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与台湾历史上的雾社事件（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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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野蛮的骄傲1

《赛德克·巴莱》，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思考要从何处开始用文字去赞叹这部伟大的电影。它的伟大绝不在于庞大的投资，不在于数万人的参演，不在于十多年的酝酿，不在于画面，甚至不在于故事。它让每个看过的人听到了血液沸腾的声音，感受到了心脏跳动的力量。灵魂呼啸着想要冲破这被现世文明所包裹的虚伪外衣，那是我们随生命而诞生的，随知晓世事而抹煞掉的，人性中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的词语，意为“真正的人”。电影根据台湾历史上的“雾社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1930年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带领众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故事。时过境迁，“雾社事件”的主角早已逝去，而这段历史却随着政治高压的解禁和族群的和解而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当赛德克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关于民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也日渐复苏。这是一个有别于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历史，它是原住民们开始自我叙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艰难的，但却是建立一个完整丰富的台湾史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我们，重新打量台湾，若无法回到历史的深处，

赛德克族是由德固达雅、都达、德路固等三语群的族人所组成，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东部及宜兰山区，包括祖居地南投县仁爱乡。赛德克族的传统部落是以Gaya/ Waya为主、部落意识为辅所建构的传统农猎社会。Gaya/Waya是赛德克族的律法、是赛德克族的社会规范，该律法与规范是历代祖先口耳相传的生活智慧，故亦称之为祖训，部落意识则建立在Gaya/Waya的基础上。

赛德克族的部落各有其部落领导人，即俗称的头目。除部落领导人以外，部落长老、各传统祭仪的主祭司、巫医及文面师等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赛德克族的部落领导人并非世袭制，部落长老常是部落领导人的举荐者。其次是狩猎团及猎首团的解梦者、善猎的男子以及工于织布的女子等亦颇受族人们的敬重，在过去的年代里，他/她们相当于现代所谓的上流社会群。

赛德克族语“alang”—有部落、区域及邦国之意。因此，赛德克族的部落并不一定是指单一的部落群体，而常常是由二个以上的子部落所形成。例如沿溪流两旁的丘陵腹地或沿山棱两边的缓坡地，绵延1~3公里可能散布着数个部落；

通常会以该地区最早

上拥有血痕者，在他们离开人世后，始能通过“祖灵桥”头守护神的检视，她们的灵魂才能够安然行过祖灵桥回到祖灵的国度。这是赛德克族的祖训，也是赛德克族人终生恪遵不逾的族律Gaya。

纹面是赛德克族人成年与族群的标记，男子表示已具捍卫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维护家庭生计及冷暖的织布技能，没有纹面的族人，将难立足于赛德克族的社会。纹面是赛德克族人在世时的荣耀、是赛德克族人的成年礼，更是赛德克族人自我认同的族群标记。这也是电影中，成为“真正的人”的标识。

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凌晨，台中能高郡雾社，一群“生番”从丛林中蜂拥而出，向日本人所据的警所、学校、邮局发起冲击。如今，这里早已不再是赛德克人的家乡，他们早已被迫迁往他乡。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的历史被遗忘。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科学家考证，海峡两岸间的迁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书也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直至数百年前，这里的主角仍然是许多互相关联而各自独立、生活型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当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偏居海外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仍然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及至17世纪，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仍然这样写到：“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

差不多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接待”跨海而来的移民与官吏；也目睹了来来去去的不速之

客——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征服、驯化、掠夺甚至杀戮。

在那个时刻，1930年10月27日，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首领，莫那鲁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接下来，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历史。没有文字和话语权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描述中，是“生番”与“叛乱者”；在光复者的碑文上，他们是“抗日英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在邱若龙的漫画中，在魏德圣的电影中，在重新审视台湾的视野中。

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屠杀。死亡的是一群参加纪念会的日本人。日本对“雾社事件”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方死亡人数男为86名，女53名，总计139人。不少日本妇女和日本孩子，被当地原住民斩杀在一所日本小学中，身首异处。

这一天，早上六点，阳光刚露出温馨恬适的面容，郡守以下各官员、家长、学童，二百人上下，都在雾社公学校操场聚齐了。雾社共有日人36户，共157人。但是这一天是雾社日人大型纪念会，重要的理番官员也从外地来到现场，其中包括了地方行政区首脑官员和郡守。雾社山谷这一天像平日一样娟秀美丽，日本人并未注意到附近部落持续一晚的杀戮与骚动。

万事俱备，运动会准备开始。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名原住民突然冲入运动场入口，手起刀落，将一名日本理番官员的头当场砍下。目睹此景，日人大哗，许多家长惊慌失措，操场骚乱。此时早已埋伏多时较为年轻的一批原住民突然喊声震天，冲入操场，枪声大作，许多日本人饮弹，未死者则被涌入之原住民当场砍杀于操场。

以莫那鲁道为首，另一年纪较长编队的原住民队伍则追入日人宿舍和民房寻找漏网之鱼。他们要将祖先土地上的日本人都杀绝了。而这，就是雾社事件。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

与无奈。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2010年达到%。“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这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全部。影片的第一个片段便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头山猪进行的小范围冲突，而最终以砍下两个人头而结束。猎杀、战争、奔跑、砍头、高声歌唱、茹毛饮血，导演没有刻意掩盖赛德克族的“野蛮”。这样的“野蛮”在充满了节奏的猎杀中，在畅快淋漓的屠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甚至没有将一个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因为战争已是这部电影的全部。电影中最震撼我的并不是来自凶悍赛德克男人，而是来自妇女与儿童。在大多数的描绘战争电影中，妇女与儿童以一种弱势群体的姿态呈现，逃亡或者被伤害。《赛德克·巴莱》中的妇女与儿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个种族的“野蛮的骄傲”。母亲和妻子为男人准备好食物便在家中集体自杀，只为了把粮食节省下来；年少的孩子，面对敌人没有一丝迟疑，抱着他跳下山崖？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在漫天樱花飞扬绽放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缓缓唱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我的孩子啊！你们尖刀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蜡？我的孩子啊！你们悲愤的额头，还能展开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吗？??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但体现在赛德克族人身上，也体现在日本人身上。但我不想多提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因为这本就不是整部电影的重点。《赛德克·巴莱》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不是一部民族情结泛滥的抗日题材电影，不是一部局限于历史情感的电影，相比战争，相比民族，更为永恒深刻的探讨在于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因为它知晓，过去的历史，荣也好，辱也罢，都已是过去。而所有历史的意义，正是让过去为明日投射出智慧的光。

《赛德克.巴莱》与台湾历史上的雾社事件2

日本人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莫那鲁道

《赛德克·巴莱》这个晦涩的电影名称可能会让不了解雾社事件的观众望而却步，但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在赛德克语中，“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则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在日本的统治下，他们用牺牲换取尊严。看过电影之后，观众会发现，这部电影蕴含着一种难得的被称之为血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存在于莫那鲁道身上，也存在于导演魏德圣体内。魏德圣把“雾社事件”看做是赛德克人对文化和祖先的殉道，牺牲的赛德克人最后走上“彩虹桥”得以回归祖灵，魏德圣用这种浪漫手法，对赛德克人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心灵探索。

难产的电影 难得的魏德圣

每个导演都有一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在魏德圣心里，他的这部电影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赛德克·巴莱》。

在《海角七号》走红之后，魏德圣被认为是台湾电影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2009年，大陆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自传体作品《小导演失业日记》（台湾版于2002年已出版）。这本自传体作品讲述了他成名前的辛酸历史，而他的一切坚持都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可以说，抵押房子、后半生可能都要在还债中度过的他，孤注一掷拍摄《海角七号》，也是为了《赛德克·巴莱》。如果知道一个导演为了拍摄理想的电影坚持奋战了12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他拍出了莫那鲁道及其赛德克族的血性。戏里莫那鲁道的一场仗憋了30年，打了53天。戏外魏德圣的这场仗，从2000年到2012年，12年，每日每夜，他都在奋战。正如开机时，他所说的话：“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雾社悲歌

影片《赛德克·巴莱》所表现的雾社事件是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的抗日行动。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社)，不满台湾总督府对番社的压迫而起。日本自1895年强占台湾后，即开始有计划地对全台进行渗透和控制。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统治者并未止步于已开化的“平地”汉人聚居区，而是分阶段而逐步地侵占原住民领地并从中源源不断地掠夺矿产资源。日本人以“番人”称呼岛上的原住民，将社民的聚居地称为“番社”。而“番社”又与城乡对应，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从1906 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 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五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终于在番社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控制，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建立和维护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完全是依赖日本警察专治，日本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警察对于“番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日本人为了丰富的山林矿业资源，对各原住部落采行严酷的政策，赛德克族逐渐被迫失去自己的文化与信仰，男人们被警察强迫着搬木头的苦役，从事无偿修路、建桥等繁重的劳动；女人们则成为卑贱的家眷帮佣，为日本军警家庭服务。并且所有“番人”被禁止纹面，作为“赛德克·巴莱”的传统图腾随之渐渐消失，这使得赛德克族人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人”。这才是对赛德克人信仰基石的最重大打击。

在日本占领当局看来，他们代表着“文明”的力量。在番社里建立起教育所、医疗所、邮便所等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设施，为原住民地区的“文明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这一文明化进程的代价，除了大片森林被毁灭、居民世代狩猎的猎场消失外，还有整个地区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崩塌。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赛德克族六个番社共计1236人，开始了“大出草”（起事）。

精准的叙事技巧

影片的叙事技巧，犹如教科书一般精准。影片一开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固定规则的元社会，高山上赛德克人遵循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存法则，只有勇敢的人的脸上才配拥有祖先赐予的图腾。他们保护自己的猎场，跟其他部落为了争夺生存地即猎场做斗争。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猎场被日本人所占领，男人要去做苦力扛木头，女人要去做帮佣陪酒。紧接下来的30年，是对赛德克人的考验，*山草香 *从影片后来的叙事中，观众得知赛德克人对于日军占领猎场是有过反抗的，只是都以失败而告终。30年的考验既让原来的元社会发生了变化，也达成了新平衡。那两个以日本人自居的番人警察就是新平衡的代表者，他们是赛德克人中的变通者，看似过着如意的生活，但他们的灵魂被同族人耻笑。一场敬酒风波成了雾社事件的导火索。莫那鲁道带领赛德克人进行反抗，日本人从强势的主人变成了雾社运动会上的过街老鼠，这一场对抗从此时开始渐入高潮。赛德克战士的决心不可撼动，他们要捍卫自己的猎场，捍卫血祭祖灵、换取图腾的方式，更要为自己赢取尊严。他们付出的代价还有赛德克妇女集体自杀这样的悲壮行为。在最后，观众看到了日军指挥官的反思：为什么区区300个赛德克人可以对抗数千装备先进的日本士兵。从他的眼中，观众看到了不可思议和敬重的双重含义。所谓文明和野蛮的交锋有时看来不过是个笑话，哪怕成败早已注定，这其中的血性也是难以抹灭的。

《赛德克·巴莱》还有另一个叙事重点。莫那鲁道原来的敌人是另一部落道泽人的铁木瓦力斯。当日本人到来时，真正的敌人变成作威作福的日本人，而当莫那鲁道起事后，日本人在束手无策时，想到的又是让同为赛德克族的铁木瓦力斯来对付莫那鲁道。或许在很多观众看来，同族相残的悲剧远大于赛德克人跟日本人的决斗。可能也正是从以铁木瓦力斯为代表的赛德克人向日本人“缴械”，才让莫那鲁道的反抗变得不堪一击。如果日本人的这一狠招就是文明的意义，那么毋庸置疑，观众都会站在野蛮的骄傲这一面。

丢失的身份

本片能够成为不朽，还在于主创人员的诚恳。《赛德克·巴莱》并没有回避若干很难解答的问题，诸如文明与野蛮之间、现代化与宗族的觉醒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赛德克人明知不可为而为等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历史逻辑。

雾社起义牺牲人数近千人，除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外，参与行动的部落几近灭族，这使雾社事件成为日本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反抗行动。如此之高的代价，是什么让赛德克人有了争取自由的勇气？日本在台建设起来的现代化设施难道不好么？在这样的“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中，不是高下立判么，为什么还要起义？于是我们才听到了首领莫那鲁道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语：“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这才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事实上，台湾总督府对此事件的处理方式遭到了日本帝国议会的强烈质疑，总督石冢英藏与总务长官人见次郎等人遭到撤换。莫那鲁道后来在台湾被视为抗日英雄，他的头像出现在20元的台币硬币上。

影片中那两位生为“番人”的日本警察确有其人，由于赛德克族人起事之初，日方不明情况，占领当局曾一度怀疑这两名受过日本学校高等教育的“番人”为事件领导者，但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进行救护作业时，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其中花冈一郎以武士道传统切腹方式自杀，花冈二郎则以赛德克族人传统方式自尽。这些场景在电影中皆有表现，而在影片中对此展开的细致描写则带来了至今仍困扰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花冈一郎的发问亦道出观影者的心声：“二郎，我们到底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

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 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这种自我牺牲的和平做法也正说明了一部分赛德克的苦衷，找不到身份认同，便只能犹如孤魂野鬼飘荡在祖先栖息的土地上，这种无根的感觉应该是整部影片中最最让人感到悲凉的。

熄影深思：80年过去了，徘徊在另一种文明对冲之间的台湾社群依然未能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台湾作家亮轩在其回忆中曾叙：“台湾光复未久之时，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便以其为例教大家作中国人。时隔六十几年，却再也无法做‘中国人’的样板，问及是哪国人，便会千头万绪，欲语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