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论文【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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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第一篇】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行为大多还停留在货物出口和技术引进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国际资本和外商对于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形势。我国企业和资本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对外贸易的途径。为此，在资本流通的动因上，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对外投资的前期条件。
1、我国货币的稳定和升值在美国信贷危机对国际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后，国际市场内的原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出现了问题。而我国人民币在货币稳定和升值上的潜力被许多金融运作者所相中。随着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对我国外贸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动力。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当中稳定货币的地位下降。使得在国际市场当中人民币的购买力和储藏价值稳步上升。而我国货币的升值带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流通的价值也就随之上升了。总金额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相当良好的环境。
2、我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随着我国工业化事业的逐步发展，工业生产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不断的增加。而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对于扩大我国国内能源开采的行为不予提倡。这时，投资国外能源产业，特别是国际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产业对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进程都有着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样的，通过对外投资专业我国国内多余产业的重复建设与优化我国产业链条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贸易摩擦。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摩擦在不断上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我国特色企业在国际市场当中出色的竞争实力被各国所关注。这导致近几年来国际市场当中对于我国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如何减少对外贸易当中摩擦，将产业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是良好的方式。不仅能够保证我国贸易出口产业的良好发展，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市场创造更为开放和先进的竞争环境，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当中的稳步发展。
二、对外投资的弊端
在国际市场总体萧条的前提下，对外投资是我国开发国际市场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良好时机。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和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都为我国对外投资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但是，资本运作不存在完全安全的经济行为，无论当前国际市场的状况如何，我国对外投资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风险。要清楚机遇和挑战是共存的。为此，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规划上，我们要辩证的认识当前对外投资的风险，并研究改良和回避的方式。
1、我国对外投资的混乱我国市场经济还处在逐步开放的进程当中，目前为止，我国市场当中的信息流通还很闭塞，对于国际市场的具体环境还缺乏直观可靠的认识。同时我国对外投资没有一个良好的渠道，这导致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为混乱无序。完善对外投资的信息采集和流通，加强我国国内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了解和国际信息的获得渠道。加强我国对于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减少重复投资和贸易欺诈现象的发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方法。
2、风险回避和预防的缺失国内投资者对于国际市场的总体走向和时事变化缺乏及时的信息和全面的认识，对于在投资过程中分辨资本投入的效益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时我国对于对外投资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导致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我国投资者承担了大量的贸易风险。
3、缺乏战略意识我国对外投资的形式还很混乱，同时对外投资的方向同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存在着偏差，相当多的投资者缺乏长远的视野和投资意识。为此，在发展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家要加强对于战略投资行为的支持。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第二篇】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数量指标以外，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与19世纪在金本位制下所达到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也有质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这场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地区更多，更广泛，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领域更多，更深入，层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业的全球化过程，跨国公司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习惯于用公司一体化的概念来概括这一过程（corporateintegration）。根据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体化分成若干层次，我们这里不去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但概括地讲，全球范围内公司一体化网络的建立，使得从R&D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链的各个环节，被按照最有利的区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再加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又大大扩大了企业（公司）一体化的外延。企业的国际化、一体化的这种趋势，已经使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象微观经济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纯净的市场机制所涵盖的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小。世界市场已经由跨国公司这一只只“看得见的手”给组织起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产品出现了。这种产品，由于它的价值增值链占据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区位，所以在它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全球的集合优势，而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
这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理论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特别是以要素禀赋论为核心的经典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样一种全球化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很难用反映一国区位优势的要素禀赋论来解释。如果做实证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理论对当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释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终商品的出口国或许只具有加工组装方面的优势。
第二、对企业的经营实践的影响。全球化商品的出现，使那些没有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被推到绝对被动的境地。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进行发展，它的产品充其量只能具备这个国家的区位优势（具有国家特征的优势）所赋予的竞争力。如何与集全球优势于一身的那种全球化商品相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人们所关心的是企业具备了哪些优势才能开展跨国经营，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跨国经营本身就是企业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个办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对外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寻求发展，这条路显然不合潮流。
另一条出路恐怕只有在开放条件下去寻找。既然国际生产已经形成越来越密集的全球一体化的网络，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找到自己的位置，变成国际生产一体化网络中的一部分，找到这样的位置再谋求发展，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举例来说，我们说中国的汽车行业在短期内难以在整车的出口上有所作为，但是可以选择发展零部件生产。但是这显然有个前提，就是要先将自己纳入世界汽车行业国际一体化的网络中去，否则你自己生产出来的零部件是为谁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规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合资合作乃至于与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更是生存竞争的需要。为了得到政府给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去寻求合资合作，与上述这个主流不合拍。
第三、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族经济的概念也要进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们上面提到的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籍的观念已经淡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学柳剑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其个体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西方早有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企业的归属问题不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从更广的意义上，所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归属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美国的？这也是个问题。当然跨国公司与其母国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将成为全球化的。这种竞争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每个政府在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通过提供一整套制度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这种服务的提供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来实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国民待遇”的原则下，以税收作为代价来购买这种制度，以获得在这个领土范围内发展的机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是给予某些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所能比拟的。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间竞争的一个特点。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是税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财富的创造过程具体是由什么人在组织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只要财富为这个领土范围内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当然根据这两个目标，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励的是某个产业的发展，那么为此而制定的优惠政策应该惠及所有有意投资于这个产业的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外商或者内资。既然要扶持的是一个产业，而不是哪一类的投资者，那么所有投资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外商还是内资，也不论是国内的国有经济成分还是非国有经济成分，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创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二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加快重点产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基本点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个新兴产业，而不是哪一类人，哪一类投资者。
对政府职能的这种理想化的简化，还不是近期内所能实现的事。这种看法也未必马上能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回忆和对比一下，6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敌视态度，是如何转变成现在这种争先恐后地吸引外资的情形，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预期，上述过程的到来不会是太久远的事情——假设全球化的趋势不发生逆转的话。实际上，GDP取代GNP成为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主要指标，虽然有其技术上的理由，但它同时也已经说明国土的概念比国民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第三篇】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万人，1989年增至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上升至1999年的%。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上升至%，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降至1990～1999年的%，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降至1990～1999年%。（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倍和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12%、%、%、136%和%。（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2000,）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2000,）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接对外投资【第四篇】
关键词：对外投资；出口规模；出口结构
当前，对外投资在推进经济转型、外贸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投资已成为郑州市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对郑州市经济和外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做了诸多研究。边婧，张曙霄研究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1]任志成，朱文博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2]徐文强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正相关的贸易互补效应和贸易引致效应。[3]从当前国内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的以一国作为整体或一个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某一城市视角入手来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立足郑州市，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对外投资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模型得以检验，有助于郑州市今后经济发展中合理引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以推动郑州市出口贸易的发展。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现状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规模现状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郑州市对外投资规模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图1可知，2010-2017年河南省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之后随着对外投资向理性化、合理化发展，对外投资规模出现下降；而出口规模近十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综合来看出口规模和对外投资规的变动具有相似性。
（二）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结构现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以及航空经济的发展，为郑州市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发展机遇。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不断优化。由图2可以看出，郑州市出口规模平稳攀升，出口结构不断优化，随着2012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其产品结构优化最突出，出口规模增长幅度最大。2012年后随着经济平稳发展，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优化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
二、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作用机理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郑州市对外投资的规模增长十分迅猛。同时，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也逐渐趋于健康化、理性化。正是由于对外投资的多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使得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更加合理化。
（一）对外投资对出口规模影响的作用机理
对外投资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4]主要分为出口引致效应和市场扩大效应。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投资，有利于获取资源、市场和区位优势，在这些地区投资建设工厂，需要原材料，需要从投资企业本国或本地区进口，带动了本地区或本市出口，带来出口引致效应。同时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在东道国市场的占有率，拓宽东道国对投资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使本地区出口规模增加。对外投资还会产生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5]对外进行投资，原材料、设备从投资企业所在地进行运输，则运输成本会较高，投资企业会选择从东道国进口进而使得投资企业所在地出口减少。总的来说，对外投资的出口规模变动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进口转移效应、反向进口效应之间力量的较量。
（二）对外投资对出口结构影响的作用机理
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和国内产业转移效应使得出口结构优化，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随着机械设备的出口，市场规模扩大，进而可以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扩大，进而优化出口结构。第二，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有利于所在地产业转移，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有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根据以上分析，通过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以及国内产业转移效应，郑州市对外投资的贸易影响机制如图3。
三、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模型构建
以郑州市对外投资数额odi、和gdp作为解释变量，以郑州市出口额ex、出口结构指数y作为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对上述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减少数据的波动，构建的模型如下：lnext=β0+β1lnodit+β2lngdpt+β3lnfdit+ξt（1）lnyt=β0+β1lnodit+β2lngdpt+β3lnfdit+ξt（2）其中，ext是郑州市第t年的出口额，yt是郑州市t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odit是郑州是的对外投资额，gdpt是郑州市的生产总值。t指2008，……2018。
（二）模型估计
选取2010—2018年数据，以对外投资额ODIt、国内生产总值GDPt为解释变量，以郑州市出口额ex、出口结构指数y为被解释变量，借助Eviews8进行回归，经整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上面回归结果，得到如下两个回归方程（3）、（4）：lnext=-+++从回归结果（3）、（4）可知，回归方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所以对外投资和GDP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每上升1%，出口额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提升%。分析回归结果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可以知道，在1%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均通过了整体的显著性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分析对外投资、GDP与出口国规模和出口结构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现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中O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X代表出口额，Y代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由于低于5%，原假设被拒绝，即对外投资是出口规模变动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原因。同理，GDP和FDI亦是出口规模变动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原因。
（四）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实证分析检验，对外投资每上升1%，出口规模随之提高%，出口结构优化%。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外投资相对于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影响较小。此外，对外投资对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大于对贸易规模的促进效应。总的来说，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具有促进作用。
四、结论
对外投资推动了郑州市出口，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在ODI的贸易创造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反向进口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的作用下，郑州市不断引导资本流动，创造新的贸易，促进产业转移，以促进出口结构合理化，出口规模的增长。在今后的对外投资中，郑州市可以采用以下举措来促进贸易的发展：第一，政府层面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协调好对外投资中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第二，企业应审时度势，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对技术的吸收、研发、改造、创新，增强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此外，抓住时机调整好对外投资策略，转移本市过剩产能的产业，同时形成对外投资与本市产业链的对接。
参考文献：
[1]边婧，张曙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34-44.
[2]任志成，朱文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5）：103-111.
[3]徐文强。中国企业OFDI对母国出口效应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19（8）：62-63.
[4]韩家彬，贺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