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论文范例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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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论文1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
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三)以联合国为核心，建立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各种国际合作机制中，只有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是超越于个体国家利益之上的合作方式，如世界银行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事业的投资，开发成员国的生产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最高水平的健康”，联合国的宗旨为“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宗旨都是为了谋取全球、全人类的共同福利。因此，我们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也应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各国家通过签订议定书或国际合作协议，明确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时机、方式、程度、权利、义务以及风险与利益分担机制，并通过建立联合国协调小组来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
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国际性的危机预警、通报和信息制度，联合国协调小组在对各国的预警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危机分级规定及时地向全球预警和援助信息，从而保证公共危机能在爆发初期就得到有效的遏制。
[摘要]公共危机影响和危害的广泛性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全球治理无疑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是政治、经济、等多元利益的冲突是制约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关键。因此，在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合作治理框架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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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论文2
1.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危机预防管理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危机进行预测，为危机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危机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危机的处理。在美国，危机管理的决策中枢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俄罗斯的决策指挥中心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从世界范围看，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机制，议会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理为核心的机制。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中心，灾害发生后，一般都是临时成立工作组应付危机，这种工作组不能保证危机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缺乏对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有效总结、分析、保留和借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危机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危机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2.加强危机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向往“永世不易”的理想社会，老百姓的危机意识比较淡漠。我们虽然热切关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但总是认为那是外国的事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便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之中，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2003年春天“非典”事件中老百姓的恐慌、无所适从并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此，在危机预防管理中政府必须做到：一是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加强危机的预防训练，整体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一旦发生危机，国民才能从容应对。
3.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其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4.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日益弱化，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因此，危机事件处理中调动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就成为政府危机处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关学者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853%的民众比较愿意或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只有%的人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场危机可能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个人，只有全社会万众一心、和衷共济、共渡难关，才能战胜危机。只有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让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政府的救灾行为中，而不是被动地过分依赖政府，才能更快更好地战胜危机。目前，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政府只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各个单位、各个系统一层层地去组织和动员，时效性不够，成本较高。因此，由政府出面构建中国的社会民间救助组织，组建社会义务工作者队伍是政府危机预防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5培育健康的人文社会环境。危机不仅是对一个政府管理制度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心理承受力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民族能否精诚团结，以健康、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危机，是一个民族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危机的预防管理不仅包括制度的预防，还包括人们精神健康和心理的预防。首先，要建立诚信、友爱、信任、关怀的人文社会环境，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当危机来临时。人与人之间应关怀、友爱、理解、宽容与帮助，而不是冷漠、猜忌与排斥，这是战胜危机的首要要素；其次，培养健康的社会心理，提高公民抵抗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危机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危害，更有心理的考验，越是对社会公共生活危害比较大的危机，越会造成令人恐惧的效果。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惧。危机预防不仅仅是危机本身的预防，还包括心理危机的预防。加强对公民危机意识的教育，培育公民健康的心态，提高公民的心理承受力，建立健全社会心理咨询和精神援助系统，是政府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艰巨任务。
二、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应对策略
危机的预防只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危机管理程序，立即进人危机处理状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措施不当，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减弱甚至丧失，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1.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受到威胁时，便会陷人极度恐慌之中，为了减轻或消除心理上的紧张与压力，人们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获知与危机有关的信息。当人们从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不足，无法解释目前正在发生的危机或不能解除其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时，各种流言就会迅速出现，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恐慌。因此，危机发生时，公众出于对危机的恐俱和对危机事件的不明真相，各种流言蜚语的出现是必然的，封锁消息反而会为流言的传播创造条件，况且信息全球化使任何政府想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
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2.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是指对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政府应立即投人到危机的处理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我国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在短时间内爆发并在较大区域内流行，与政府有关人员的危机意识淡漠有直接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报喜不报优的心态，危机发生时常常采取低调处理和封锁消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会丧失平息
事态扩大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随时随地都存在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尤为重要。
3及时发挥政府宏观协调、整合资源的作用。危机发生时，政府出面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这在政府危机处理中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危机状态下政府协调职能的发挥，例如英国为了协调各部门的紧急应变工作，政府于2001年设立非军事意外事件秘书处，秘书处的宗旨是“就预见、预防准备和解决办法提高英国应付突发挑战的能力”，在政府内外协调各部门作出综合整体反应，与各有关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开发和共享英国关键网络和基础设施资源，统一、合理、有效使用政府各部门资源，确保预防和控制灾难的规划和机制实施到位以及发挥效应，确保政府在处理危机期间能够继续发挥正常社会职能。美国国务院下设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中中央到地方的救灾资源，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发生重大灾情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支援工作，将灾情降到最低。总之，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重要保证。
4.政府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从而形成“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如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提一桶水来救火，这个行为就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就会冷静下来，跟着去提水救火；相反，如果有人第一个逃走，这个行为也将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同样会效仿，争先恐后地逃跑。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必须成为“紧急规范”的首倡者和实施者，通过政府的“紧急规范”，全国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战胜危机。
5.做好善后沟通工作，提升政府形象。危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即使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处置方法，政府的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因此，危机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处理的结束。当人们度过危机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危机后沟通工作，向国民承诺政府今后的措施，表达政府的诚意，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心，重新提升政府的形象。总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摘要：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网络舆情论文3
(一)加强引领队伍建设提供人力保障要加快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及时、主动、准确权威信息、澄清虚假不实信息、消除公众疑虑，对于占领网络信息高地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贵阳市政府在我国首次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后川、粤、云、豫、渝等省市政府相继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由于网络舆情具有内容复杂性、价值多元性、传播迅捷性、影响广泛性等特点，对网络新闻发言人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包括具有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深厚的媒体从业素养，准确清晰的表达能力，灵活严谨的逻辑思维。要防止发言人制度形式化、发言人讲话官腔化，要“愿说”“会说”“敢说”，从而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有效。为此，一是要在各级政府、重要大型网站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二是要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培训制度，加紧培养一支高层次复合型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要着力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观念总是先从广播和报刊传向“意见领袖”，然后再由这些人传到人口中不那么活跃的部分。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效果是伴随着‘两级传播’(即大众传播媒介—舆论领袖—一般受众)过程而产生的。”［2］进入互联网Web2．0时代，尤其是微博的普及，“意见领袖”呈现出从山头林立到泛众化趋势，而其影响和作用却丝毫不减，“只要意见领袖足够权威，谈论话题具备冲击力和磁性，反而可以吸引更多陌生人的关注和转发。”“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走向和舆论生成的影响力更加显现。”［3］与此同时，“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4］。因此，着力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就势在必行，要求“网络意见领袖”深刻认同并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功底深厚，社会嗅觉敏锐，对国家和社会古道热肠。要努力壮大网络“民兵”队伍。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制造假新闻，散布谣言，煽动、蛊惑不明真相的网民跟帖、转发，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冲击思想宣传阵地。网络公关公司利用网络推手雇佣“水军”左右网络舆论，使网络舆情严重偏离真实民意，损害社会公信力甚至扭曲社会价值观，还给我们的决策带来误导。他们往往将涉及敏感话题的网络舆论引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对此我们有必要从机关、学校、社会中招募能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骨干、志愿者做我们的网络“民兵”，组建一支常备的预备役队伍以抗衡“网络水军”。
(二)丰富引领技术手段提供技术保障要建立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预警是引导网络舆情的基础。传统的社会舆情引导是一种静态的、后发的引导，网络舆情的引导应是一种动态的、先发的引导，应贯穿于网络舆情的酝酿、发酵、形成、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引领网络舆情就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和预警系统。对海量网络舆情信息的采集、分析和预警已不可能依靠传统手工方式进行，必须利用当今先进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进行网页信息检索、自然语言识别和处理、文本分类和聚类、观点倾向性识别、主题检测与跟踪。传统媒体、科研院所、大型网站等机构建立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和预警系统，并且要共同架构起监控网络体系，统一协调行动以提供技术保障。2008年，人民网建立我国首家网络舆情监测室，为众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和热点舆情应对顾问，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我国需加大投入建立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为引领网络舆情提供科学指导。要构筑“防火墙”阻止极端有害信息传播。互联网是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微博的发展，对互联网实行完全的内容监管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对于网络舆情中含有明显的反华、、反人类这类极端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实施过滤技术处理以阻止其传播却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世界主导地位所必需的。目前采用的网络技术手段主要有防火墙、身份认证、加密、访问控制、安全操作系统、安全路由器及网络入侵检测技术等。要加速网络技术研发，强化对网络舆情信息的技术监管，防范违反法律法规、违背伦理道德、挑战公序良俗的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越轨”言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协调机制
(一)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统一领导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的人员和部门广泛而复杂，必须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首先要明确网络舆情引领主体及其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党政机关无疑是最重要的引领主体，也是领导责任主体。要明确党和政府的领导责任，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形成多层次立体式的引领格局。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各地方政府成立相应机构，改变了过去互联网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级政府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接主管，统一负责领导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引领网络舆情。要努力提高党和政府驾驭网络舆情的能力。如何正确对待网络舆论，科学有效引领网络舆情，考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总体而言，“从回避、无视，甚至惧怕网络舆论，到直面和回应网络舆论，再到合理有效地把网络建设成了解民意、征询民策、疏导民怨的途径，各级党政机关和团体对互联网舆情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都有了很明显的进步。”［5］然而，互联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还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不断学习，提高驾驭网络舆情的能力和水平。
(二)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科学考核机制首先，要建立引领网络舆情领导责任主体的考核制度。建立对引领网络舆情领导责任主体的考核制度，有助于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助于实现引领网络舆情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一是党政干部应成为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先行者，带头做到不编造、不传播、不跟从、不误导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舆论。二是要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党政机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责任和义务，并将此纳入到公务员考核工作中，作为晋级晋升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其次，要建立对引领网络舆情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考核制度。各级党和政府应负责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奖励制度，包括网络舆情预警机构、传统媒体、大型知名网站以及网宣网评个人的激励，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制定优惠政策，明确奖励措施。根据这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引领网络舆情中的表现进行日常考核，年度排名、评优，对业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和一定的奖励。还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网络舆情引领的惩戒制度，坚持“谁主办、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舆情引领不力的媒体、个人予以惩戒。
(三)建立处理网络舆情的快速联动机制首先，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信息上报制度。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的运行，经过网络舆情信息采集—舆情信息预处理—舆情信息分析—舆情预警信息报告，最后上报至相关的政府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根据汇集的预警分析报告作出判断和反应，对于有可能波及全国范围的网络舆情预警信息及时上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时间上争取主动，在空间上也争取回旋余地。其次，要建立网络舆情应对联动制度。网络舆情爆发后，立即启动舆情响应机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一协调，一是网络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通报事件进展，随即让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及时跟进，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二是传统媒体利用自身公信力的优势，澄清不实信息，消除公众疑虑，积极引领社会公众；三是相关部门妥善处理舆情事件，回应公众合理诉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舆情的基本内容
(一)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和网民心理
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发展的基本态势，这是引领网络舆情的先决条件。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后我国网络舆情迅猛发展，其发展态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载体多样，微博、微信成为新宠。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传统的三大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微信的发展使传播载体更多样化。由于微博、微信的信息传播更具便捷性、无封锁性而成为网民新宠。“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变成了微博客，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5］二是关注内容广泛，对政治、民生问题尤为敏感。从2003年孙志刚案、刘涌案到2008年汶川地震、周久耕案、反支持奥运再到2013年案、李某某案、雾霾天气戏谑，网络舆情关注的事件类型多样，但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对政治与民生问题的关注，是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关注的焦点。”［6］三是社会影响渐强，正向作用舆情占多数。在web2．0技术推动下，“网络舆论对于传统舆论格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已经无法忽视，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政府和公众的沟通中网络舆论已经趋近成为一股主流的力量。”“近年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甚至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很快就会达到甚至会超过预期的影响力。”［7］而且“数据显示，起正向作用的网络舆论占绝大多数，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十分明显”［6］。准确把握网民心理，这是科学引领网络舆情的必备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深刻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深刻调整。这种社会变动带来的社会心理重大变化，包括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政治体制转型带来的社会无助感，文化体制转型带来的迷茫感，社会转型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感、焦虑感等等。当意见观点、利益诉求的表达在现实世界渠道相对狭窄不够畅通的条件下，虚拟世界就成了最佳选择，网络就成了发表意见、宣泄情绪的空间。为此，一是要准确把握网民的这些心理状况，不随意对网民的正当情绪发泄和意见表达一概简单删除，使网络不只是非理性发泄的空间场所，而且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宝库；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层面向社会心理层面转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自觉。
(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
在理论论证与现实回应的相互印证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领网络舆情在于其是否有强大的引领力，在于其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这就启示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一是理论要彻底，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理论要关照现实，在主义和问题的相互关照中，着力回答和解决历史与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9］在一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对话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过程，既是网络舆情向“善”向“美”的过程，也是构建网民价值观的过程，必须抛弃单向灌输模式，实现双向多向互动交流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的价值要求与网民多元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就决定必须实现价值观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价值观的最大限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呼唤高尚的理想道德信念，这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的主导地位。”［9］要通过对话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对话中实现引领。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途径
1．主流网站与传统媒体合力引领。网络纷繁复杂，要求每个传播主体都能发挥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作用，使网络舆情朝正确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网络阵地的占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舆情的引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责无旁贷。目前“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呼应更加紧密”［10］。因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努力形成主流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引领合力。一是党政官网与传统媒体要形成合力。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积极作为，利用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经验、能力以及社会公信力方面的优势，与党政官网形成引领合力。二是重点网站与传统媒体要形成合力。网络舆情通常是某一信息源在重要门户网站或重要社区论坛引发广泛关注后形成。必须使重点网站与传统媒体密切配合形成引领合力。“主动引领网络舆情是传统媒体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需要。”［11］
2．显性疏导与隐性规制合力引领。在现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下，以行政命令方式和用堵的办法对待网络舆论处理网络舆情显然是愚蠢的。“在民主政治时代，运用行政控制的办法管理网络舆论，必然面临着政治、法律、技术的难题，其效果不佳。”［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要显性疏导与隐性规制相结合。显性疏导就是网络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新旧各种传媒对网络舆情疏通、引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网络新闻发言人及时报道，澄清事实。网络舆情产生后，网络新闻发言人利用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客及时报道，澄清不实言论阻止谣言传播，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牢牢把握网络舆论主导权。其二，“网络意见领袖”设置议题，正确引导网民。设置议题除了在内容上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在方法上还要讲究策略，包括时间要集中，网络舆情发生后一段时间内连续设置相关联议题，有意识地强化宣传密度；位置要显著，设置的议题要在网络新闻头条、论坛和微博置顶等显著位置加以突出，吸引网民关注；版式要宏大，要不吝版面篇幅强力推出设置的议题，形成气势；标题要吸引人，设置的议题要吸引眼球，调动网民的兴趣热情去读完议题内容。例如前两年“小悦悦”事件后新浪、腾讯等网站设置“拒绝冷漠，传递温暖”的议题，呼唤社会道德良知，体现很好的社会效果。其三，专家做客网站、论坛深度解读。聘请知名专家对网络舆情事件、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地深度解读，解释产生的深刻历史与现实原因，解答网民疑惑，在专家与网民的互动中引导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专家在与网民互动中观点要鲜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拒斥什么，要旗帜鲜明。对与主流价值取向相背离有明显政治立场问题的意见观点要坚决驳斥，据理力争，对因认识问题产生的偏激观点、情绪要循循善诱，说服劝导。隐性规制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制定互联网各种制度和公共政策以规范网民的言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舆论引导，制度政策的推行可以消解网民对核心价值观的反复直接接触反而产生厌烦情绪，更加具有隐蔽性，引领效果更好，可使网民自觉发表正向言论。
网络舆情论文4
一、关于公民社会
关于公民社会，国内外相关研究众多，所属不同学科的学者根据其研究范畴，从不同角度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定义。一般认为，“公民社会即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私营盈利机构，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社会领域，包括了那些为了保护或增进公众利益而自愿结合形成的组织！”。它是“一个强调权利主体的概念，是公众参与构建的社会，彰显公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拥有及行使。
二、网络舆情的特征
“网络可以带给公民更多的话语权和表现平台，给公民更大的媒介接近权，公民能够在网络上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审视社会管理者的行为并予以实时监督，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情；。因此，“网络舆情不是一种独认的民主表达形态，它是公民以网络技术为媒介，参与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新型方式。作为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它反映了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网络舆情同时具有平等性、自由性、公开性和实时性的特征。平等性主要是指在网络世界里，作为网络舆情的者，无论在现实中为何种身份，其在此享有平等的网民身份。网络空间不拒绝任何有意愿加人讨论的主体平等自由地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网络舆情的自由性表现在网民在网络平台的自由互动，能够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流，彼此互动，形成持续的关注和参与，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之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畅通，传播者和受众可随时转变角色，受众可以随心所欲表达意愿，传播者可以从受众当中获取需要的信息及事件的最新动态；网络舆情的公开性，表现为所传播的信息一般公布于所有受众面前，传播者和受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较容易实现阳光下的权利监督和意愿表达；网络舆情的实时性表现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当前社会发展当中的热点问题是并行的，移动网络环境的出现更为网民实时参与社会问题讨论提供了平台，民众无论在何时，在何地均可即时对问题发表看法。
三、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网络舆情平等、自由、公开和实时的特征也同时是公民社会基本形态的特征。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内涵是要突出公民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意识，网络舆情为公民提供了即时意见表达渠道，营造了政治参与空间，培育了自由、平等的公民意识，适合发挥公民的主体意识。综合分析起来，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新路径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影响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网络是一个没有强权的信息传播空间，网络所创造的平等是一种全新平等，这就让所有的网络舆情参与者有了平等的参与机会，公民由此拥有了自己独认的意思表达和行为表达能力，网络舆情在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路径的同时，还造就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
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指的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由于地域与政策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在现实当中能够参与政治决策的公民居少数。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基层自治和制度并不能完全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平等、自由的网络环境自然成为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新场所。在当前主流网络社交平台中，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人民网、凤凰网、网易和天涯等各大网络新闻论坛，针对时事热点的新闻事件讨论层出不穷，公民对时事政治，突发事件等内容关注程度极高，并实时展开激烈讨论。在网络中，公民还能够自由参与“两会”代表提案的讨论，针对新闻热点事件跟帖、评论，施展群众才华，发挥群众智慧，形成网络舆情，实现间接参与政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会自发地辨别事实真伪，学习各种政治活动常识，形成理性参政，合理议政的方式。网络舆情使公民既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又锻炼了政治参与的能力，还可为在现实中参政议政积累经验。网络为民主转型拓宽了自下而上的路径，尤其是网络舆情的互动交往，强化了公民社会资本，对公民社会富有积极意义。
(二)为公民监督公共权力提供新工具
网络舆情监督是公众以网络媒体为平台，通过舆情表达的方式，对政府权力运作、社会公共事务及一切涉及公众利益与兴趣的人、事、物实施评定与督促，保证公众权利不受侵犯。公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群众利益的保障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监督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尤其在当前，网络即时交互平台搭建强调用户体验，使用便捷，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均能快速在网络上形成传播，网民能第一时间知悉并对事件作出评论，形成网络舆情，甚至影响事件发展进程。而不同网民根据所在的不同地域，所处的不同岗位采用不同视角同时对事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广大民众在知情权被充分满足的情况下，自发对网络上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广的事件发生发展、处理处置形成监督。若事件出现变化，便会出现相应的剖析和评价。网络舆情以其最持久的耐心和最尖锐的角度，关注事件发展。虽然这些监督是柔性的，但更具人性化和道德感，体现着公民的观点和呼声。
现阶段传统媒体往往已无法达到这样广泛的民意舆情监督能力和影响力。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2008年发表不当言论，即被网民曝出抽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引发社会极大关注，被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天价烟局长”。次年10月，经相关部门查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依法判刑。近年来，网络舆情在食品安全问题，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对红十字会、监测部门、当地官员的问责，完善反腐机制、查办腐败案件，环境污染问题，景点收费问题等诸多方面广泛参与，表达着公民诉求，引发社会关注。在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过程中，网络舆情监督凭借其信息海量、覆盖面广、速度迅捷、互动性强和多媒体性等特点成为截至目前最具公共领域特征的舆情监督方式，体现了公民对司法执法、反腐倡廉、事故灾害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监督作用，反映着公民社会促进政府部门改进执政理念，尊重民情，关怀民众的力量，客观上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网络舆情监督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
(三)为公民表达诉求充当调节器
伴随着网络上日益增多的公共事件和敏感话题，以及公众在网络中已然体验到的话语权和主体感，公民表达诉求的情绪不断高涨。不可排除，网络上不时出现宣泄性的极端言论，并引发公众盲从评论，甚至冲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网络舆情平台作为新兴媒体，成为了社会环境矛盾冲突的预警者和调节器，理性公民在网络上主动承担负面信息和不和谐言论的疏导工作，部分高素质人群主动根据网络传言辨析真伪曲直，扼制反面言论，形成正面网络舆情；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环境逐步催生出“网络问政”和网络新闻发言人这种互联网时代政府机构吸纳舆情、疏导民心的创新形式。
毋庸置疑，网络舆情正以无法想象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民主和法制，完善政府各项机制，关注公民社会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4月雅安市芦山县地震给灾区民众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是巨大的。灾难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不止于经济上的，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更无法估量。灾难面前，处于最基层的民众往往心里有苦却无处诉说，自身利益诉求难以表达。在此情况下，除了官方网络媒体的不断努力，网络民众的舆情反馈不容小觑，网民们在网络上为他们搭建了强大的利益诉求通道。在灾难面前，除了主流传统媒体不断对灾情和救灾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外，在灾区一线的网友也在24小时不间断通过图片、视频等直观形式向外界发送灾区实况，让民众知悉现实状况，产生情感共鸣，也通过对灾情特殊地区的情况反映，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如：网友爆救援车辆在高速路口排起长龙等收费，呼吁收费站停止收费，让救命通道畅通无阻；雅安千名大学生被困，社会各界的捐助情况等等。此时公民对网络的关注，灾区人民对政府救援、医疗保障、应急响应、心理及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要求和呼声在网络上形成舆情，让政府和相关部门了解到了公众的诉求，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四)为培育公民意识开辟新渠道
公民意识的具备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方式之一，只有当国家公民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这个国家才具有了构建完整公民社会的能力。在近年来发生的地震灾害当中，中国公民互帮互助，承担起了公民义务，表现出了良好的公民素养，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自我完善并发掘了自身参与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能力。而这样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正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网络舆情给公民提供了发声渠道和独认思考的视角，为培育公民意识提供了沃土。凭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整合发展，网络舆情环境的逐年变化，公民自发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追求利益诉求有效目标，不断朝提高信息分辨能力以及减少盲目参与事件的方向前进。伴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不断更新升级，网络上不断出现各类虚假言论，网民自发对舆情事件进行真伪辨别，政治参与偏失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网民意识到，通过网络舆情了解社会现状，参政议政，必须明辨真伪曲直。合理表达，热情与理性共存是提高公民参政水平，展现公民修养，提升公民意识的根本途径。
四、网络舆情对公民社会构建的反作用
毫无疑问，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构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平等、自由、开放性等特征，必然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民素质限制网络舆情推进公民社会发展进步。在开放自由的网络中，人人都可以参与评论，促成舆情的产生。这种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导致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和质量均难以保证。再由于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信息的者身份无从考证，伴随着当前网络上曝光的敏感事件日益增多，部分网民在网络上漫骂，发表极端言论，煽动民众不良情绪，引发等等，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如“3·01”昆明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10余则暴力事件谣言，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警方、权威机构和知名网站纷纷辟谣。这就需要公民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以及道德文化水平，才能理性抵制不良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
二是数字鸿沟限制网络言论主体。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期，社会矛盾导致各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再由于不同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网民大量集中于具备一定网络条件的城镇；不同年龄段人员参与网络的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异。巨大的数字鸿沟使得网络舆情的主体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极易出现反映的情况片面或者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如：当前反腐倡廉、贪官落马等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其促成公民高度关注并产成大量网络舆情，数据鸿沟极易使正面舆论产生偏差，使公权机构深陷公信力危机。
三是利益驱动导致不实言论的传播。在市场经济中，网络自然会被赋予强烈的商业色彩，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在真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感受和体验，让网民对网络形成依赖。相应的，网络上大量的商业化、娱乐性不良信息，对网络公民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腐化，并在此基础之上折射生成有一定利益目的的舆情，形成虚拟与现实的二维互动。这些行为一旦引导或治理不当，极易导致严重的，影响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政府通过改革加强引导作用，完善法律法规，倡导公平正义，针对复杂舆情进行深人研究调查，呼吁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理性公民意识的觉醒等，都是当前通过网络舆情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解决复杂问题，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的良方佳策，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五、结语
公共危机论文5
关键词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
AbstractOnNovember1，2007，PRCunexpectedeventanswerslawbeingputintoeffectformally，makesclearthatourcountryneedstobuildcentralizedleadership，isinharmonysynthetically，classifiesandmanaging，classifiesconscientiously，de“touchstone”fnatureeventandtheiremergency，commonrightawaycurrentlyfurtherperfectgovernmentcrisisgovernstheexplorationdoingafirststep.
KeywordsGovernment;Unexpectedevent;Theemergencyismanaged;Commoncrisisgoverns
1背景介绍
一场近年来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使刚进入2008年的中国各级政府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消息，截至2月12日，雨雪冰冻灾害灾情波及21个省(区、市、兵团)，因灾死亡107人，失踪8人，紧急转移安置万人，累计救助铁路公路滞留人员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亿亩，绝收2530万亩；森林受损面积近亿亩；倒塌房屋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111亿元。最后我们取得了抗灾的胜利。但这并不是抗击这次灾害本身的带给我的伟大意义，而真正的意义更在于全社会对这次雪灾的深刻反思，特别是作为公共危机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角的各级政府，更应当从这次灾害中获得经验，体会教训。华东师范大学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陈洁华教授在《2008年雪灾连锁危机对中国的十大考验》一文中指出我国危机管理的十大不足。主要包括：①国民普遍缺乏对“非传统危险”的警惕；②气象预报预警的时间太短，同时基层也未能有效地利用预警时间；③预警信息未能有效；④生活方式有待调整；⑤地方“两会”恰逢危机高发期；⑥国民素质有待提高；⑦救灾的力量和资金单一；⑧环境污染严重；⑨危机管理设备严重缺乏；⑩缺少危机后的问责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指出：“从这次应对突发灾难的情况看，南方城市的预案考虑不够充分、细致，在抗灾能力建设的成本与应对突发灾难的措施之间需要平衡考虑，对那些多年难得一遇，灾害后果又会太严重的自然灾害应该以周密的应急预案来对付”。
2综合上述，笔者认为从这次冰雪灾害中暴露当前政府在社会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中的不足主要有
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的认识不足、处理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知识和应变能力的缺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一度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十年”、“89”等一系列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社会危机，而今天我们是在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诸如：洪涝、海啸、SARS、禽流感、雪灾等一系列的突发性的社会公共危机，也有学者称其为“非传统危险或非传统危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积累了丰富的“和平、繁荣环境下的建设发展经验”，而缺乏关注社会公共危机的意识，实质是“习惯性地维护既有权威与惯常政府形式相关的公共事业感的结果”①。
部门条块分割，职责不明，协调不足。
从现状来看，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部门、地区横向之间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从危机应急管理体系上看，部分地区政府部门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应急管理机制及其信息系统，有的已经相当先进和完善，但是一旦危机爆发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合作时却显得“事倍功半”，始终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应急机制；从现实的应急处理过程来看，部分主管应急管理的地区和部门时常感觉救灾资源短缺，而部分主管应急管理的地区和部门的救灾资源却没有“用武之地”，因而建立统一、协调的应急管理机制已成为政府加强应急管理和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息沟通不畅。
政府内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灾害信息报告的标准、程序、责任不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而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瞒报、缓报、漏报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缺乏综合性的信息平台，各地区、各部门的应急信息系统相互分割，无论在信息收集汇总，还是在综合评估和预测预警方面，都有所欠缺。
缺乏与公众的有效沟通，以至公众了解灾情的信息严重滞后。
“当时衡阳和株洲已经完全停电，并且不知道何时可以修复电路，已经可以预见未来几天开不了车了，铁道部门却还在卖票。本来农民工到火车站上不了车就回去了，可铁道部一声恢复运力，害得农民工又涌到广州火车站。”
救灾力量单一，社会抗灾力量缺乏与政府对接平台。
发达国家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NGO在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比政府反应更灵活，更迅速，更易反映公众的利益诉求。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地依赖于以政府牵头的军队、武警、公安、消防为主力队伍的救灾力量；在此次的抗灾的主战场之一的广州火车站，虽有诸如“狮子会”、“广州青年自愿者”、“基督教青年会”、“麦田计划”等社会组织的参与，但其正在的作用也显得十分有限。以至出现了这样的尴尬：“有1000多万人口的广州并不缺乏义工，不缺乏热心的志愿者，缺的是政府对义工有针对性的管理，这是中山大学社工教研中心主任罗观翠教授的观点。”“另一种争议存在于义工组织之间。由于包括广州青年志愿者、狮子会、基督教青年会、麦田计划等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常常在同一区域工作，隶属不同团体的义工很容易互相观察。既有动员人数多、但管理松散，缺乏凝聚力的团体，也有理性沉稳、具备一定应急专业性的组织。②”:
3当前完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建议
转变观念——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要彻底转变观念，加强对社会危机意识的培养和应急应变知识与能力的学习。“思想路线决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只有领导干部树立了公共危机意识和具备了处理危机的应变能力，才能在第一时间把握主动权，减少灾害扩大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才能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公共危机背后隐藏的“机遇”:2003年5月23日至25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对北京等5大城市进行了“非典”舆情调查的结果显示：%的受访者表示，非典危机的背后也隐藏着机遇。68%的受访者认为，非典流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56%的受访问者认为，非典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研究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此外，在回答“非典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受访者中，分别有24%、22%、%的人认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等。
制度安排——完善危机管理离不开制度性和法制性的保障，积极推进“领导坐阵指挥型公共危机应急模式”向“制度型、法制型模式”转化。“制度型、法制型模式”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并不是否认“领导坐阵指挥型公共危机应急模式”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必要性”，而是完善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化和当前应急管理制度化的现实需求。加强中央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预防处置的统一领导，总体上协调职能并在组织上加以落实，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③。另外逐步完善和落实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促使突发事件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为突发事件应对和公共危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加强社会控制。社会公突发事件本身是具有“非常态”性质的事件，因而一定的社会控制也是必要的，此时社会控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规范的体系和方式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保障公民利益免受侵害，或最低限度的少受侵害，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采用政治高压的手段对民意的压制和信息的封锁。社会控制手段的运用必须要以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前提，以政府紧急状态下的政策的可行性为载体。
信息沟通。
首先，政府应急治理应当制定统一的、标准化的应急管理专业术语和相关定义，为应急信息的传输提供专业的信息支持；其次，各政府与各部门之间彻底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建立信息共享的、互助协调的信息平台和联动机制；第三，完善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平台，建立及时、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如“非典”期间的“一日一报的信息披露制度”;另外，防止国外媒体蓄意借公共危机事件大肆渲染，避免媒体新闻大战，而加剧社会恐慌和危机蔓延。
4社会能力的发挥
此处社会能力泛指除政府公共部门以外的其它社会力量，主要包括NGO，社会公众，企业，新闻媒体。发挥社会能力的重要意义在于——社会力量更具有信息优势。社会力量能够在现实的、频繁的交往中最易甄别出现实中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反映其利益诉求并与之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而政府公共部门多是采用宏观调控的手段难以满足公共危机状态下公众的微观需求，且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在实践的操作中信息搜集的成本过高。
当前社会力量中应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NGO积极加强自身组织规范化建设，在提高自身实践能力的同时不断寻求与各政府合作的对接平台；第二、社会公众应当加深对公共安全知识的了解，以便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增强自救能力；第三、新闻媒体积极做到：有效地沟通信息、客观地传播真相、积极的社会动员等。
总之，政府危机治理不仅需要转变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传统观念，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建设还需要社员力量的广泛参与和社会能力的充分发挥。
注释：
①[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4页
②宁二《南风窗》2008年第2期——2008，广州春运义工启示录
③郭济主编。《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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