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汇编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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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一篇】
摘要：防疫期间，各种相关宣传报道及新闻发布频见于各类媒体和各种场合，但在这些积极的宣传报道和新闻发布中却存在一些字音、字形及用词、用语等方面的问题，故拾之，诊之，以飨读者。
关键词：疫情报道;新闻发布;语用问题
庚子新春，病毒肆虐，全国上下打响了一场全面抗击疫病的战争。一时间，各类媒体的宣传报道及各级新闻发布可謂铺天盖地。这些宣传报道及新闻发布对于抗击疫病、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笔者发现在这些积极的宣传报道和新闻发布中也存在一些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方面的问题，本着“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列举一二，与各位方家一同诊断。
疑似病例一
新冠guàn肺炎
典型症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新闻播报及人们的言谈中常被简称为“新冠肺炎”，但奇怪的是，全称的时候一般都会读作“新型冠guān状病毒”，而简称的时候，却经常读作“新冠guàn肺炎”。
望闻问切
“冠”，是多音字，分别读作“guān”和“guàn”。“冠guān”指帽子和形状像帽子或在顶上的东西;“冠guàn”则是戴上帽子、在前面加上某种名号和第一名等意思。由此可见，“冠状”之“冠”一定是读作“guān”。我们熟知的“冠状动脉”“冠状病毒”等正是如此。
可能是“冠guān状”一词早已入耳入心，而“新冠”这一简称新词的读音尚处模棱两可、未加辨析的阶段，故而时有“新冠guàn肺炎”这样的误读。
诊断报告
多音字误读，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冠”皆读作“guān”，不能读作“guàn”。
疑似病例二
疫情防控狙击战
典型症状
各种语音播报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街道、马路上的标语也大都如此，但有个别地方却别出心裁，打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字样的标语。
望闻问切
《现代汉语词典》中“阻击”指“以防御手段阻止敌人增援、逃跑或进攻”;“狙击”指“埋伏在隐蔽地点伺机袭击敌人”。单从“埋伏在隐蔽地点”这一特征来看，我们这次打响的也绝不是“狙击战”。
诊断报告
形近、义近词语误用，只有“疫情防控阻击战”，没有“疫情防控狙击战”。
疑似病例三
防控的重点是湖北和武汉
典型症状
疫情发生以来各级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高度重视，而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疫情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常出现在新闻报道及人们闲谈中的一句话就是“本次疫情防控的重点是湖北和武汉”。如2020年2月23日中安在线的报道中就有“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这样的句子。
望闻问切
在这类句子中，“湖北”和“武汉”是两个词语，也是两个概念。从概念的内涵来看，“湖北”和“武汉”在句中皆指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但从概念的外延来看，“湖北”的外延大，是种概念，“武汉”的外延小，是属概念，“武汉”从属于“湖北”，“湖北”包含“武汉”，两者是具有种属关系的一对概念。
判定两个概念是否具有属种关系，关键要看其在外延上是否具有包容关系。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相同”，则可判定这两个概念具有属种关系。在以上的句子中，“武汉”的外延就和“湖北”的部分外延相同，所以二者确属种属关系。而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是不能并列使用的。
当然，因为同一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示不同的事物，表达不同的概念，所以并不是说“湖北”和“武汉”就一定不能并列。例如，在“这段时间，人们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湖北和武汉”这个句子中，“湖北”“武汉”和前面所列举的句子中新提到的“湖北”“武汉就不是相同的概念，并且此处的“湖北”和“武汉”也不是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2020年2月2日的澎湃新闻中有一句话：“全国防控的重点地区是湖北省，而湖北省防控的重点地区是武汉市。”这应该就是以上错误表述的人们想表达的正确意思，可是他们只图语言的省略，却忽略了句中两个具有种属关系的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诊断报告
句中“湖北”与“武汉”逻辑不清，并列不当，正确的表述为：“全国防控的重点地区是湖北省，而湖北省防控的重点地区是武汉市。”
疑似病例四
重中之重的任务
典型症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某相关部门发言人指出：“面对这次疫情的迅速发展，如何提高治愈率一直是科研攻关重中之重的任务……”类似的说法在很多新闻报道及新闻发布会上屡见不鲜。
望闻问切
“重中之重”，即重点中的重点。但“重中之重”是个省略的说法，“重点”意指“某某工作的重点”“某某事情的重点”“某某任务的重点”等等，至于是什么工作、事情或任务，则会在“重中之重”这个短语的前面以定语的形式交代出来或在“重中之重”这个短语的后面以名词中心语的形式交代出来。前者，诸如“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文明创建的重中之重”等;后者，诸如“重中之重的科研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任务”等。如果“重中之重”前面已经交代了是什么工作、事情或任务，那么这个短语的后面就不能再加上“工作”“事情”“任务”等词语，加上“任务”“工作”等词语就构成了重复赘余。而该句在“重中之重”前面已交代出“科研攻关”这项工作，所以“重中之重”后面的“任务”就是多余的重复。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说“搞好街道卫生是我市文明创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可以说“搞好街道卫生是当前我市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但却不能说“搞好街道卫生是我市文明创建重中之重的任务”。 诊断报告
“重中之重”和“任务”重复赘余，正确的表述应该为：“如何提高治愈率一直是科研攻关的重中之重。”或：“如何提高治愈率一直是重中之重的科研攻关工作。”
疑似病例五
从……已经走向趋缓
典型症状
2020年2月20日，在武汉举行的一场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某发言人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总体上看，湖北、武汉疫情从过去的爆发式增长已经走向趋缓，如果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从前期的最高点开始逐步下行。”
望闻问切
首先，这个句子存在语序不当的问题。“湖北、武汉疫情从过去的爆发式增长已经走向趋缓”这个句子的谓语是动词“走”，“走”的前面有“从过去的爆发式增长”和“已经”这两项状语。该语境中，前者表处所，后者表时间，而按照多项状语的一般排序规则，时间状语应该在处所状语之前，所以这里应该将“已经”置于“从过去的爆发式增长”之前。媒体新闻中包含此类句式的句子很多，如“福建闽清已经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中国已从制造走向创造”“腾讯在AI等新技术领域已从概念走向实践应用”等等，都是将“已经”置于“从……”之前，而将二者倒置的“从……已经走向……”句式却难觅踪迹。
其次，这个句子兼用了“从……走向……”和“……的形势趋向……”两种句式，存在句式杂糅的问题。
再者，句中的“趋”即“趋向”，指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因此“走向”和“趋”构成语义重复。
诊断报告
“从……已经走向趋缓”兼有语序不当、句式杂糅和语义重复等多种语病，该句可以修改为“湖北、武汉疫情已经从过去的爆发式增长走向缓慢式增长”或“湖北、武汉疫情过去爆发式增长的形势已经趋缓”。
疑似病例六
抗击疫情？战胜疫情
典型症状
防疫期间，我们每天从各类宣传报道中听到的、看到的最高频词语非“疫情”莫属。“疫情通报”“防控疫情”“抗击疫情”“战胜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疫情防控阻击战”等包含“疫情”的短语也比比皆是。
望闻问切
“疫情”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其的解释为：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释义后所给的配例是：控制疫情、疫情报告。从该释义和所给的配例不难看出，“疫情”这个名词的中心语素是“情”。“情”，即情况。同类的词语还有“灾情”“险情”“病情”等等。这样看来，所谓“疫情通报”“防控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等说法是合乎语法和情理的，但“抗击疫情”“战胜疫情”一说似有不妥，“抗击疫病”“战胜疫病”才合乎情理。
同理，我们只能说“战胜灾害”，而不能说“战胜灾情”;只能说“战胜疾病”，而不能说“战胜病情”;只能说“掌控舆情”，而不能说“战胜舆情”;只能说“掌控敌情”，而不能说“战胜敌情”。
诊断报告
我们抗击和战胜的应该是“疫病”，而不是“疫情”，所谓“抗击疫情”“战胜疫情”，若改为“抗击疫病”“战胜疫病”则更合乎情理。
疑似病例七
“硬核”標语
典型症状
为了最大化实现宣传效果，达到规劝民众重视防疫、佩戴口罩、减少聚会的目的，各地方基层单位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所谓“硬核”标语应运而生，诸如：“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今年到处乱跑，明年坟头长草”“今天聚会图热闹，骨灰盒中乐逍遥”等等。
望闻问切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固然重要，但文明应该是我们每个公民始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所谓“硬核”标语确实够“雷人”，够震撼，但它让我们震撼的不仅是疫病，还有宣传者的恶毒和低俗。它不仅令人尴尬、寒心，更有损我泱泱中华讲文明、重礼仪、有仁爱的美好形象。
诊断报告
此类标语虽具警示作用，但用语不得体、不文明，有损国民形象。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形式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二篇】
本文从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通过分析当前民生财政建设的不足，从如何构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民生财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民生财政建设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够提升民生财政建设水平的若干建议，以便为相关财政工作者提供参考，力争全面促进财政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民生财政建设 若干思考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系，伴随着我国对民生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财政建设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大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生活保障领域、就业领域等重点领域，民生项目的投资更是呈直线增加态势。
无容置疑，民生财政建设已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项目，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深入改革的今天，我们如何从“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发，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详细思考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发展，社会事务需求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民利益诉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设的难度，民生建设改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要知道，民生财政是“庶政之母”，加强民生财政建设能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压力，消除社会经济矛盾，确保社会经济得以长久稳定发展。以下就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展开分析。
1、是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善民生财政建设，宏观角度上是要求财政建设从社会经济体系架构改革出发，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教育领域、住房保障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消耗，
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种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而达到“中国梦”与“人民梦”的相互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础。
2、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观角度上要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财政分配功能作用与地位，着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保障领域转移，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公共卫生医疗设备、教育、社会住房等社会服务问题，进一步缓解社会民生矛盾。
3、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体现
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占到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为例，据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12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2亿元，增加558亿元，增长22%，占全省财政支出近80%。”
一系列数据说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断优化。可见，加强民生财政建设，必须把财政支出重点向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转移，解决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2、民生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1、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拨款的形式也向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投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决策权都在上级领导手上，下级领导空有管理头衔，却无法实施正确的管理权限。这种不平衡的决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压力加大，导致很多民生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除外，由于财政局财政管理的组织建设不完善、财政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财政局在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时，缺乏健全的财政管理监督与控制体系，甚至出现私自挪用单位内部资金、私设账外账，避开财政监督把单位预算外的收入据为私有，进行公款玩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财政局的经济利益，民生财政建设受到影响。
2、财政约束问题
从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政决算预算看来，财政管理模式单一，无法精确、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债务、资金等情况。从财政局发布的财政预算信息来看，财政报告不够全面，对资金使用细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
由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这种模式下的财政报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设工作开展的难度。
3、资金管理问题
首先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相关的一些民生领域尚未完全向社会资金开放，再加上社会公益、慈善等民生领域制度建设不健全，使得社会资金流入民生建设领域的渠道单一，民生建设支出仍然需要附属财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资金使用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民生建设项目虽然遍布社会各大民生领域，然而发达地区却相比于经济欠发达或者偏远地区更为深入。
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在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越位” 的情况就比较多;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限制，一些应用政府承担的民生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建设，多会出现“缺位或不到位”的状况。显而易见，民生建设现阶段还存在明显的资金管理难题，出现地区建设不平衡现象。
3、完善民生建设的几点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设工程意义重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民生建设工程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加以改变，才能提高民生建设水平，以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对扩内需、调结构，促和谐的多重效应。
1、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
通过把财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转型，凸显社会公共保障在国民经济总值当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设备与产品的供给，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互统一，让民生建设项目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2、要以财政改革为先导，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与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会引发行政建设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财政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先导，现行一步进行改革，引导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过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基层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确保财政管理记录、财政报告信息和其他财务管理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
在企业岗位设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制定比较合理的，操作性强，有激励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励、相互制约为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3、继续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政府。
民生建设工作不仅联系着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处室，与千家万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及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财政财力不足。民生建设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建设。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重点建设，而一些地处偏远，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区应充分放权，给予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其快速发展。
4、结语
民生财政建设工作的进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单是为了优化民生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财政建设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从而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设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对于实现民生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三篇】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现象。尤其是防疫物资运不进疫区等敏感问题，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以及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毫无疑问，疫情背景下有逆全球化特征的供应链再配置正在悄悄进行，客观上在改变世界。本文从经济、价值和规则三个视角深入分析全球化的运行逻辑，考察中国现阶段的供应链配置情况，认为引导供应链的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注重构建有主题的工业园区形成供应链的集聚，以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重金投入数字产业的研发和创新，并紧密结合结构性改革中的机制优化，注重以资本优势升级中国的数字产业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疫情;全球化;逆全球化;供应链
作者简介：欧纯智，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贵州550018）;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北京10006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与消费结构优化耦合研究”（14BJL070）
DOI编码：//
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3月起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传播，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生产停滞，全球供应链几近处于断裂边缘，失业率飙升，经济遭受重创，新冠疫情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①针对此种情况，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紧扣“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课题，学界已经积累丰硕成果。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过程实践和谈判的结果。①虽然经济收益是全球布局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但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全球化的配置以及全球化下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转变。②对逆全球化不要轻易尝试，闭关锁国有可能导致一国内部产生过度竞争，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等问题。③常态下有关供应链配置标准的问题④也是众说纷纭，环境可持续性、⑤成本、⑥效率质量利润、⑦客户满意度，⑧都会影响供应链的全球配置。然而在非常情势下，供应链有中断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應该有提前建立的预案和应急应变体系。⑨此外，在工业的大背景下，高科技能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比如知识技术的转让创新。⑩
从表象上看，主导全球化、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因素很多，但认真对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一直在支配全球化运行。
一、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
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迹象，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问题，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现象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已经出现，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有关未来全球经贸的发展趋势，（11）近期内取决于对疫情的防控，而长期看，还要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的综合应对。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可能调整甚至重组，国际协调应急合作机制并重新建构的可能，全球供应链配置也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一）全球化会结束吗？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彼此隔绝的地域、国家和民族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回顾世界历史，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六次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次：公元前1600-1500年，古埃及第17、18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国王雅赫摩斯以及后继者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的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世界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帝国）主导的全球化雏形基本形成。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而结束。
第二次：继埃及人、希腊人之后，罗马人登上了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其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东方的汉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的两极。然而，罗马帝国的扩张遭遇瓶颈，发展停滞，继而崩溃，这直接导致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欧洲逐渐在弗兰德地区兴起。地域上，分工体系将地中海、西欧、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自发地形成地中海贸易区。产业上，意大利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线加工起步并逐步进入发展高峰期，资金、原料、劳动力紧紧依赖世界市场。然而，蒙古帝国西征带来黑死病，终结了第三次全球化。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在地域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网也在逐步形成。欧亚非与美洲新大陆因贸易而连接在一起，空前繁盛。17世纪末，欧洲的小冰河期造成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饥荒和各国对资源的争夺，席卷欧洲30年的战争使整个欧洲笼罩在死亡威胁下，第四次全球化落下帷幕。
第五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其带来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加之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适时地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化盟主的地位，开启第六次全球化，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宣告结束。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与既往的形式相比，已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形态，以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合作代替传统的完整供应链（或产成品）的地域竞争，由竞争导向逐渐转变为合作导向。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停产停工就是链条的某一环节突然断裂，而断裂的链条此起彼伏、不同频。因此，某一国家作为供应链条的一环单独复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产问题。世界被供应链连接或者说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乃至成为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前五次都有殖民扩张的痕迹，非宗主国都是在被动全球化;本次全球化由于内核本质发生改变，各国纷纷积极加入，是在主动全球化。历史上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以更迅猛的方式强势回潮，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已可在全局、长期视野内明确地认清：在人类社会进化、进步的历史长河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的格式化洗牌，是短暂调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各国闭关锁国、各自发展，而是结盟打击异己，旨在削弱拥有综合竞争实力并有对其发起挑战潜在可能的经济体，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将全球化运行调整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涉及参与国经济利益，这也是当前各国积极融人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逆全球化会削弱相关国家利益，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当然，对于某些发起逆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那么虽然世界经济总盘子有可能变小，但是其自身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逆全球化行为就显得更为理性。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在实践中的真实写照。
全球化也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一是跨国界合作，比如全球供应链、环境污染、瘟疫大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可能削弱传统国家主权;二是价值同化，通常以“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输出方式搞价值同化，当一国的价值不被他国认同，可能会受到来自他国的干涉和压力;三是规则冲突.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因冲突做出改变以适应合作，这种体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主权构成挑战。
（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因此，能够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供应链配置与盈利等因素，还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有关价值、规则层面的因素。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決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自发流动，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条连接到一起，共同发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程度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往一国建立全产业链面临技术门槛、资本门槛，当前，只要能够完成全供应链的某一环节任务即可参与全球化。这极大地带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之路。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共有信仰和分享情感的方式维系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①理想中，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习俗的成员在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共同意识”。但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世界未必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各种文明冲突，战争随之而来。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共同规则，全面建立协调机制以确保共同规则有序运行。②共同规则的制定更有利于与“头羊国家”信仰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所以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同化作用，他国会在规则体系上无限靠近“头羊国家”。从政体到司法，从法律编订到实施，法制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共同规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③
从学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全球化的主导国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这些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资本、劳动力、秩序维护等硬实力做基础，也需要公信力、感召力等软实力因素的支撑。
18世纪英法争霸，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皇权专制的法国因无法取消贵族的税务特权，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战争资金，只能发债，后续不但对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还以高通胀的方式消化掉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不搞税收掠夺而是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把国债还完。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属于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英法争霸中，与其说是英国战胜了法国，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能给资本带来安全预期，是资本选择了英国，为英国源源不断地贡献战争资金。④
我们看到18世纪英法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截然不同，也看到这种不同导致的各国发展进程。国际资本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精英共和、市场自由、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共识。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成为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进而形成20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资本逐利更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冲突，不同规则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无序。因此，可以说价值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会削弱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得产品吗？
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全球投资布局决策时需要权衡取舍的三个关键因素，决策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供应链条越完整的地域，资本的盈利性越好;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合作更安全可期;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规则体系的国家，合作更顺畅。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全球化以及规则全球化，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再配置发生误判;如果过于强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阴谋论的论调，无视当前中国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扬长补短，进而影响国际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青睐。
全球化就是为了寻求共赢，以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由于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对合作伙伴的规则也很难做到兼包并蓄，合作之路难免磕磕绊绊。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共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痛定思痛，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积极融人全球化浪潮，并积极步人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研判美国逆全球化战略，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更宽广的视角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有的放矢地积极精准应对风云迭变的世界形势。
（三）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下决心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但强行推动中美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其盟国仿效。此外，国际资本长期面对着不断加码的碳减排目标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加之被疫情切断的供应链，促使其反思对长距离跨国供应链依赖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某些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因素或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疫情将不但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还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状态。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国际资本是否对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认同、接受和融人。目前看，美国经济虽然深受本次疫情重击，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向全世界的羊毛挥动大剪刀，纾困本土。 全球化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将想融人全球化的他国纳入主导国的经济、价值、规则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主导国家，在大势上只能积极融人，但是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此先侧重于如何融人的讨论。所谓积极融人是主观态度，在客观上是否被接纳不是由主观态度决定的。中国未来能否不被全球供应链边缘化，不仅仅是表象上的经济问题，更是深层的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投资盈利前景，还拥有任何资本都不忍放弃的庞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依然受制于美国，无法绕过。做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欧美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有关价值和规则的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这种由不同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终极对抗，说到底就是要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单一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面前不堪一击，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對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不对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不再淡定，要先发制人，这是利益之战。
认真研究美国历史，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兴盛不衰，落实到经济体系和规则体系上是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到价值体系上是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立足于犹太***神学的实用主义。①疫情为美国“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借口，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积极寻找盟友共同边缘化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不断挑衅中国，但却低估了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初始阶段，美国和盟国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逐渐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这是由于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传统上各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国与国均被产品的前后工序或者供应链的上下游连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经济体系里，而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的瓦解与重建并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融人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美国的“去中国化”之路步履维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如此，也定有一些国际资本趁着疫情供应链断裂撤离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全供应链上下游有序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事情，进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些）环节。只有极少数实力强的国家才会构建完整的供应链条。
（一）中国当前已经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全球化下，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配置布局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能力按照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组装。①
中国是近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的最大获益者，自2001年加人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人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资本积累、品牌影响、技术升级、产品革新以及全球市场带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不必迈出国门就已经成功打人国际市场，创造中国出口业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2001年中国进出口顺差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人世贸19年间共累计进出口顺差是314151亿元人民币。从数据上看，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当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拥有庞大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放弃”;作为制造业大国，20年高考扩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这些优势吸引国际资本不断集聚中国呈现马太效应，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在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链条。2020年3月，中国美商协会发布了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3%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2020年在华投资。近两年中美关系动辄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特斯拉和美孚先后大手笔投资中国内地，建设超大规模单体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逐步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升级到中游。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环节上的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对自主品牌的研发创新，②中国正在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攀爬，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力、光伏、通信、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需要审视的是，即便中国供应链布局配置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而中国排在第三级，且近期内还很难升级到第二梯队。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目前既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全产业链，同时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以及组装（下游参与）。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虽然排在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但依然对低端产业链拥有主导地位，以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身份参与服装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专供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每年出口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10%。低端供应链的特征是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因为把全供应链做起来相对容易，所以转移搬迁、复制就不会太难，替代性极强。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新中国人口红利、高考扩招、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积累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一线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已经从最初的高端供应链下游参与晋升到中游参与，从最初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产品逐渐升级到为国外龙头企业提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元器件。中国6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有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再加工组装，以代工贴牌的方式在海外市场销售。美国是国际制造业唯一一级梯队国家，处在高端供应链上游，一直致力于本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先进科技对接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并给予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①同时对华限制核心技术出口，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目前看，中国在高端原创领域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升级，比以往更加艰难。如果中国技术停滞不前，这部分产业将会不断萎缩。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身份凭借劳动成本优势参与高端供应链的核心元器件组装，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初级阶段。高端供应链为了成本最小化，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组装放在成本洼地。出于技术门槛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以及供应链条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有主导性影响的低端供應链的下游产业，短期内在全球难以重新配置。但是，本次疫情使跨国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费高企、运时无限延长以及疫情导致有些环节由于企业破产而产生断裂等问题，敦促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将会是各国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趋向。
作为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总体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链条短、劳动密集、技术低、资本低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龙头企业;而在链条长、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中还处于中游、下游位置，受国际资本支配，缺乏主导权，甚至经常被上游企业卡脖子打压。以技术突破带动而大力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供应链布局的一大战略性发力点。在疫情叠加而造成逆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再配置紧迫形势下，供应链必然要经历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挑战与机遇并存。
（三）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情势下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造成的风险对新兴工业国家及其产业工人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全球供应链必将重组。
肇始于2018年春的中美贸易摩擦，表象上看是缩小中国对美巨量贸易顺差，但从本质上看是美方在寻求全方位削弱中国发展实力，后续还有可能演变成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等呈现形式，意图引出中国“颜色革命”或去中国化。②前些年美国用温和绥靖的方式处理中美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赤裸裸地去中国化，当前借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时机，更是试图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建构相同价值的全球化，输出共同规则的全球化.逐步瓦解中国强大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企图继续稳稳地保持住其全球化盟主位置。同时，疫情使中国在不少国际场合遭受争议，美国借此拉拢日欧构建反中联盟，共同塑造供应链全球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如果美国得逞，那么欧美日三方联手配置“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对世界制造业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给资本市场传递强力信号，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瓦解我国现有的供应链布局，并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2019年，美国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是要将中国产品彻底从沃尔玛连根拔起，关税几乎把中国的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出口美国的产品含有大量的外国进口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因此，这部分产能由于资本与技术门槛低、供应链条短、可替代性强等特点，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是大概率事件。这部分产能目前大多集聚在东南沿海，至于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中外的成本对比考量，要看中国是否有与国外在成本上更具优势的地域。资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利是第一要务，国际资本必然会逐步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流向成本洼地。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惠普、英特尔、IBM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其他大型跨国企业如韩国三星、LG，富士康、中国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中国更是频频出手，以“国家安全”为名调查中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派驻监管人员、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S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高端供应链上游比拼的是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能够自发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由此我们说高端供应链上游布局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缺乏高端供应链布局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完全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影响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体制，国家出手以“举全国之力”投资布局高端供应链，辅之以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的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对华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被欧美所诟病的。我们需深刻认识的是，保证国际资本安全稳定是重要因素。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人才会有后续的跟进。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与广大的消费市场是国际资本布局中国的重要原因。2018年，高盛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参与）和最终组装（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所投入的劳动成本。如将苹果智能手机中国的生产与组装全部搬迁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至少提高37%（可见虽然美国2017年降低公司税，但中国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公司用机器替代人工，苹果智能手机成品售价也将上涨15%。由此可见，将苹果智能手机从中国迁移回美国本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是，近期苹果公司宣布已将在华的10%-15%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可见东盟目前是不太成熟的成本洼地。高端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受迁入国成熟技术工人数量和供应链布局现状所限，不会立刻迁走，但会形成逐步搬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经在分流我们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的相关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敦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加速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产能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的部分产能，要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难下结论。
三、中国引导供应链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也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时都会进行综合考虑，既会考虑资本收益也会兼顾合作的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更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配置现状（经济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前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配置、去政治化和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上下足功夫，不但要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还要力求向供应链的上游攀升。
（一）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资
全球化使得企业通过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企业产品产供销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计划和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疫情影响下，全球实时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供应链上下游链条因配置分散而被切割甚至被切断，无法同时“转起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其表现便是“复工不能复产”。在平常时期，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运转得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空间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这种现象亟待世界重新思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问题。
以往全球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散落在世界各地，导致运输距离长，耗时长，各地不同步需要协调。运输不便利还会额外加高仓储成本，不仅阻碍供应链的顺畅运行，而且松散、脆弱的供应链布局还可能导致链条断裂的风险。以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供应链黏性，将是未来我国进行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资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供应链上游链条越长、越聚集，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这是成本优势;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越聚集、链条越长，越容易占据上游链条，这是资本优势。由此可以推论，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供应链条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新建园区可以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未来有主题产业的园区投资建设将掀起一股热潮。UNCTAD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资本跟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可以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聚集、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尤为关键，要兼顾物流枢纽、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的政治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确定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心，其他环节链条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进入驻，逐步形成链条集聚和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延长链条。经济全球化永远是国际资本投资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助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化，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即便能够在中国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都等于零。戰狼式外交、民众大规模有组织地抵制日资（因钓鱼岛）和韩资（因萨德导弹）、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安全忧虑，撤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世界接轨，要保障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恪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布局，往往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科技企业明知搬离中国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却依然毅然决然地搬离中国，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据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的评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当年中国对美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份额被分流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现实既残酷又严峻。我们知道，供应链布局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格局便是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硕果。趁着周边国家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的时机，我们应尽快开足马力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产业园区，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马太效应会使该地域的综合成本优势更明显、供应链条更长、供给能力更强。
近期，中共中央宣布海南单独立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勇气、决心和力度。既往在内陆地区难以解决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等主权分歧在自由贸易港里都可以改革突破，进而迎刃而解。此外，海南是国内离东南亚最近的沿海省份。近年来，亚太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向增长点靠近形成供应链条集聚既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制裁不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数字科技，而且是想牢牢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引导国际资本投资。技术是决定全球高端供应链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决定高端供应链是否迁出中国的关键因素，自主研发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二级梯队攀爬的必由之路。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以拼价格的低成本方式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和下游，处于生产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果没有对供应链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短期内无法攻克技术难关，则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另辟蹊径。相关企业可以利用各国共享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有的放矢地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专利持有人信息，积极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技术合作，这是从供应链中游升级向上游靠近的捷径。 走出去拥抱世界。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尤其是高端供应链龙头的资本动向、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势，主动强化与其链接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地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龙头企业所在地，以方便上下游连接。特别要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企业进行投资，以重资合作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当前我们的战略是，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地位的同时，以资本对外投资为纽带巩固和强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链条，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向全球制造业二级梯队挺进。
中日韩共荣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亟需尽快签署落地，使其成为联结三国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此举既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全球化“去中国化”而造成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更可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劲吸引。不容乐观的是，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当中，核心技术产品研发设计的供应链上游龙头位置依然由日韩占据，中国处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积极把握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借势于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步伐，该举措有利于补齐我们因为科技实力不足而无法由市场机制自发引导配置高端供应链布局的劣势。30万亿级体量的新基建将为高端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企业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攀升，还可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布局，以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有一点需要强调，上述各种保中游争上游的方式只有新基建不受客观因素限制，其他方式都要受限于各种外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所以新基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到CDP的%，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在带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贡献约54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将贡献约350万个就业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的就业。新基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将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疫情背景下失业率飙升，传统基建被重新提上日程以缓解当前的失业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短期权衡，本无可厚非。但若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还是要投入重金积极打造我国的数字产业，这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①我们不该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评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在为明天的发展积攒能量，是为了明天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数字产业的前沿核心技术，才能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龙头位置，我国相关企业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头部企业，才能真正主导高端供应链全球配置布局，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到那个时候何愁就业？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双管齐下是国家短期战略与中长期战略的有机结合，以传统基建解就业的燃眉之急，以新基建为扩大未来就业不断蓄能。
结论
与柏林墙倒塌和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空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会因此做出调整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關问题因疫情而成为热点，我国商界、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大致分为相反的两派：有悲观观点认为，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不对应中国消费市场的那部分产能将陆续搬离中国;也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供应链将聚集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供应链配置的结构性调整，疫情只会加快调整速度但无法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彻底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账上的盈利，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予以高度重视、综合分析、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盲目乐观更不妄自菲薄。同时，紧抓改革开放机遇并迎接挑战，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各国共同发扬全球化的共赢精神，积极维护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
①贾康：《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第1-8页。
[责任编辑国胜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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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aMarCalAlvesPinto，JoaoLuizKovaleski，"KnowledgeandTechnologyTransferInflu-encingtheProcessofInnovationinCreenSupplyChainManagement：AMulticriteriaModelBasedontheDEMATELMethod".inSustainabitity，2019，，，
（11）賈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18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贾康：《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第80-85页。
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四篇】
摘要：分析了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各个术语译名，建议根据术语的专业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原则，使用“新冠肺炎”这个术语作为COVID-19的中文译名。
关键词：术语;专业性;约定俗成性;新冠肺炎
Abstract：BasedonanalysisoftheChinesetranslationoftermsconcernedCOVID-19，andinaccordingtotheprofessionalprincipleandpopularusageprincipleinterminology，thepaperproposestotake“新冠肺炎”（xinguanfeiyan）asChinesetranslationoftermCOVID-19.
Keywords：term;professionprinciple;popularusageprinciple;COVID-19
2019年12月中旬，一種不明原因的感染性肺炎疾病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始传播。12月30日17时48分左右，李文亮医生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微信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病毒的严重性。
同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要求严格信息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2020年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召开发布会，对《武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进行了通报，将该疾病称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当疫情最初发生之后，以《长江日报》为首的当地官方媒体，为了更好地统一宣传，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简化为“****”，不恰当地显示出这种疾病的疫源地，这个命名是不科学的，容易造成“污名化”，因而没有流传开来。
2020年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对通过主动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发现的所有疑似病例开展了实验室检测，排除了流感病毒、腺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为这次疫情的病因，经分离、鉴定，最终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novelcoronavirus，简称nCoV）。
2020年1月11日和12日，国家卫健委对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公开了这次疫情有关的更多详细信息，并分享了这种新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
2020年1月20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把这个疫情统一改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疫情报告中，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2019-nCoVacuterespiratorydisease”，把病毒命名为“2019-nCoV”，其中，“2019”表示首次出现的年份，“n”表示新型的，“CoV”表示冠状病毒。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说明，这是批准的临时病毒命名，最终的病毒名称将由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onTaxonomyofViruses，ICTV）决定。
除夕前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在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报道中，标题字样变成“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等，首次在媒体上使用这一简化后的新命名，并被其他的很多网络媒体采纳。
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2月7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命名事宜的通知》中提出：现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称为“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简称“NCP”。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中明确表示，这是“暂命名事宜通知”。
2020年2月8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决定。
国家卫健委的通知发布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它的简称“新冠肺炎”便在全国通行起来。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在日内瓦的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疾病，也就是新冠肺炎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谭德塞解释说，“Co”代表“冠状”，“Vi”为“病毒”，“D”为“疾病”，而“19”代表这一疾病最初的病例是在2019年发生的。谭德塞表示：“拥有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侮辱性的名称。”他还指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格式，可用于将来的任何冠状病毒暴发。”
2020年2月11日晚，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在医学类预印本发布平台上，发表最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的论文，将这一新型冠状病毒从此前学术论文及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消息的代称2019-nCoV，命名为SARS-CoV-2。这一命名反映了2019新冠病毒与导致2002—2003年SARS疫情暴发的冠状病毒之间的相似性。CSG通过研究和筛查证明，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并不是同一种病毒，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属于同一类型病毒，新冠病毒的临床特征与SARS病毒有相似之处。因此，把这种病毒命名为SARS-CoV-2，表示它与SARS病毒的相关性。
与世界卫生组织把新冠肺炎疾病命名为COVID-19不同的是，CSG是通过论文方式首次公开SARS-CoV-2这个病毒名称的。根据该论文的说法，SARS-CoV-2这个新的命名，将增进对新冠病毒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并对未来其他新冠肺炎疾病的暴发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CSG表示，这次新的命名，与之前2019-nCoV名称相比，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由这种特定病毒感染人类所引起的疾病（或临床表现谱）与SARS病毒的关系，而以“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名的术语中的“新型”这个成分，可能意味着该基因组与其他先前已知的冠状病毒之间的基因组并不完全匹配。CSG认为，由于新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已经确定，新基因组变化并没有引起宿主转换，并且疾病和宿主范围都不能用于可靠地确定病毒的新颖性或同一性，所以需要采用SARS-CoV-2这样的命名[1]。
2020年2月19日，姜世勃、郭德银、石正丽等7名****学专家以“需要为新型冠状病毒拟定一个独特的名字”为题，在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发文，不同意CSG提出的SARS-CoV-2这个命名，建议为新型冠状病毒重新命名。他们认为，若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实际上意味着它会引起SARS或类似疾病，对缺乏病毒学知识的科学家和公众而言尤其如此。他们还指出，作为自然出现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与其他所有SARS样的冠状病毒（SL-CoV）或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r-CoV）的基因组序列是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在生物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等方面都有别于SARS。因此，将其命名为SARS-CoV-2实际上是误导。对于这样一种明显受到国际关注的高流行性病毒，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名称。由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生物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等方面都有别于SARS，他们建议将SARS-CoV-2改名为HCoV-19（humancoronavirus2019），这样就可以将该病毒与SARS-CoV区别开来，也能使这个病毒名称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疾病的命名COVID-19保持一致[2]。
CSG没有接受姜世勃、郭德银、石正丽等7名****学专家的意见，仍然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这些不同的命名呢？
笔者认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它的简称“新冠肺炎”已经在全国普遍使用，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了，如果改动，将会引起使用上的不便。因此，我建议不宜再改动了，在称说疾病时，仍然沿用“新冠肺炎”这个已经约定俗成的命名。
筆者在《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中说，“术语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在语言上的约定俗成性是术语定名时应当特别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要求术语具有专业性，“约定性符号”要求术语具有约定俗成性。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它的简称“新冠肺炎”这样的术语，既保证了这个术语的专业性，又保证了这个术语的约定俗成性，完全符合术语命名的原则[3]。
如果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命名COVID-19接轨，也可以将COVID-19按照字面的含义翻译为“冠毒病-19”，与“新冠肺炎”同时使用。必要时，还可以采用谐音的方式进行音译，把疾病名称COVID-19音译为“冠肺-19”，其中的“冠”与CO的发音相谐，“肺”与VID的发音相谐，可产生意义上的联想，便于记忆和使用。
至于国家卫健委通知中曾提出的英文名称“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和它的简称“NCP”，由于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名称不一致，且已于2月21日由国家卫健委修订为“COVID-19”，建议就不再使用了。
对于CSG提出的病毒名称SARS-CoV-2和****学家提出的HCoV-19，由于学术界还有争论，可以暂时不翻译。
参考文献
[1]林志佳.新冠病毒在国际上被正式命名SARS-CoV-2，命名乱象终止[EB/OL].（2020-02-13）[2020-02-13].http：//
[2]JiangS，ShiZ，ShuY，[J/OL].（2020-02-19）[2020-02-19].Lancet，https：///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419-0/fulltext.
[3]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五篇】
摘 要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湖北省发生并向全国迅速蔓延，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为了战胜疫情同时推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论文主要以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并探讨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和促进经济的恢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AbstractAttheendof2019，'opment，thegovernmentandrelevantdepartmentshaveadoptedmoreproac，thispaperanalyzesthemonetarypolicyadoptedinChina，discussestheeffectivenessofmonetarypolicy，andputsforwardrelevantpolicy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efficiencyofmonetarypolicyandpromotingeconomicrecovery.
關键词新冠疫情;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
KeywordsCOVID-19epidemicsituation;monetarypolicy;effectiveness;economic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0）10-0106-02
1新冠疫情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及其有效性分析
新冠疫情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
2020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进一步引导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向，降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正常的轨道，我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央行为增加市场流动性释放近4万亿长期资金，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利用LPR传导机制，将利率转向了贷款市场利率，降低了企业贷款成本，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例如，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202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6月，M2供应量为万亿元，增速基本平稳。
货币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实施现行的货币政策达到货币当局预期目标的有效程度。为了考察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4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增长。近些年，我国GDP整体上保稳定增长，增长幅度放缓，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2020年我国GDP第一季度出现明显下滑，当季值为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第二季度得到好转，但GDP同比增速仅为%（见图1）。
第二，物价稳定。2019年CPI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受疫情的冲击，2020年CPI、RPI指数持续回落，主要受食品类价格变化影响，带来通货紧缩风险，市场需求偏弱，直至6月CPI、RPI指数才初步回升（见图2）。
第三，充分就业。2019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指标走势平稳，全年保持在%左右，2020年2月受到春节和疫情的冲击，失业率出现明显的增长，上升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得到防控以及货币政策调整，企业复工复产，3月就业形势得到好转，失业率逐步回落，但回落速度缓慢（见表2）。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进出口负面冲击加大，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外汇储备出现回落，增速明显下降（见图3）。
总体而言，随着一系列货币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二季度GDP增长情况得到好转，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就业形势总体上得到好转，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依旧不足，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水平波动幅度较大，失业率水平仍旧偏高，进出口贸易压力较大。
2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金融市场体制不健全
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及发挥作用关系密切，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直接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我国金融市场起步晚、规模小，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运行不畅，金融市场体制较为落后，使得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滞后性，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的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力度薄弱，交易主体不规范，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传导受到制约。
中央银行调控能力偏弱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的管理者和监督者，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服务深度和广度都不够，信贷业务发展不平衡，信贷调控方式不健全，造成部分资金没有真正流向实体经济。市场流动性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受到限制，结构性调整不理想。另外，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影响较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带来国际贸易面临压力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受到外部制约因素影响加大，宏观调控能力削弱。
3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提高央行调控灵敏性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所以央行必须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住全球宏观经济的走势，避免传导过程中出现滞后性和超前性的现象，发挥货币政策最优效果。当前，货币政策需要注意全球经济出现下滑现象，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合理控制市场实际利率、政策目标，同时关注金融经济周期的拐点，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经济复苏脚步。
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完善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功能，扩大市场规模，加大市场间联动性，促进政策工具协调运转，确保货币政策信号能够通过金融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首先，转变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采用利率调节货币政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利率传导机制，减小企业融资成本。其次，通过价格机制稳定实体经济，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积极效应，实现产出增加，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2蔡昉.长远来看疫情不会削弱我国经济增长潜力[N].中国日报（全球版），2020-02-12.
3安国俊，贾馥玮.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03）：45-51.
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六篇】
必须集中优势、集合资源，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帮助武汉早日控制住疫情，如此方可确保全国安全。本站精心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情势与政策疫情论文 新冠疫情情势与政策论文1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1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完全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在钟南山院士的建议下，武汉第1时间封城，这是建国以来的第1次封城，也是第1个春节期间制止走亲串友的春节，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春节期间不休假，还在火车站等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排查点，询问旅居史等等，社区、疾控工作人员在小区值守、宣扬，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并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情势延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近段时间以来，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并快速蔓延，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极大挑战。据世界卫生组最新数据，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464万例，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已达200多个，国外的累计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还在增加，这可能与国家层面的重视和大家的防控意知趣关，也可能与防护物质的短缺有关。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惟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才能克服疫情，保护人类共同家园。
疫情产生以来，中方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然、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毫无保存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医治经验，在被有些国家说为“****”时我们也不靠和对方耍嘴皮子取胜，我们拿出我们对病毒的基因研究分析，用论文和数听说明病毒的起源地，并且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并尽力为各方提供支援，中国政府已向超过12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普通医用口罩、N95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质支援，中国地方政府已通过国际友好城市等渠道向50多个国家捐赠医疗物质，中国企业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质。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
近日，在我国1些个别地方，如吉林省舒兰市出现了大范围境外输入病例的继病发例，这也提示我们，在全部防控全链条封闭管理中，如果哪个环节出现了薄弱或盲区，都会出现疫情传播的风险。
当前，境外疫情爆发增长态势仍在延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延续加大，国内避免疫情反弹的复杂性也在增加。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决不能前功尽弃。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有针对性地加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举措，不断巩固防控战果，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情势与政策疫情论文 新冠疫情情势与政策论文2疫情发展迅猛，使人耽忧。武汉的动态，牵动着全国乃至国际的眼光。
23日清晨，武汉市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缘由，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这是本次肺炎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政府做出的有全局性、决定性的重大举措。从防控角度来讲，它对切断病毒传播途径，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无疑是有益的。这对武汉这座国家中心城市和逾千万市民而言，同时意味着不能不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交通暂停以后，市民就诊、购物等市内出行刚需如何保障，政府部门应当有预案。
武汉外出通道关闭，还有1个重大议题需要关注，就是物质保障。据相关部门测算，截至31日，湖北本省只能生产医用口罩800万个，防护服200万套，红外测温仪1200套，不能满足全省防疫需要。湖北省拟向国家要求紧急支援，挑唆医用口罩4000万个、防护服500万套、红外测温仪5000套。
这些现象，需要关心。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疫情变化迅速，影响民心民情，也会影响市场变化。突如其来的危机，带来防疫物质、生活必须物质的短缺。对此，地方政府部门应由应急物质保障机构，以非常规措施，迅速调集各种物质，满足医疗机构和市场需要，使民众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安到稳定。
以口罩为例，当前，是不是已确保市民人手1只乃至充足?另外，对发热等病症的求医问诊，市民如何选择适合的医疗机构?线下挂号不行能不能线上挂?这些问题都事关万千市民安全，必须及时斟酌和安排。
疫情关头，危机期间，应对不可循序渐进，而当有非常之举。此等严峻时刻，相干工商企业需依照紧急部署组织生产和调配，不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民众也应有公共意识，不参与没必要要的抢购。非常时刻保持理性，大家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全国人民也正在和武汉站在同1阵线上，狙击同1个敌人：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肺炎的产生和传播特点决定了，武汉的疫情走向将对全国防控大局起到决定性作用。武汉当前遇到的窘境，应当也正在得到全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
历史总是透亮的殷鉴。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在前，给今天依然能带来重要的现实启示。那就是，作为疫情的主战场，武汉必须打胜这场“保卫战”。只有控制住了主战场的疫情，才能真正切断病毒的外泄，才能在全国范围以最小的代价获得防控新型肺炎的终究成功。除此，我们别无他途。
“非典”时，集举国之力控制住了北京疫情，终究全国脱离了险境。今天，我们可能面临一样的选择，那就是必须集中优势、集合资源，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帮助武汉早日控制住疫情，如此方可确保全国安全。
这是所有武汉人的心声，也会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情势与政策疫情论文 新冠疫情情势与政策论文3新冠疫情目前的传播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正在从全球大流行到全球爆发的进程中了。
1：主要大国目前的局面和彼此的关系
欧盟是目前整体状态最不好的，不单单是疫情沾染的情况和疫情沾染的发展趋势，而是欧盟各国对疫情的心态问题和1些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固有的制度面的问题。
对欧盟更不利的是各国之间抗疫政策不统1，从最严格的封国的意大利，到准备准备摆烂的英国。虽然已有几个国家关闭边疆，但申根协议之下人员活动无穷制这么多年以后，能否完善履行实在是使人怀疑。
欧盟各国间的关系出现裂缝。我们已看到了截留抗疫装备与抗疫物质的新闻了，意大利求助欧盟也无果，中国是第1个响应帮助意大利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发表电视讲话之际，含泪梗咽，控诉欧盟从不团结，向我们中国发出求助。
北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加拿大关闭了边疆，仅开放美国人入境。美国也对欧洲进行了禁航。
我们也看到了在杨洁篪与蓬佩奥就美方多名政要就新冠疫情发表的不当言论事件通了电话。
杨洁篪指出，美国1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警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侵害中国利益的行动都势必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中方敦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动身，与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保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而就在不久之前，刚刚通完电话不久后，床破立刻亲身上阵，推特上对我们进行了污名化和甩锅。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疫情之下，床破仍然选择伤害双边关系。使人遗憾。
总的来讲，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我们看到各主要大国并没有出现协商共鸣的积极态势。乃至于彼其间的关系出现了1些阴影。
短时间内的无积极合作，小阴影可能也没甚么，若伴随着新冠疫情从大流行到大爆发的长时间压力下，世界各主要大国，区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倒退。
可以说，新冠疫情目前已出现了影响国际关系的趋势，而这个负面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和视察。
2：经济问题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来了，且未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变化。
太复杂的经济学的东西，我这里就不说了，免的长篇累牍，大家也是有1定基础的。
资金链问题
我们拿1个饭店举例子：暂停营业就没有了收入来源，而工作人员的工资要发啊，那就考验这个饭店有多少现金流，现金流够不够暂停营业期间的时间消耗。如果不够那就只有几个选择，要末追加投资，要末借贷，要末倒闭。
资金链1断是最可怕的，再大的企业也禁不住资金链断裂。
资产负债表短时间恶化严重
我们举例美国大企业上市公司A，抗议防疫带来第1个效应就是平常营收减少，也就是公司A的利润率降落。利润率降落的市场预期致使了第2个效应，也就是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兜售，股价崩跌。而股价崩跌就带来了第3个效应：公司A的资产价值急剧下跌。
在这类情况下，公司A的资产负债表将显现短时间内的急剧恶化局面。
流通问题
我们还是拿美国市场举例，我们知道美股是机构为主的金融市场，这里单单说其中的1个机构：美国的401K计划将居民部门的养老金与金融市场直接联系在1起，金融市场狂跌也许会让居民部门养老金账户缩水，进而影响到当期和未来的消费支出。
减少当前支出就是减少当前消费，这就致使全部市场流通量减少，1环套1环，恶性循环。
供应链与需求链
我们中国是全球第1出口大国，按下暂停键不单单深入的影响了我们自己，也同时深入的影响了世界。特别是出口产品中非终端产品的部份。
产业供应链在目前的全球化之下是这样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进口终端产品比例越高，特别是进口低利润率的产品，而出口高利率产品供应链中的上游组件部份。比如说美国进口衣帽鞋袜，出口芯片。
而相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做的更多的是来料组装加工，再卖出去。这样的国家对外贸的依存度就很高。我们中国之前也处于这个产业生态位。
而这类生态位在未来几个月是最危险最困难的，中间品特别是我们中国出口的中间品采购的少，那就意味着供应链出现了上游短缺。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
另外一方面，需求链减少就很好理解，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老百姓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减少开支，减少非生存需要的没必要要支出。
需求链的减少，反过来也就影响了供应链的供给。
经济问题也就只能简单说说原理了。大家看到美股跌成这个模样，心里应当都有数的。
3：全球化是不是会有变化?
自从床破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喊美国优先的床破也大弄民粹。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将衰退。乃至有激进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将终结。
我的看法是：全球化不会大范围衰退，更不会终结。但这次的全球新冠疫情也确切影响到了全球化，全球化可能会出现1些变化。
为何我认为全球化不会大范围衰退，更不会终结呢?
资本和产业现状决定
构成目前全球化、产业格局的主要决策者是资本
全球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效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各国基础的不同，造就了全球化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与产业分工。
现在的局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股市狂跌，全球股市随着下挫，中国按下暂停键，全球供应链吃紧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要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乃至要改变现状也不容易。现在全球化局面下，很多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容易，根本承当不了由于全球化大范围衰退而改变的产业链变更。
构成目前全球化、产业格局的主要决策者是资本，资本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的体现。
各国政府间的关系也许是建立全球化的基础，但反过来全球化未尝不是维系各国之间彼此关系的纽带呢?
举个例子：美国毫无疑问已视中国为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但美国能斩断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么?事实而言，不但斩不断，反而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不过争取的是在中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再举个例子：我们中国能脱离全球化么?我们不但进口大量的原物料，比如石油、各种矿石、木材，更进口芯片等高端产业的上游中间品，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位大致就是中间位置，不但进口大量的原物料、中间产品、终端产品也同时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终端产品。
现实来讲，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根本离不开全球化。
全球化有益于我们谋求大国地位
甚么是影响力大，就是我缺了你，我还可以找其他的，你缺了我，你过不了，那我就比你影响力大，能影响你。
我们中国加入WTO以来，积极参与全球化以来，我们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我们逐步加大了实际上的影响力。
全球权利结构中，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石油期货、亚投行等等，这就是寻求在现有体系下争取改变和谋求本身的更大的权益。
全球政治版图上，我们也提出了本身的倡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是我们谋求影响力，谋求大国地位的具体体现。
从我们本身的利益动身，我们也应当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全球化。
全球化是不是会有改变?
客观的说，没甚么东西是1成不变的，全球化也是如此。
看准大势，全球化现实来讲已不可逆，作为我们国家来讲全球化更是有益于我们，但我们同时要苏醒的认识到，全球化是必定的，但同时也是在曲折衷前进的。
床破是真的反全球化么?美国是真的反全球化么?
根本不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实际上床破在构建的是新的N个双边关系与N个新的双边贸易关系与利润分配。他在做的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中，以美国的超强实力压榨其他国家的利益。
之所以床破会这样做，不过是由于：全球化的前进出现了权势的转移、规则的重塑与角色的转变3种变化。
也就是我在去年年底写的：《视察世界 全球治理急速降落》与《混乱的2019年可能只是个开始》，两篇文章里提到的，目前的世界格局与利益分配不能体现现在实际的各国的能力与发展潜力。
很多国家都会对现状不满，所以才致使了各地动荡。美国眼看着我们中国要追上了，所以急眼了要压榨各个国家。
这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前进出现了权势的转移、规则的重塑与角色的转变3种变化。
而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确切已有改变全球化的势头出现，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与钉子，而又比如我们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却由于新冠疫情反而产生了更多的情谊。
新冠疫情会如何改变世界?如何改变全球化?目前还看的懵懵懂懂。这件事情会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程度而出现变化。会随着各国抗疫的成果而出现变化。
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有几个点：
1、全球化真的不可逆。
2、我们要谨慎谨慎争取中国范围内抗疫全面成功的同时，把控好海关入境。
3、我们要真的谨慎谨慎、仔细视察全球的变化，真心实意的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负起大国责任。
4、广交朋友、把圈子做大，总是没错的。
5、雪中送炭机会难得。对特别自负的、自己无能却指责我们的，我们也帮不了，对那些主动寻求帮助的，特别恳切恳切的。能帮1把是1把。
新冠疫情是危机。
危机就是有要挟，同时也有机遇。这是1场世界性的“战争”，而我们唯1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能从中得到甚么。
中国，加油。
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七篇】
提要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都将影响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文试图用历史和经济的逻辑来预测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沿着供应链扩散是很有可能的。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不太可能像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冲击，但贸易受到重创的时间可能不会很短。在疫情冲击下，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损害。我们不应将大流行病视作反全球化的正当理由。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贸易;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将同时对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冲击。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角度来看，疫情都将影响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本文试图用历史和经济的逻辑来预测此次疫情对贸易的影响。关键结论是，新冠病毒在经济上可能与医学上一样具有“传染性”。二战以来，大流行病主要爆发于非重要经济体，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上所有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而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将与过去截然不同，全球正在进入一种非常奇怪的衰退。
制造业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冲击是政府为了降低感染率采取了管控措施，让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这些措施明显降低了产出。第二个冲击来自于预期冲击，这种冲击损害了对制成品的需求。
政府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损害。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产生叠加效应，推动供应链回撤。供应链的国际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供应链回撤将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各国政府应该吸取教训。
一、全球制造业面临三重打击
制造业是极为特殊的产业部门。对于大部分制成品而言，消费是“可推迟”的。正如我们在2009年全球贸易危机中所看到的，由于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对耐用品需求的冲击要大于非耐用品。我们认为，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制造业可能面临三重打击。第一，由于疫情在世界制造中心（东亚）和工业大国（美国和德国）迅速蔓延，供给的中断直接阻碍了生产。第二，由于受影响较小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获得必要进口工业投入品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供给侧的冲击将沿着供应链不断放大。第三，由于总需求下降（如宏观经济衰退）以及消费者和企业因预防性动机延迟购买和投资，需求随之出现中断。
当然，所有受影响国家的服务业部门也都受到了沉重打击（特别是餐饮和电影院等），但制造业遭受的冲击无疑更大。
关于全球制造业所受到的直接冲击或需求下降的影响，我们还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利用危机前的数据来考察疫情是如何通过供应链传染的。
二、供给和需求冲击对总贸易流动的影响
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引力模型认为，一国（出口国）到另一国（进口国）的出口价值与进口国总需求（以其GDP衡量）和出口国总供给（以其GDP衡量）正相关，与两国之间的距离负相关。
由于两国之间距离不变，对双边出口的冲击可以简单分解为供给冲击（出口国GDP变化）与需求冲击（进口国GDP变化）。按照这种分解方法，新冠肺炎疫情对总贸易的影响如下：第一，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供给冲击，一国生产的供应中断表现为其对贸易伙伴出口的减少。随着贸易伙伴进口的减少，总需求转向当地替代品或者出现缺口。第二，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需求冲击，一国收入的下降将导致其从贸易伙伴的进口减少。随着贸易伙伴出口的减少，总需求进一步下降。这即是需求冲击的传播方式。
鉴于当前受冲击最严重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其面临的巨大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流动出现大幅下降。
三、通过全球供应链的“供给端传染”
国与国之间是通过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贸易是跨国“传染”的重要媒介。当然，国际贸易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成倍增长。这使得上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传播更加复杂。制造业的连锁反应将取决于各国对其他国家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或间接的敞口。
截至2020年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90%以上的确诊病例都发生在中国。其次，受影响较大的两个亚洲国家是日本和韩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于大多数制成品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
图1以中国纺织品为例。圆形面积反映了双边贸易流动规模，箭头粗细反映了双边贸易流动的相对重要性。图1仅考察纺织业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
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沿着供应链扩散时，可以观察到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在纺织业中间投入品方面，中国确实是世界工厂——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中心;第二，纺织业的区域中心也十分明显，即意大利是“欧洲工厂”的心脏，中国是“亚洲工厂”的心脏，美国是“北美工厂”的心脏，非洲和南美洲则没有类似的枢纽国家。
图2显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信息。图1和图2之间的明显差异表明，两个部门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不同部门的供应链差别很大。在信息与通信业，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中心地位，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均是信息和通信产品“亚洲工厂”的中心，且信息和通信业供应链的地域性比纺织业更强。
以上证据表明，疫情的影响沿着供应链扩散是很有可能的。东亚制造业的供给中断很可能会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部门。
基于经合组织（OECD）贸易增加值数据库，我们对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表1显示了各国制造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一国直接或间接购买产品的来源。例如，美国从中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进口产品。第一个渠道是直接进口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考虑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实际上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如中国可能从日本购买精密光学元部件，用于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相机），我们对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二个渠道是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然后由美国制造商将这些零部件组装成美国公司和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比如中国可能会向美国公司出口安装在美国车道遥控门上的电机。
第三个渠道是美国从第三国购买包含中国生產零部件的产品。比如美国进口了大量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这些汽车有很多零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的。
从表1的结果来看，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生产的产品和零部件在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的进口中都非常重要。在列出的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增加值占最终支出的比例不低于3%。我们还可以从数字上看到很强的区域性，美国在北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欧洲制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尤其是德国）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主要供应商。
由此可见，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的供应中断，可能会对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和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四、服务贸易
一些服务贸易，如航空、酒店租赁和旅游业，已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沉重打击。其他服务业，如金融服务和医疗服务受到的冲击则相对较小。总体来看，疫情的冲击似乎会鼓励人们进行远程、居间的人际交往活动。由于这些活动是许多服务业的核心，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最终会增加服务贸易。
五、以往全球贸易受冲击的经验教训
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导致了后来所谓的“贸易大崩溃”（GreatTradeCollapse）。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全球贸易急剧下降，降幅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值。这种下降具有突发、剧烈和全球同步的特征，因此影响巨大。
全球贸易自二战以来下降了数倍，但2008-2009年的冲击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如图3所示，在1965年以来发生的三次全球衰退中（1974-1975年石油危机、1982-1983年经济滞胀、2001-2002互联网泡沫危机），全球贸易至少下滑了四分之三。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不太可能像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冲击，但当时的经验可以为此次疫情的影响范围提供一个可能区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受到重创的时间可能不会很短。当时全球贸易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负增长。
此次疫情与2008-2009年贸易大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当时更多是需求侧出现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对供给侧造成了一定的直接损害，但主要集中在银行和金融业。制造业的损失（如克莱斯勒破产）主要是因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而不是危机本身导致的。
已发表的关于贸易大崩溃原因的研究为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了重要线索。可能导致贸易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包括进口在内的所有产品的总需求下降;（2）贸易融资变得更加困难;（3）贸易壁垒不断升级（CrowleyandLuo，2011）。
学者的普遍看法是，贸易的崩溃主要是需求冲击造成的，特别是对于“可推迟消费”的商品（Eatonetal.，2009;Bénassy-Quéréetal.，2009;Levchenkoetal.，2009）。也就是说，由于很大一部分贸易是耐用品，出口的波动幅度往往是GDP的2-3倍（EngelandWang，2011）。
此外，需求冲击会沿着供应链放大，我们称之为“牛鞭效应（BullwhipEffect）”（Zavacka，2012）。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下降会导致供应链上的每个生产者在重新下订单之前清空他们的库存。其结果就是，对于供应链上游的公司来说，需求冲击被放大了。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十分重要（Bemsetal.，2010;Yi，2009;Alessandriaetal.，2010;Altomonteetal.，2012）。
关于“供应链传染”的问题，Bems等（2010）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框架来量化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和欧盟的需求溢出效应以及世界贸易对GDP的弹性。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和欧盟需求下降的影响中，20%-30%是由其他国家承担的，北美其他国家、欧洲新兴国家以及亚洲受到的打击最大。
关于另外两个可能导致贸易崩溃的原因，CrowleyandLuo（2011）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贸易壁垒在贸易崩溃和复苏期间有所上升。Bricongne等（2012）以及ChorandManova（2010）认为，信贷限制对贸易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
六、结论
在疫情的冲击下，政策和企业的错误反应可能会对贸易体系造成永久性的损害。美国对其所有贸易伙伴不断发起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促使美国将供应链回撤。供应链的国际化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供应链回撤将造成相反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吸取教训。
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显然会增加风险。比如日本，如果再发生一次2011年的海啸，其生产成本和风险都会增加，而预测显示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未来发生的概率很高。
我们不应将大流行病视作反全球化的正当理由。增加进口来源可以缓解对某个国家过度依赖的问题，尽管这样做会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投资目的地转向多个国家，这主要是受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工资上涨的推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协调全球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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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hsupplyshockanddema‘contagious’hardandasbroadlyastheGlobalCrisisdidin2008-09，butitisworthnotingthatthetradecontractwassharp，dfirms’m.
Keywords：COVID-19;InternationalTrade;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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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第八篇】
防控疫情、战胜疫情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战、全力求胜的大战。能否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次抗击疫情作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部署，既表明了这场斗争的严峻形势，更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决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和科学决策。
抗击疫情的艰巨性。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一些感染者在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可谓“看不见的敌人”，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可谓“看不见的战线”;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性，可聚集性扩散，防控疫情可谓“无边界战场”;目前对于治愈新冠肺炎仍没有特效药。这些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和战斗者，无论是在前线奋战还是在后方保障，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居家的群众也要积极配合相关防控措施，凝心聚力，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打好一场人民战争。这些因素也决定了疫情防控不是单靠卫生健康部门、疾病防控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就能完成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武汉到全国、从党政机关到社区乡村，都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组织一场总体战。这些因素还决定了疫情防控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展开一场阻击战。
抗击疫情的复杂性。这次疫情防控处于疫情传播与春节春运的重合期，感染人群与未感染人群接触机会多，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波及范围的工作难度大;既要对新冠肺炎患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又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加快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研发，同时做好防控和科研各项工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疑似病例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物资供求矛盾较为突出，不仅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而且救治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同时，又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形势复杂、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只有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面统筹布局、层层压实责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才能战胜疫情。
抗击疫情的总体性。***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疫情防控的全方位性要求我们把握打赢制胜的全域性，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风险，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等。这次疫情防控是大战，也是大考。应对大考，赢得大战，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研判准确，各项工作部署及时，采取举措有效，打赢制胜的战略方案不断优化。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综合运用、系统发力，一定能打赢这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硬仗。