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赵翼（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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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赵翼范文1

[关键词]饮食 糖炒栗子 文学 文化 政治

[中图分类号]G122；TS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127―11

在一个讲究“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的同度，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以及“韵外之致”。那些飘荡在都市或乡村、刺激着你我好胃口的各色美味，古往今来，曾凝聚着无数文人学者惊羡抑或忧伤的日光。反过来，这些或迷茫、或笃定、或、或好奇的目光，附着在具体食物上，又使得其在“酸甜苦辣咸”(借用唐鲁孙的书名)外，平添了几分神秘与妩媚，大大扩展了其文化内涵。在众多“意蕴闳深”的食品中，我选择了飘香干年的“糖炒栗子”，来敷陈作为文学、文化以及政治的“饮食”。

盛产于大江南北的栗子，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已经深深嵌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翻阅《诗经》、《论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古书，你很容易发现其窈窕的身影。至于历代文人的“吟咏”与“引用”，借助各种电子数据库，更是不难觅得芳踪。可我讨论的不是“原料”，而是“美食”――从植物形态的栗子，到吾曹口中的美食，不只主厨在发挥作用，文人学者也都不敢示弱，纷纷以其擅长的语言文字来“添油加醋”，以至我们今天谈论诸如糖炒栗子这样的美食。必须兼及“古典”与“今典”(借用陈寅恪的概念)，神游冥想，古今同席，于美味之外，更多地体会历史与人心。

有日本学者称：“在中国文学中，详细地描述现实饮食生活的例子并不太多。”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那是因为古今“文学”概念的歧异。只在具有“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里找，当然是吃力不讨好；若扩展视野，将“文学”还原为传统意义E的“文章博学”，则中国人谈论饮食的文字，实在是不胜枚举。记得汪曾祺曾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选编作家谈饮食文化的《知味集》，其“征稿小启”有曰：“浙中清馋，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吃的很精；不但会吃，而且善于谈吃。”不仅仅是张岱、袁枚，中国文人中喜欢且擅长谈论美食的，可谓比比皆是。

借用《礼记・中庸》的说法：“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我所理解的“味”，兼及味蕾的感受、知识的积累、历史的氛围以及文人的想象。那么，就让我们在此“文学的餐桌”上，与宋代的苏辙和陆游、清代的赵翼和郝懿行，以及现代的周作人和顾随等，共同品鉴让他们一往情深的栗子――尤其是那早已香飘四海的糖炒栗子。

一、食疗与乡思

关于栗子的科属、别名、性味、营养成分等，此等植物学知识，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关注的是“吃什么”以及“怎么吃”，即栗子如何成为美味。谈到栗子的吃法，大的分类，不外生食与熟食。恰好有两位宋代文人，为这两类吃法留下了下古传扬的华章――生食的“代言人”是北宋散文家苏辙，熟食则有南宋诗人陆游作为“形象大使”。

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合称“三苏”的著名文人苏辙(字子由，1039―1112)，其《栾城集》中多有涉及栗子处。如卷五《寄孙朴》之“相逢语笑夜踌躇，烹煮梨栗羞肴蔬”、卷七《寄孔武仲》之“煎茶食梨栗，看君诵书史”，还有卷十《次韵王适食茅栗》之“山栗满篮兼白黑，村醪入口半甜酸”等。这满篮子的山栗，黑白相间，视觉效果甚好，极具观赏性；而且，将其与煎茶、村醪并置，说明确系诗人酷爱的美味。只是这栗子到底怎么吃，生食还是熟食，糖炒还是水煮，诗人没有明说。故我们只能推断，起码在诗人眼中，日后声名显赫的糖炒栗子，或尚未“闪亮登场”，或并非其“最爱”。

再看看以下这首流传久远、常被医家或提倡食疗者引述的《服栗》(《栾城三集》卷二)，当能明白，苏辙确实倾向于生吃栗子：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

经霜斧刃全金气，插手丹田借火光。

入口锵鸣初未熟，低头咀噍不容忙。

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桨。

作为食物的栗子，对人体有滋补甚至药用功效(比如养胃健脾、补肾强筋等)，这点常被历代的文人或医家提及。如唐代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就说，板栗是“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其《千金方》卷二十二“果实”更有曰：

栗子，味成温，无毒。主益气，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生食之，甚治之腰脚不随。

也就是说，治疗苏辙晚年所患“腰脚病”，不是一般的吃栗子，而是生吃栗子，而且必须早晚“低头咀噍不容忙”、“三咽徐收白玉桨”。苏辙所说的“旧传方”，不知与唐人孙思邈有无关系，但其《服栗》诗，却明显影响了明人李时珍。李撰《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果部”，引录孙思邈等人诗文外，还专门摘引苏辙《服栗》诗的首尾四句，然后断曰：“此得食栗之诀也！”“栗生食，可治腰脚不遂”――这说的是疗效；至于吃法，则“细嚼，连液吞咽，则有益；若顿食至饱，反至伤脾”。如此说来，苏、李二君对于“服栗”的理解，若合符节。

不过，明知生食栗子能健体治病，世人似乎还是更倾向于熟吃。这点。清代学者郝懿行已经注意到了：“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不仅仅是熟吃，作者还排除了煎煮焖炖等各种制作方式，惟独推崇一“炒”字。如此选择，大有深意，而让“炒栗法”变得如此神秘兮兮的，正是南宋大诗人陆游。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1125―1210)的《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及作为食品的栗子。像“豆枯狐兔肥，霜早柿栗熟”(《怀旧用昔人蜀道诗韵》)、“o刺坼蓬新栗熟，鹅雏弄色冻醅浓”(《初冬》)、“丰岁鸡豚贱，霜天柿栗稠”(《随意》)、 “开皱紫栗如拳大，带叶黄柑染袖香”(《病中遣怀》)等，都是只提作为食品或风景的栗子，并没细说制作方式。而卷四的《闻王嘉叟讣告有作》可就不一样了：“地炉燔栗美刍豢，石鼎烹茶当醪醴”――这确凿无疑的，就是炒栗子了。至于卷十三的《昼寝，梦一客相过，若有旧者，夷粹可爱，既觉，作绝句记之》，更是趣味盎然，值得全诗引录：

梦中何许得嘉宾，对影胡床岸幅巾。

石鼎烹茶火煨栗，主人坦率客情真。

炒栗子不仅香气四溢，且与特定的史事相勾连，那就更值得当事人或后人追忆品鉴了。我指的是《剑南诗稿》卷五的《夜食炒栗有感》：

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

唤起少年京辇梦，和宁门外早朝来。

此诗题后有自注：“漏舍待朝，朝士往往食此。”南宋都城临安的“漏舍”有两个，一在大内南门丽正门外，一在北门和宁门外。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条，提及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盖报令诸百官听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诸司上番人知之，赶趁往诸处服役耳”。这个时候，“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陆游等“和宁门外早朝来”的百官，见到的是这么一幅情景：“和宁门红权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嗄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这“如汴京气象”五个字，实在太刺眼了，让人感慨万端。了解南宋历史以及陆游生平的，对其晚年因“夜食炒栗”而忆及年青时的“漏舍待朝”，当平添无限惆怅。

说到“汴京气象”，不能不提及《东京梦华录》。那位因战祸而“避地江左”的“幽兰居士孟元老”，晚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撰成《东京梦华录》十卷。作者深情追忆并仔细描摹那已经永远失去的“东京”之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等，希望后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卷八涉及秋天的汴京风情，如“中元节”条谈盂兰盆会及“目连救母”杂剧；“中秋”条描述“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重阳”则是摹写“酒家皆以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而最值得关注的，是“立秋”一则：

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是月，瓜果梨枣方盛，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中贵戚里，取索供卖。内中泛索，金合络绎。士庶买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叶包，糁以麝香，红小索儿系之。卖者虽多，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

这里的“鸡头”。当指鸡头米，即新鲜芡实。芡实是一种多年生睡莲科水生植物，多生于池塘或湖泊沿岸浅水之中，夏季开花，初秋结实。从鲜鸡头中剥出的鸡头肉鲜嫩可口，可生食，也可煮食，有健脾益肾之功效。因果实呈圆球形，尖端突起，状如鸡头，故名。此果品在宋代声名显赫，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果之品”有关于“鸡头”的介绍，苏辙《栾城集》卷五之《西湖二咏》，包括《观捕鱼》和《食鸡头》二则；而欧阳修的《初食鸡头有感》和陆游的《建州绝无芡，意颇思之，戏作》，同样对此果品念念不忘。如此说来，以卖鸡头出名的李和家，“岂不也就是一爿鲜果铺么？”

这位汴京城里卖鲜果的小老板，并无特殊功业，本该早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曾想到，就因为陆游的一则小文，此君竟流芳千古。“生识前辈，年登耄期，所记所闻，殊可观也”的《老学庵笔记》，其卷二有这么一则记载：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

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这则凄婉的故事，自然是寄托遥深。至于后世无数读书人，只要稍有正义感及历史常识，很少不被李和儿之递送南宋使臣炒栗子，以及“挥泪而去”的身影所震撼。至此，炒栗子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某种不便言说或无须明言的“故国之思”。

二、考辨与文章

要说借吟咏食物来表达“故国之思”，最让我牵挂的，莫过于“清初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很可惜，在他们的集子中，我没发现糖炒栗子的“靓影”。反倒是乾嘉年间的赵翼和郝懿行，在各自的笔记中，谈及那流寓燕京的李和以及糖炒栗子。当然，不用说，入口处都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

作为诗人，赵翼(字云崧，号瓯北，1727-1814)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除了论诗重“性灵”(参见《瓯北诗话》)，曾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论诗》)这样的千古名句，赵翼还是一个重要的史学家，其《廿二史札记》至今仍常被学界引用。至于作者“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㈣的《陔余丛考》，前十五卷纵论经义史籍，按传统的思路，应是重中之重；可我偏偏更喜欢三十至四十三卷的杂考，因其辨识名物制度、称谓礼俗、语言文字等，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风尚，大有俾益。就以卷三十三的“京师炒栗”则为例：

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栗十枚来献，自白日，汴京李和儿也，挥涕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炒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

这里所说的“宋人小说”，毫无疑义，应该就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大概是史家而又兼诗人的缘故，赵翼的考证，小处不够谨慎，误“十裹”为“十枚”，未免贻笑大方。除了考辨不精，还有过度阐释的嫌疑――想象今天北京的炒栗法就是宋人李和所传，实在太大胆了。因为，糖炒栗子的香味遍及大江南北，各地的制作方式大同小异，怎么能证明李氏炒栗法“千年一线”呢？在我看来，此等民间工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法找到真正的原创者；即便那汴京城里“炒栗最佳”的李和，也没有“专利权”。

比起赵翼的挥洒才情、驰骋想像，我更喜欢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1757-1825)的笃实与诚挚。作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郝懿行著述甚丰，计有三十余种，均收在《郝氏遗书》中。除代表作《尔雅义疏》外，更有闲涉物情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记海错》、《宝训》等杂著。并非空谈性理，也不将眼光局限于书斋，郝兰皋学问驳杂，趣味广泛，这点很对周作人的口味――“清代北方学者我于傅青主外最佩服郝君，他的学术思想仿佛与颜之推、贾思勰有点近似，切实而宽博，这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境界也。”

正是这种打心眼里的喜欢，使得周作人在1935年，连续写了3篇谈论郝懿行的文章。先是1935年3月13日撰《(食味杂咏)注》，评论东墅老人嘉善谢庸的撰述：“东墅老人对于土物之知识丰富实在可佩服，可惜以诗为主，因诗写注，终有所限制，假如专作笔记，像郝兰皋的《记海错》那样，一定是很有可观的。”后又有1935年11月21日所撰《郝氏说(诗)》，介绍郝懿行和夫人王照圆合撰《诗问》、《诗说》，称赞其“体察物理人情”，“训诂名物亦多新意”。同年12月24日，周作人又撰《(记海错)》一文，提及诸多记载地方物产的好书，特别强调：“至于个人撰述之作，我最喜欢郝懿行的《记海错》。”与诸多乾嘉学者埋头考辨经史不同，郝懿行还旁及各种地方性知识以及人情物理。正是有感于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郝懿行撰写了贴近日常生活、体现自家“游子思乡”情怀，而又可以“资考证”的《记海错》；1181至于《蜂衙小记》的“小引”，挥洒自如，情趣盎然，更是值得专门引证：“昔人遇鸟啼花落，欣然有会于心。余萧斋岑寂，闲涉物情，偶然会意，率尔操觚，不堪持赠，聊以自娱，作《蜂衙小 记》十五则。”

有了这么多铺垫，回过头来看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四中的“炒栗”则，当不难明白其好处：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舌本流津。买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壳薄，中实充满，炒用糖膏(俗名糖稀)则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意甚快也。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坐高兀子，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其栗稍大，而炒制之法，和以濡糖，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而甜美过之。都市衙鬻，相染成风，盘间称佳味矣。偶读《老学庵笔记》二言，故都李和炒栗明闻天下，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惜其法竟不传，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

与赵翼之断言京师里的炒栗就是李和遗法相反，对博物有浓烈兴趣的郝懿行，却在“惜其法竞不传”。正如前面谈及的，将李和视为糖炒栗子的祖师爷，相信其掌握某种秘诀，这思路在我看来大有问题。争论此“炒栗遗法”到底是湮没无闻了呢，还是已被发扬光大，其实没有多大意义。还是周作人的评述精彩：

郝君所说更有风致，叙述炒栗子处极细腻可喜，盖由于对名物自有兴味，非他人所可及，唯与放翁原来的感情却不相接触，无异于赵云松也。

周君说的没错，“郝君的是有情趣的人，学者而兼有诗人的意味，故所记特别有意思，如写炒栗子之特色，炒时的情状，均简明可喜”。而我更看好的是，一个严谨的学者，竟有如此情致，在考辨名物时，敢将笔墨荡开去，穿插自家的生活记忆――“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云云，实在妙不可言。

至于周作人所说的，赵、郝二君之谈论《老学庵笔记》，全然没有失去家国的悲愤与隐痛。故与陆游原话宗旨不合，这确实是个问题：可这更多地属于时代风气――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从糖炒栗子的遥远记忆中，体悟放翁那念兹在兹的“故国之思”。

三、伤心最是李和儿

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仅仅两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原名魁寿，号启明、知堂等，1885-1967)便面临如何“与放翁原来的感情相接触”的难题――那原本让人垂涎三尺的糖炒栗子，如今竟变得浑身是刺，搅得人辗转反侧，坐卧不宁。

1937年3月30日，周作人撰《(老学庵笔记)》，开篇即语带调侃：“吾乡陆放翁近来似乎很交时运，大有追赠国防诗人头衔的光荣。”具体论述时，启明先生承认“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并引《放翁题跋》卷三《跋吕侍讲岁时杂记》，称：“读此可知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其实，没必要绕这么大的弯子，翻开《老学庵笔记》，此类黍离之思比比皆是。暂时置身度外的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儒的考辨虽精巧，但放过了作者压在纸背的心情，殊为可惜。体会陆游的心境不容易，追摹乃至实践，那就更难了。周作人没想到的是，这“知行合一”的考验，竟很快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七七事变”后，名教授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选择了“苦住”北平，不能不让人捏一大把汗。此后，一直到1938年2月9日，周氏公开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标志着其正式附逆，这中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敌我双方都在努力争取。而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更是翻江倒海。就在此天人交战之际，10月11日，周作人写下这么一首打油诗：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诗后有同年12月11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二十天后，周作人意犹未尽，重写一绝，目的是“怀吾乡放翁也”：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

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

后面照样有注：“先祖妣孙太君家在偏门外，与快阁比邻，蒋太君家鲁墟，即放翁诗所云‘轻帆过鲁墟’者是也。”这里的怕过鲁墟，大概是怕见那位念念不忘光复的陆放翁吧？

身为“标志性人物”，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周作人其实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旦失足落水，更是很难重新上岸。以启明先生之聪明才智，当然明白其“附逆”给抗战军民造成的打击与伤害。1939年4月28日，借撰文纪念亡友钱玄同，周作人引余澹心编《东山谈苑》，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谈，或问之，答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下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1940年5月29日，周作人撰《辩解》一文，重引《东山谈苑》，还是那句“一说便俗”，称回想以前读过的古文，明白辩解未必有什么益处。之所以再三声明“不辩解”，实则还是想辩解，只不过自觉理亏，担心辩解无效反落笑柄而已；尤其是刻意披露那两首包含内心隐痛的打油诗，更看得出是在努力地洗刷自己。

1940年3月20日，周作人撰《炒栗子》，刊同年6月《中和月刊》1卷6号，后收入《药味集》中。此文在立意以及史料排比上，跟三年前所撰《(老学庵笔记)》互有同异――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在文章末尾巧妙地引入上述那两首表现故国之思的打油诗。又过了四年，也就是1944年10月，在《杂志》14卷1期上，周作人发表《苦茶庵打油诗》，共收入其撰于1937年11月至1944年10月的打油诗24首，打头阵的，正是这“伤心最是李和儿”！此类“述怀”，私下吟咏是一回事，公开发表又是另一回事；不只刊于杂志，还收入《立春以前》，可见周作人确实希望此中心迹能“广为人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面的3篇论诗赵翼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论诗赵翼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

论诗赵翼范文2

论文摘要：文章考证了清代学者张船山的生平事迹、著作，通过古今学者和通行文学史对张船山的评价，客观地阐述了张船山的文学诗歌成就，指出了张船山对于清代诗歌的影响和贡献。

张船山(1764-1814 )，名问陶，字仲冶，号船山，清代四川遂宁县(今遂宁市船山区)人。其高祖张鹏翩(1649-1725)，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清史稿》《辞海》有传；曾祖张惫诚(1667-1737 )，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张勤望(1694-1757 )，官至山东登州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张顾鉴(1721-1797 )，官至云南开化知府；兄张问安(1757-1815 )，号亥白，清代诗人，著有《亥白诗草》;妻林顽，字韵微，号佩环，清代四川布政使林俊女，著有《林恭人集》。

张船山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26日)生于山东省馆陶县(治今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嘉庆十年(1805)，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嘉庆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省莱州知府。嘉庆十七年(1812)，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公历4月23日)，病逝于苏州，享年51岁。后归葬故里遂宁两河口(今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两河口)祖全。其生平可参见拙著《张间陶年谱》(巴蜀书社2000年初版、2005年修订再版)。

张船山著有《船山诗草》20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刊行；《船山诗草补遗)))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两书共收诗3000余首。1986年，中华书局将《船山诗草》(包括补遗)列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2000年重印。这是目前最完备、最通行的张船山诗集。近年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张船山研究会已组织专人对《诗草》和《补遗》进行注释。不久，一部统一、完整的《船山诗草注》将会面世。

一、从古今学者对船山的评论看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 )《答张船山太史书》云：“诗人洪稚存太史，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来信颂执事之才为长安第一”;“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物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①《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忽然洪太史，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架架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荐，才与船山神交，并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袁枚视船山为生平“第一”知己，可见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清代著名学者吴锡麒(1746-1818 )(哭张船山》云：“如此惊才仅中寿，问天何苦再生才？’ “余在都下，与张船山侍御为莫逆交。读其诗，如龙跳虎卧，令人色然而骇。……船山雄于诗者也。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 )云：“张检讨诗如骥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搏，君捷亦千首。滴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李白号称“滴仙”;苏轼，字和仲。洪亮吉认为：船山可以和李白、苏轼并美，乾嘉诗坛所有诗人无人能及！故船山在当时即“有青莲再世之目’， “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

清代诗人朱文治(1760-1845 )《书船山纪年诗后》:“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亦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朱氏认为船山诗超过了创作有游戏之嫌的随园(即袁枚)。

船山诗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四海骚人，靡不倾仰”，在国外也影响巨大，“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韩国文学家朴齐家(175-1805)在罗聘(扬州八怪之一)寓所见到船山诗一卷，爱不释手，并投诗船山云：“曾闻世有文昌在，更道人间草圣传。珍重鸡林高纸价，新诗愿购若干篇。’，。诗中将张船山类比为文昌，可见评价之高。船山和云：“性灵偶向诗中写，名字宁防海外传。从此不防焚剩草，郁陵岛上有遗篇。船山从弟张问彤(1768-1832)在《秋怀船山》一诗中亦云：“狂得时人骂，诗从外国知。”。可见，在乾嘉时期船山诗已流播海外了。

清诗人张维屏(1780-1859 )云：“船山诗生气涌出，生趣飞来。……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人，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细阐物情，或论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声大如钟铺，或味爽如蓓韭，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

清人李元度(1821-1887 )《张船山先生事略》云：“幼有异察，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材《诸将》之遗，传诵殆遍。……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船山为最。

清代学者孙桐生(1824-1908 )云：“(船山)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清末蜀人傅世询(四川双流人)在《论蜀诗绝句》中，论船山云：“弱冠闻君已出群，中年阅历老弥真。旁人漫晒无余味，三百年来见此人。”清末诗人林思进(1873-1953 )论船山云：“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傅诗强调蜀中文苑自从明代杨升庵以来、张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没有出现张船山这样杰出的诗人；林诗则强调在张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现可以继承媲美张船山的诗人。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就说明了船山在蜀中诗坛的重要地位，即为清代蜀中诗冠。清诗人、四川布政使杨挨(1760-1804 )云：“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近人戴吉双《四川儒林文苑传》谓船山云：“固李太白、坡、虞伯生、杨升庵之后一人也，诚蜀中亦大家矣。”徐世昌《清诗汇·诗话》云：“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列人《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是名符其实的。

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袁枚、蒋士锉、赵翼号称乾隆三大家，但蒋士锉成就不及袁、赵，风格也不同，故钱钟书先生主张以张船山代替蒋士锉，重组一个三大家集团。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锉换为张问陶。”。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刘扬忠先生云：“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间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并云：“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张船山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二、从通行文学史及清诗选本看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中国历史悠久，诗人辈出，多如繁星。因受规模和条件限制，能写人文学史的诗人，是极少的。以清代诗人为例，正处在筹备阶段的《全清诗》，“初步测算作者总数约为十万家，成书则当在一千册以上。’，。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得诗27000余首。而能进人《中国文学史》的清代诗人只占《清诗汇》诗人总数的千分之三、四。中国社科院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6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9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清诗人也只有28人。如此不少的清代诗人人《中国文学史》，而张船山即为其中之一，足见船山在清诗史人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种通行清诗选本中，船山诗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绪五年(1879)刊印的《国朝全蜀诗钞》(孙桐生辑选)，规模宏大，体制精严，是清代蜀诗选本中集大成者。该书共64卷，计选诗人362人，存诗5900余首，其中张船山诗人选最多，独占6卷，人选诗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诗草》的五分之一，占《国朝全蜀诗钞》的十分之一，“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可见船山在孙桐生的心目中是大头，就全清诗人而论，蜀诗人中能跻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张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朝嘉年间的性灵派在华夏拥有诗人之众，是过往的许多诗派无法比拟的，而巴蜀诗人恰恰是通过张间陶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领一批诗人，影响着一诗人。因而，活跃在诗坛，齐集在张问陶周围的蜀中诗人都崇尚性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了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计200余卷，是清诗选本中影响大、声望高者。该书人选船山诗37首，为蜀中诗人人选最多者。其他蜀中诗人，如李调元入选4首、彭端淑1首、费密8首、张问安11首、卓秉恬1首、刘沉1首、张鹏翩2首、刘光第7首……。在乾嘉时期全国性诗人中，张船山入选量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如黄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蒋士锉27首、赵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吴锡麒13首、孙原湘23首、郭频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楹玉6首、王昙4首、黄王烈1首、顾翰9首、王学浩6首、王芭孙19首、崔旭5首、屠悼9首、杨芳灿17首、黎简34首、陈文述5首、吴篙梁5首、朱文治9首……。可见，船山在乾嘉诗坛地位之显赫。

当代著名清诗选本，也给船山崇高地位。如钱仲联《清诗三百首》(1985年岳麓书社版)，选张船山诗3首，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赵翼(2首)、蒋士锉(未选)、洪亮吉(1首)、昊锡麒(2首)等人。陈祥耀《清诗精华》(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诗8首，比乾嘉其他诗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蒋士锉4首、洪亮吉3首。李梦生《律诗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律诗3首，高于袁枚(2首)、赵翼(2首)、龚自珍(2首)。该书中选清诗人3首及以上者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见张船山是清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十大诗人之一。

近年出版的清代诗歌史及辞典，如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等，都给了张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论诗赵翼范文3

论文摘要：清代诗人赵翼非常强调创新，他的创新观念主要来源于他的文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赵翼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审视诗歌创作，他认为只有大胆创新，诗歌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在古代学者的观念中，立功、立德、立言是他们毕生追成易所遭。半世为文怜未就，一行作吏更何操。”诗后小注求的所谓“三不朽”之成就。清代学者赵翼是一个“立功”云：“余为教习三年，可得邑令，而考授中书；为中书六未成而有意“立言”者。他在《奉命出守镇安岁杪出都便道年，可迁部曹，而成进士，官编修：今六年，可得坊局，而归省途次纪恩感遇之作》中说：“平生无一事堪豪，每到垂又出守。每垂成辄易地，殊不可解也。”“其仕途虽然并不十分顺利，但边塞任职却开阔了他的眼界。正如他后来在《六十自述》诗中所说：“生平游迹遍天涯，塞北交南万里赊。人羡见闻增宦辙，天如成就作诗家。翻来茄拍传红粉，绣入宫衣抵碧纱。一卷风烟纪行什，颇同海客泛星搓。”诚然，从内心深处讲，“天如成就作诗家”绝非赵翼的理想，他是一个对政治和功名颇多系念的人，所以说，他是一个“立功”不成而转为“立言”者。他在垂暮之年作《八十自寿》诗中说：“可怜八十年心力，不在凌烟图画中。”但同时他又希望自己“遍翻史传无寻处，或有人从艺苑看。”壮年辞官以后，赵翼就把他的全部精力于史学著述和诗歌创作当中。数十年中，他著述颇丰，不仅有史学名著  《廿二史箭记》三十六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诗集  《欧北集》五十三卷，还有笔记《詹曝杂记》六卷，记述清代边塞战争的《皇朝武功纪盛》四卷，论诗专著《区瓦北诗话》十二卷，晚年又在《欧北集》的基础上删订《区瓦北诗钞》。赵翼既以其独特的史学成就在学术界闻名，又以卓越的诗学成就名列乾隆三大家。其论诗之主要观点，就是注重创新。袁枚称赵诗为：“生面果然开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赵翼不仅在创作上希望能突破前人的格调规范，在诗论上也坚持着有新变的发展的诗史观念。而他主“性情”、主“新变”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他作为个史学家的史识。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袁、赵论诗，有一共同之点，在其立论皆不甘落人后，认定推陈出新，为后代诗人惟一出路；故随园著《宋儒论》，谓创天下之所无，必为天下之所尊；欧北亦谓‘大凡才人，必创前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也。’此种精神，实为吾国文学史中所仅见。”此论可谓深得性灵派的两位主将袁枚和赵翼诗论的核心。尤其是赵翼，不仅对古来诗人的创意、创格至为欣赏，甚至把创新精神本身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价值体现，这在清代乃至整个诗史中是仅见的。赵翼的这种诗歌创新价值观是与他发展的诗史观念密不可分的。他不以唐诗为诗歌史的最高境界，也不认为清诗的发展不如其他朝代，而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杰出的诗人。而这些诗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们不墨守陈规的创新意识，“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

赵翼的诗史观在他的诗学体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从文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诗歌发展、进化的观点。他的主张创新、反对复古，反对“荣古虐今”，都是他发展的诗史观的反映。他的著名《论诗》绝句云：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欧北集》卷二十八

赵翼还有几首与诗的发展史有关的诗，也值得我们注意：

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成故。多少不传人，岂尽无佳句？

——《佳句》《欧北集》卷五十二

有唐何止万诗人，篇什如今几个存。

太息茫茫烟雾里，不知多少暗啼魂。

——《述庵侍郎遣人送示新刻<湖海诗传>所辑皆生平交旧凡六百余人人各系小传其心力可谓勤矣敬题六绝句》之二，《贩北集》卷四十六

在古代诗歌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的诗人，但许多人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究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赵翼认为，诗歌史是由无数的诗人通过长期的共同努力而造就的，那些“不传人”不一定没有好的作品，即使他们没有成为优秀的诗人，也为诗坛巨匠们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优秀的诗人能够继承前代诗人的传统，吸取前人的成败教训，大胆创新，这样才能使诗歌创作有永恒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在对今人诗歌的“传”与“不传”的问题上，赵翼的立论同样表现出了史家的开阔性思维。他有一首诗，名为  《近日刻诗集者又十数家翻阅之余戏题一律》，诗云：

只为名心鉥肺肝，纷纷梨枣竞雕刊。

岂知同在恒沙数，谁独能迥大海澜？

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

如何三寸鸡毛笔，便作擎天柱地看。

——《欧北集》卷三十八

乾隆、嘉庆以后，诗人渐多，面对越来越多的诗集刊刻，赵翼深深认识到，虽然诗歌作品多如恒河沙数，但是大多数的诗歌都将随着时间的长河而被冲逝得无影无踪，谁能够力挽狂澜呢？“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所以赵翼很重视今人的作品，在他的诗学中，爱古而不薄今的观点非常突出。

赵翼的论诗著作《瓯北诗话》，也充分表现了赵翼的文学发展观。《瓯北诗话》原称《十家诗话》，即今版《瓯北诗话》的前十卷，分别评论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十位诗学史上的大家。从唐到清，涉及每个时代，中间并无偏废。这部诗话有别于传统诗话杂谈笔记式的体例，其特点是史论式的诗人专论的连缀。在诗话史上，赵翼的这种方式是一种开创，实际上是他的史家识见在诗论领域内的发展。《鸥北诗话》中最有胆识的就是作者把当朝的吴伟业、查慎行与唐宋的李、杜、韩、苏等大家相提并论，构成了从唐到清初的诗史骨干之篇，更体现了他“论人且复先观我，爱古仍需不薄今”的观点。

嘉庆初年，赵翼把他的《瓯北诗话》初稿给同里好友，从伊犁被赦回来的洪亮吉，洪阅后为之题诗三首，即洪亮吉《更生斋诗》卷第四《沪读消寒集》里的《赵兵备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诗话见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须持论平，古人非重我非轻。

编成七辈三朝集，好到千秋万世名。

未免草唐桃魏晋，欲将自都例元明。

尘羹土饭真抛却，独向毫端抉性情。

诗家别集已成林，一一披沙与检金。

作者众怜传者少，前无古更后无今。

法家例可平心断，大府文非刺骨深。

卷卷漫从空处想，就中多有指南针。

名流少壮气难驯，老去应知识力真。

七十五年才定论，一千余载几传人？

杀青自可缘陈例，初白差难踵后尘。(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

只我更饶怀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余时亦作《北江诗话》，第一卷泛论自屈宋起)

从洪氏《更生斋集》的编年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写于嘉庆六年，编在《九月十三日越来溪见燕》之后、《消寒第一会……为赋长句(时长至前一日)》之前，时间当在九月十三日和冬至之间。从洪亮吉的这三首题诗中我们可以得看出，嘉庆六年的秋天，赵翼把所著诗话送给洪亮吉看的时候，还只有“唐宋金七家”，即第一首诗中所谓“七辈”，还并没有论到元明，“自郑例元明”(意谓元、明诗歌不值得论述);另外在赵翼自己的写作计划中，诗话还并没有完成，他曾和洪亮吉讨论过将查慎行选入诗话，遭到后者强烈反对，即洪亮吉诗注所谓“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赵翼没有采纳洪亮吉的意见，但却因此调整了写作计划，将明代的高启、明末清初的吴伟业也一并列入。而对于他所心仪的清代诗人查慎行，他最终还是将其加入了十家之中。对于当时友朋的意见，赵翼的解释是：

故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而闻者已掩口胡卢。不知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

——《欧北诗话》卷十

基于这样的观点，所以成书时既非洪亮吉所看见的“七家”，也非计划中的“八家”，而是“唐宋以来十家”。

按照赵翼本来的写作计划，他认为元明诗歌整体成就不高，根本不值得评价，所以他打算在唐、宋、金之后，直接加上清代的查慎行，即洪亮吉诗注中所说的：“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在遭到友人的反对之后，他又经过思考，添上了明代的高启和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其实，就作家的诗歌创作所达到的高度来看，高启的诗很难和唐宋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等人相提并论；而就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而言，他恐怕连没有入选“十家”的黄庭坚也不如。所以赵翼选择自己的批评对象不是按照文学价值来衡量的，他想选出某一特定时代的代表人物，如果将由金入元的元好问看作是元代诗人的代表的话，那么加上高启和吴、查等人，就是唐、宋、元、明、清各代的诗人代表都有了。这一有意为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诗人的连续性，构成赵翼以各个时代的优秀诗人为“点”，将之串联起来之后，就体现出了一个大略的从唐代到清代的诗歌史。实际上这种从各个朝代选出优秀诗人加以评论的写作体例，体现出了赵翼一贯的诗歌史观，即他在诗中所表达的：“古人宁遂无余地，代有作者任取将”“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  他认为自然和社会生活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诗歌也就随之而不断发展，不能说好诗都被前人写尽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特点，也都会产生出不同与前代的优秀诗人。其实在赵翼看来，具体选择哪个当代的诗人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推出当代的诗人。所以他在次韵回答洪亮吉的诗中，并没有正面回答查慎行能否踵继前贤的问题，而是提出了“爱古仍需不薄今”的论诗原则，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论诗态度。赵翼另有一首题近人诗集云：

江南落落几儒英，博物工词总老成。

此等人皆关气数，后生辈但慕声名。

津梁绝学为先导，翻做宏袱见太平。

突过黄初虽未必，斯文已迥胜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