词典》的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也让韩少功在西方读者中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此后,蓝诗玲平均每年都会翻译一部中国当代(或海外华裔)作家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会引发热议和好评。她对作品的选择看似飘忽,但又颇具代表性:欣然的《天葬》(2004)、朱文的《我爱美元》(2006)、张爱玲的《色戒》(2007)、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2008)……而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企鹅经典”出版的《阿Q的真实故事及其他中国传奇》(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这是鲁迅的所有33篇小说第一次被整体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包括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以及1911年的古文小说《怀旧》。
在蓝诗玲眼里,鲁迅是他所生活时代的无情和敏锐的观察者和语言与形式的再造者,集狄更斯和乔伊斯为一身。她在《卫报》上撰文说,在中国繁荣和光鲜的外表背后,还有很多对贫困、不公和政治暴力的愤怒抗议,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这种绝望情绪,就应该去读鲁迅。美国著名汉学家杰弗瑞・沃瑟斯多姆(Jeffrey Wasserstorm)教授在《时代》周刊上遥相呼应,称鲁迅是“中国的奥威尔(Orwell)”,蓝诗玲译著的推出,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企鹅经典。”
当然,蓝诗玲不只是一个翻译家,她主要身份还是学者,早先在剑桥大学、现在在伦敦大学Birkbeck学院任教,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史、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史等方面的研究。她的学术专著包括《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长城:中国与世界关系3000年》(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1000 BC-AD 2000),以及即将出版的《鸦片战争及其后续》(The Opium War and Its Afterlives)。她还在《卫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著名报刊担任专栏作家。除此之外,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今年只有36岁的她,精力之旺盛,作品之丰富,学术之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山草香为大家分享的5篇中文翻译英文就到这里了,希望在英中翻译的写作方面给予您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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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外文化差异
第一,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主要信奉基督教,西亚、北非、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避讳的词语,在翻译时应注意。
第二,颜色的文化差异。每个国家对颜色的理解也不同,如西方人心目中白色是天使、纯洁、幸福的象征,西方人在举行婚礼时,新婚要穿白色的婚纱。中国有“红白喜事”之说,红色一般是指嫁娶等喜事,它象征着吉祥、如意,过新年时贴上红对联;白事一般是指老人驾鹤西去,意味着哀伤、苍白。国家之间对于颜色的理解差异很大,在翻译时尽量避免颜色禁忌。
第三,数字的禁忌。数字对于每个国家的寓意也不同,如在中国“4”和“7”是禁忌的数字,因为“4”和“死”的发音是相同;在英国“13”是让人避讳的,因为在圣经“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第十三个门徒背叛了他,所以“13”意味着背叛和欺骗、不幸。所以在与人交谈和翻译中避免这些数字的出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尴尬。
第四,语言符号编码。(1)编码顺序不同。在英语中last name 就是姓,first name就是名,编码顺序是名姓,而在中国则是姓在前名在后。(2)词汇量不同。汉语中有关烹饪的词汇有50多个,而在英语中只有10余个,一句“you should talk to my uncle”就会让汉语读者产生歧义,不知道是指的叔叔、伯伯、舅舅还是姨夫等。
第五,思维方式。在中国和英国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表达也不尽相同,中国人在写家庭住址时,是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写国家、省份、城市、镇、门牌号。而在美国正好相反,先写门牌号最后标明国家。对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上,中国人是年、月、日,思想上属于从整体到部分的表述方式,而在美国就截然不同,是从日、月、年的表述,属于从部分到整体的分析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语言表达的不同,在翻译时要注意。
二 翻译技巧
第一,直译法。直译法要兼顾句子的结构和语境,在保持原文的思想和内容的基础上,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直译法是一种简单的翻译方法,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意译法。意译法是指在透彻了解原文整体思想、内容的基础之上,准确地把原文的思想和含义表述出来,在这些翻译方法中,意译法可以很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是一种很好的翻译手法,但对翻译人的要求比较高。
第三,增译法。增译法是指在翻译时对于句子中出现的人物、历史故事和人文特色等,对于被翻译人不太了解的地方在文章的最后要加以说明解释,如“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等,对于外国人来说不知道谁是孔子,在翻译时要解释清楚,否则达不到翻译的目的。
第四,减译法。在翻译的时候为了简化文章的意思,用一个和这个词很接近的词语来解释,翻译起来更加简单,也更容易理解。
第五,拆分法。翻译长句时使用到的方法,就是将一个长句拆分成几个小短句来解释。拆分是要对文章或句子中出现的相关重点词语联系起来,更好地掌握原文的意思及中心思想。
第六,转换法。翻译时经常用到词性的转换,如在翻译时动词、名词、介词等词性的转换,如名词转换成动词water 名词是水,动词是浇水;I am anxious about her health. 我为她的健康担忧,原文中anxious 这一形容词,被译为动词“担忧”因为在英语中表示“为……感到担忧”常用短语“be anxious about”。再如:“They are doubtful whether he can afford it.”可以翻译为“他们怀疑他是否能担负得起”。此例句中原文中的形容词“doubtful”被翻译成动词“怀疑”。但是在翻译中,有时出于修饰和句法结构的需要,往往把汉语中副词用英语其他词性的词来表达,这也是翻译中的一个常用技巧,这属于形容词和副词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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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新版手册》英译
委托方:
受托方:xxx
源文语言:中文
目标语言:英文
源文字数(按WORD“字数统计”中“字数”计算):8500字
截稿时间:2018年 7月_5_日
质量要求:1)以国标GB/T19682-2005《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为依据,错译及漏译等差错率小于千分之一点五。2)指定翻译表达方式的内容,需按照指定方式翻译。
交稿方式:请在截稿时间之前,以WORD格式电子文件的方式,将全英文译稿发回委托方。
付费方式: 委托方需在受托方提交最终译文之后,按约定稿酬和约定方式付费。
违约责任:1)差错率高于上述指标但未遭委托方客户扣费、退稿、拒付等措施时,每处差错扣减稿酬人民币5元;2)差错率高于上述指标并遭委托方客户扣费、退稿、拒付等措施时,受托方需承担相应责任;3)委托方未按约定稿酬标准付费者,受托方有权就差额部分要求双倍补偿;4)委托方未按约定付费时间支付时(以实际付款日为准),受托方可要求每日5元的补偿;但因受托方未能及时按要求提供收款银行卡信息或自行延误领款时间而造成支付延误的情况,不算作委托方违约。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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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翻译 跨文化 视角转换 翻译技巧
在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共同影响下,英语和汉语在说话方式和语言表达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英语翻译实际就是在跨文化视角下对语言进行整合,译者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同时借助合适的翻译技巧和转化方式来完成英语翻译工作。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跨文化视角下英语翻译研究工作的初级阶段,因而仍旧需要通过译者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从而实现语言的良好转换。
一、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的基本介绍
语言不仅是社会现象,同样还是文化现象,可以说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因而英语翻译并不只是语言的转换,其中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换。由于文化背景等差异,英语翻译的难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一些翻译学家表示读者对语言翻译工作的影响比较大,因而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文化的发展会促进语言的发展,不同地区的语言在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的影响下有着自身的独特特点,为了使得译语更加符合读者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英语翻译中就需要进行表达方式的转换,这就需要在跨文化视角下来完成。语言在表现形式上是复杂多样的,其差异也较为明显。视角转换就是译者在不涉及文化背景的情况下,用目标语来重组源语信息,运用转换表达角度的方式来使得译文和读者的语言习惯相一致。在跨文化的视角转换中主要包括正反转换和虚实转换两种形式,其一是正反转换,这也是最为主要的视角转换方式。汉语和英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传递同样的信息,可以采用正反转换的方式来实现转换。其二是虚实转换,英文的虚写需要实译,或者是实写的地方需要虚译,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较少语言特点的差异所带来的翻译错误,保证译文的效果。在英语翻译过程中,跨文化视角转换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二、中外文化存在的差异
1.地域和自然环境存在的差异。地域文化是影响语言表达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就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自身特色且至今都发挥着一定作用的文化传统,主要包括地方民俗和传统习惯等。一般而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稳定性,不同环境下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地域文化对说话方式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人们会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认知。对于英汉两个民族来说,其语言也带着浓厚的民族色彩。比如地理特征上的差异使得英国人在理解我国一些古诗词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偏差。从深层次来说,一些事物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会有着丰富的延伸含义,但是当其处于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就无法体现其本质含义。面对这种情况,在英语翻译过程中,需要注重不同民族的特点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保证英语翻译的效果。
2.社会和历史背景存在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存在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其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更为明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国外一些国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中国人注重综合性的思维,也就是整体的和谐,因而也就形成了流水型的句式结构;但是西方国家强调分析型的思维方式,于是就形成了树杈形的句式结构。这种差异在谚语和习语中是更为明显的,因而要想准确的翻译源语,就需要对源语和译语的文化背景有着正确的认识。作为译者,要想译文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需要采用视角转换的方式,根据实际的翻译情况和母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在翻译的时候对原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其更加符合翻译的要求。
3.文化背景存在的差异。翻译的实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因而要想成功的完成翻译工作,熟悉文化之间的差异显得更为重要。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差异使得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这也是文化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运用一种语言将另外一种语言所表现的含义重新表达出来,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决定了翻译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需要相应的了解其背后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的理解语言中蕴含着的独特文化。对于英语翻译来说,只有了解文化背景的差异,才能让翻译的内容更加贴切,有效的克服和解决文化差异也是英语翻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要想实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对等比较难,跨文化视角转换的作用就逐渐凸显出来。
4.生活习惯和习俗存在的差异。习俗文化主要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由民族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打招呼等日常活动中的习惯也有着一定的差异。英汉在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比较多。例如在汉语中,熟悉的人见面打招呼会客套说“你吃了吗”等,这在汉语中并没有很深的含义,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如果问“你吃了吗”常常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因而将此情景转化为西方语言则应该用到“how are you”等问候语。这种差异就是由于生活习俗的差异所引起的,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翻译,需要考虑当时说话的情境以及两种风俗习惯之间的差异。
三、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的翻译技巧
文化对于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翻译的实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可以说是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译文的可理解性,减少因为了解错误所造成的沟通障碍。语言的翻译主要是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三方面的翻译,而跨文化视角转换包括广义和狭义,广义的视角转换包含的内容是较为全面的,而狭义的视角转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传达相同的含义。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主要包括形象转换、虚实转换、修辞转换以及词类转换等。
1.跨文化视角转换的归化策略翻译技巧。归化策略就是指将文化中存在的差异转化成目的语读者熟悉的文化表达形式,也可以说是从源语相反的角度来传递相同的信息,让读者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异曲同工的趣味,使得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文化差异十分悬殊的情况,因而要想让读者更容易体会语言中的深层含义,需要采用归化处理的方式对语言中的成分和句式进行转变。
(1)物与人和人与人的视角转换。中西方文化在语言表达习惯和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是主语的表现方式上,汉语中主要是以“人”为主语,而英语中的主语主要是“物”,因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主语的转换才能保证源语言的本质含义。其次是在人称的翻译上,西方人十分注重谦让,因而其顺序一般是: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第一人称,但是在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的时候会将第一人称放在前面。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转换。最后就是亲属称谓,西方国家的亲属称谓比较笼统,而汉语中则分的十分仔细,因而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人物之间的关系。
(2)词类转换的翻译技巧。在跨文化视角转换翻译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对于正面无法翻译的情况需要从反面翻译,或者反面不能翻译的情况从正面来翻译,一些肯定的表达采用否定的翻译方法,否定的表达采用肯定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而在词类转换的翻译过程中,经常会采用这种正说反译法或者是反说正译法。在英语翻译中,根据英汉之间语言习惯和词语的搭配习惯来进行语言的转换,可以使其更加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3)句式转换的翻译技巧。在英语翻译中,句式的翻译是主要的部分,而对于一些特殊的英语句式来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其难度是比较大的。例如英语中常见的倒装句、祈使句和省略句等,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方式使其更加符合源语所要表达的含义。
2.跨文化视角转换的异化策略翻译技巧。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转换,还需要考虑特定的语言文化背景,因而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用与之相异角度的方式来进行语言的转换,也可以叫做语义翻译。语义翻译就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以此来实现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换,在异化翻译过程中主要包括正反词和相悖语态两种形式。
(1)正反词的转换翻译。在跨文化视角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词性灵活性的特点,采用正反词的方式来进行转换翻译。这种翻译的主要优势就是解决翻译中句子不通顺的情况,完善翻译效果。作为翻译者需要根据原文所表达的真正含义来进行语言的转换,同时还需要注重译文的流畅性。除此之外,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运用否定式表达出原文的相同含义。正反词的转换翻译可以有效的保持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独特性,译文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2)相悖语态的转换翻译。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关于语态的翻译是比较常见的。例如对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翻译,汉英的主语和谓语的位置有很大的区别,汉语中比较习惯于运用主动语态,而汉语中主要采用的是被动语态。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目的语的用于习惯,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同时也更能保证译文语义的连贯性。
参考文献:
[1]高帆。英语习惯用语的差异性翻译[J].新课程(教育学术). 2011,1(03):56-57.
中文翻译英文5
关键词翻译 文化差异 习俗和习惯朗读显示对应的拉丁字符的拼音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42-01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翻译中常常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本文作出了全面的对比,在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析。如果想要通过翻译表达同样的含义,我们就一定要彻底理解文化间的差异。
一、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作为影响翻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许多翻译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出现了许多有说服力的假设和原则性的一些理论,但是在实际翻译中仍然有许多不能用理论解释。整体而言,文化差异,以解决跨文化沟通的过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化差异”是指,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和信仰,人民生活和习俗的感觉,社会状况,思维模式和语言结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学习一门语言,我们应该很好地了解它的文化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交流中会出现的一些差异,在翻译时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以下简例:
(1)It is a Greek gift to you.
(2)It is all Greek to me.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第一个句子意思是说:这是给你的希腊礼物;第二句的意思是说:这个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希腊文。显然,这样翻译时错误的。那么,两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第一句来自“特洛伊”,讲的是希腊人民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此,这个词“Greek’ 在‘Greek gift’ '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下面的句子是从莎士比亚的 “凯撒大帝”中的一句话“for mine own part, it was Greek to me”。这里所说的'希腊'没有它自己的意思,含义是说对它一无所知。
(3)He flung himself down at little osborne’s feet, and loved him. (他拜倒在小奥斯本面前,死心蹋地的爱她)。
语言和文化决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要了解一个单词的真正含义就必须要了解其文化背景。总之,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文化的特殊性。
二、不同习俗和习惯对翻译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当他们搬新家时会邀请其亲朋好友去他们的新房,这种习惯他们称之为 “house warming”。相似地,中国人也有同样的习惯叫做“乔迁”。他们要表达的风格和意思都差不多,这种现象只是一个巧合,习俗和习惯?的不同种类得多。
(一)动物
不同的国家对动物有不同的机构和组织。这种习俗严重影响了翻译文化,以狗为例: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所以英国人经常说“love me, love my dog”。翻译成中文就是 “爱屋及乌”、“爱人及物”。在英语中,狗常常被比作人,比如: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
B. 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 (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二)传统习惯
传统习惯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词 “drag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dragon” and “龙”都是想象出来的动物,但却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西方国家有一个童话故事,龙是一种长着翅膀的巨大蛇,他可以从他的嘴里吐火焰。在中世纪,圣经故事讲“dragon”是一种邪恶的象征:恶魔、撒旦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所以,从那时起, “dragon”总是在基督教里象征邪恶。由“dragon”造成的事物在英语和汉语之间绝对不同。所以讲某个人像一条龙在西方不是赞扬。比如“flight like a dragon”, “blind dragon” and” to some dragon’s teeth”,这些表达都不是夸奖。然而在中国“龙”却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比如“龙”和“凤凰”都是优秀的象征。“龙”和“虎”都代表英雄,许多又龙的成语都是表示赞扬,比如:“龙凤呈祥”、“龙盘虎踞”、“卧虎藏龙”、“画龙点睛”、 “生龙活虎”、“龙腾虎跃”、 “龙马精神”、“叶公好龙”等。这里还有一个关于 “龙”的例子 : “亚洲经济四小龙”就被译为 “the four economic tigers in Asia”而不是 “the four economic dragons in Asia”。
三、结语
终上所述,我首先解释了“文化差异”是什么?然后,我用动物,传统习俗和其他特殊的例子,详细介绍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总的来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在翻译中表现明显。所以,我们想使人们明白了翻译后的语言就必须先知道它的两种语言文化。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文化在翻译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刘丽丽。英汉翻译应试指导。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8.
[2]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